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反映餓死千萬人，卻被打成反黨集團
林雪：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訪談錄
核心提示：“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
饑餓的農村觸目驚心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1960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至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到1961年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60億斤，比1958年的420億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卻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對下實行“一言堂”，壓製黨內民主，對敢講真話的同誌打擊報複。他高唱著“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高調，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其中嚴重減產的1960年就外調了68億4千萬斤，大致相當於當年產量的1/4還多。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信中指出：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大躍進”以來“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有領導有計劃地恢複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與此同時，中央還調派了萬名幹部下鄉進行整風整社運動。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也下鄉參加運動，並擔任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副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裏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廖伯康到長壽渡舟公社作調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蕪，十室九空。其中的兩件事情，令已經八十高齡的他，至今心潮難平。一件事是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一個沒有了父母親人的孤兒用呆滯的目光，看著眼前的這群從城裏來的“大幹部”。解放不過十來年，工作團的幹部們不是剛剛走下槍林彈雨的戰場，就是剛剛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殘酷革命鬥爭中也算是“見多識廣”。可是他們在這個孤兒的目光麵前，卻不能自已。統戰部來的周懷瑾，跑到一邊去失聲痛哭。他是從北平大學的課堂走進革命隊伍的，對於解放後人民當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經抱著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從工作團的同誌口中知道的，說的是農村的一個老頭兒，親人都餓死了，隻帶著一個孫女兒活著。那年月的鄰居愛管“閑事”，好久沒看見那孫女出來玩，就去報了案。派出所的同誌到老頭屋裏屋外前前後後都看了一遍，確實沒有孫女的影子。臨出門的時候，有人隨手揭起了鍋蓋，才發現鍋裏駭然煮著一隻小胳膊和一隻小腿兒孫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經被她爺爺那些天“慢慢省著”吃掉了！這件事情令全縣震驚，也讓公安局的同誌很為難，最後決定，逮捕老頭，但沒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勞的人民，在解放已經十多年的“大好形勢”中，在“糧食畝產超萬斤”的高調下，老百姓竟然餓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親人！
工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台，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裏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可是一個問題在工作團的幹部們心裏展開了：為什麽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麵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還比較“先進”，死人比較少。究竟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還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工作團的許多幹部都是早年懷著崇高的理想參加革命的，在嚴峻的現實麵前，他們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其實，這些思考早在“大躍進”之初就有人開始了，並且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來，雖然遭到高層的強硬壓製，可依然在全黨各個層麵蔓延開來。
上報中央的《綜合簡報》被扣下來了
1962年1月，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知中明確指出：1958年以來，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當前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製，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讓人批評。毛澤東在會上也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七千人大會”後，重慶市召開全委會傳達會議精神。在會上，許多人對當時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大家認為，四川這些年大量餓死人，與省委提出的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大量往外調糧有直接關係。近幾年四川農村生產力究竟破壞到什麽程度，群眾生活困難究竟嚴重到什麽程度，全省這幾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這些情況省委是否如實向中央作了匯報，請省委給大家一個說法。有人說，近年來四川非正常死亡這麽多人，省裏卻不敢正視現實，共產黨員對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實在令人痛心。從1958年的下半年開始，毛主席和中央就開始糾正“五風”，以後又陸續作了很多講話。對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負責人就傳達，不合口味的就強調四川情況特殊，拒不執行，有時甚至根本不傳達。省委主要領導動不動就把一些普通問題提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原則上去，運動不斷。1960年冬開始的農村“整風整社”本來是為了糾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可他卻大談階級鬥爭，大搞“揭蓋子”，奪取政權，不但沒有製止錯誤，反而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兩次大逮捕、三次運動。幹部在執行上級指示中犯了一點錯誤就鬥臭、鬥透、鬥垮，還要查成分、查曆史、查社會關係，翻老賬，株連家屬。1957年以前大家還敢講話，黨內上下級意見不一致時，可以爭得麵紅耳赤。1957年以後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領導大搞“一言堂”，誰提了不同意見，就給人家扣上“黨內反對派”、“反黨分子”的帽子，下麵的人都不敢講真話。
這次全委擴大會議結束時，時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任白戈作了總結，他以自己的黨性向與會者作了兩條保證：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問題如實向中央反映；第二，對提意見的同誌決不打擊報複。
重慶全委會後，部分代表們又到成都參加四川省委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再次把意見全盤托出。廖伯康根據重慶會議上的小組發言記錄，搞出了一個《綜合簡報》送給任白戈，請他向省委和中央匯報。一次偶然的機會，廖伯康發現自己整理的這份《綜合簡報》沒有用上報中央的紅色刊頭，用的是隻限發到省委常委（不上報也不下發）的綠色刊頭。他心裏一涼：重慶的《綜合簡報》被省裏捂住了，沒能上報到中央，省內也隻有幾個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證落了空。後來才知道：省委主要負責人看了這份《綜合簡報》，加上重慶小組的發言，吃驚不小，便批了個“此件隻發常委”。
