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書室工作，那年我十九歲.
政治秘書室的全稱叫中共中央書記處(由黨的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相當於後來的中央常委會)政治秘書室。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達彰。秘書室主要是為毛主席服務的。毛主席常把它稱為是“我的秘書室”。
師哲當時又是主席的俄文翻譯，建國初，主席要看大量的來自蘇聯的文件，所以師哲的工作非常繁忙。很少管秘書室的事，也不常來。江青倒是來，也管事。像反映類和控告類的信件她都看，有時還來參加秘書室的室務會議。凡是她到會的時候，田家英總是請她先講話。田家英跟我們說，江青是我們秘書室的首長。剛開始時，我在會上發言，看到有那麽多大人物在場，難免有些緊張，江青輕聲地對我說，小同誌，別著急，慢慢講。我對江青的初始印象挺好。
那時我工作證上的職務欄裏寫的職務是見習秘書。領導上給我的任務一個是閱讀北京和華北、東北地區的報紙、刊物，把裏麵重要的內容做成摘要，呈送給毛主席看。再一個是閱讀處理各地群眾還有民主人士寫給毛主席的信件.我負責處理控告類的信件，就是控告各級幹部的，那時這類信件並不多，一個月也就一，兩件，但比較重要反映類的信件是李公綽管的，這類信件比較多，是反映群眾對一些政策的意見的。有時他看不過來，我也幫著看一部分。數量最多的是求決類信件，即要求解決各種個人問題的，如工作，學習，治病，等等。
秘書室呈送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一般都是先給江青，由江青決定怎麽處理.江青是在菊香書屋前麵的一個小四合院裏辦公的。當時秘書室送，收文件主要是王象乾負責的，有時我也去送過。後來江青去蘇聯治病療養，呈給主席的信件和文件就由田家英來負責處理了。
江青和毛主席的英雄情結
田家英看我喜歡學習，看書，加上我做的報刊摘要和呈送的信件常受到主席的批閱，就叫我協助他一起做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
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參與其中。而具體的工作則是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在負責。先由人民出版社根據毛主席和中央相關領導審定的編目，印出入選文章的清樣，我們把清樣分送給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審閱修改.然後，田家英和我就要對經過修改後的清樣作反複校對。田家英跟我說，清樣雖然印出來了，但有些文章並不是根據原件印的。所以要我去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那時還沒有中央檔案館)那裏找原件作校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保留下來的主席手稿很少了。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都是發表在1920年代的《向導》等雜誌上的。手稿早已佚失，那些原版的雜誌就是最原始的文件了。而像《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原件就是在當時用手刻油印出來的本子，那很可能還是當時的中央蘇區或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刻印的。
然而毛主席在1938年寫的《論持久戰》，卻保存有原始的清樣稿。清樣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筆改的字跡，還有許多地方是用鋼筆書寫的。在鋼筆書寫的字跡上，主席又用毛筆再作了些修改.我回來問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鋼筆寫字的麽？田家英告訴我，那鋼筆字是江青同誌寫的.多年後，我把這事當麵向江青提起過。江青跟我說，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戰爭初期對抗日戰爭戰略、策略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作了認真研究的心血結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裏所預見的事情後來都被曆史證實了。這篇文章對整個的抗日戰爭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就是在國民黨那裏產生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全神灌注，竭盡了全力的。那時主席很容易發脾氣，你不能對他有任何幹擾，稍微影響了他的思路，他就會罵你。而平時主席是從來不罵人的。為了集中力量寫東西，他連吃飯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時剛吃了一口，想起什麽來，就馬上放下，又去寫了。所以飯菜常常是冷了又熱，熱了又冷。你送東西給他吃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後來江青就想了個辦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裏.讓他把飯菜放在嘴邊就能喝下去。江青說，有時主席還叫她在辦公室門口守著，不讓人進來，一些高級幹部來了都不見，人家還以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裏擋著，說主席在寫東西，不讓任何人打擾，有事找誰找誰去。有時可能是在寫作的過程當中碰到了困難，主席就顯得很煩躁，甚至會全身發熱，冒汗。她就趕緊拿著毛巾給他擦拭。有時寫著寫著，手上也發熱了，她就設法找來些恒溫的涼石頭，讓他放在手上握著，用來降溫。江青說，那時她守在主席邊上根本都不敢說話，看到主席寫好一段，就趕緊過去幫他抄寫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點抄寫清楚，她聽說主席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是賀子珍照顧他的。
一個山東的小女子，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在最危急的關頭，來到了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去照顧他，不但照顧的那麽好，還幫助他整理文稿。我作為她的鄉人，感到非常光榮。
江青還跟我說：“人家老說是主席先喜歡上我的，其實是我自己先主動去找主席的。我早先就聽說，主席的夫人對主席不好，後來又離他而去，主席一個人生活沒人照顧。我就想要去照顧他”。她說，她多次聽過主席做的演講，看過主席的很多文章，覺得主席才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是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英雄，她那時有著強烈的英雄情結。她說她記得很清楚，1938年的春節是陽曆1月31日。那天主席來看她和阿甲主演的”打漁殺家”。阿甲很會演戲，他在舞台上盡量把自己的身體壓得很低，來襯托她。演出結束後，毛主席到後台來看他們，並和他們交談。這是她第一次和毛主席直接交談。她說，你不知道主席在和你說笑的時候，那種魅力是她從來都沒遇到過的。她當時就覺得自己可以為他去獻出一切。甚至為他的一個微笑，一個鼓勵，去生去死，去完成自己革命的天職。她當時就覺得，她就是屬於主席的，而且主席也一定會是屬於她的.我問她，你怎麽就那麽自信呢。她說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麽會有這個想法，但冥冥中似乎被一種巨力所吸，把她吸引到主席這邊來了。她當時就想，自己這一輩子，就是主席的人了。加上那時主席又已經與賀子珍離了婚，她說，這是老天賜給我的機會。這以後，她就自己找到主席那裏去，一開始，哨兵攔住不讓她進去，她就在門口一直等。哨兵沒有辦法，隻好進去報告主席，主席馬上就叫她進去了。江青說她幫助主席把“論持久戰”整理出來以後，就被委任為中央軍委秘書，她說這是她在中央機關的第一個職務，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榮的一個職務。江青說，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她記得那天正是黨的生日。那時，黨內有許多人反對他們的婚姻，特別是張聞天，項英兩個反對得最厲害。說主席怎麽和一個戲子結婚。主席很生氣，就對他們說，我是學孫中山。到了8月的時候，賀龍從前線回來，嚷著要主席請客喝酒。這樣大家才都知道了這件事。
後來毛主席轉戰陝北時，整個九支隊(黨中央機關的代號)就是她一個女同誌。她跟我說，她青年時代崇拜法蘭西的女英雄貞德，她要以她為榜樣，跟著主席轉戰陝北。她說：”我就是死也要和主席死在一起”。江青說，那時候主席在生活上，大多是她來照顧的，主席一邊要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一邊還要牽著胡宗南三十萬大軍到處轉，以給中原戰場減輕壓力。整天都是行軍，轉移。跑到一個地方隻能到老鄉家去吃頓飯。每到一個地方，江青都要自己親自去為主席安排吃的，當時陝北糧食很少，隻有黑豆，吃下去不消化，江青就用手把黑豆一點一點地揉碎，然後煮成粥給主席吃。那時江青的身體也不好，人很瘦，她自己都覺得很困難了。但仍然全力照顧主席，她說，我犧牲了，那隻是一個小數。而主席則關係到全國大局。她要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證主席的營養和健康。同時，她還要協助主席的工作。像《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重要的文章，就是由主席口述，江青記錄整理，然後主席在江青記錄的稿子上再作修改的。後來到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主席寫的一些電文也是由主席口述，江青作記錄的。
從我後來和主席的接觸中，我覺得，江青所以能受到主席的青睞，主要是在中華民族存亡係於一線的危難時刻，她能千裏迢迢從大城市上海跑到山溝溝延安來參加抗日。不僅江青，還包括和江青一起來延安的電影明星陳波兒，還有作家丁玲等。主席認為她們都是民族的女英雄。毛主席特別喜歡曆史上的秋瑾，李清照，花木蘭這些人。特別是秋瑾，主席對她的評價很高，他專門跟我們說過。他很喜歡看秋瑾在日本拍的那張拿著刀劍的照片，說這張照片透出了鑒湖女俠威風凜凜的氣概。她的死難對滿清皇朝的垮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像趙一曼等烈士，在主席眼中更是偉大的女英雄。在中國幾千年抗擊外來入侵的曆史上，好些男人都是一塌糊塗的，還不如女人。李清照寫的抗金詩篇：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主席親自抄過好幾遍，還有個寫韓世宗的夫人梁紅玉擊鼓抗金的戲，主席也經常看。可以說，毛主席也是有著英雄情結的。
江青從1938年和主席結婚，一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三十八年間，我覺得她是對得起主席的。她沒有給主席丟臉。盡管現在加在江青身上的謠言，誹謗，醜化，誣陷都已經是無以複加了。但從江青在法庭上、在監獄裏直到她最後的表現來看，她確實是一位女英雄，毛主席沒有看錯人。
江青在文革前和我的幾次交往
雖然平時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見她，但並沒有和她多說話。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聽說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斯大林曾送給她一塊綠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圍的蘇聯女士看了都紛紛地效仿，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江青綠”，在莫斯科風靡一時。我總覺得，像我這樣小小的見習秘書是不應該去打攪她的。可沒想到，在批閱我送審的信件和文件時，江青已經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我們受到中央辦公廳領導錯誤打擊的時候，我聽主席身邊的人告訴我，江青跟主席說，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歲就來到主席身邊了，他們怎麽會反黨！在我處在困難的時候，她給了我支持，這在我當時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談話，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楊尚昆、田家英他們把我從政治秘書室調去中南海的後樓研究室當研究員。那裏的工作不像在秘書室那樣緊張，我便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出於我對當時正在熱烈進行著的史學討論的一點個人興趣，沒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寫好後，我先給田家英看。他看了說可以送給“曆史研究”雜誌去發表。文章送去以後，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裏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了《人民日報》，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當年八月出版的《曆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可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的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周揚在中宣部組織了幾次有史學界很多權威參加的會議，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隨調查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這事。我就寫信給《曆史研究》雜誌的編輯，想了解他們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觀點的，以便參加討論。但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複。又聽說原來已經準備好的批判我文章的會議也不開了。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毛主席在關注這場討論，但具體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後，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沒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後他就帶我去了豐澤園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她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去找資料給他看，他還看了很多關於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給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找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講給我聽。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場牽涉麵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江青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並在批示後麵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麽”。
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後來並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我原還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後來的文章裏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裏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不用找他們。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台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薑還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讓我留在釣魚台，參加他們的反修班子。沒想到陳伯達搶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後把我調去了紅旗雜誌社。我去”紅旗”上班後，陳伯達讓我單獨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裏辦公，又讓我當曆史組組長(正局級)，可他並沒有給我什麽具體的任務。我猜想，他調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隻是為了做個姿態給毛主席看的。可我是個閑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到北京郊區的通縣搞四清運動。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後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裏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麵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指示，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副部長都親自來了。其實我也沒什麽大病，開始以為是結核病，後來一查不是，是因為過度勞累，支氣管破裂。出院後我就回到《紅旗》雜誌，一邊休息，一邊看報、讀書。見到曆史學界一些人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曆史，我就寫了一篇《為革命研究曆史》的文章與他們辯論。
江青和革命樣板戲
1964年夏天，江青幾次叫我去看樣板戲的觀摩演出。說這也是黨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你也得關心。還要我寫評論。可這方麵我不是很懂。所以，沒能完成她的任務。後來1966年初我去上海時，她又兩次讓我和她一起去看樣板戲的排練。以後又叫張春橋陪我去看樣板戲。
江青說她在北京抓樣板戲時曾跟彭真，鄧拓他們打過招呼的。但彭真他們隻是表麵應付她，實際上並不歡迎。也沒有真正布置落實，所以北京劇團的領導並不積極配合。因為市裏和文化部都沒有給他們這個任務。
