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她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
她是亂世的佳人,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亂的,隻不過她獨鍾她那時候的那種亂,例如“孤島”的上海,縱有千般不是,於她親,便樣樣入眼。她的文學生命的過早結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對藝術上的“正”和“巨”的一麵,本能地嫌棄,而以“偏”和“細”的一麵作為她精神的泉源,水是活的,實在清淺,容易幹涸了。喜歡塞尚的畫,無奈全然看錯,其不祥早現如此。正偏巨細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兩邊都難有落腳處。我初次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是她的散文,在一九四二年的上海,在幾本雜誌間,十五歲的讀者快心的反應是:魯迅之後感覺敏銳表呈精準的是她了。 當年日寇占領大江南北,通稱“非常時期”,將來自會作為國難國恥而詳見於中國近代史,然則此八年中淪陷區的文化動態,就不可能列入中國近代文學史,因為事關“敵偽宣傳”、“奴化教育”——明明是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卻是夜夜燈紅酒綠輕歌曼舞,好一番粉飾太平的親善伎倆,文學雜誌如雨後春筍,男女“作家”,眉來眼去,這廂錦江春色來“天地”,那邊玉壘浮雲變“古今”(“天地”、“古今”皆雜誌名),知堂老人遊江南,海上女作家大型座談會,《結婚十年》暢銷再版,還有吃板煙的魚、拿手杖的魚招搖過市……興興轟轟直到日本一宣布投降,這些夕陽中的文學蜉蝣霎時影跡無蹤。四十年後,我到得海外,才不期然而然地逐一知悉,彼等皆有恙無恙地健在,都易名改姓久矣,唯張愛玲仍然姓張名愛玲,足見其明智、果敢。一九四九年後,似乎她還不想離上海,出席過滬地作家的一次集會,似乎處在漸悟狀態中,似乎後來有了頓悟,你說呢。張愛玲這一聲叫簾,當然是憨孌逗人的,將謔無謔的詩經裏的作風,她自己分明年紀輕輕已經成名,這一叫,使老大而無名者,青年而嗷嗷待名者,聞聲相顧以太息。眼看《流言》出版(病黃封麵,畫了個三姑六婆狀的木偶,藍的),《傳奇》又出版(暗綠封麵,湧起大朵青雲,即所謂“如意頭”的吉祥圖案),書店裏、報攤上,張愛玲,張愛玲,電影院門口,今日上映“不了情”,主演:陳燕燕、劉瓊,編劇:張愛玲,就是這個張愛玲真會穿了前清的緞襖,三滾七鑲盤花紐攀,大袖翩翩地走在華燈初上的霞飛路上,買東西、吃點心,見者無不嘩然,可樂壞了小報記者。故曰張愛玲的成名特別像成名,故曰她之所以成為“佳人”正巧生逢“亂世”,試想她的作品如果發表在“五四”時期,星多月不明,未必會如此受注目受歡迎,再假設她到一九四九年後才寫出她那樣的散文和小說來,徹底埋沒算是上帝保佑,一旦在政治運動中被檢舉或搜查出大批原稿,則批鬥個沒完沒了,此生也就廢矣。 話說“上海”這塊地方,民國後向來是中國文學的中心,二次大戰期間,老的、名的作家都到重慶或昆明,搞抗日的救國文學去了,另有一部分則投奔延安,或赤區,結集意識形態,以文藝為武器誌在必得天下了,上海一成“孤島”,文藝園地為國共兩黨都管不著的空檔,自然兩黨都有地下工作者在夾縫中活動,但社會性的公開性的文化麵積,總歸是個大空檔,而文藝是什麽東西呢,文藝是哪裏沒有人管哪裏就有文藝,如果既沒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藝複興”,如果雖然沒有人管卻實在也不出半個天才,那就江南草長群鶯亂飛一陣子,完。“孤島”的上海文藝界本來是屬於“草長亂飛”型的一個短時期,唯獨張愛玲寫了可圈可點的散文和小說,連連登在報章期刊上,引得幾位留守在黃浦江濱的“五四”遺老遺少起而喝采,固然不乏捧“角兒”的心態,但也有一位翻譯家在讚賞之餘認為張愛玲的危機正在於才氣太盛,要防止過頭而濫,此話允推為語重心長,然則張愛玲之轟動一時,以及後來在港台海外之所以獲得芸芸“張迷”,恰好是她的行文中枝枝節節的華彩雋趣,眩了讀者的目,虜了讀者的心,那麽這位翻譯家的話說錯了麽,沒錯,張愛玲在小說的進程中時常要“才氣”發作,一路地成了瑕疵,好像在做彌撒時忽然嗑起西瓜子來。