解放前上海地區反動武裝的大本營——虹口北四川路的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是座陰森恐怖的魔窟，鋼骨水泥鑄成的院牆內外戒備森嚴，崗亭、炮樓、電網、水牢、秘密刑場……一輛輛“飛行堡壘”日夜鳴響淒厲的警笛從大門口駛出滿街抓人，多少革命誌士和無辜百姓進去後再也沒能活著出來。然而，就在這虎穴狼窩內，長期潛伏著我地下黨四位女同誌，而且都僅２０多歲，從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她們利用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打字員的身份，為我地下黨提供了數百份情報，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她們的任務。
巧設計打入敵巢
福州路上有一間門麵不大的“四如春”點心店，店主是位尚待字閨中的王小姐。王有位阿姨在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辦公室當打字員，人稱董小姐。１９４６年的一天，有位周小姐去“四如春”吃點心，無意間發現店主王小姐原來是她兒時小姐妹。此後周小姐便常來光顧點心店，於是也同董小姐相識了，閑談間發覺她倆是同行，周小姐在福州路上中西大藥房當打字員。董向周流露出不願在特務機關當打字員，名聲難聽，待遇又低，說她想“跳槽”去洋行當打字員。那是當時上海職業婦女向往的工作，隻是她原來的位子無人頂替，難以脫身。
周小組馬上表示她願意替董小姐工作，因她同中西藥房老板關係相處不好，即將被辭退。雖說替特務機關幹事，總好過失業丟飯碗。
董小姐喜出望外，兩人一拍即合，董推薦周進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董本人也如願以償去了洋行。
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原有四位女打字員，自董小姐跳槽成功後，其餘三人也紛紛找替身欲另謀職業，於是新進來的周小姐熱心當起了牽線搭橋的“紅娘”。不多久三名女打字員也一一跳槽，而接替她們的是傅小姐、趙小姐和柳小姐。
四名跳槽出去的女打字員都未知曉，那位熱心的“紅娘”周小姐竟是中共地下黨員。那次在“四如春”點心店同王小姐的“邂逅”以及接下來結識董小姐，全是周的上級領導人陳來生的精心安排，目的就為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以後進來的傅小姐、趙小姐和柳小姐，也都是受陳來生領導的地下黨組織人員。陳原屬中共中央特科，後屬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情報係統，１９４８年又劃歸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在長期的恐怖環境裏，陳來生領導的情報係統開展了大量工作，像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皮那樣滲透到國民黨國際電台、港口司令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作戰處、國民黨空軍運輸大隊、轟炸機大隊……自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打字業務全部被四名年輕貌美的打字小姐控製後，一份份情報便又落到陳來生手中，這些小姐將所有打印文件的複寫紙底稿都悄悄帶了出來。
拋生死履險涉關
在特務機關的情報部門工作，周圍魔影幢幢，遍布陷阱。稽查處內部有一個《保密防奸條例》，有專門的“肅奸組”，製訂了一整套嚴密措施防範中共地下黨打入。每一名工作人員都要簽字具保，實行連坐，並有專人任秘密督察。你不知道什麽時候一言一行已受到暗中監視，也不知什麽時候你辦公室抽屜和宿舍又被檢查過了。稍有不慎，就招致殺身之禍。天天在這樣的環境裏竊取情報，既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又要十分熟悉周圍的人事狀況、地形位置和敵人活動規律。必要時，還要利用“小姐”身份並施以小恩小惠與身邊的“特務同事”搞好關係。這對於四位年僅２０多歲的姑娘來說，心理上和精神上承載的東西都似乎太多了。
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是敵國防部保密局公開單位，所打的文件全是向保密局南京總部直接呈報的主要情報，如：“監視中共在滬秘密活動地點分配表及加強防止暴露辦法”、“逮捕中共人員行動名單”、“稽查大隊抵押人犯的報告”、“稽查處情報工作概況”、“保密局潛伏布置疏散人員名冊”、“每月召開的黨政軍警聯席會議記錄”、敵內部發行的“日日情報”，以及如胡喬木等中共領導人活動情況的重大專案情報等。四位姑娘獲取情報後，先設法盡快轉交組織，然後再將打字稿交到繕校室，這樣就為地下黨組織搶在敵人前麵采取措施爭取到寶貴的時間，使敵人逮捕我黨同誌的計劃屢屢落空。有些需緊急打印的情報，則由她們的頂頭上司繕校室主任親自送來，他就坐在打字室督催，打畢後立即帶走。姑娘們隻能邊打邊強記情報內容。有時打到最後幾行故意出錯，裝出很無奈的樣子將“廢品”揉成一團丟進紙簍，重新再打。待下班無人時便偷偷將那張“廢品”藏掖在身上帶到外麵，就在離淞滬警備司令部不遠的一個隱蔽接頭點，上級領導陳來生正等著取情報呢。
竊情報調虎離山