原來的《紅燈記》是杜近芳演鐵梅，她的唱腔是絕對好的，別人都達不到她的水平。連梅蘭芳都佩服她，認為她唱得比他好。浩亮跟我講，那些老京戲迷都隻聽你的唱，不管你的長相怎麽樣的，也不管你的動作好不好，主要就是唱。杜近芳和江青關係也挺好的，但江青從劇情要求出發，認為鐵梅應由擅長表演小旦的演員來擔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說，我將來一定弄一個適合你的劇本出來，讓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鐵梅是個小姑娘，不適合你。杜近芳說，我演過杜麗娘，那也是很年輕的。江青說，你臉盤比較大，打扮出來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選了半天，最後選了劉長瑜。劉長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說，我就要這個。她適合演鐵梅。劇團的領導說，讓劉長喻演李鐵梅，觀眾恐怕不習慣，江青說，觀眾的習慣也是可以改變的，你叫她唱兩三場之後，這個就定型了。你再叫別人來唱，人家還不願去看呢。觀眾的習慣也是要培養的。後來的事情證明了江青的觀點很對，有個省委書記來看《紅燈記》，不是劉長瑜演的。他就不滿意，一定要看劉長瑜演的，說什麽時候她演，他還要來看。劉長瑜後來被稱為”新梅派”。她的唱腔帶著點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選了高玉倩。直到現在，這三個人的組合還被業界認為是絕配。浩亮跟我說，江青很懂戲，你唱的時候拖個半拍音，她馬上就聽出來，說這不對。你拖了。所以演員都服。她確實是個內行。浩亮和我在秦城的時候是難友。
《智取威虎山》裏楊子榮的亮相是江青設計的。江青說，這英雄出場是定型，是一出戲成敗的關鍵。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開篇之筆。童祥苓試了很多次連他自己都不滿意，最後江青親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麽擺動作。手和腿該怎麽放。經過江青指導後的楊子榮再出場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樣了。當時就獲得了全場的鼓掌喝彩。
江青有時看排演的時候，會把身體從側麵低下去看，她說這是觀眾看戲的角度，你戲演得好不好，一定要從觀眾的視角來看才知道。
有些唱詞，江青其實是跟主席商量來改的。主席還親自改了幾個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員一唱就覺得不但上口，意境也大不一樣。可大家不知道，還以為是江青改的。說江青的水平比編導都高。江青說，我當時也不能告訴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看《白毛女》時，我提了個意見。說白毛女裏喜兒出逃，好像是有點個人奮鬥。她一個人怎麽能生存呢，比魯濱遜漂流記還難啊！哪怕有兩個人一起逃出去也好一點。劇團有的人覺得我講的對，還真去改了，設計了一個丫頭同她一起出逃。江青知道了，就批評我說，你別去瞎提意見了，白毛女一個人逃出去，這是群眾已經熟知了的，你弄兩個人跑出去，還叫不叫白毛女啊。你有什麽意見要先跟我商量。你下麵去一講，人家不改也不好。不過她認為我的意見還是有合理性的一麵，後來就在劇中增加了一些群眾場麵。
樣板戲確實傾注著江青的心血。連程硯秋老先生都說江青真懂京戲。程硯秋和江青的關係很好。還有譚元壽，馬長禮這些人他們始終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導過的演員，絕大多數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著別人後麵罵她。
趙燕俠原來就是彭真他們喜歡的演員，她唱得確實好，。我看到江青對她也很好，但是她好像是受到什麽人鼓動，就是不大聽江青的話。文革開始後，底下的群眾鬥她，說她是彭真黑線的人，要她交待和彭真他們的關係。江青說，不要鬥了。還是要讓她來演阿慶嫂。可是她不肯按江青的意見改戲，甚至出工不出力。所以江青隻能叫洪雪飛來代替她。江青跟我說，洪雪飛比起趙燕俠來，那不是差一點，而是差一個檔次。但趙燕俠爭取不了，也沒辦法。
對芭蕾舞，江青並不很懂，但她努力去學。英國芭蕾舞紅菱豔那部電影她都看了十幾遍，還要叫我陪她一起看，開始我還覺得蠻好看，看了幾遍我就覺得煩了。但她還是專心致誌地在看，她要從中找到芭蕾舞的特點，它的藝術形式，它的表達方式。她說，芭蕾舞的藝術語言很大一部分就在它的腳尖。它是用腳尖來說話的。她說肢體語言就是舞蹈藝術的靈魂。她說，看電影要看眼神，它用眼神來說話的。她還教我，看人也是要看他的眼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毛主席老引紅樓夢裏的那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你隻知道看書，寫文章，再下去就成書呆子了。她那時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樣，她對我說，我沒有弟弟，我就把你當弟弟看。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時候，中央通知我參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組。這期間，中央常委會又開會決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它直接隸屬於中央常委領導，實際上是取代了原來的中央書記處。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是由康生，陳伯達，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後到主席那裏去商量。主席提出不僅是那些筆杆子要參加中央文革，各大區都要有人參加。於是後來又增加了東北鄭季翹，西南劉文珍，西北楊植霖，華北郭影秋。華東張春橋，中南的王任重本來就已經在名單裏麵了。軍隊是劉誌堅和謝鏜忠。吳冷西因為主席說他是”半個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沒進中央文革。姚文元進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說，文化大革命從評海瑞罷官開始，姚文元不進中央文革怎麽行。其實我心裏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組裏就我一個年輕人，姚文元和我年紀差不多，能一起來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陳伯達反對，他說，他的父親姚蓬子曆史上是個變節分子。後來說到主席那裏，主席說，老子反動，兒子一樣可以革命的。陳獨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兩個兒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嗎。毛主席一錘定音，姚文元進了中央文革。陳亞丁跟著江青搞樣板戲和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搞得不錯，但劉誌堅他們都排斥他，不讓他進中央文革。陳亞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說，不是我們不讓你進，我們都讚成你進的。是你們軍隊裏不同意。陳亞丁知道是劉誌堅在搞他，恨死了劉誌堅。劉誌堅後來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陳亞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劉誌堅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劉誌堅是好朋友，堅決保他.抗戰時他們是一起打遊擊的。反掃蕩的時候，劉誌堅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帶著隊伍硬是把他從日本鬼子手裏救了回來。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是眉飛色舞，繪聲繪色的.
王任重雖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但他在湖北，武漢卻是堅決執行劉鄧的資反路線的，他不鬥當權派，專鬥李達，說李達是武漢的吳晗。李達給主席寫信求救，主席明確地說，李達可以批評鬥爭.但他是黨內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是要保護的.可李達後來還是被王任重鬥死了。李達死後，主席在一次會上說，李達是中共一大的宣傳部長，他解說實踐論，矛盾論是解說得最好.在資反路線期間，王任重把鬥爭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學術權威和教師，學生，要在他們中間抓漏網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厲害。後來這些受打擊的人就起來造反。形成了武漢地區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過群眾運動的，他對組織發動群眾是很有一套的，他把黨員，幹部，積極分子都組織起來，成立了百萬雄師。據說百萬雄師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漢的造反派始終是少數。王任重還在背地裏積極地支持聯動.不過貪腐的事情他倒沒有.王任重的後麵是陶鑄在支持他。
在陶鑄的眼裏，江青是比他小一輩的。說實話，陶鑄對共產主義是有興趣，有研究的，這個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論的，什麽事情他都能講出個道道來的。就是錯的東西，他也能講出一個道理來粉飾。陳伯達，江青拿他沒辦法。陶鑄對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擁護的，但到具體的，他都反對。談到那個幹部貪汙腐敗了，陶鑄就馬上給人家辯護，就要保。其實他也不真知道下麵幹部的情況，好多人都是兩麵派，他那些貪汙腐敗的不好的一麵怎麽能讓你知道啊。更不用說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護的。陶鑄死保王任重。尤其是兩廣，兩湖的幹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態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樣。如果都按陶鑄那樣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幹部有問題，應該到群眾裏麵去接受群眾對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謂“燒一燒”。作為共產黨的幹部，你是為人民的，你怎麽害怕群眾呢。毛主席也說，“燒一燒”可以，但不能“燒焦”了。底下的群眾，造反派看到你幹部有問題，當然是很憤怒的，其中也確實是有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傾向。那陶鑄也說要“懷疑一切”，但這隻是表麵的，他實質上的意思是不能懷疑，不能打倒。誰都不能懷疑，那你還能搞文革嗎？陶鑄其實是打著“懷疑一切”的旗號來反對“懷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時候陶鑄很積極。可到刮包產到戶風的時候，他有點跟劉少奇了。張平化就批評他，張平化是從主席那裏得到了真經的。說你不能搞包產到戶。你一搞包產到戶，那順坡下驢，社會主義就會垮掉，再要上就很難了。所以陶鑄就變過來，反對搞包產到戶了。毛主席看他反對”包產到戶”，就認可他了。我覺得，毛主席那時看幹部，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看他對維護公有製和集體製，包括對包產到戶的態度的。陶鑄的生活其實也是很講究的，很會享受的，他家裏用的東西那都是高級的，那些東西都不是用錢買來的，用錢也買不來。江青到他廣州的家去過，說那是跟帝王家裏一樣的。我看到過他家中擺設的照片，那些東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鑄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楊尚昆住的“萬字廊”。在這點上，他們兩個倒是同氣相求的。陶鑄是黨中央的常務書記，又是中央文革的顧問。所以在他眼裏是沒什麽江青的。而且這些人都是很講究輩分的，在他的眼裏，毛主席，周總理、朱德，是一輩的，陶鑄把總理看成大哥，很謙虛的；而他們這些人包括林彪、陳雲、鄧小平是一輩；下麵的紅軍是一輩；抗戰的又是一輩；完了就是解放戰爭的一輩。你要讓解放戰爭的去領導抗戰的，是很難的。那江青比陶鑄小一輩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發生矛盾。江青和總理有時也有矛盾，但他們兩人的矛盾好解決。江青和陶鑄的矛盾就不好解決了。說陶鑄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他確實是到處保的。陶鑄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是很堅決的。陶鑄到了中央後就跟劉鄧跟得很緊，他說，鄧小平是他的老師，他就是要拜鄧小平為師。這個，林彪很忌諱。我聽江青對葉群說，陶鑄原來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幹將，怎麽去拜鄧小平為師！？再說鄧小平的文化比陶鑄低呀，他拜他什麽師！？
江青和陳伯達提出打倒陶鑄，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說你們這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陳伯達受不了，鬧著要自殺.江青說他沒出息.說主席隻相信有材料的東西.你把材料整理出來送給主席看呀.後來一查陶鑄在劉鄧搞資反路線的時候給中南局批了四，五個文件，叫底下堅決貫徹劉鄧批發的”北大九號簡報”，要在學生和群眾中打右派，抓遊魚。並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漢搞的在工人和學生中層層排隊，在工人，學生中抓人的所謂經驗。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統統積極執行了劉鄧的資反路線。當時，隻有中南局發了那麽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劉瀾濤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達原來是曆史研究所所長，穆欣是光明日報的，他們兩個都因為壓製本單位的群眾造反，群眾對他們的意見很大.雖然我們都做了工作，但是群眾還是不肯原諒他們。所以他們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幾個大區參加中央文革的，開始列席了幾次會議，後來就都不參加了。因為他們大多是與走資派在一起的。
到後來，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個人了，我們內部稱作：三老、三中、兩青。
三老是康陳江。江青對康生很尊重，有時稱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時也開玩笑叫康生“康老”。我們也叫“康老”。江青對陳伯達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應是康陳江。盡管陳伯達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麵。
三中是張關王。關鋒資格比王力老。張春橋是副組長。
兩個愣頭青，戚，姚。主席說我們是南姚北戚。
毛澤東、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原來是叫曹軼歐當的，康老說她當主任不合適，所以就叫王力當主任，她當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過幾個月的副主任.辦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領導的。江青有什麽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裏去一次，王力、關鋒有時也同去。王力很計較這件事，有時叫了關鋒，沒有叫他，他會有意見.他對保持與江青的聯係很主動，很積極，漏了他都不行.因為我還兼著主席的秘書。王關戚三個人中隻有我可以經常與主席見麵，我可以最早聽到主席的指示。所以關鋒說，什麽王關戚，倒過來，是戚關王。我和王力都是聽戚本禹的。
為了及時掌握各地的運動的動態，我提議成立了中央文革快報組，記者人手不夠，又從部隊裏抽調了四十幾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參加到了快報組，派到各地去。快報組由王力當組長，但實際的工作關鋒和我都參與。快報組的大事也是江青決定的.我還辦了”文革簡報”和”要事匯報”等刊物分別發送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有些是隻送給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眾運動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高潮。劉少奇開始對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不怎麽反對，他認為那是針對彭真和北京舊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後來一看，廣大學生和群眾轟然起來大造各級黨委和領導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牽涉到他們自己.就覺得不行了。當時由他和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就決定要向各學校派工作組。還以中央的名義批轉了北京大學文革簡報(第九號)，其主要內容就是要在學生和教師中開展一次抓“右派”運動。一時間很多向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學生和群眾被打成了“右派”，“反動學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離審查。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資反路線”的。
人民日報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陳伯達主持寫的，那時他剛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報。當時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討論過這個社論。所以這個社論並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態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裏麵已經明確地講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頭是對著走資派的，而不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劉鄧卻要把運動引向鬥爭學生和教師以及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這實際上就是在轉移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而且劉鄧搞資反路線，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槍打出頭鳥，對那些敢於領頭站出來給領導提意見，貼大字報的.不管他出身怎麽好，平時表現怎麽好，一概予以打擊，以此來震懾住其他人。再一條，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來鬥。也不知他們是出於什麽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曆史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群眾並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級黨委或工作組把材料拋給群眾的.有些還是在黨委或工作組的直接領導或授意下組織人來鬥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厲害的恰恰就是劉鄧的資反路線，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上所講的情形，一點都沒有誇大其詞。