向毛主席告狀
由於中央“七千人會議”前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1961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安法孝帶領“整風整社工作團”到重慶附近的江北縣，副團長、團省委副書記王毓培告訴廖伯康：江北縣還在餓死人。也在這個時期，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會後路過重慶時，提到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死人都沒有人埋，隻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去埋人，這些埋人的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隻好再從其他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給18個省、市團委書記寫過一封信，強調要進行調查研究，如實反映情況，總結經驗教訓；還提出青年團要做黨的助手，就應做黨的耳目，要說實話，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當年的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麵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中共重慶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團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直接回答，隻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讚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因為他任過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了解農村的情況。於克書在淮海戰役期間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後隨部隊南下到了重慶，廖伯康調市委辦公廳之後，他擔任主持工作的重慶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最後下決心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會議之後。他聽廖伯康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主席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裏寄出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並托人帶到武漢寄出。一次列席重慶市委常委會時，他悄悄對廖伯康說：“我給毛主席寫了封信！”還將信的打印稿給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後順手遞給李止舟，說：“你看這封信寫得怎樣？”
李止舟看後說：“沒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餓死了一千萬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慶團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陳家俊夫婦請他吃飯，曾德林、羅玉清夫婦作陪。向洛新時任團中央《中國青年報》的群運部長，後任團中央學校工作部副部長；曾德林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
飯桌上很豐富，引起廖伯康無限的感慨：“在重慶要想吃到這些東西，太難了。”
曾德林說：“四川怎麽搞的，不斷有人寫信來說吃不飽，浮腫病多，要求我們寄糧票回去。”
廖伯康長歎了一口氣說：“實際情況比你們知道的要嚴重得多。你們隻知道城裏的困難，幹部家庭的困難，而真正困難的地方，餓死人的情況，你們根本就不了解。×××對中央封鎖情況，許多問題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說的那些情況，引起曾德林深深的憂慮，隨即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作了匯報。
因為“七千人大會”後各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的情況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黨中央便建議此次團中央全會在原定議程之前，先用三天時間讓大家充分反映各地傳達貫徹“七千人大會”的情況，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幹部的情緒。在三天的小組會上，平時敢說真話的廖伯康基本上沒有發言，他知道，在這樣人多嘴雜的地方說話不合適。這個情況引起了耀邦同誌的注意，他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
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在前門飯店偌大一個會議室裏，隻有他和廖伯康兩人對談。廖伯康努力控製住自己激動的情緒，平靜地說，胡耀邦也平靜地聽，默默地記，隻是不時停筆插話，說某個問題安徽有，某個問題甘肅有，某類事件河南發生過在那個特殊的環境裏，人們都很敏感，廖伯康隱約覺得耀邦同誌似乎有點為四川那位主要領導辯護，情緒陡然低落，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於克書乘專車來到中南海中央書記處的一間小會議室。入座後，尚昆同誌對廖說：“聽說你反映情況有顧慮，有什麽顧慮啊？你們省裏李大章、廖誌高我找他們談過。重慶的廖蘇華我也找她談過，不過她不了解情況，談不出什麽來。我也找任白戈談過，他有顧慮不敢講實情。唉！不怕官，隻怕管嘛，我要處在他那個位置，我也怕。最近我還找了一位四川來京開會的省委部長談，他環顧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極拳，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
廖伯康解釋說：“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全局的情況、尤其是農村的情況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況不夠全麵。”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
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說：“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樣，你看文件是備查，我看文件是要貫徹執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轉《省委行政機關編製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規定各市、地、州要分別按照城鄉人口的比例定編。這個文件本來很簡單，但後麵附有一個各個地區的人口數字及各地幹部定編數。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麽？”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隻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350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誌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尚昆同誌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麽會死這麽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廖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主要的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偏”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1959年6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問道：1961年我們四川搞了個“新三反”，實質上就是“反瞞產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還是四川自己搞的？楊尚昆同誌說，中央根本就沒有布置過什麽“新三反”。廖伯康說：事實上，從1959年起毛澤東意識到“浮誇風”問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反瞞產私分，後來中央又就此問題專門發文，可謂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還一貫主觀臆斷，搞瞎指揮。他在全省搞畝產萬斤的“萬斤畝”運動，這明明是假的，也不準人懷疑，哪個懷疑哪個挨整，而且蠻橫地說我就不相信搞不出來，我搞不出來，我的兒子也要把它搞出來。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是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做假麵子，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
