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4 月 18 日是傳奇的杜立特突襲 70 周年，這場突襲涉及個人犧牲、工程獨創性、人類同情心和致命複仇。日本轟炸珍珠港後的幾個月裏，日本繼續取得軍事勝利，取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1] 盡管政府言辭如此，但由於美國政府似乎沒有能力對日本進行反擊和侵犯損害，美國民眾的士氣非常低落。值得稱讚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與美國軍方一起提出了一項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派遣轟炸機對日本進行突然但非自殺性的襲擊，向日本投擲炸彈。結果就是杜立特突襲。本文討論了這一“不可能”的使命及其對美國和中國的影響。
不可能的任務成為現實
大家都認為最好的策略是美國對日本主要城市發動突然炸彈襲擊，但一開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日本距離如此遙遠，美國在日本附近沒有任何重要的空軍基地可以駐紮轟炸機，這些轟炸機可以飛去轟炸日本，然後安全返回基地。[2] 此外，這次襲擊必須是突然襲擊；否則，這將是一次無用的自殺式任務，因為日本戰鬥機和高射炮可以在美國轟炸機投彈之前將其擊落。讓轟炸機從美國航空母艦上起飛怎麽樣？第一個問題是所需的轟炸機通常使用 2,500 英尺的跑道起飛，而航母的跑道不足 500 英尺。而且，在轟炸襲擊之後，轟炸機需要降落在其他地方，因為從技術上來說，這些轟炸機不可能降落在航母的甲板上。另一個問題是航母不能距離日本太近，否則日本戰鬥機和日本附近許多日本海軍艦艇的火炮可能會摧毀美國航母及其護航??艦艇。[3] 日本的防禦範圍位於日本境外約 400-500 英裏。如果航母不能距離日本太近，那麽轟炸機將需要比當時設計的轟炸機最大燃油容量更多的燃油。
這些都不是小問題，美國發揮了最大的聰明才智才將這一不可能的任務變為現實。杜立特突襲任務由吉米·杜立特中校指揮和領導，盡管使用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遠程轟炸機轟炸日本的最初想法來自歐內斯特·J·金海軍上將的幕僚弗朗西斯·S·洛上尉，海軍作戰部長。杜立特上校不僅僅是一名普通飛行員。他也是一位一流的航空工程師，擁有碩士和博士學位。麻省理工學院的學位。他已經作為創紀錄的長距離速度飛行員、航空工程研究員和最先進飛機的試飛員而聞名。二戰初期，美國政府認為他太有價值，不適合派往前線，而是將他留在前線擔任戰鬥機飛行員教官。由於附近沒有可供轟炸機起飛的機場，任務必須從航空母艦上起飛。因此，杜立特和他的團隊製定並實踐了從短於 500 英尺的跑道起飛的新方法。為了保密任務，杜立特襲擊的飛行員從未有機會練習從真正的航空母艦上起飛，盡管在計劃階段其他飛行員已經證明了其可行性。他們調查了所有可用的轟炸機並選擇了 B-25。然後他們對 B-25 的設計進行了一些修改。為了給三個額外的油箱騰出空間，將其燃油容量從 646 加侖增加到 1,141 加侖，轟炸機的武器裝備被減少，並且由於任務期間需要無線電靜默，230 磅重的聯絡無線電被拆除。機身腹部安裝了鋼製防爆板，以保護炸彈免受高射炮的攻擊。因為這個任務被認為是極其危險的，所以他們隻選擇誌願者，而人們自願做誌願者，除了知道任務極其危險之外，並不知道任務是什麽。
由於轟炸機在技術上不可能降落在航母甲板上，因此計劃是轟炸機在日本上空投下炸彈後飛往中國東海岸的機場並降落。規劃者本來希望轟炸機降落在距離朝鮮北部數百英裏的蘇聯東海岸符拉迪沃斯托克機場，但蘇聯剛剛在四月份與日本簽署了中立條約1941年，從而排除了這種可能性。為了保密這次任務，除了杜立特之外，所有其他轟炸小組成員直到任務前不久才知道任務的目標和性質，除了幾名分隊領導是在任務前幾天才得知的。任務小組的其餘成員。他們不被允許與任何人討論訓練的任??何方麵，包括他們的妻子，甚至在他們自己之間也是如此。事實上，由於轟炸機機組人員登上“大黃蜂”號航空母艦的時間是1942年4月1日，他們就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愚人節玩笑。就連中國政府首腦蔣介石將軍也不知道這次任務。回想起來，這一決定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包括美國將軍克萊爾·陳納德在內的許多人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和駐華美國高級軍事領導人得到通知，他們可能可以拯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轟炸機。注定要前往中國戰時首都重慶，成為駐華美中空軍的一員。