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破四舊進而亂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麽反對，因為這是群眾運動，群眾要破四舊，當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當時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對走資派。開始是反“彭陸羅楊”，批“三家村”。後來就是反對劉鄧的資反路線.當時社會上的亂抄家是怎麽弄起來的呢。老實說，我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來的.我記得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上，總理批發了一個文件，名稱叫”紅衛兵破四舊的戰鬥成果”。把當時抄家抄出來的東西，其中很多金銀財寶，拍成照片印了出來。我當時看了還問總理說這些東西如果流落到社會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麽辦。總理說，你放心，有人管的。後來知道，這些抄家抄出來的東西都是上繳到”首都工作組”的。首都工作組是個很神秘的機構，是由葉劍英負責的，它隻向總理匯報工作。而無需向任何部門(包括中央文革)通報情況的。所以我們中央文革連陳伯達和江青都沒有人知道它的事。
劉少奇搞五十多天資反路線的時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們說，叫中央文革的同誌都到各個大學去看大字報。要我負責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後的情況集中起來，在電話裏向江青匯報。那時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有時一天要通好幾次，向她報告我們所了解到的情況.然後由她報告給毛主席.另一方麵陶鑄也要把中央開會討論的情況向主席作出書麵報告。那時中央辦公廳也歸他領導.他總叫我起草報告，因為我是擔任會議記錄的，又是主席秘書室的主任。所以說，主席對兩邊的情況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時我每天都去工廠，學校看大字報。去的時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態，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輕工學院看大字報的時候，被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認出來了，她就叫了，戚本禹來了。學生們都上來圍著我，要我對大字報表態，這個時候，我如果不表態，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處都是圍剿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我就說，這個大方向不對，大方向是鬥走資派，學生不是走資派.他們說，是壞人。我說，哪有那麽多壞人啊。那些受壓的學生聽了就一下子都喊起來了，說毛主席派人來了，說我們不是壞人.我就說，不能說是毛主席派我來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說的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因為自己有“八司馬”的經曆，所以，我知道，一給領導提意見，他們就把人家說成是壞人。這是不對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說，你們學生沒有罪，你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給領導提意見，這是完全對的。即使有些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可以作檢討，但不是壞人.抓遊魚那是把學生當作右派抓了，是錯誤的。學生馬上把我說的話用大字報到處去貼。說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們。這樣一來，我就和薄一波發生衝突了。因為輕工學院的運動是薄一波直接領導的，在我去之前，他剛去看過大字報，他一頭紮進資反路線那邊，是堅決支持輕工學院領導大抓“遊魚”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會上不點名的批評我，說有的人在學生麵前隨便表態，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時主席還沒有指示，就叫我們去看大字報，了解運動情況，所以我這樣說是冒了一定的風險的。可我的講話馬上就在各個大學裏麵都傳開了。我們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又都分頭去學校支持學生。王力、關鋒去清華接見蒯大虎；我去地質學院支持朱成昭，；我還叫林傑去支持師大譚厚蘭；北大是曹軼歐去的，我也經常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曹軼歐就和學生講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來看了大字報，戚本禹怎麽說怎麽說的。所以後來造反的學生有什麽事就都來找我。知道有這麽個渠道支持他們。陳伯達知道了，就跟我說，你少說話。可我跟江青一匯報，江青說我說得還不夠，她堅決支持學生和工人起來造反。我就跟她說陳伯達讓我少說話，江青說，你別理他。江青明確叫我去支持學生。其實陳伯達也是反對整學生的，但他不願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領導發生矛盾和衝突。陳伯達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可他在劉鄧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卻老是用哀求的口氣發言，說你們聽聽我這個小小老百姓的發言啦，不能這樣對待學生，他們還是孩子麽。可鄧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劉少奇嫌他囉嗦，做了個往下按的手勢，陳伯達就不響了。我們在背後譏笑他這是跪著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後，批評了陳伯達，說你這個組長就像是辛亥革命時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戰士把你從床底下拉出來革命的。陳伯達朝我看看，懷疑是我在江青那裏說了他什麽。因為他並沒有正麵問我，我也不好說什麽。其實那時我還是很尊重陳伯達的，後來事情就多了，和陳伯達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開說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車就接見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後來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批評劉少奇他們，說現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眾有事都願意找他們了。你們說話都沒用了，人家都不喜歡你們，喜歡中央文革。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學生的結果。那時我們中央文革說話已經可以影響到整個的運動了，當然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對我們的不滿。
隨後毛主席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撤銷了劉鄧以中央名義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第九號)簡報”.緊接著又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通過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還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信，又登上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這樣文化大革命才真正進入高潮。
那時我們工作，一方麵派出大量的記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運動的動態，報告給主席和中央.一方麵通過接見，開會和講話去支持造反的紅衛兵.那時中央文革小組幾乎每天都要開會，總理一般都來參加.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支持誰，不支持誰.都是由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他們決定的.我們按照他們做的決定去進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報組記者，接見哪些群眾組織的代表，這些由王關戚來決定的。
紅衛兵運動起來了。可那時候，那些受資反路線迫害的紅衛兵還都忙於自己學校的運動，批鬥走資派，批判工作組。倒是一些高幹子弟，他們的消息靈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區，跨單位的組織，什麽”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還有”海澱區糾察隊”。他們要來”糾察”紅衛兵.到後來又搞出個什麽“全國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這些聯動的頭頭都是高幹子弟出身，劉鄧搞資反路線的時候，他們都是各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頭，是跟著工作組的。現在形勢變了，劉鄧靠邊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眾的衝擊，甚至被打倒了。他們是作為中央文革的對立麵出現的保守組織。而在它的背後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著的.江青說他們是打著紅衛兵旗號的保皇派。
就是這些打著老紅衛兵旗號的人，他們一式黃軍裝，配有新自行車甚至軍用吉普，煞是威風。他們為了樹立自己組織的威信，打擊造他們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處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設公堂，甚至打人致死。還公然提出了“紅色恐怖萬歲”這樣的反動口號。一些學校，老師，校長都被他們打死了。而且他們還專對著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當時就震動很大。毛主席很喜歡老舍，主席去看龍須溝時候，我也在場。演出剛結束，主席就站了起來，遠遠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經常和老舍談話.老舍有學問，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總是很高興.我看他對老舍的喜歡都超過對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說，康熙是對中華民族有功的.我們現在的國家版圖還是康熙定的.老舍聽了非常高興.說這下好了.原先總覺得，滿族人殺了那麽多的漢人，感到抬不起頭來，現在我們可以抬起頭了。主席說康熙對中華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歡老舍的戲，大家都挺喜歡的老舍，怎麽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盡。對老舍的死，江青問過我好幾次，是誰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懷疑是周揚餘黨指使人幹的。我們都不相信，認為周揚餘黨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江青說，你們不懂，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別有用心。她讓我去查。我總懷疑是葉向真搞的，但謝富治他們也查不出證據來。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潔青的身上，說他老婆要和他劃清界線。老舍外麵挨鬥，回家挨罵，找不到溫暖，這才自殺了。文革後審問我的時候，來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這件事，他們隻提鬥爭王光美，劉少奇，根本不問老舍的冤案。我反過來質問他們老舍是誰弄死的，他們卻不給回答。看來他們很清楚，這件事是誰幹的。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如李達之死，上官雲珠之死、馬思聰、傅聰等人的死.江青專門問過我，上官雲珠怎麽死的，為什麽要那樣鬥她？江青認識她的丈夫姚克，說他是個老實人。姚克是影片清宮秘史的編劇，江青說，關於清宮秘史的爭論主要是針對對它的評論來的，這跟姚克有什麽關係啊？江青還跟我說，憑什麽要把蓋叫天鬥死啊？江華是怎麽搞的？我說，這恐怕連江華也管不了的，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幹的。但在文革後，他們卻把這些事情統統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頭上。他們拿不出一件像樣的證據出來，便放任一些無良作家去編造情節，散布謊言，以欺騙中國人民。
群眾很快就把聯動的胡作非為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有的來信還是用鮮血寫的。總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就命令我去調查，處理。我帶著解放軍戰士到他們活動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東安市場(那時改名叫東風市場)，當時被稱為”十裏刑場”，北京第六中學去。去了之後就責令他們把被關押的人都放了，並且收繳了他們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繳的凶器裝了幾籮筐直接帶到了中央文革的會議室給大家看。江青看到這些血淋淋的凶器，頭一個反應就說，他們這是想給我們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贓。可陳伯達卻在一傍說什麽，高爾基，魯迅都說過，革命總是要伴隨著血腥味的。說我有點小資產階級的味道。為了他這句話，以後我凡是去處理聯動的窩點，就都帶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覺得看不下去了。後來他反聯動比我還積極。北京大興縣發生慘案，開始是我和王力去處理的。我們到了那裏的時候，打人，殺人的人聽到風聲都跑了，找不到人了。還好康生有個孫女，叫張力，在那裏當團委書記。張力以前來過釣魚台，認識王力和我。張力知道是怎麽回事，給我們詳細地說了亂殺人的過程，那手段是非常殘忍的，把被他們指為地富反壞的大人小孩推到坑裏就給活埋了。她說這都是聯動的人過來布置的，還說有些來的人看上去年紀已經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學生。而且還有警察帶他們來的。我馬上就給北京市委的馬力打電話，要他趕緊出麵製止。馬力第二天就帶人下去。並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出通告，任何人都不準殺人，否則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聯動的暴行造成了極其嚴重和惡劣的影響。在一次控訴聯動暴行的群眾大會上，江青點了周榮鑫，雍文濤，王任重，許明這幾個人的名，並當場叫周榮鑫，雍文濤兩人在會場上站起來，要他們交代是怎麽支持聯動的。
許明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兼信訪辦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兒子孔丹是聯動的一個領頭人.許明是個能力很強的女同誌。因為當時黨中央的信訪工作是我管的，而國務院的信訪工作是許明在管，所以我和許明的工作接觸很多，也很談得來，相互之間都是很信任的。會後，許明非常緊張。她打了個電話給我，說孔丹搞的事，具體情況總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為毛主席支持紅衛兵，所以周榮鑫和她就給予了支持，主要是為他們弄了些辦公的房子、車子和一些經費。對他們那些無法無天的事她並不清楚，也絕沒有在背後指使。她還跟我說，總理批評她了，而且批評得很厲害，叫她停職反省。她覺得壓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說說。她在電話裏都哭了，我心裏是很同情她的，答應她說一定找個機會跟江青說。當天晚上我見到江青時，我向江青匯報了許明的來電，並說許明是總理身邊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說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看就讓她檢討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還說見了總理，再跟總理講講。可是，就在與我通了電話的第二天，許明自殺了。
我們中央文革開會分析認為，聯動的所作所為絕不簡單。關鋒把聯動總結為是資反路線在新形勢下的繼續，是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王力對“聯動”也很憤怒，他拍著桌子罵它是“掛羊頭賣狗肉”(意思是掛著毛主席的羊頭賣的是劉、鄧的狗肉)。我當時說，它絕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異己”的力量。
實際上，聯動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領導文革運動的權力。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就是這個意思。工作組的時候，他們是支持工作組的，工作組也支持他們。工作組走了。那他們就要由他們出來掌權了。譚力夫講話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領導運動的權力。這些話，他們的老子不敢出來講，就由譚力夫這些人出來講了。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馳了，文革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反對正在形成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特權，你現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權。如果由他們來領導文革的話，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了。這點，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譚力夫的講話當時被有些省市當作“中央文件”一樣迅速地印發下去，甚至都印發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不知情的還以為譚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員，至少是中央委員了。這說明當時他這些觀點是受到相當一批幹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兒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實也隻是個模糊命題。可是連這個他們都不接受。一定的意義上講，當時對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這批自稱老紅衛兵的小群體。他們老子不能出來，就叫兒子出來，製造恐怖，擾亂人心。