藝術,完美是難,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藝術又似乎無所謂完整——藝術應得完成,藝術家竭盡所能。張愛玲的不少傑作,好像都還沒有完成,也不知怎麽辦才好。張愛玲陪蘇青上服裝店試大衣樣,燈下鏡裏,她覺得蘇青宛然亂世佳人。其實時值國難,身處淪陷區,成功成名多少帶有僥幸性,乃至負麵性,在享譽獲利的風光年月中,心裏明白“好景不常”。那流行的日本歌曲“春天的夢”,大街小巷錚錚鏦鏦地唱,“太陽高高在碧空,玫瑰依舊火般紅,我們又在堤邊重逢……”最後一句是“醒來時可憐隻是一場春天的夢”,唱者弗知此乃是一歌成讖。張愛玲和蘇青不致忠厚到相信“大東亞共榮圈”會圈得下去,何況有胡蘭成在旁,香囊兼智囊,她們知道戰後的將來,不是國民黨的天下,而是共產黨的世界,朝代的更替,有一種集體潛意識的預感,從她們的閑聊中就可知女秀才也頗有行將落空的“遠見”,“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隻要我們勤勤懇懇去做切實有用的事,總還可以活得下去的”——幼稚,不,當年羅曼羅蘭、紀德一度也隻有這點理解水準,各秉虔誠,矢言放棄舊信仰而皈心低首於新的人類福音。是故,以哲學的角度切入政治紛爭的嚴酷性,那末張愛玲與蘇青隻是兩個風塵弱女子,她們想保持的是她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個人主義。有人將張愛玲比作這比作那,她笑道:“隻有把我和蘇青並提,我倒是情願的。”此話可以說是言出由衷,也可以釋為語帶反諷,意思是“五四”以來,論女作家,阿誰可比,候在機鋒上,便用蘇青這個“老實人”來壓壓她們。蘇青自有一股戇氣,論文字功夫、性情境界,哪裏抵得上張愛玲,然而這種恣肆無忌的傻勁,張愛玲要發也發不出,所以她喜歡蘇青,與之交往安全實惠,後來呢,一個出國,一個入牢,人生如夢倒好了,人生不如夢,是醒不過來的現實。這個比喻我很有同感,無奈世界的構成和進行,正是交響樂式的,音樂會中途退席是不禮貌,從世界中抽身而出也是情狀險惡,難全首領,參至此,逼到角尖上了,不得不套用禪家“看山”公案的三段論: 張愛玲在第二段上退席,停筆不寫,當然也不失為是“懸崖撒手”之一式,天鵝並非個個都絕唱到死的,何況還有一個憊賴的宿命論,足以使人心平氣和,文學家各有其寫作的黃金期,火候未到下筆無神,期限一過語無倫次,都是“文昌”、“魁星”的賬目,江淹郭璞毋須任其咎。 與世相遺,絕不遷就,無疑是高貴的,有耿介,就有青春在,隻是怎麽就忘了策略,“物物而不物於物”大可引申為“隱隱而不隱於隱”,張愛玲隱於隱,就中了世界陰謀的計,從前的人倒知道“高明之家,鬼瞰其戶”而巧加防止,後現代人已經滯鈍得不會做隱士,又不知道怎樣對待隱士。藝術家,第一動作是“選擇”,藝術家是個選擇家,張愛玲不與曹雪芹、普魯斯特同起迄,總也能獨力擋住“若是曉珠明又定”,甘於“一生長對水精盤”。已涼天氣未寒時,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八尺龍須方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一九九五年初秋,張愛玲逝世後,海外中文報章刊物湧現了不少悼文。我因《中國時報》編者催得緊,倉猝成稿即付,實在是大不敬的。第一,不諳張愛玲出國後的遭遇景況,單是以為她才氣盡了才不出新作,這是不愷切的,不公平的。我以負咎之心續寫此篇,冀贖前愆,以謝張愛玲女士在天之靈。第二,知悉了她來了美國的坎坷遭遇。中國素有相書,分麵相、骨相、走相、坐相,不一而足。實則字相、文相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情、才能、誌趣、造詣。鬱達夫的字相預示著一生顛倒,結局慘烈。張愛玲沒有書法訓練,抄稿隨手而寫,隻求認得清,像中學生的作文簿上所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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