該計劃是讓特遣隊 [4] 在到達距離日本海岸約 400 英裏時啟動任務。然而，1942年4月18日早上7點38分，當特遣部隊距離日本仍有約600英裏時，一艘日本哨兵船發現了它，並向日本發出了攻擊警告 。美軍指揮部必須迅速做出決定：取消任務，還是在執行任務前繼續接近日本，或者然後再執行任務。最後一個選項被采納。擊沉日軍哨兵艇後，攻擊任務開始。雖然距離日本還有大約 600 英裏，但杜立特駕駛的第一架轟炸機於上午 8 點 20 分從航母上起飛，其他 15 架轟炸機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全部起飛。由於它們比原定出發點提前約200英裏起飛，這意味著它們可能沒有足夠的燃料到達中國。此外，由於它們是早上起飛而不是晚上，所以轟炸機到達中國海岸時將是夜間，而不是白天的早晨。為了減少被日本雷達發現的可能性，轟炸機飛到了水線上方，到達日本後就在林木線上方。令人驚訝的是，相對而言，他們遇到的防空火力較少，日本戰鬥機的數量甚至更少。顯然，即使哨兵艇發出了發現特遣部隊艦艇的警告，要麽日本政府仍然沒有預料到轟炸機可能會飛離航母並轟炸日本，要麽是日本海軍之間的通訊中斷了。對美國特遣部隊艦艇以及東京和其他城市防空官員出現的早期警報。事實上，當看到轟炸機時，許多地麵上的日本人都向他們揮手致意，以為這是日本空軍的又一次演習任務。16 架轟炸機中除一架外，其餘所有轟炸機均成功對東京的 10 個軍事和工業目標、橫濱的 2 個目標以及橫須賀、名古屋、神戶和大阪各 1 個目標投擲了炸彈。[5]
投下炸彈後，除了一架轟炸機外，其餘 16 架轟炸機均轉向西南方向飛往中國浙江省，那裏的幾個機場本應準備好用尋的信標引導它們，然後加油，以便繼續飛往重慶。[6] 已經是晚上了，他們又遇到了雨霧的惡劣天氣。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企業號航空母艦指揮官威廉·哈爾西中將沒有向華盛頓發送計劃中的信號，將信號轉發給中國，以提醒這些機場的地麵人員打開尋的信標。也許哈爾西上將擔心任何通訊都可能被日本人攔截，從而給轟炸機和隨行的海軍特遣部隊帶來額外的風險。轟炸機在轟炸日本後確實遇到了順風的運氣，從而大幅提高了速度。不然的話，他們在到達浙江沿海之前，肯定就已經耗盡燃料了。飛行約13小時後，轟炸機抵達浙江沿海，油箱顯示為零或接近零。由於沒有任何尋航信號尋找著陸場並引導著陸，加上天氣惡劣，又沒有燃料尋找著陸場，15架飛機全部在浙江省及其鄰近地區沿海或境內迫降或跳傘。門江西省。
對美國的影響
在他的飛機墜毀後，杜立特知道他的團隊的所有其他飛機都會麵臨同樣的命運。因為這些飛機注定要飛往重慶，成為美國/中國駐華空軍的一部分，他認為他的任務失敗了，他將被送上軍事法庭。
兩架轟炸機的兩名機組人員在飛機迫降後溺水身亡，另外八人被日本占領軍俘虜。他們在上海受審，其中三人（兩名飛行員和一名炮手）被判處死刑，並於 1942 年 10 月 14 日被執行。其餘五人先是在上海，然後在南京，條件極為惡劣。其中一人死亡。後來待遇稍好一些，還送了一本《聖經》和其他幾本書來讀。他們一直是俘虜，直到 1945 年 8 月被美軍釋放。其中一名俘虜雅各布·德沙澤 (Jacob DeShazer) 下士最終成為一名傳教士，並於 1948 年返回日本，並在那裏服役了 30 多年。他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在 1950 年，當時他讓淵田光夫皈依了基督教。淵田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對珍珠港進行第一次空襲的領導人。德沙澤於 2008 年 3 月 15 日去世。我教會的一位老年女傳教士（現已去世）是德沙澤在太平洋的同學西雅圖聖經學院。
另一架轟炸機上隻有一名男子在跳傘時死亡。總共，80 人中隻有 7 人直接死於這次任務。
即使在轟炸之後，由於美國船員仍然麵臨著被日本占領軍俘虜或殺害的危險，因此這次任務並沒有立即為美國公眾所知。後來在中國當地和中國軍隊的幫助下，轟炸隊總共80名機組人員中剩下的64人（7人被殺，5人被關押在蘇聯，4人是日本俘虜）全部逃脫了追捕。並被日本占領軍安全運至重慶。