後來，我們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學校造反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並在中學也成立了紅衛兵代表大會(中學紅代會)。他們都是聽我們中央文革的，我和他們聯係的最多，所以被他們叫做“戚大帥”。他們一起來，聯動就吃不開了。三司和中學紅代會，對付聯動很有辦法。他們人多，聯動在哪裏鬧事，他們就上去把他們一圍，聯動說也說不過他們，打也打不過他們。碰到他們就隻有趕緊跑。
聯動衝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來，更多的則都是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門的。後來，陳士榘把他參加聯動的兒子捆著送去公安部。董老也為他兒子參加聯動的事主動給毛主席寫了檢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們全都放了。但主席說了，弄得不好，這些高幹子弟將來會給革命造成一場災難。主席跟江青說了觸讋說趙太後的典故。隨後江青根據主席的指示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著名的”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向老幹部講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道理。希望他們勸說自己的子弟繼續革命，別做壞事。主席對曆史典故的運用，簡直是爐火純青，而且富有遠見。
江青和黨內一些人的恩怨鬥爭
1966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江青跟我說，她和羅瑞卿講，《評海瑞罷官》發表後，受到了彭真的壓製，北京的報紙都不登，主席很生氣。羅瑞卿當即表示，他讓解放軍報馬上轉載。果然，羅瑞卿很快就讓解放軍報在頭版轉載了這篇文章，而且還加了態度鮮明的編者按，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解放軍報這一發，就造成了彭真他們的全麵被動。當時江青很高興，張春橋他們也很高興。江青跟我說，我還以為羅瑞卿是支持我們的，哪知道他們是一夥的。這說明，江青一開始並不知道羅瑞卿有問題，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羅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羅瑞卿，那一定會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羅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後麵，否則就好像是他在和賀龍爭軍權了。我問江青，為什麽要搞羅瑞卿。江青說，是葉群告的狀。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裏去告的狀，都不給我們說。
江青對彭真的意見倒是很大，因為他先是阻擾江青搞樣板戲，後來又抵製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其實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劉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劉少奇對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評他，而且批評得很厲害。1964年四清的時候，我在中南海的“情況簡報”上寫了批評劉仁的一個報道。陳伯達一定要我和關鋒去向彭真作檢討，彭真對我們非常客氣，還請我們到他家裏吃了頓飯。事後我們寫了封信表示感謝，信裏說了他平易近人，我們在他家裏就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的話。彭真被打倒後，江青看到了這封信，就說我，你什麽時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說了經過，說是陳伯達要我們去的。關鋒也作了證明。江青就說陳伯達，你這個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檢討，你現在又來說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後，這件事又被拿出來說了，說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釘子。
陸定一事情的起因是嚴慰冰寫葉群的匿名信。
楊尚昆在主席身邊安放竊聽器的事，是他通過機要室的康一民(原來是總理的機要秘書，葉子龍調離後，由他負責機要室的工作)來搞的。後來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議上，江青跟我們說，他們把竊聽器都安裝到了主席的臥室裏來了，連衛生間的肥皂盒裏麵都按上了竊聽器。後來，公安部派來了專家，把竊聽器拆出來以後，主席讓把這些東西連同楊尚昆、康一民他們這些人的檢討都封在保密口袋裏交給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辦公廳保存，可能是怕將來會有人銷毀證據，再進行翻案。江青還當場叫汪東興去她的辦公室把竊聽器拿來給我們看。那竊聽器是鈕扣狀的，是從美國進口的。連謝富治都不知道這東西，那是中央調查部從海外買的。當時中央調查部是楊尚昆負責的。楊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邊安放竊聽器的事件，和之前楊尚昆阿葉子龍搞錄音的事根本是兩碼事，現在有人是故意把這兩件事混起來。康一民後來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撤職的處分。對楊尚昆的處分被拖了好長時間，直到主席發問，楊尚昆怎麽還在中南海，才把他調去廣東去當書記處書記。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還專門打電話給我，說主席讓我親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幹淨了。我跟謝富治說了江青的指示。謝富治說，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車從中南海的西門出去到公安部接謝富治，然後和他的車一起從南門進了中南海，因為從公安部過來，走南門方便。我們一起去了豐澤園，謝富治跟我說，都仔細檢查過了，而且都是用儀器檢查的，保證沒有問題。我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問題的啊，不然咱倆都要坐牢的。檢查之後我就給江青匯報了。可是主席回來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就住在釣魚台。後來在頤年堂開過幾次會，開完會，主席就住到遊泳池去了。遊泳池是主席一個人住的地方。1966年國慶時，主席又到頤年堂去開過一次會，但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遊泳池去了。自從出了“竊聽器事件”以後，主席對豐澤園就有了一種反感。
我問過江青，毛主席是什麽時候開始對劉少奇有不滿意的。江青跟我說，那個早了，在中央撤離延安的時候，成立了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後來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為跟著毛主席轉戰陝北，吃了很多的苦，身體很差。所以建國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蘇聯療養治病。江青還沒去之前，她發現主席經常不高興。主席在被胡宗南大軍追趕的時候都沒有不高興，情緒一直都很好，怎麽現在會不高興呢。她就想了很多辦法想讓主席高興。主席喜歡京戲，以往隻要她一唱京戲，主席就會高興，可是她唱了京戲主席還是高興不起來。她給主席放主席最喜歡的馬連良和梅蘭芳的唱片，主席也沒有興致。江青說，當時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興的原因，後來才發現原來主席是對劉少奇不高興，可主席一直沒跟她講。一次江青問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說，我從陝北來到河北，看見劉少奇代理中央期間，有些事情簡直是胡作非為，搞土改，不經中央同意，不經我的同意，就亂發指令。什麽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過左的政策，搞得農村很不安寧。連康生都聽他的，也在搞過左。所以前方在打勝仗，後方卻亂起來了。主席路過山西，作了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批評了這種過左的傾向。主席說，他們發什麽文件也不經過我。甚至提省一級的幹部都不經過我批準。把在中央工作委員會時的工作習慣一直帶到了北京。江青當時還跟我說，後來關於這件事中央還發了文件的。我當時因為工作忙，也沒去查證。後來我在監獄裏的時候，看到了華國鋒他們出的毛選五卷，收錄了一篇毛主席批評劉少奇、楊尚昆擅發中央文件的文章。當時我參加編五卷的時候，倒沒有編入這篇文章。在討論我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時，江青說，高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是正確的，他和劉少奇是有分歧的，劉少奇是主張富農可以入黨，可以雇工的。在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在辦農業合作社的問題上，劉少奇是反對的，所以毛主席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就是批評劉少奇的，主席說的“小腳女人”看似說鄧子恢，其實就是在批評劉少奇。
劉少奇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是胡喬木向主席報告的。我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發表以後，劉少奇否認他說過這個話。胡喬木就又向主席寫了一個報告，證明劉少奇確實是說過這話的。可以當紅色買辦的話，劉少奇也否認。譚震林出來揭發的。他說，我當時就是聽到劉少奇這麽說的。這還是二月逆流以後譚受到批判以後說的。主席說，你們老批判人家，現在出來講話的還是譚震林。譚震林可以參加中央文革了。譚震林的揭發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寫出來的。主席讓把它印出來，給大家看。劉少奇也沒話說了。譚震林還是劉少奇在新四軍時的副政委(但是譚震林在文革後出版的傳記把責任都推給了毛主席，說毛主席驕傲了)。
但是劉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沒有同意立案，因為沒有材料，主席一直沒有同意立案。當時隻有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的討論，還要總理、康生、江青的批準才能立案的。陳伯達都沒權批準立案的，有的還要經過主席的批準。當時隻立了王光美的案，開始劉少奇的案子是作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來審查的。後來大量的材料被揭發了出來，報給主席, 看到他真有問題，主席這才批準成立了劉少奇的專案組。
在中南海批鬥劉少奇、鄧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說，外麵運動熱火朝天，中南海裏怎麽冷冷清清的。我就去發動了群眾在中南海裏寫批判劉鄧的大字報。後來首都群眾自發地在中南海西門外建立了批判揪鬥劉鄧反動路線的聯絡站。中央文革決定在中南海內外統一組織一次批判劉鄧的大會，然後叫群眾撤離中南海西門。王良恩寫了個報告，總理、陳伯達和江青都簽了字，陳伯達還加了句話，連同陶鑄還有他們的家屬也要一起批鬥。王良恩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是從部隊調過來的，是一個很好的同誌。後來他在林彪事件後自殺，我總懷疑是有人做了手腳的，因為真正投靠林彪的並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眾那時也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反對汪東興的，另一派擁護汪東興。但兩派在批劉鄧的問題上都一致同意，一點分歧也沒有。因為前麵有了張霖之的教訓，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幾個身強力壯的衛士在劉少奇他們的周圍，防止有過激的行為發生。我自己則守在電話機旁邊，王良恩每十五分鍾要給我一個電話，報告情況.可以說。中南海的批鬥會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鬥會了。
在中南海貼朱德、康克清的大字報，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來已久，江青和主席剛結婚的時候，康克清就帶頭罵，說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賀子珍拆散了。說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黨內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賀子珍。賀子珍這個人人緣好，再加上她們都是一起浴血奮戰打出來的。葉子龍跟我說，當時在老大姐裏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賀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個美人，大家都認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實誰又真正知道他們兩夫妻真正的關係呢，賀子珍脾氣很野，葉子龍告訴我，她和主席吵架，拿著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衛員攔住，那還得了。其實江青並沒有搶賀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結婚的時候, 賀子珍和主席已經離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賀子珍仍堅持要離。可這些老大姐們不這麽看，她們認為，賀子珍要和主席離婚，那都是說說而已的，不能當真的。在中央領導的夫人中隻有陶鑄的夫人曾誌和江青的關係很好,曾誌是楊開慧的好朋友。還有就是鄧穎超，她也常來看江青的，可能這是總理的意思，她自己心裏怎麽樣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裏給朱德和康克清貼了大字報，而且在中南海裏圍著他們，問他們有沒有去看大字報，指責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這件事我今天想來都是很後悔的。後來我知道主席對貼朱德、康克清大字報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裏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這件事主席一次也沒有批評過我。
其實最早在黨內批鬥朱德的倒是劉鄧他們，在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為毛主席在通知裏提出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那像許世友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主席說的是誰，怎麽不把他揪出來？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隻是一般地說說的，並沒有所指。可還是有人不斷地問，說主席都說了好幾遍了，現在又正式見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說,中央出了事情，你們要造反，像蔡鍔一樣。他們就又去問劉少奇，劉少奇就說主席說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就反對毛主席。這樣就在那個會上劉少奇他們組織了批鬥朱德。朱德說，我那時(指的是在井岡山的時候)是有“野心”的，可隻是在心裏想想的，並沒有說出來。現在都這麽大年紀了，哪還有什麽野心.。那次會議鬥朱德是真鬥，鬥得很厲害。我聽曹全夫(朱德的軍事秘書，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後代，跟主席是親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說，說康克清在發牢騷，說鬥朱德比鬥彭德懷都厲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說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來人民大學準備開大會鬥爭朱德，因為人民大學的校長孫泱原來是朱德的秘書。總理讓我去取消。總理跟我說，朱德並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樣做不是轉移了鬥爭大方向了嗎？我馬上就去照辦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著紅衛兵的旗號把宋慶齡父母的墓碑砸了。宋慶齡以為是江青叫人去幹的，就罵江青下流。江青聽說後氣得不得了。這事當時鬧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兒開會時，宋慶齡問，哪個是戚本禹啊？我站起來說，我是。她說，噢，是你啊！我說，我有什麽做得不對的，請你批評。她也沒說什麽，就說，你坐下吧！我心裏知道，她可能是聽到傳言說，是江青讓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實她這是冤枉我，我在背後還保護她呢！解放上海時，我們地下黨就奉命組織人民保安隊去保護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就我說，你叫紅衛兵去”燒一燒”她(指宋慶齡)。當時總理也在場，可總理當時一句話也沒說。但回過頭，總理馬上叫傅崇碧派部隊把宋慶齡的住宅保護起來。可他們等了兩三天，卻一點動靜也沒有。總理在開會時碰到我，就叫我到邊上的小房間裏去。問我，那事你布置了誰去啊，怎麽布置的？我說,，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氣頭上說的，事後她也沒再和我說起。總理聽了說，哎喲，你可真是個好同誌啊！(因為主席在一個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說我是好同誌).。總理命令上海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複後的照片拿來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錯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這事，就對江青說，你應該大度點，主動去看看她。那年的國慶節，我看到江青和宋慶齡在天安門上談笑風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從四川揪彭德懷回京，是我組織人做的。那時彭德懷在四川任大三線副總指揮，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就恨死了彭德懷，所以他把彭德懷在四川的一舉一動都報告上來。我收到他的一個報告，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的。說彭德懷現在很活躍，他到處在跟人講他冤枉，他還說你們現在才反對劉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廬山會議上反對的就是劉少奇。我把這件事在文革小組的會上講了。江青說，我們在這裏拚命戰鬥，他倒反而是個沒事的人了。總理也很積極地主張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麽弄回來呢，派部隊的人去，那得請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紅衛兵群眾組織的名義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說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幾個紅衛兵去。但實際上總理又叫上部隊的人跟著一起走的。總理說，彭德懷歸成都軍區保衛的，你光是紅衛兵去，它能把人交給你？到了北京後，也應交北京衛戍區管。稍微有點黨內生活常識的人都清楚.，那時如果沒有總理的同意，誰能辦成這些事啊？不過，倒也是有一個例外的。
