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國，表麵同文同種，實則貌似神異
張宏傑 文 |先知書店 編
有人問，書店裏各種版本的《日本史》已經那麽多了，你為什麽還要湊熱鬧再寫一本？
我的回答是，我關注的重點和大部分作者不太一樣。
這本《簡讀日本史》想要解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日本人獨特的國民性是怎麽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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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和日本都有深入研究的傅高義說，日本國民性最突出的特點是團結性強。他說，中國也在強調團結重要，但是實踐得遠沒有日本人好。
中國社會有一個雖然誇張但流傳很廣的說法，“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一個日本人是一條蟲，三個日本人是一條龍”。
傅高義對比中國和日本到哈佛大學的考察團，“在日本，一個團能將其考察的成果向其他的考察團提供，而在中國，很多情況下是前麵的團考察的結果，後麵的團不知道……中國各單位、部門的本位主義太強，缺乏彼此聯係和協調。”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則認為，中國是一個“低信任度社會”，即陌生人之間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對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極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會”，整個社會信任度高，內耗小。
日本人非常遵守公共秩序，日本關聯企業之間的內鬥也很少，信任合作進行得比美國、中國等很多國家要好。
傅高義、福山的說法當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日本社會協調性強，公共秩序好，這確實是絕大多數觀察者的共識。
日本國民性的另一個特點是轉彎快。
有一個日本朋友說，她發現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對明治維新特別感興趣，幾乎所有人都會和她聊起明治維新。
其實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是日本在世界劇變麵前為什麽能這麽迅速地轉身，而且變得這麽徹底？
確實，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社會的輿論主流是“攘夷”，充斥著各種排外聲音，但是當薩摩和長州被西方人痛打了一次之後，全日本馬上清醒過來，迅速轉向，徹底改革。明治維新觸動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仍然順利完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讓日本實現了“脫胎換骨”。
那麽，日本人的團結性、協作性，是從哪兒來的？日本人在危機麵前為什麽轉彎轉得這樣快？
通過梳理日本曆史，我的看法是：以上這些特質，都與日本人身上的“集團主義”特質有關。日本人總是“抱團”式地生活，如同一群魚，平時總是井然有序地朝一個方向遊。如果你朝水中扔一塊石子，它們短暫受驚後，又馬上集體轉向另一個方向。
當然凡事都有兩麵。這種國民性格特點，一方麵導致日本社會協調性強，轉向迅速；另一方麵，一旦領導層決策錯誤，也會導致日本人盲從集體，犯下重大錯誤，正如日本在二戰期間經曆過的一樣。
那麽日本社會為什麽會呈現“集團主義”的特點？日本式的“集團主義”是漫長的曆史塑造的。 日本的曆史和文化，很多地方表麵上和中國很像，但是骨子裏完全不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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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涉及這本書探討的第二個問題，即日本和中國到底有什麽不同。
中國人對世界的誤解之一，就是日本“克隆”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同文同種”，因此沒有本質區別。
沒錯，從表麵上看，中國和日本確實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相似的長相、相似的建築、相似的文字，甚至文化性格和思維方式方麵，兩國人都注重形象思維和直覺感悟。
兩國人為人處世都講究含蓄，說話都習慣於拐彎抹角。兩國人都注重集體主義，傾向於壓抑個性。中國人常說“出頭的椽子先爛”，而日本也有一句人人盡知的諺語，“出頭的釘子先挨敲”。
但是，在這些相似下，再深入挖掘一層，就會發現中日之間很多根本性的不同。對這些不同，中國讀者了解得並不深入。