盡管杜立特空襲對日本目標的實際損害相對較小，但對美國人民的士氣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展現了美國可以反擊的精神。這向日本發出信號，表明他們自己的國家不是避風港。這也是杜立特空襲後不久，日本決定發動大規模海戰，試圖奪取夏威夷附近的中途島的部分原因。他們認為，如果能夠再次對美國海軍造成重大打擊，奪取中途島，那麽美國就不太可能有能力對日本發動更多攻擊，而日本也可能對夏威夷發動更多攻擊，或許甚至美國本土。眾所周知，美國在中途島海戰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從海軍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二戰對日戰爭的轉折點。
與杜立特對杜立特空襲的直接評價相反，羅斯福總統和美國軍方對杜立特空襲以及杜立特在整個任務的規劃和執行過程中的領導能力給予了高度評價，以至於在東京空襲的第二天，他被提升了兩個級別晉升準將，跳過上校軍銜。大約一個月後，他還獲得了羅斯福總統授予的美國最高軍事勳章——榮譽勳章。杜立特突襲行動的全部 80 名成員均獲得了傑出飛行十字勳章。
對中國的影響
飛往中國的 15 架轟炸機（除去飛往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那架）全部在浙江省或鄰近的江西省墜毀。一些機組人員在墜機時著陸，一些機組人員在墜機前跳傘。墜機產生的噪音將當地華人帶到了墜機地點。幾乎立刻，當地的中國人要麽找到了美國船員，要麽美國船員找到了當地的中國人。經過最初的猶豫並確定這些人是美國人[7]後，當地華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美國人免遭日本占領軍的俘虜。例如，一位名叫趙小寶的 19 歲中國年輕女子新婚不久，找到了一個劇組的四名成員，並邀請他們到她家做客。她和她的丈夫給了他們衣服、食物和溫暖的火。杜立特找到了當地的一所房子，一邊敲門，一邊說著他唯一知道的中文短語“我是美國人”。但中國人不理解他，把所有的燈關掉，把房子鎖得更牢。後來杜立特通過其他方式才贏得了中國人的信任，向他敞開了大門。飛機失事降落時，任務中唯一的醫生與醫療包失散。他一直沒有找到他的醫療包，他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那個包裏裝著一些藥物，可以穩定另一名機組人員腳部的嚴重受傷，導致腳部截肢。
日本人正在積極尋找這些美國人以及幫助美國人的中國人。因此，中國人必須迅速將美國人轉移到更安全的避難所。當趙小寶轉移她救下的美國人時，她看到附近的一個小鎮，日本人已經把該鎮所有幫助美國人的中國人燒死了。然而，這並沒有阻止趙小寶繼續她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義努力。
由於這些美國船員轟炸了他們的國家，日本政府對幫助這些美國人免遭俘虜的中國人尤其憤怒。日本派出大批軍隊進入浙江省，並發動了六百多次空襲，掩護前進的軍隊。他們發動了恐怖統治，對村民（有時包括美國傳教士）提供或懷疑提供庇護並幫助美國船員逃跑的整個村莊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殺。蔣介石將軍向華盛頓發出的一份緊急電報中反映了這一點，電報中寫道：“這些日本軍隊屠殺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兒童——讓我再說一遍——這些日本軍隊屠殺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兒童。”那些地區。” 美國船員送給當地中國人的降落傘、手套、五分鎳幣和一毛錢等小禮物，作為對他們的營救和款待的象征性禮物，幾周後就成為了他們存在的證據，並導致了酷刑以及他們的中國朋友的死亡。
日本人的報複是籠統的，並沒有考慮他們所殺害的人是否實際上對幫助美國船員起到了任何作用。例如，居住在中國的比利時傳教士查爾斯·米尤斯牧師（Reverend Charles L. Meeus）寫信給他的主教“……他們把數百人扔到井底淹死。他們摧毀了附近所有的美國使館（31 個中的 29 個）；他們褻瀆了所有這些傳教士的墳墓；他們毀壞了所經過的各個村莊的祖先牌位。吃人是他們讓江西中國人民免受的唯一恐懼。” 在追蹤日本人的複仇蹤跡時，米烏斯估計，僅在他所經過的城鎮中，被殺害的中國人就有 25,000 人。