有一次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來找我。那是個開大會的場合，很多人，我邊上的座位都坐滿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麵來跟我講話。她說要向我匯報，他們把楊尚昆的老婆李伯釗(當時是藝術學院的院長)弄出來鬥了，還把她的家給抄了，把她的西裝什麽的拿出來燒了。她們還想鬥爭彭陸羅楊，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說，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請示總理。她說，總理那麽忙，我那裏找得到他呀。我說，那你向你爸爸他們請示了沒有。他們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們商量，不能自己亂搞啊。她說她都問過她爸爸的。沒過幾天，他們把彭真等人從他們住的地方搶走了。後來知道他們是翻牆進去的，可彭真家裏的牆有三人多高，沒有經過特種訓練的人是根本爬不進去。總理知道後，馬上來問我，你知道是誰把彭真他們搶走的。我就把上次與葉向真對話的情況向總理匯報了。但說，究竟是不是葉向真她們搶的，我不知道。聽我這麽一說，總理也不多問了，他知道是誰幹的了。總理找來葉向真，和她談判。總理說，我可以把楊尚昆交給你們一起鬥。楊尚昆你們找不到的(楊尚昆因為知道很多重要機密，所以絕不能給人隨便鬥的，那時總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們都要還給我，等開會的時候我再給你們。後來他們開了個十幾萬人的大會，鬥爭彭陸羅楊。江青跟我們說，我們中央文革的人一個也不要去參加(指批鬥彭陸羅楊的大會)，這都是他們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葉群也別去。可後來葉群還是去看了，她說她是化了妝，戴著口罩混在群眾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陸定一、羅瑞卿挨鬥的場麵的。
事實上，江青在文革中保過很多人。中聯部鬥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說，叫他們別鬥了，王稼祥在曆史上對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關係特別好。她去延安後，她的組織關係就是李富春給查清楚後恢複的。李富春那時是組織部長，又做過中央辦公廳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語。李富春馬上找那些人來，訓斥了一頓，不許瞎說，再小廣播，自由主義，要處分。沒有的事，別造謠，再造謠，要負黨紀責任(李富春的原話)。李富春代表中央組織部這麽一講，下麵就不敢亂說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時，誰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馬上叫我去說，跟他們說，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時國家計委和學部有人貼李富春的大字報。我就去說了，他們問為什麽？我說。沒有什麽為什麽，就是不許反。我這人有時也挺橫的。
二月逆流以後，譚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說，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說得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算講了句人話。
江青還讓我去保王震，事後王震還親筆給我寫來一封很長的信，表示感謝。
她還幫很多老幹部說過話，像謝覺哉、江華(江華曾給主席做過秘書)。她給葉子龍都說過話，說他雖然表現不好，但他給主席做過很多事的，在轉戰陝北時一直跟著主席的。江青是個愛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親是解放後被鎮壓的、江青要保她。我就聽江青在會上講了好幾次。那時金敬邁是文革小組的文藝組組長(那就是相當於文化部長)、那時金敬邁威信很高、樣板戲劇團都歸他管。江青說，我讓你們把白淑湘爭取過來，你們怎麽老不把她爭取過來。金敬邁、劉慶棠他們趕緊去做工作.。後來讓她出演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的B角，這在當時的樣板戲劇團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後來據說，江青被抓後，白淑湘還出來控訴說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說。要麽她是受人威逼，要麽就是昧著良心的。當時像她那樣的情況，沒有江青保她，誰敢把她留在樣板劇團當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廣東鬥紅線女鬥得很厲害，給她剃陰陽頭，讓她去養雞。江青說，她就是想叫紅線女把樣板戲移植到粵劇裏去。她讓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吳法憲說，江青要讓紅線女移植樣板戲。吳法憲馬上去跟黃永勝說了，把紅線女保護了起來。
江青還保了李劫夫。東北一開始就把他定為是黑線人物，學生要鬥他。江青跟我說，把他弄到北京來，讓他住北京飯店，國家出錢。我馬上寫了報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都在上麵簽了字。北京飯店是總理的地盤，一般的人根本進不去。李劫夫後來給我寫來了很多信，表示感謝。
體委的莊則棟、張燮林、李富榮、徐寅生，江青都讓我去保他們的。她說，他們是為國爭光的，鬥人家幹什麽。說他們跟劉少奇路線，他們都是小孩，有什麽路線？說他們跟賀龍的。江青說，他們跟賀龍有什麽關係，他們又不打仗。聽說江青讓我去保他們，總理高興了，他就叫榮高棠來找我。榮高棠是我團校的老領導，他就到釣魚台來找我，見了麵都很高興。
其實，要說跟江青在曆史上有過怨恨的也就是周揚這些人。周揚的弟弟，田漢的弟弟那時看她長得漂亮，都想對她非禮，她都嚴詞拒絕，堅決反抗。他們沒能得逞，而周揚、田漢竟聽他們弟弟的話，不讓她接組織關係。但在文革時，江青並沒有讓我去整周揚和田漢的弟弟。那時我可以說是江青最親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麽人的話，一定會先跟我說的.
後來審判她的法庭說她讓葉群叫人去迫害鄭君裏和一個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圖掩蓋她當叛徒的曆史.。這完全是栽贓陷害。那時她連組織關係都沒接上，叫她叛變什麽？老實說,江青真要想抓什麽人，不叫張春橋、姚文元就近去，要叫葉群派人去？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可懷疑。
江青倒是幾次跟我講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說她當年在上海時候,，有一段時間她非常困難，有時甚至沒東西吃，常餓肚子，多虧一位姓秦的保姆對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個有錢人家幹活，晚上常常帶點飯菜回來給她吃，而且還很照顧她的麵子，說是讓她嚐嚐她做的飯菜味道怎麽樣。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後，還請她來北京在一個幼兒園工作，可這保姆說在北京住得不習慣，還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機會去上海時，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麽樣，能不能照顧她些什麽。可後來不知誰把這個保姆關起來了，我估計是葉群那些人幹的事，她可能是為了討好江青而辦了錯事。但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後來審判江青，鄧小平那些人叫那個保姆出席”法庭”，控訴江青。江青聽了一愣，誠懇地對保姆說，她不知道這事。我相信江青說的是真話。
事實上，江青在黨內並沒什麽仇人。她1933年入黨，不久就與組織失去了聯係，之後直到1937年才和黨組織接上關係，到38年就嫁給了主席。你說她在黨內能有什麽仇人？可為什麽有那麽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說,，有些人如項英他們其實是對主席不滿，他們不敢對主席怎麽樣，所以就都衝著她來了。
江青和周總理
江青是不會反對周總理的。他們兩個是有友誼的。那時中央文革開會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大問題上的意見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文革時有臨時工、外包工造反，他們的生活待遇很低，處境很困難。而且，確實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難過得哭了。就跟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呀，為什麽不能公平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有困難，暫時拿不出這麽多錢來。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像是兄妹一樣，江青是經常給總理撒嬌，常要總理幫她解決些生活上的小事，總理也很願意給她出些主意。絕不是像有些人講的什麽總理經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樣的。那都是胡說八道。
一天，周榮鑫的女兒來找中央文革，說她爸爸說的，有件事隻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說，別的人一個也不能說。我去請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聽聽，我說我一個人去不好，總要有個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說，那叫關鋒和你一起去吧！周榮鑫女兒把她們紅衛兵查到的一張舊報紙拿出給我們看，上麵登載了伍豪的啟事。我們雖然是第一次聽說，但當場就跟她說，這是國民黨造謠。關鋒講得比我還具體，說總理是什麽時候去的蘇區的，還說，如果總理叛變，那他還會領導紅軍長征？周榮鑫女兒聽了很高興，說她也不相信總理會叛變。但她爸爸說，這是組織原則，這事不能去和總理講，所以一定要來找江青。我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她知道這事，那是敵人造謠，主席也知道。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講，那個時候總理已經在蘇區了，當時蘇區的報紙就辟過謠。後來我在監獄的時候，他們來向我問過這事，說是江青怎麽利用這事來反總理。我說，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說這是敵人造謠，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也在會上講了是敵人造謠。我當時還給那些人詳細的寫了一個材料，說明經過。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還保存著。
後來出現了一個反總理的所謂的“五一六兵團”。這件事是江青和總理叫我去商量辦法。五一六兵團的領頭人叫劉令凱，是機械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是最大的走資派，他們在晚上出來貼反總理的標語和大字報。後來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謝富治批準關押了三個人。我去的時候，總理正和江青在談這事。總理說，這樣做不太好吧，反對我，就要抓人家。這不行。隻有反對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說，那這樣，叫我去把這幾個人嚴厲的批評一下。然後以執行總理指示的名義把他們放了。我做了個會議記錄，就驅車去公安部辦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後，與謝富治會了麵，向他傳達了會議記錄。謝富治說，這樣處理對，就陪我去審訊室。我跟這幾個人訓話，我態度很嚴肅地說，你們反對總理就是反對革命，把個“對”字去掉，也可以說你們就是反革命，這是很嚴重的犯罪。革命群眾把你們送來，謝富治批準關押，都是非常正確，非常必要的。隻是總理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覺得你們年紀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告訴我們對你們進行教育後釋放，我現在是奉總理的命令放你們。按我們的意見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誌也是不放你們的。這幾個人表示了對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謝。並說回去以後再也不反總理了。可回去以後他們還是照樣反。後來又被扭送進了公安部。
總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關係挺好。可總理底下的很多人卻都反對江青，但不是總理叫他們反的。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有一大摞。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姓趙)給我送條子過來，上麵或者說總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說總理昨天沒睡好，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每次總理開會，鄧穎超雖然不參加會議，但她都要到人民大會堂等著，等總理開完會一起回家。我收到條子，隻要是我參加會議主持的，我就會想法盡快把會議結束。有時還有人要提問題，我就說，讓總理先走，剩下的問題我來解決。而每次總理離開以後，鄧穎超又會讓秘書遞條子給我，上麵寫著，非常感謝你.。雖然她在生活上很關心總理,，但是她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卻跟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總理對文化大革命認識卻比他們要深刻的多了，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他隻是在應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總理說，你那麽忙，應該讓鄧穎超同誌也出來工作，向江青同誌那樣的多好。總理很認真地給我說，本禹啊，這話我就跟你說，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有許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們經常有討論(我記得很清楚，總理是說討論，而沒有說爭論),，很多地方她的認識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讓她出來工作，不然說錯話，影響黨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時候，江青通知我，讓我回北京以後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決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時田家英的事還沒有向外麵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後。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當麵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職接受審查的決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殺。田家英的案子當時是作為楊尚昆一案的副案處理的。
總理跟我說，中央決定在中南海成立秘書局，讓我來當局長。我說，我資曆太淺，經驗也不夠。總理說，那我叫童小鵬給你當副局長，協助你。我說，那怎麽行呢，他是紅軍時期的幹部，讓他當局長，我當副局長還差不多。總理同意了。那個時候我就在釣魚台和中南海兩頭跑。我幾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電話，報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書局發生的事情。因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領導，同時主席那裏的事跟她講也比較方便，因為她可以及時地報告給主席。有次我向她報告說，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處都是標語，有紅的，黃的，綠的，很壯觀，一派革命的朝氣蓬勃的氣象。後來主席在”有所思”這首詩裏就有”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的詩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報告給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燒掉的。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時叫總理交給江青的。總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來了。後來陶鑄也抄了一份，可能是從王任重那裏轉抄的。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他親眼看見，總理親手用行書抄了一份。1971年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這封信就是根據總理的抄件來的。當時是總理拿著主席那封信去大連給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見。信回到了江青那裏，我是在江青那裏看到她捧著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給我們聽。後來葉群找江青說，我們那位對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後被人利用來攻擊他。江青就請示了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交給葉群，放在他們那裏好了。可是葉群還是不放心。因為放在他們那裏，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於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麵，叫我和衛士大孫把信拿到窗外花壇上去燒掉的。江青和葉群他們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燒的時候我心裏很舍不得.但要執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燒.