楊尚昆說：“是不是因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況啊？”
於克書在旁邊插話說：“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伯康接著說：問題不在於是什麽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眾路線，有沒有群眾觀點，聽不聽群眾呼聲的問題。四川餓死這麽多人，×××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已經如此嚴峻，×××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麵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糧是21斤，幹部隻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隻有17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一般是老秤（16兩為1斤）的4至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隻有老秤的2到3兩，折合新秤隻有1到2兩米，城裏居民每月供應2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麽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隻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麵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樣搞怎麽可能不餓死人！
聽到這裏，楊尚昆同誌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隻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隻好給他寄了100元錢去。”
談話進行了三個半鍾頭，期間楊尚昆同誌不斷率直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難怪中央向四川要傳達貫徹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的總結報告，省委辦公廳總說還沒有整理好。”“問他們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是400萬，公安部查的是800萬，我這裏還有個數字大約是1000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麽鬼！”最後他問：“你們今天談了許多情況和問題，依你們的看法，總起來是些什麽問題？”
廖伯康想了想說：“李止舟對此說過一句話：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我看是合乎實際的。”
告別時，廖伯康對楊尚昆向誌說：“今天我們反映的隻是問題的一部分，建議中央派人去進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級幹部以返鄉探親訪友名義進行暗訪式調查。因為派部長一級的幹部到下麵要報告省公安廳，而司局級幹部用不著，也不那麽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談話。還有，”廖伯康猶豫了一下，還是把話說了出來，“我們今天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事希望保密，萬一傳回四川，我們便活不出來了。”
楊尚昆同誌笑了笑說：“你也是辦公廳主任，有人向你反映問題，你會怎麽處理？”
悲壯的“反黨集團”
廖伯康和於克書向楊尚昆同誌匯報後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加。楊尚昆同誌在會上匯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廖伯康和於克書要求中央派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小平同誌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當時楊尚昆分管組織工作，他讓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中央機關司局長一級的四川籍幹部中提個名單。為此安子文專門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幾次部的黨組書記會議，提出了一個16人的名單交給楊尚昆同誌。後來又多了一個不是四川人的蕭風。蕭風原任《人民日報》社總編室主任兼報社機關黨委書記，當時剛調到中央辦公廳任財貿組組長。要求他參加的理由，是他參加過對安徽餓死人事件的“揭蓋子”工作，有調查研究的經驗，而且他當時的關係還在《人民日報》社，可以用記者身份找人談話，比較方便。
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西樓會議”。這次會議是保密的，除參加者外，其他的部黨組成員都不能告訴。派出的17名幹部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17名幹部回到北京後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於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的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同誌閱後轉給毛澤東。
天有不測之風雲。1962年8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8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9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毛澤東發表了多次講話，將當時黨內外一些幹部群眾要求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鬥爭擴大化錯誤看做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表現”，是“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還說近年來刮“平反風”是不對的；1959年的“反右傾”不能一風吹。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所有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卻早就通過各種途徑看到了於克書給毛主席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一旦風向逆轉，就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中央也沒有辦法，隻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子舟調到他那裏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準備把廖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子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子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麽還要他？弄得中聯部隻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更是無從說起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子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廠長。重慶團市委的5個副書記被撤了4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調往基層；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貶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20年後的1982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從四川省政協主席的崗位上離休。2000年10月，他開始撰寫關於此事的回憶錄，這篇題為《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旋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時，“蕭李廖”集團中的其他兩位已經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楊尚昆、賀龍、劉少奇、田家英等同誌也相繼離去。然而，這個事件在中國當代史上留下的印記，卻是永遠無法磨滅的。但願人們能從中認真總結經驗，讓這樣的悲劇不要在中國大地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