此外，日本軍隊還多次在中國多個地區發射大規模殺傷性生物武器。這些武器包括炭疽、鼻疽、黑死病和霍亂。兩位美國醫生邁克爾·弗蘭茲布勞教授和馬丁·弗曼斯基博士（醫學史學家）對浙江省數十名細菌戰受害者進行了研究和采訪。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弗曼斯基博士發表了一篇論文《日本侵略者炭疽和鼻疽襲擊受影響地區的調查》。[8] 這是本文的一段話：
“我們到達村莊並開始采訪 1942 年日本入侵的幸存者，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同樣的說法。當日本人逼近時，大多數村莊的居民都逃到了鄉村或山上，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留下來，將會發生可怕的暴行。他們躲避日本人的過程中經曆了艱辛，但直到日本人離開、中國人回到自己的村莊後，大規模的流行病才開始出現。然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疾病：發燒、腹瀉、皮疹，以及第一例爛腿。死亡率是可怕的：許多家庭至少失去一名成員，有時整個家庭都被消滅了。整個村莊都人煙稀少。”
根據日本人的供述，日本人在離開這些村莊之前所做的就是故意汙染飲用水井、清洗池塘和稻田，並為饑餓的返回村民留下受汙染的食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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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武器外，中國還有許多被遺棄的化學武器（毒氣武器多達數十萬件）埋在地下或傾倒入河流中。許多已開始泄漏並導致平民傷亡。聯合國《化學武器公約》要求日本收回並處置這些武器，但任務還遠未完成。
盡管日本實施其大規模殺傷性生物和化學武器，包括在活人俘虜身上進行研究和試驗，犯下了大規模、悲慘的不人道暴行，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最高軍事領導人、科學家以及他們的生物/化學戰實驗室/工廠（例如中國哈爾濱的 731 部隊）的醫生從未受到審判。Furmanski 博士在他的論文 [8] 中寫道：“日本投降後，日本的生物襲擊很快就被遺忘了。在與日本生物武器戰犯達成的一項可恥協議中，美國提供免於戰爭罪起訴的豁免權，以換取日本從謀殺中國公民以及其他國家公民的實驗室和現場收集的科學數據應用程序。美國和日本的官方政策變成了否認日本生物武器計劃的存在。”
當地的中國人知道日本占領軍可以而且將會對他們進行致命的報複。然而，值得讚揚的是，他們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向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轟炸日本並在他們所在地區迫降的美國機組人員伸出援手。為了幫助轟炸日本的美國人逃脫日本占領軍的俘虜，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在這一地區有25萬人因日本人對他們的報複而喪生。這些美國船員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的勇敢和犧牲。1992年，包括趙小寶在內的幾位中國援助者被邀請參加1992年在南卡羅來納州舉行的杜立特重聚50周年紀念活動，以感謝他們拯救了他們的生命。鑒於當前許多美國政客和大眾媒體對中國的敵對立場，回顧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這一曆史性的偉大友誼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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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威克島和菲律賓戰勝了美國人，在馬來西亞檳城戰勝了英國人，以及在印度尼西亞婆羅洲和新幾內亞戰勝了荷蘭人。