二月逆流以後，林彪把譚震林給他的信轉給主席，但他沒轉給江青。他說譚震林糊塗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讓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對江青的。
江青跟我說，人家說我是武則天，主席跟她說，你有武則天的本事倒好了，你連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著呢！江青說她聽了以後感覺受到了刺激，她怎麽連慈禧都不如？慈禧是賣國的。
那時我正在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體會到主席說的是對的。胡喬木揭發：劉少奇還說，光緒總比慈禧好吧？主席說，在對付外國人入侵這點上，慈禧就是比光緒好。因為她輸掉了甲午戰爭，所以她不甘心，這才支持義和團的，而光緒卻老是要依靠外國人。我幾次聽到主席這樣說，但我和江青一樣，很討厭慈禧的。但是主席這人看問題，從來都是很深遠的，慈禧統治晚清幾十年，擺平了多少內部的紛爭？她連自己的軍隊都沒有了，還能把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個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陳伯達那樣老是動搖，二月逆流以後，她跟我們說，你們不是還對人家抱有希望麽。你看，人家現在打上門來了。主席說了，人家(指劉少奇)掌權，我們就得掉腦袋。恐怕這些 人(指譚震林他們)掌權，我們也得掉腦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請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和我到他家裏吃飯，江青也在座。林彪、總理、康生都沒有請。我還記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飯前和舉杯祝酒時，兩次說了，明年要進行“全國的全麵內戰”。毛主席的這個話是他對1967年全國工作方針的決定，並顯示了他的決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是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明年要全麵批判 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抓大批判，叫我們都要去寫文章。
關鋒說,他準備從倫理道德觀上麵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休養”。
姚文元那天是說他準備從“武訓傳”以來的文化路線上批判劉少奇。可後來不知怎麽變成了批陶鑄了。本來姚文元批陶鑄的文章裏沒有寫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內容的。是毛主席給他加上去的。這到後來又變成是批“五一六”極左了。
王力當時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後來實際上隻寫了一個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衝掉了。那個時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頭就對著陳毅了，還勢必牽涉到總理。他說是批判王稼祥，其實當時外交的事情都是總理定的，王稼祥算個啥。我每次看到在會上講批“三和一少”的時候，總理的臉色總是很難看的。王力還進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滅”。
張春橋說，他想從社會基礎上，從走資派產生的社會根源上來批判劉少奇。不過後來這個文章一直沒出來。
毛主席對我說，你也要寫。我說，我想寫關於影片“清宮秘史”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這篇文章，因為從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到現在一直都沒人把它講清楚。毛主席說，好。我又說，但我對義和團那段曆史還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說，不要緊，你去寫。寫了給我，我給你看。因為主席這樣跟我講了，後來我寫了之後就直接送給主席了，期間因為江青也來和我說了幾次，所以也送給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總理，陳伯達我都沒送。這個事，陳伯達，王力，關鋒都對我有意見，說怎麽不和他們討論一下就送給主席了。主席對我的文章修改了兩次，還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幾段話。到第三次，毛主席說，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討論一下，就可以發表了。由於主席已經看了並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見了。
本來我提出這篇文章不要用我個人的名義，而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或者其他什麽名義發表。可總理說，在國際上，用社論和評論員名義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見的。本禹同誌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係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還是用個人的名義發表為好，以後的文章再用社論或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接著，總理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員朗讀，向全國廣播。在製作廣播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負責人還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長，朗讀的時候不大容易讀出氣勢來，讓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訴我，這篇文章發表後，主席說，他提出批清宮秘史那麽多年，沒有一個人寫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這次戚本禹寫了，並且講出道理，所以要獎勵我。我還沒聽說主席因為一篇文章獎勵過誰.。江青說她有兩架蔡斯照相機，要分一部送我。我說那東西太嬌貴，我又不會玩。江青說，那你要什麽。我說我很喜歡主席的字，希望能給一張主席的書法。江青和主席一說，主席就把他寫的”滿江紅”那首詩送給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還是當著中央文革碰頭會所有的人的麵以獎勵我的名義送給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預計的那樣，進入到1967年，文革鬥爭逐漸地白熱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來奪了上海市委的權，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對一月革命奪權，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的。陳伯達是反對下麵起來奪權的。陳伯達說，主席的一貫思想是對那些幹部衝擊一下以後都還要用他們的。連國民黨的一些大員，解放後主席還用他們的，更何況那還是共產黨的幹部，主席還要用他們的，咱們看不清楚，就別瞎摻呼。他說，造反派最多隻能起個監督的作用，他們沒有管理的經驗，不是專家，管理國家要靠專家。所以他對奪權的問題一直是持觀望的態度，他派張春橋去上海，隻是讓他去解決恢複鐵路交通的。但是張春橋有突破，他承認了工人造反組織。張春橋是勇敢的，因為這件事情對他來說，風險是很大的。起碼他和陳伯達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經過一番戰略思考的.。張春橋後來跟我說，他和造反派簽協議的時候，是戰戰兢兢的，是有顧慮的，因為陳伯達反對，總理也反對，江青也沒有什麽具體的指示.。何況，陳丕顯還是支持寫評海瑞罷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陳丕顯是聽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張春橋是一致的，但要說從造反派中培養出領袖來，來管一個城市，一個省，這種想法我也是沒有的。張春橋在簽字前先給我打電話，我說，這事你最好給江青打電話，你我兩人都決定不了的。我也沒法去跟主席說，因為沒有材料。我說你跟陳伯達沒什麽可以談的，談幾個鍾頭還是談不攏的。你給江青打個電話，取得江青的支持。於是張春橋就給江青打了電話，江青在電話裏跟他說，隻要是怎麽有利於工人造反派，有利於他們的成長，你就怎麽辦，不要有顧慮。但是江青也沒想到要工人當權。直到主席表態支持上海工人奪權，她也覺得大吃一驚。這個時候，我們的思想才轉過來。此前，還是受陳伯達思想的影響的，工人隻能監督。不光是我們，連陳毅、譚震林他們這些人恐怕也是陳伯達的這種思想，認為主席隻是把老幹部鬥一下,，“燒一下”，但不要燒焦了，以後還要用的。誰知道一下子就奪權了，這個打擊對他們來說就太大了，這他們就不幹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紛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奪了權的幹部怎麽肯甘心呢，而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覺得，主席主要是考慮如何讓人民的政權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裏，而不能讓一些人因為當官時間長了，就把政權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反對他的人那簡直是太多了。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了他們個人和集團的切身利益。他們當然要拚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衝著中央文革來的。他們對中央文革支持群眾造反奪權，簡直是恨之入骨的。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裏覺得，譚震林那天發作，本來應該是衝著我來的，因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況簡報上說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對我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複。他看到江青那麽相信我，重用我。他後來衝張春橋發火，其實張春橋沒有得罪過他，我倒是得罪過他的。隻是那天我請假在家裏寫文章，沒有去參加會議。否則，很可能他會衝我來的。
其實我內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後，譚震林雖然被打倒了，可主席還是要保他，江青讓我給群眾去做工作。我那時說得是最有說服力的。我說，譚震林雖然有錯誤，但我們要看到，他和劉鄧不一樣，他在黨內是擁護毛主席的，是堅決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據說他聽了以後還挺滿意，說，這小子還算講了句人話。
那個時候，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麽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麽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著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麽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畢竟他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康生就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得罪了什麽人會受報複這種事。康生比他堅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對陳伯達不滿，後來毛主席說陳伯達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個老鼠往林彪那邊跑。
江青和軍隊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屆十一中會議上作過個發言，說如果弄得不好,我們的文革也會出現像法國大革命最後的“熱月政變”一樣的結果。我的發言登載在了會議的簡報上。我自己以為自己講得挺好。江青卻對我說，你得意什麽?把主席批評你的話告訴你，你都會哭。我問，主席怎麽說。她說，主席說，軍隊的事情你不要亂說話，心裏有數就行了，你們不懂軍隊的事。主席還說，你看人家春橋，就從來不亂說話。我聽了就說，我懂了，你告訴主席，說我懂了。其實，張春橋私下裏和我交流過，他也有著同樣的擔憂的。從那以後，關於軍隊的事，我不敢多說話了。但是有關軍隊文革的事，我還是要給主席報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劉誌堅不大聽林彪的，葉群不願意劉誌堅當全軍文革的組長。江青開始對劉誌堅還好，因為一起搞過座談紀要。後來有人揭發說劉誌堅在背後怎麽怎麽罵江青，江青就說這個人是兩麵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華的事情很複雜,，鬥爭肖華的事，劉誌堅有責任。主席、林彪都說要保肖華。江青跟我說過，她批肖華是上了葉群的當。群眾批肖華，讓肖華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氣，說，你有錯誤，承認改正就行了麽，怎麽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後還怎麽指揮軍隊啊？為此主席明確指示，不準再讓任何將軍在地上爬。誰這樣做就是武鬥，總政的造反派為此事受到嚴肅的批評。
部隊造反派衝擊軍委、總參機構，先是謝鏜忠去講話,，謝鏜忠人很老實，但不起什麽作用，人家都不聽他的。江青叫張春橋和我去聽取意見，並勸他們不可以衝擊軍委、總參，這才平息下來。
劉誌堅被打倒後，毛主席點名讓徐向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可以說，在軍隊高層中，徐向前對文革的態度最好。徐向前說，現在最危險的就是中央裏麵出赫魯曉夫，中央裏麵如果有人搞資本主義複辟，那全黨就危險了。他堅決擁護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說，這次文革要重視年輕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為老年人裏麵有些人關係錯綜複雜，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眾。他公開表態支持年輕人的文章。說年輕人有革命朝氣。還說，我讀了年輕人的文章，受到啟發，現在是小將教育老將了。他的這些講話和表態，都能從當時中央文革的簡報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態度和陳毅、譚震林、葉劍英是有很大區別的。
葉劍英原來參加中央文革的碰頭會的，二月逆流以後，總理就不叫他參加了。
這時，主席指名叫粟裕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非常讚成粟裕參加中央文革會議。但後來，總理讓粟裕去管國防工業。
原來碰頭會都是在中南海懷仁堂開的，二月逆流以後就改在釣魚台開會了。
貴州省軍區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軍區司令趙永夫開槍鎮壓造反派的事，都是我從我們派下去的快報組那裏得到情報，最早向主席報告的。主席看了之後，要我再進一步去了解核實情況，然後批發下去的。所以，在軍隊裏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關鋒看作是對他們威脅很大的人。差不多是當時矛盾的焦點。
軍隊上層的一些人搞特權,搞腐敗，那要比地方上更厲害。這些情況都反映到中央文革來了。這些情況往往是由他們的對立麵反映上來的。幾乎每一級軍隊領導都有對立麵，包括一些老帥。而軍隊和地方那又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的，司令員、政委多是地方大員的好朋友，他們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說是叫軍隊要支持左派，結果差不多多數軍隊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漢發生720事件的當晚，跟著王力他們一起去武漢的北航的一個女紅衛兵乘亂從押解她們的汽車上跳下來逃出來，給中央文革打來了電話。秘書趕緊叫我起來，我到樓下一看，陳伯達、關鋒已經在一樓的值班室了。他們好像正在擬寫一個電文，準備宣布武漢叛逆。我就趕緊跑去找江青。她的秘書說，她吃了安眠藥剛睡。我說，不行，事情緊急，你就說是我找她。我就在門口等著。江青起來一聽，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後來總理也來了。江青聽了辦公室簡單匯報，當機立斷說，走，到林總那裏去。他這個人能處大事，果斷。林彪果然是有決斷力。他一邊讓人查，離東湖賓館最近的是哪些部隊，最快到達要多少時間。一邊接通了主席那裏的電話。林彪說，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主席好像不同意。說他在那裏很安全。林彪馬上說，不行。這是中央的決定，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那主席也隻好服從了。然後決定，讓總理和邱會作馬上飛武漢，保證主席安全離開武漢。接著林彪又在那裏調兵遣將。等我們從大會堂出來，就看到北京的紅衛兵已經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爛陳再道的狗頭”的大幅標語了。他們有他們的消息來源。江青在回去的車上對我們說，我讓你們找林總的，對吧。
