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當時大權在握，要玩弄一把“禪讓”把戲易如反掌。然而，問題是，永曆帝的寶座可以取代，永曆朝廷所能發揮的號召作用卻是孫可望望塵莫及的。孫可望進退維穀，一方麵強烈的野心驅使他繼續策劃和籌備登基大典；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考慮一旦踢開永曆朝廷，包括李定國，劉文秀等原大西軍高級將領在內的各種抗清勢力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承認他這個冒牌天子。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孫可望因有所顧忌而始終沒有邁出皇袍加身這最後一步，然而永曆帝卻倍感壓力心驚肉跳，好像頭上懸掛著一把隨時會落下來的鋒利寶劍，時刻都有被廢黜以至被殺的危險。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親信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國身上。他們對李定國的戰功，兵力，人品和同孫可望之間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大學士文安之是建議召李定國統兵入衛的主要策劃者，他作出判斷：“劉（文秀），李（定國）之交必合，眾誌皆與孫（可望）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指出要觀察形勢，秘密行動，以免危險。於是，為了擺脫孫可望的嚴密控製，永曆朝廷著手秘密聯絡李定國。朱由榔在私下對內監張福祿，全為國說：“可望待朕無複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為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統大師，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傅父子，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生丕振。將來出朕於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齎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為朕密圖此事否？”張福祿，全為國提出徐極，林青陽，胡士瑞，張鐫，蔡曾經劾奏馬吉翔，龐天壽依附秦王，想必忠貞可靠，建議永曆帝同他們密商此事。永曆帝同意，於是上述七人共同商議，一致表示讚成，即往首席大學士吳貞毓處秘密討論具體辦法。吳貞毓說：“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事機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自告奮勇願行。吳貞毓即命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蔣乾昌擬敕稿，兵部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由張福祿等持入宮內蓋皇帝玉璽之印。林青陽按照事先計劃以請假葬親為名，身藏密敕於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十一月前往李定國軍中。當時，李定國正在湖南，廣西一帶與清軍作戰，不暇內顧。到了1653年六月，永曆帝見林青陽出使半年，音訊杳無，就讓吳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聽消息；吳貞毓推薦翰林院孔目周官。武安伯鄭允元建議永曆帝應該設法遣開馬吉翔，以防走漏消息。永曆帝即以收複南寧後需派重臣留守為名，讓馬吉翔前往。馬吉翔離開安龍赴任後，周官立即秘密上道。朝廷密使到達李定國營中後，李定國讀了永曆帝的敕書，深受感動，“叩頭出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寧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寧負友必不負君”。在給大學士吳貞毓的信中又說：“粵中未定，進退維艱，凡事須密，責在老先生。”
不料，馬吉翔到達廣西後，遇到來自李定國軍中的永曆朝臣劉議新。劉以為馬吉翔長期受永曆帝寵信，貴為侯爵，必然參與密詔定國之事，見麵之後竟然無所顧忌地把朝廷兩次敕諭李定國領兵迎駕的情況和盤托出，並說：“定國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龍迎駕。”馬吉翔大吃一驚，立即派人飛報孫可望。孫可望得報後，深知一旦李定國迎駕成功，自己獨攬朝政的局麵將完全打破。於是，他決心火速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立即派親信將領鄭國，王愛秀於1654年（永曆八年）正月初六日進入安龍“皇宮”，逼迫永曆帝說清事情原委，“索首事之人”。永曆帝朱由榔推諉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麵假敕，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裏事？”鄭國，王愛秀即與龐天壽合為一夥，於三月初六日逮捕吳貞毓等與密敕有關的官員約二十人，經過嚴刑拷打後，蔡等人為了避免牽涉永曆帝，承認是部分朝臣勾結內監張福祿，全為國瞞著永曆帝私自矯詔密敕李定國。鄭國追問“皇上知否？”幾人一口咬定：“未經奏明。”鄭國與永曆朝廷中依附孫可望之人無法可想，隻好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孫可望報告。孫可望命令以永曆朝廷名義組織審判，於三月二十日以張鐫，張福祿，全為國為首犯，處以剮刑（淩遲）；蔣乾昌，徐極，揚鍾等十餘名為從犯，立即處斬；首席大學士吳貞毓為主謀之人，姑念為大臣，勒令自盡。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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