[2] 請記住，1941年底和1942年初，中國大部分沿海省份至少部分被日本占領和控製，蘇聯與日本簽署了中立條約，禁止蘇聯允許此類行為。被美國轟炸機使用。
[3] 事實上，轟炸機起飛後，航母及其海軍護航艦艇必須遠離日本，以避免遭到日本空軍和海軍的攻擊和摧毀。
[4] 特遣部隊由載有 16 架 B-25 轟炸機及其五名機組人員（飛行員、副駕駛、龐巴迪領航員、無線電操作員和炮手機械師）的航空母艦大黃蜂號、航空母艦 USS企業號及其戰鬥機和其他 14 艘護航艦為大黃蜂號航空母艦和 B-25 轟炸機提供戰鬥機和火炮保護。
[5] 一架轟炸機在炮塔發生故障後遭到戰鬥機攻擊，在到達目標之前就拋棄了炸彈。
[6] 浙江省位於中國東海岸中南部。更北、更靠近日本的機場已經被日本占領。其中一架轟炸機燃油嚴重不足，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飛機被沒收，機組人員被拘留。
[7] 例如，一名船員會畫一幅中華民國國旗。
[8] Martin Furmanski博士的這篇文章是李曉芳2005年出版的《血淚指控：炭疽受害者記錄》一書中多篇文章的合集。
[9] 關於日本生物武器的更多描述，請參見《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的生化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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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紀念杜立特空襲 70 周年，布魯克代爾社區學院 (BCC) 的二戰研究與衝突解決中心正在讚助一個項目“美國反擊——1942 年 4 月杜立特空襲”。該計劃將於 2012 年 4 月 17 日晚上 7:00 在 BCC 學生生活中心開始。本次活動由“新澤西亞洲學習和保存二戰曆史聯盟”（NJ-ALPHA）共同主辦，該聯盟將舉辦二戰亞洲圖片展。BCC 成人入場費為 12 美元，學生入場費為 5 美元，BCC 學生/教職員工和 NJ-ALPHA 會員免費入場。
5 對《杜立特空襲：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及其對美國和中國的影響》的回應
（穀歌翻譯：The Doolittle Raid: Mission Impossible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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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這麽多關於日本人殘暴行為的數據，真是太好了。然而，無論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了解這些事實的人並不多。
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喚醒他們。人們隻有從過去的曆史中吸取教訓，才能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另一方麵，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小習慣領域裏。於是，許多不幸的事件再次發生。
嗨，唐
我知道這次襲擊的一些事實，但對日本對中國人民的反應，包括生物武器，一無所知。
日本人比德國人野蠻得多的另一個例子。
很高興幾個月前在 E. Brunswick 圖書館與您見麵。
感謝您的文章。
富有的
很棒的文章，唐。太感謝了。並非所有香港華人都像您一樣了解杜立特襲擊的細節。是的，我完全同意一些讀者的觀點，即必須學習和分享曆史，以避免類似的暴行重演。我又看了一遍1944年的電影，當時人們的心態（從演員身上可以看出）非常不同，即信仰；誠實; 自豪。夥計，這些天價值觀可能已經改變了。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報告。感謝您透露日本的反應，我不知道有這麽多中國人遭到襲擊。
謝謝
我和我的配偶從另一個網站偶然來到這裏，認為
我應該檢查一下。我喜歡我所
看到的，所以我隻是跟著你。期待再次查看您的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