林彪對720事件表現得是很積極的，我從來沒有看到林彪對一件事情有那麽積極的。一般中央開會討論什麽事情，林彪都不來的。有時請他來，他也不單獨表態，隻是跟著主席的表表態。本來在天安門舉行的聲討大會林彪不來，但後來葉群打電話給我，說林總經過反複考慮，認為他還是來參加為好，他來表個態。我說那當然好嘍。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會，就說汪東興、楊成武都要上天安門。當時汪東興給我打電話，說他也要上天安門。我說，你別開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麽上天安門？他說，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讓我上的，而且楊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門，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門。我知道這是主席對大會表示支持。因為汪東興，楊成武當時都是跟在主席身邊的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天安門領導名單裏，就表明了毛主席對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門上跟我們講，那個陳再道是四方麵軍的，是最擁護張國燾的，是張國燾的得力部隊。葉群就提出了要鬥徐向前。會後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帥的家是葉群下的命令，後來卻把這件事推到我的頭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勢利導，把矛頭轉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對四野的人他都保護起來。可後來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當年的八一招待會。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過，好像是為了一個總後的幹部。其實也不是江青要反這個人。林彪有個特點，你反軍隊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賀龍的人，他都很積極。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臉皮翻。我看他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確實很厲害。肖華也是林彪的人，井岡山二十八團的。主席是保肖華的。後來葉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時，葉群和江青的關係看上去是很好的。她們在一起講話，就像閨密一樣的。江青一說就是你們那位，我們那位；葉群隻說，我們那位，不說你們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說主席。他們一起說話也從來不回避我的。葉群經常跟我說，林彪很欣賞你的才華，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後來她又幾次叫我到毛家灣去，我因為忙於日常事務，沒能去，她不是很高興。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員
1965年，楊尚昆被調離中央辦公廳以後，由誰來接任中辦主任的職位？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由田家英接任。總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傾向由龔子榮來擔任，龔子榮原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是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也做過地下工作。但是他原來在北方局工作過，和劉少奇、彭真的關係很密切。江青跟我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是她投了汪東興一票。江青說，主席身邊有些人，像葉子龍，並不把她當回事的。但汪東興對江青卻始終是畢恭畢敬，惟命是從的。但是毛主席對汪東興有看法。江青說，主席跟她說，汪這個人表麵上唯唯諾諾，其實很有城府。不是那麽表裏一致。但江青覺得，汪是個直爽的人，是能夠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麽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樣。後來毛主席才決定由汪東興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所以江青說，她的一票是關鍵的一票。當然後來江青也正是為了這個關鍵的一票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時，汪東興對我說，辦公廳現在就咱們倆了，我很忙，我隻要管警衛局就可以了。秘書局、機要局都歸你管。我說，老汪，我在文革辦公室那一塊就分攤了你很多事情了。我還要忙著寫文章。我連秘書室都管不過來。我跟他說，我這個人有個弱點，就是好寫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辦公廳那麽多事務，我實在沒能力管，還是你來管。因為我的態度很誠懇，他也就接受了。沒跟我再捉迷藏。
汪東興這個人背著主席時，對人、對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對他的人很多，而且領頭的都是局一級的領導幹部，像田疇等人。後來田疇是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的局長，我出獄後，他跟我提起汪東興來，就一句話，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我聽了說，那是條裝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離開北京去武漢前，找我們去人民大會堂的118號開會。林彪、總理都參加了。大家都反對主席在這種時候去武漢。但主席執意要去。主席就叫楊成武跟著他去。汪東興急著說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說汪東興一起去好。主席問，那你這裏的事情怎麽辦啊？汪東興說，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讓我代理主任。會後，江青讓我好好把辦公廳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說，那汪東興不是要懷疑我想奪他的權了。她說，你那麽多顧慮幹嘛。
傅崇碧幾次向總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衛戍區當政委。說他現在保衛黨中央的壓力很大，他那裏好多事情不好辦，因為我在紅衛兵中影響大，他建議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說，他現在忙得一點空都沒有，我還想調他去當八三四一的政委呢。從這些情況看，江青對汪東興還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後，她怎麽就那麽糊塗呢!
可能是江青長期經曆的那種環境造成了她不輕易相信人的習慣，而且她也不輕易地說人好話，即使是她認為是好的人。她對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較壞的。容易懷疑人。對人的看法好走極端。有個派去照顧她的服務員，頭天她還說她怎麽好，第二天就說這個人壞，知道她怕風，卻故意把窗開著，讓她吹風。要這個人走，送她勞改去。其實，那時說的勞改，並不是去勞改農場的那種，而是下放去工廠勞動。這事是我處理的，我知道江青對這個服務員因誤會而生懷疑，不能送人家去勞改。所以就把她換到一個不讓江青看到的崗位去了。可這個服務員為了這事就非常恨我。後來她的領導跟她說，人家戚本禹是保護你才調你走的，你還瞎說人家。後來我出獄後，這服務員還寫信給我，表示道歉，說她當時因為我把她從江青那裏調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護士長許春華也經常挨江青的批評。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時，卻能公正地說，江青雖然愛懷疑人，主觀片麵，喜歡指責人。但她是忠於革命，忠於主席的，對工作是勤勤懇懇的，也不講享受的。她仍認為江青是一位好首長，好同誌。
我在中南海後樓研究室時，工業組有個同誌，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來是在山東德州開辟地區的一個老幹部，地委書記，又能打遊擊，又能搞工業。我去中央文革後就請他來做我的秘書，這人很有經驗，給我幫了很多忙。紅衛兵運動剛開始時，有些情況很亂，有些所謂老紅衛兵，就是後來聯動那些人亂打人，亂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開表態，說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亂抄家。不然以後這些事都會賴到你們中央文革的頭上的。因為當時都說紅衛兵是我指揮的。我說中央文革可從來沒有叫誰去打人的，這些人怎麽亂搞呢。他跟我說，這些打人的他們後麵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當時就明確地表了態，不準打人，不準亂抄家。後來我們把亂打人,亂抄家的情況報告給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鬥，不要武鬥。還有當時有些地方借破四舊，燒書。他馬上跟我說，曆次運動，毛主席黨中央都從來沒有說過要燒書的。怎麽可以燒書呢。我就馬上去講話，製止燒書。可有一次江青來我這裏看見了他，就找我過去，說那人不是後樓的麽，有些人是劉少奇的人，你怎麽把他弄在身邊？他年紀都比你大，是你領導他，還是他在領導你？我沒有辦法，隻能把他調走。我出獄後碰到靳耀南，他對我說，你是個好人，我過去怎麽看你，現在還怎麽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這不能怪她。辦公廳到處都是楊尚昆的人，她當然對我有戒心的。
現在有些人拚命說自己當初怎麽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實除了閻長貴，有些人的所謂迫害，多有誇大其詞。有的是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黨內資產階級。在那時有幾個人是不願意在江青那裏工作的。就說吳法憲，有人說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聰明。江青到哪裏去，都願意讓他陪著。至於說有些人後來遭到關押審查。其實那些具體的事情都是汪東興處理的。宣布我受審查後，汪東興馬上就叫人把我雙手銬上，而且銬了一個多月，吃飯睡覺也都銬著。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樣自殺。但我心裏明白，這是汪東興在暗地裏使壞。江青才不會管這種事了。
江青和王力、關鋒
關鋒在我們中間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從理論上，從路線上來看出問題。
主席720事件後的意思在他親自擬定的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名單時已經很明顯了。他叫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老帥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後要穩定軍隊。主席在720以後，在我們寫的報告上在陳再道的名字後麵加上了同誌兩個字。總理馬上把它印發下去。原來陳再道是被關押的，現在一下子待遇馬上就變了。但是我們當時對主席的意思沒有好好的領會。關鋒寫的八一社論。說下一步鬥爭的大方向就是對準軍隊的走資派。要向軍隊的主要敵人開火。這個問題就嚴重了，是嚴重幹擾主席的戰略部署的。當時紅旗雜誌社論和文章對全國運動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導運動方向的。不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準，怎麽可以擅自提鬥爭的大方向和主要敵人呢。而當時群眾也是這麽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動起來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聯，第三次大亂了。如果真這麽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那士兵都是拿著槍的，你發動他們起來造反，那不等於是武裝起義了。如果再出幾個720事件，那整個局麵就亂了。
中央文革開會調查這事。關鋒說，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錯誤，但是他的文章是經過陳伯達批準的，而且陳伯達在上麵還加了一些字。陳伯達不承認，說他不知道。總理就當場叫人去調文件來，可文件被陳伯達拿回去了。總理又叫陳伯達的秘書去陳伯達那裏找文件，結果文件找來了，。上麵清清楚楚是陳伯達寫的，照發。陳伯達沒辦法，就說當時自己吃了安眠藥了，糊裏糊塗的，忘了。當時我們大家都清楚是怎麽回事了。但我們也明白，這事在當時是不能讓陳伯達來承擔責任的。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把他拿下來，這個震動就大了。所以，總理就在會上總結了，說，看起來這個文章是經過陳伯達同意的，但陳伯達說他當時是吃了安眠藥了，頭腦不清楚。那關鋒當時也沒有把文章給其他中央領導去審查，所以還是要由關鋒負責。
拿今天的話來說，王力在外交部動了總理的奶酪。當時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講過話，但我是嚴格按照主席說的話去說的。主席沒有說的我不能亂說的。主席說，對陳毅鬥鬥也可以麽，打倒也沒什麽了不起麽，打倒了也可以再保麽。而王力從武漢回來後，被當作英雄來看了，他自己也覺得不得了了，一點也不知道他在武漢的時候其實是闖了禍的。主席已經對他很不滿意了，隻是為了維護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當作英雄來歡迎的。他聽到外交部有人對我的講話不滿意，就自己把他們找來和他們談話，那就是所謂王八七講話。他講的就出格了，總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裏，說王力說的，紅衛兵也可以當外交部長。但王力自己後來堅決否認他說過這話的。姚登山聽了王力的講話回去傳達，主席讓人調來了王力講話的紀錄，有這話。也可能是紅衛兵在傳的時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興了，說外交部的權是中央的，怎麽可以隨便奪權呢。
楊成武從主席那裏帶著主席的指示來，先去跟總理、江青匯報。然後就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說，主席向他問起過我，他在主席麵前還給我說了好話呢。可後來他卻說什麽主席先說把王關戚一起抓起來。後來又叫他回去，說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爭取過來。老實說，如果主席真的講過這話，那當時楊成武是絕對不敢到我辦公室來的。楊成武來我辦公室來的時候，我的秘書當時都有記錄的。我從秦城出獄後，還寫過封信給楊成武，說你當初是怎麽和我說的，怎麽後來又在外麵亂說。他也不給我回信。
江青那時還跟我開玩笑說，你躲過了一劫了。
戚本禹、王力、關鋒
其實主席當時對王力、關鋒也沒說要抓起來，隻是說，停止工作，要他們作檢查。江青讓康生對他們的曆史進行審查。後來開了個會，總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讓王力、關鋒在會上作了檢查。然後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怕警衛有誤會，我還特意問了總理，他們什麽待遇。總理說，還是首長待遇。我就按總理的指示，在釣魚台的2號樓找了兩個空的房間，讓他們住在裏麵，他們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學習主席的指示，檢查自己的錯誤，態度很好。我回去就向總理、江青作了匯報。總理聽完了匯報，還交代我說，要我每天去看看他們的情況，要經常用電話向他報告情況。然後他就走了。這時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江青這麽哭。當時春橋、姚文元都在場。姚文元也掉了眼淚。
出獄後，我和關鋒講了這事。關鋒說，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為大家畢竟在一起戰鬥過的，是有感情的。所以關鋒從來都不反江青。但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卻把江青罵得一塌糊塗。還有個叫楊銀祿的，我在的時候他就在那裏了，還是個小戰士，那時他見了江青那個樣子，簡直就可以說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樣子，是恭敬得不得了的。
江青和我
把王、關隔離後，我實際上也已經無所作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煩，弄得別人反感，所以有些會議我都不去參加。可是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開打倒王、關的會議我沒去參加。馬上外麵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所以第二次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麵的標語就沒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文革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國慶前回到北京的。當時中央文革會議上分工由張春橋寫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寫國慶社論；我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我因為參加過編毛選，對主席的講話風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匯總。
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出要“大聯合”。方針改變了，像上海那樣的以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奪權模式不行了。武漢模式更不行，那是軍隊出來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視察以後，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聯合”。各派都要參加掌權。主席提出的這個模式實際上是個戰略大轉變。我在整理的時候就強調了這一點，突出了這一點。因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麽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要實現這個思想。主席對我的整理的東西很滿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什麽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張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本來引述的毛主席的話是，批修鬥私。我看了覺得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因為我想革命總是先內而外，從邏輯上講，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們看了都覺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說好。所以就改成了“要鬥私批修”。