１９４７年盛夏，四人都發覺她們所在的情報科氣氛有異，文書室燈光晝夜不熄，門關得鐵緊，就連她們去送打好字的文稿，裏麵的校對也僅開一扇窗口將文件接進去。四人中的傅亞娟此時已是二科中尉稽查，並持有可隨時出入一切內部管轄地區的證件，但此刻也不敢貿然去敲繕校室的門。憑經驗，她們預感到肯定有個涉及麵很廣的我黨地下組織機構被敵人發覺了。傅亞娟與四人中年齡最大的“老阿姐”周明在文書室走廊口裝著聊天觀察動靜，忽見繕校室門開了，專門抄寫文件的特務黃湘先急匆匆朝外走，“恰巧”與迎麵而來的傅、周撞個滿懷。“哎呀黃大哥，幾天不見，怎麽憔悴成這副模樣？看你眼睛都熬紅了。”一臉疲憊的黃湘先隨口道：“你們又不肯幫忙。”兩人接過話茬一口允諾幫忙。黃湘先返身去向宋主任匯報，她倆趁機跟進繕校室，一眼瞥見桌上一疊文稿，卷麵上寫著“共匪大華公司專案”，不由心裏一緊，麵上卻不露聲色。一番甜言蜜語，幾許關愛體貼，宋主任終於默許了讓四名打字小姐都來幫忙抄文件，並一再叮囑這是向國防部二廳直接報告的一式二份的絕密材料，失密了要槍斃。她們知道宋某嗜酒如命，還特意讓勤務兵去辦酒菜，說是讓所有抄文稿的人都到她們宿舍去喝上幾杯消消疲勞。
當繕校室隻剩她們四人時，她們立即爭分奪秒迅速抄寫……因為她們還要多抄一份送給地下黨組織。抄著抄著，她們心情漸趨沉重。原來大華公司是新四軍設在上海的經營鋼材、醫藥、紗布等專供部隊給養的一個貿易機構，由於中共蘇中區地委書記金柯被捕後叛變，供出大華公司及總經理忻元錫，致使這一重要機構遭到破壞。留下更大隱患的是沒有人知道金柯已叛變，他正準備利用地委書記的身份潛入解放區陰謀加害部隊首長……
這一重要情報當天晚上就送到陳來生手中，陳派專人火速送到蘇北解放區，華中工委作出緊急部署。當叛徒金柯以地委書記名義帶人一踏上解放區土地，便被立即逮捕。
在解放軍渡江前夕，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辦事處有一特務偽裝成進步新聞記者，借以誘捕中共地下黨。那特務放出風聲，說駐長江防線的國民黨軍隊所有軍長、師長都是他的朋友，他有力量去策反他們。
上海局策反委書記張執一同他進行了試探性接觸。那特務正欲向中統局邀功，不料被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當作“匪諜”抓了進去。特務記者喊冤叫屈，吐露實情，說是中統局的人，是去誘捕中共地下黨張執一、李正文的。稽查處半信半疑，於是發一公函致中統局上海辦事處，查問有無該記者其人。這份公函交付打印時落到了四位女打字員手中。當天陳來生就獲悉這一情報，並迅即交給其上級陳蕙瑛，他還不知道公文中指名要捉拿的李正文便是陳蕙瑛的丈夫。事後黨組織迅速布置張、李兩人從上海撤退，避免了又一次損失。
為應付虛與周旋
為了在特殊的環境裏完成特殊的任務，姑娘們不得不將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絲毫不能流露出那個年代進步女青年的天性：追求光明、向往自由、熱情奔放、坦誠直率。她們必須整天同最厭惡的特務打交道，學會另一種生活方式。為了不暴露身份，她們的言行舉止、習慣愛好、衣飾穿著都要時時處處符合“小姐”身份。她們要懂得時尚，講究打扮，學會跳舞搓麻將，要廣交朋友，陪男特務閑談、逛街看電影。她們要盡量表現得思想單純，忠於職守，使人容易接近，但有時也要耍點“小姐”脾氣。
在清一色男性主宰的特務營壘內，四名年輕的女打字員猶如虎狼窩穴裏的四朵“金花”，時時受到男特務們的騷擾。
稽查大隊副大隊長汪某看中了年輕的趙幼芝，托趙的頂頭上司——情報科長出麵說媒，幾次三番糾纏她，還邀請她去昆山遊玩。傅亞娟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稽查處二科副科長經常把她叫到辦公室去東拉西扯，一雙眼睛色迷迷不懷好意地盯住她。
姑娘們背地商量，既不能完全拒絕，又不能讓敵人的圖謀得逞。為此，她們煞費苦心，想了種種巧妙的辦法與敵人虛與周旋，幾次化險為夷。她們也摸準了男特務們的弱點，將計就計，利用自身特殊條件多次將掩護情報工作順利完成。
１９４７年春，組織上考慮到“老阿姐”周明有暴露身份的危險，讓她主動從特務機關撤退，去了解放區。隨著國民黨反動政權加速走向滅亡，敵人更加瘋狂地搜捕地下黨人。１９４８年春，傅亞娟被另一特務機關——中統上海局辦事處逮捕。
傅亞娟被捕直接威脅到趙幼芝和柳茂才的安全，當時她倆麵臨兩種選擇：一是立即從稽查處撤退，去解放區，這樣能脫離虎口，但從此失去情報來源；二是繼續留在特務機關，雖能仍舊獲取情報，但十分危險。一旦傅亞娟出事，兩人身份立即暴露。
傅亞娟被捕的第二天組織上就得到消息，上級領導陳來生同趙幼芝在接頭點見麵，商量對策。趙幼芝表示如兩人同時撤退更會引起敵人懷疑，不妨讓柳茂才先“請假”幾天暫避以觀察動靜，自己繼續留在稽查處。陳來生反複分析研究後同意了，告誡她密切注意周圍特務動向，做好隨時撤退的準備，並預先準備好一套萬一被捕時的口供。
由於特務機關內部矛盾，屬於軍統係統的稽查處並不知傅亞娟被中統逮捕的事，傅亞娟經組織營救出獄去了解放區，而柳茂才仍若無其事地回到稽查處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趙幼芝、柳茂才為我黨送出最後一份情報。５月２４日下午，距上海解放前三天，兩人終於安全撤離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與上級領導勝利會麵。
時光如流，當年豆蔻年華的四名打字小姐，如今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傅亞娟在無錫，柳茂才在南京，“老阿姐”周明在昆明，“三小姐”趙幼芝則仍在上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幾位曾一同戰鬥在敵人心髒裏的生死與共的戰友，至今互相通電話時仍用當年的化名彼此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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