●第一，中國從周代開始就認識到近親結婚的危害，確立了“同姓不婚”的傳統，日本曆史上卻長期盛行近親結婚，特別是日本皇室的內部通婚，比如兄妹通婚成為傳統。
大化改新之後，雖然日本幾乎全方位地學習中國，但是皇室內部通婚這種在中國文化看來絕對“逆天”的風俗卻依然未改。
●第二，中國文化中性禁忌產生得非常早，男女之別甚嚴。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朝鮮李朝也曾經貞節牌坊遍地。
日本人卻一直沒有培養起貞操意識，長期男女混浴，沒有出現過太監，沒有出現過貞節牌坊，也沒有裹過小腳。
●第三，日本的家族製度與中國相當不同。中國家族文化中血緣意識很強，能生一定要自己生，實在不行才收養，而且一般不收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為養子。
然而日本卻盛行收養無血緣關係的養子，甚至自己有親生兒子也可能把家業交給養子。
●第四，中國人分家時一般諸子均分，也就是每人都有一份，長子和其他孩子的地位沒有本質差別。
而日本傳統家庭實行“長子繼承製”，長子和其他孩子之間的地位差別非常大。在農民家庭，長子是主人，其他兒子類同奴仆。傳統日本有些地區，隻有長子才能結婚，其他兒子根本沒有結婚的權利。
●第五， 漢語裏有花樣百出的國罵，但是日語裏卻幾乎沒有髒話，“唯二”的兩句“髒話”還都是來自漢語。第一個是“馬鹿”（ばか，即“八嘎”），來自漢語的“指鹿為馬”。“八嘎”後麵有時還要加一個“呀路”，這個“呀路”也是來自漢語，即“野郎”，就是“村夫、沒教養的人”的意思。
這兩句髒話聽起來實在是太文弱，在中國不過相當於幼兒園小朋友罵架的水平。
●第六，中國的墳墓都遠離生人居所，在荒郊野外。而日本城市裏存在大量墓地，有些與住宅小區就一牆之隔。
我在東京訪學之時，宿舍對麵就是一處墓地。中國人一般認為，人死後會變成鬼，靠子孫後代燒紙錢活著。而 日本人認為，人死後或成為“神”，或成為“佛”，不必害怕，也不需要燒紙錢。
●第七，中國有句老話，“好死不如賴活著”。而日本人的一般取向與此相反，對日本人來說，“死是最高藝術”，死亡意味著清潔、超脫、幹淨，一切罪孽都隨著死亡而消失。
眾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奈良有個很小的古刹，叫“暴死寺”，香火很旺，每天都有人來此燒香參拜，祈求自己“暴死”。
●第八，日本戰國時代曾經出現廣泛的社會自治現象。在自治鄉村中，農民們自己處理普通司法案件。有些“惣村”甚至還擁有了“立法權”。
在自治鄉村的基礎上，日本也出現了自治城市，自治城市擁有自己的司法權，許多城市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甚至擁有專門維持治安的警察。這些在中國曆史上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九，中國人從小就受到“集體主義”教育，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行事並不全然如此。中國人非常重視家族和親戚關係，重視“私德”，在社會上則不那麽重視“公德”。
日本人卻不那麽重視家族和親戚關係，倒是發自內心地熱愛“公司”“單位”等集體。在日本人的價值觀中，“不給別人添麻煩”差不多是最高準則。
●第十，中國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長期存在著“受害者意識”和“仇外情緒”。而日本人骨子裏同樣自尊且敏感，但是日本國民性中又有一種獨特的“強者崇拜”，或者叫“拎得清”：
你比我強，把我打敗了，我一不嫉妒二不仇恨，而是老老實實向你學習。 “鴉片戰爭”在中國是國恥，迫使日本開國的武力威脅“黑船來航”卻被日本人當成帶領日本走入現代文明的“恩惠”。
了解了這些，你還會認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基本一樣”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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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這些不一樣是怎麽形成的呢？
中日文化之間的巨大差別，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
中國從母係文化到父係文化，從原始時代到農業時代，實現了巨大的文化跨越。很多原始時代形成的文化習俗，後來已經消失或者嚴重變形了。比如普通中國人很少有人會意識到，祖先的祖字，是由代表生殖器的“且”字演變而來的。
而日本文化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時代、母係社會時代的文化因素。至今日本還有400座左右生殖器崇拜的神社。比如小牧市神社祭祀的就是一根大約長七米、直徑一米的木製陰莖。
“每年到生殖祭的時候，男女老少，大人小孩手上都會抱著一個男性生殖器官樣子的人偶參加到祭的遊行隊伍中，連觀念開放的外國媒體都瞠目結舌。但日本人對此沒有一點忌諱，他們隻單純地認為那個生殖器模樣的人偶是神，希望親近、觸碰、撫摸神來得到祝福保佑，就像西方人觸摸耶穌基督的神像一樣，再自然不過。”