我給主席寫了個檢討，我說,雖然王力的講話、關鋒的文章我都沒有參與。但是我在思想上實際是跟他們一致的，對主席的指示沒有很好地去領會，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錯誤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寫在我給主席的檢討上，由徐業夫直接交給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寫:
已閱，
退戚本禹同誌。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誌。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給總理江青他們匯報了，當場還一起討論了如何落實主席的批示。他們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關鋒作個傳達。我就問總理，是我一個人去告訴他們，還是誰跟我一起去？總理說，讓春橋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橋一起向他們作了傳達，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因為主席稱我們是同誌，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後，主席在批的文件裏稱陳再道是同誌，那陳再道的待遇馬上就不一樣了，房間和警衛馬上都換了，沒有原來軟禁的樣子了。主席給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發下去的，可總理也沒讓印發。而且我看出，總理對這事並不起勁。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我就聽到有人說,，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陳毅說，不拿掉戚本禹，黨心不穩，軍心不穩，民心不穩。可見我們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這個時候，連續發生了幾次所謂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跟我們談了她的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會議室(釣魚台十六號樓)講的。文革小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們都坐在江青的對麵，穆欣坐在江青的後麵，他當場作了記錄。談了有三、四個小時。
江青說，你們老聽了那麽多關於我的事情，你們也不清楚，你們又不好來問我。那我就把我的曆史全都跟你們講了吧。請你們審查。
她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但他的缺點是太小器，很軟弱，膽又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一樣。他要說那個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都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拚著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順的。但是她說，唐納比起俞啟威來那簡直是差得太多了。當時我們就很坦率地問，那你為什麽不嫁給俞啟威呢？她說，是俞啟威的家裏反對。他那個家族是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你一個戲子根本就進不了門。她說，俞啟威那個時候也軟弱。不過那時他才是二十多歲的學生，也根本沒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隻能考慮嫁給唐納。可是,結婚後就不一樣了，限製她這個，限製她那個的，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了。這個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她在台上演過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過她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盡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並不亂搞的。但對待家庭，他還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離婚了。這件事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了。和唐納離婚，對她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她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啟威了。她說她總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種時候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島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像哥哥一樣的保護著她。那時有好多人就想趁虛而人，來占她便宜。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他們是動機不良的。所以想方設法地拒絕他們。可這些人達不到目的，就到處去散步流言蜚語，造她的謠。這些人當時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說她最難忘的還是和俞啟威的初戀。俞啟威是她的導師，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見了毛主席之後，她就認定，這輩子就跟定這個人了。
我當時確實是有為江青寫一個傳記的想法的。我覺得她的經曆完全稱得上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範的，哪裏會想去整什麽”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當時有人提出要開放圖書館，文藝組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連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了這個報告。但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北京圖書館開放後，有人在裏麵去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的內容。反映到我這裏來了，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圖書館裏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當著我的麵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麽好擴散的，我有什麽事情可以擴散的。事後，張春橋跟我說，你現在應該把事情推給下麵，說是文藝組幹的，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我說，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給他們說話。你不這麽說，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這個人就是缺心眼，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推給了他們，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向我報告過，是經過我同意的。後來我也這麽跟總理說的。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注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了字。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
無獨有偶，稍後一點時間，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讓我來處理。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可他們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說他們把他們查到的一批誣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裏了。這個他們卻沒跟我講。我打開材料一看，也就是當時國民黨報紙造的一些謠言和一些攻擊的話，說什麽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澤東)，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很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麽能拿那麽點小事去幹擾他；交給總理沒那可能錯誤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給江青，因為這不符合組織的原則。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麽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因為它也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它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是怎麽回事。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懷疑我是不是為了想給自己留條後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將來可以賣身投靠別人。後來張春橋私底下跟我說，我們已經是都綁在一起了的，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麽回事。他也讓謝富治他們拿去燒了。
真是事不過三啊。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又是關鋒的秘書，後來江青要找個秘書，我就把閻長貴推薦給她。他不知錯了什麽勁，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一個叫江倩的寫的信給了江青。江倩(中國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舊社會的一個電影演員，參加過軍統。文革時挨群眾批鬥。她就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閻長貴拿了信，我估計他也沒怎麽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稱江青，還說是曾經參加過軍統。說這是敵人的造謠，應該讓公安部來處理。然後就把信和條子送給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氣衝衝地跑到我辦公室裏，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搞什麽名堂，你前麵弄我的黑材料，現在你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裏的內容。我說，人家根本沒說江青參加過軍統，是說自己(江倩)曆史上參加過軍統，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舊社會當過演員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你在當演員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麽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那時江青已經聽不進去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那個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找人寫信的方法來陷害她。這件事，連總理也幫不上忙了。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閻長貴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蔑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胡說八道，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裏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那麽重要的兩件事情搞混在一起來，你坐牢是活該，可害得我也坐了那麽多年的牢。
這事發生以後，就規定我不能離開釣魚台的辦公室。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後”，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麽，再見了。我心裏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抓閻長貴之前，江青也請他看了場電影，叫《一仆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邊的人。過來幾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準，就宣布我“請假檢討”。汪東興就把我銬在釣魚台的一個房間裏。那年春節過後，王關戚一起都被送進了秦城監獄。
與我被捕的同時，文革的快報組被解散，文革辦公室和中南海秘書室的許多人也都被隔離審查。汪東興把他們都說成是田家英的餘黨。
在我被抓後的那段時間，連張春橋、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顧慮的，因為好多事情我們都是聯著一起做的。所以他們都一直不說話，籍以自保。主席也長期不講話。
紅旗雜誌從1968年第一期，還是我拉著姚文元一起簽字後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紅旗的副總編)，這以後紅旗就停刊了好幾期。直到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他們才找到了宣傳的綱要。
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可以說，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沒有任何的過節。那江青這時候為什麽那麽恨我呢。我想也許是因為她認為她對我那麽好，可我還要“背叛”她的緣故。當時也確實是常有這種情況的，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發的，那田家英早該槍斃好幾次了。陶鑄被打倒，揭發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書張XX。但是，我想她在那個“法庭”上的時候，她應該明白，我並沒有背叛她。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出庭去作證。那個法庭也曾經要我出庭作證的，我跟他們說，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麽都講。他們問，那你都要講什麽呢。我說，一切我都如實的來講。但我不能保證會按照你們的要求去講的，你們如果同意，我就出庭。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沒有讓我出庭。結果他們全部的旁證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話，我說“鬥爭彭德懷是我積極主張的，在討論的時候,總理、江青也力主此議。”隻是在他們宣讀的時候去掉了總理，變成是江青力主此議了。而且我後來被判了十八年，王關戚隻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關鋒在監獄裏瘋了，免予起訴。隻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沒有少。
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樣子了，典型的風派人物。我說，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搶文化部檔案室，當時魯迅手稿、茅盾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檔案室。我把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還有康生都在上麵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並要我去處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講了話，說魯迅手稿是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裏。管保密室的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楊成武和毛澤東
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自己忘了，再一個就是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沒想到，這件事卻成了“楊傅餘”事件的導火線。其實，王關戚一抓，大家就覺得現在風向變了，中央文革不行了，軍隊成了老大了。軍隊不但不能反對，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來領導一切了。這時軍隊的一些人開始膨脹了，楊成武就說了很多話，說他早就看出王關戚不好。一下子又從中央文革的擁護派變成了反對派了。其實，楊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軍隊裏也有著強大的反對派的。在北京軍區、總參謀部都有。因為這個人好張揚，他鬥了羅瑞卿，自己卻又走了羅瑞卿的老路。後來江青在釣魚台向傅崇碧發難，這恐怕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的事吧。
然後派工宣隊進清華、北大，把造反派也壓下去，這樣大局就穩定下來了。
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麽大的局麵，不這樣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