除了原始的性觀念，日本人在原始時代形成的還有“神道教”，這是從萬物有靈的薩滿教發展起來的原始宗教。日本人集團式的定居生活方式，也是從原始時代就開始的。
一般人類社會是進入農業社會後才開始定居，而日本在原始社會後期的繩紋時代，也就是采集時代，就開始定居，形成日本獨特的“村社文化”的萌芽。
日本著名學者上山春平說，今天的日本文化表麵上有濃厚的“歐洲色彩”；剝去這一層，下一層是中國文化色彩很強的“農業社會”文化；再往下剝一層，就是原始時代即繩紋時代的文化精神。“繩紋文化的遺產……雖幾度變形，但仍以種種形態繼續生存下去……對我們的生活和文化仍然起著作用。”
日本之所以能保留這麽多上古文化因素，當然是因為日本地理條件的特殊。日本平原很少，國土約75%屬山地丘陵地帶，小規模的山間盆地散布全國，形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這種地理結構不利於遷徙，導致日本社會小共同體長期穩定，逐漸形成了“集團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與此同時，日本離亞洲大陸不遠不近，既可以避免大陸的兵鋒，又可以從容地向大陸學習。由於日本向大陸學習不是通過被征服、被融合的方式，所以原本的文化基座並沒有被打碎。
比如大化改新中，日本引進了大部分中國製度，但沒有引進科舉製，也沒有引進中國的家族製度，沒有引進中國的孝文化、貞操觀念。因此日本在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同時，它的曆史基盤，也就是集團式的生活方式並沒有被摧毀。
我們往往誇大了大化改新對日本曆史的影響。事實上，大化改新雖然效果顯著，成就輝煌，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日本曆史的個性。大化改新的成功並沒有持續太久，一百多年後，日本又滑回到了原有的軌道。
從整個日本曆史來看，大化改新的全麵“中國化”，隻是日本曆史之旅中的一次短暫脫軌。稍微熟悉日本史的讀者都會知道兩個詞，一個是“和魂洋才”，一個是“和魂漢才”。
其實日本還有一個詞，“繩魂彌才”。這三個詞構成一個序列，背後顯示出日本文化發展的一個規律：遠離大陸的封閉環境，造成了日本文化核心的穩定性。一旦遇到強有力的外來刺激，日本又會跳躍式地發展，外表發生巨變，不過骨子裏的一些東西仍穩定不變。
日本的曆史軌跡因此顯得與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幾個國家——中國、朝鮮和越南非常不同，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終主要遺留在了文字、文學、服裝、建築等表層物質文化方麵。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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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日本人怎麽看待曆史上的中日關係，以及日本為什麽三度向大陸擴張。
中國人對日本曆史的另一個很大的誤解，是日本和朝鮮一樣，曆史上一直是中國的朝貢國。
事實上，在幾千年間，日本隻有一個時期，那就是“倭五王”時期（約為中國南北朝時期），是中國真正的朝貢國，除此之外，在隋唐、五代、兩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朝貢國。
遣隋使因為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惹得隋煬帝不悅。後來的遣唐使則從來沒有攜帶過國書，而國書表文是建立朝貢關係的最重要的標誌。朝貢關係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宗主國要冊封朝貢國的國王。
但是在唐朝，日本從來沒有像其他朝貢國那樣，請求中國皇帝的冊封。在唐代日本人自建年號，自稱“天皇”，自處於與中國平等的地位，是不爭的事實。
有宋一代，中國和日本隻有民間交流而一直沒有官方關係。元代忽必烈兩度派遣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渡海遠征軍入侵日本，仍然沒能使日本人屈服。到了室町幕府時期，即明代前期，幕府為了獲得巨大朝貢利益，曾經偽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日本國王”的頭銜，和中國展開朝貢貿易，然而事實上並不奉中國正朔，因此也算不上典型的朝貢活動。
在中國清朝時期，日本甚至通過“正德新例”，試圖把中國納入日本的朝貢國體係。因此在中國的朝貢圈中，日本和朝鮮、越南、琉球甚至泰國都不一樣，不能算是藩屬國。
不但不向中國稱臣，日本曆史上還長期自認為是天底下獨一無二的“神國”，日本人甚至試圖建立“日本型華夷秩序”，即以神國日本為中心，來統治世界萬國。
1610年，德川幕府致中國福建總督轉中國皇帝的信中說：日本“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上表輸貢”。
因此日本曆史上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一旦實現統一，就必對外侵略。剛剛開始大化改新羽翼未豐的日本就試圖與大唐一爭高下，導致朝鮮半島上的白江口之戰。豐臣秀吉剛剛統一日本，就迫不及待地發動壬辰朝鮮戰爭，試圖以寧波為首都，統治世界，成為“萬皇之皇”。
日本明治維新剛剛開始，就興起了“征韓論”，並在不久後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日本豐臣秀吉時代征服世界夢想的又一次嚐試。
因此，日本文化中一直包含著獨特的世界觀念和統治世界的意識，這個小國表麵上彬彬有禮，骨子裏卻長期燃燒著征服世界的野心。這是影響日本、東亞甚至世界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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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沒有什麽感情比中國人對日本的感情更加複雜和矛盾的了。提起日本，大多數中國人的感覺都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時不知從何說起。
這是我們最熟悉的一個國家。日本的動漫、遊戲和音樂，彌漫在每個90後中國人的成長背景當中。年紀更大的人則更熟悉《地雷戰》《地道戰》《血疑》和《追捕》。
這又是我們最陌生的一個國家，雖然有著幾千年的交往，但傳統中國通常都全神貫注於同來自西北的馬上民族打交道，忙於處理大陸上的兵戈糾紛，除了被“倭寇”在沿海偶爾騷擾一下之外，並不重視日本的存在。
甚至在甲午戰爭之後，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對它還是沒有給以足夠的關注。因此大部分中國人對日本所知甚少，或者說誤解多多。提到日本，很多中國人頭腦中第一個跳出來的詞便是仇恨。
然而，“不共戴天”隻能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不論何時，我們都不得不與這個國家同處一片天宇之下，不僅如此，還不得不與它“一衣帶水”，緊緊相依。因此，僅僅仇恨是不夠的。
當然，了解日本是不容易的。不光中國人對日本不太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也多有這樣的感覺。本尼迪克特深有感觸地說：“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
而李光耀說得更為直接：“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多花些時間和精力，來深入了解一下這個獨特的國家。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
因此這本《簡讀日本史》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從日本人獨特的性觀念切入，分析日本曆史和文化的獨特性；
第二部分按時間順序，簡述從繩紋時代到明治維新的曆史，重點是分析日本為什麽進行大化改新，以及大化改新何以失敗，對比日本曆史軌跡與中國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
第三部分分析日本人的世界觀念以及曆史上的中日關係；
第四部分則總結日本國民性的成因及特點。
日本，這個中國“大門口的陌生人”，與其他國家太不一樣。
一個因為明治維新而轉型成功的楷模國家，為何突然變成了一個反西方、高度專製的殺戮機器？那是日本曆史中的偶發事件，還是具有某種必然性？ 中國人為什麽心中獨對日本這麽敏感？我們又該如何認識日本？
過去有兩本解讀日本的書取得了很大反響，一本是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而另一本戴季陶的《日本論》，兩本書不是過於學術，就是基於二戰的敵國背景，結論難免有些偏頗，很難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日本現實。
張宏傑的這本《簡讀日本史》，是他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解讀方式，力圖全方位呈現日本曆史背後的內在邏輯與外在動因。避開繁瑣的細節考證，融日本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國民性史這四史為一體，在曆史線索中展示社會發展的脈搏。
張越曾說：我看過的曆史書大多可分為兩類。一是“嚴肅的”：相當學術化，無個性無情感無生命力。一是“通俗的”：相當野狐禪，特愛講政治陰謀宮廷穢聞，成全中國人民崇尚“厚黑”的陰暗心理。
而極少數曆史書屬於第三類：既有學術研究又有價值觀支撐，還有溫暖的人性關照和有個性的表達。而張宏傑的書即屬於這第三類。
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人們要麽被戲說曆史和穿越劇扭曲了曆史認知，要麽被枯燥繁瑣的曆史考據消磨了曆史興趣，難得遇上張宏傑老師這樣通俗而深刻的曆史研究者。他寫的中國史好看，他寫的日本史也一樣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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