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正在尋找與巴勒斯坦目前遭受的破壞的曆史相似之處，那麽不幸的是，我們很容易想到納粹對華沙猶太人區的夷平。雖然我們都同意這是令人震驚、不人道和深不可測的，但將加沙的婦女和兒童炸成碎片難道不那麽可怕嗎？
我們從曆史中學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沒有從曆史中吸取教訓。也許這不是一個特別原創的觀察，但在這個曆史關頭卻具有令人沮喪的新意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我們確實研究曆史——並虔誠地紀念這一血淋淋的曆史——但我們似乎仍然注定要重複其最可怕的災難。
例如，人們可能會認為俄羅斯人和他們的領導人會意識到，最好盡可能避免戰爭，特別是考慮到 1941-45 年“衛國戰爭”期間有 2700 萬人死亡。然而，盡管當時蘇聯正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但這並沒有阻止弗拉基米爾·普京 暗示當前針對烏克蘭的戰爭具有類似的邏輯和必要性。
大國特別容易出於選擇而非必要而發動戰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頻繁地這樣做。毫無疑問，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不是因為其領導人異常好戰，而是因為他們可以。擁有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使美國能夠采取其他國家根本無法采取的行動，或者至少在不冒一場無法獲勝的災難性衝突的風險的情況下采取行動。
矛盾的是，對於像澳大利亞這樣的美國大戰略的熱心支持者來說，這有助於確保全球穩定、維護世界民主安全等等——盡管美國一再發動毫無意義和不必要的戰爭，例如伊拉克戰爭越南，僅舉最重要的幾個例子。
回想起來，沒有人認為這些衝突是個好主意。當時很多人都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說的。然而，就像現在一樣，安全機構之外的人不可能 影響政策或自我參照的群體思維，而這些群體思維在所謂的國家危機或威脅時刻決定著生死攸關的問題。
就美國而言，其與主要盟友關係的性質意味著從屬夥伴通常對美國戰略思維的影響力也很小。相反，托尼·布萊爾領導下的英國和約翰·霍華德領導下的澳大利亞並沒有發出急需的警告，而是敦促美國在伊拉克製造另一場自我引發的、不必要的災難。
然而，目前我們被提醒，這一規則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著名“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以色列遊說團”的活動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通過毒化與中東大部分地區的關係，損害了美國自身 的國家利益 。這種關係的惡劣後果日益明顯。
雖然很容易理解為什麽以色列人，特別是在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日益獨裁但不受歡迎的領導下，可能希望對其公民遭受的駭人聽聞的襲擊進行報複，但尚不清楚美國是否會全力支持以色列。最大利益。
雖然曆史上對猶太人的迫害可能給了他們在捍衛自己的國家時某種程度的空白支票，但敦促他們保持克製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不是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權力來對巴勒斯坦人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報複。平民。
然而白宮安全發言人約翰·柯比 聲稱，現在在加沙停火還為時過早，因為“追趕哈馬斯領導層仍有工作要做”。鑒於這主要涉及夷平擁擠的郊區，而這些郊區被英國前首相戴維·卡梅倫 令人驚訝但準確地描述為“一座巨大的開放監獄”，至少可以說，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冷血判斷。
事實上，如果世界上有哪個民族應該認識到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無辜者是不合理的，那麽這個民族就是猶太人。雖然我們應該承認他們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痛苦，但我們也有責任盡可能確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無論這種情況發生在誰身上。
如果我們正在尋找曆史相似之處和教訓，那麽不幸的是，我們很容易想到納粹對華沙猶太人區 的夷平。雖然我們都同意這是令人震驚、不人道和深不可測的，但將加沙的婦女和兒童炸成碎片難道不那麽可怕嗎？難道我們沒有義務抗議蓄意消滅其主要罪行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嗎？
好消息是，一些國家能夠而且確實吸取了教訓，盡管代價高昂。德國和日本拒絕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摧毀其人民和經濟的災難性軍國主義，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壞消息是，現在他們正被哄騙去承擔“分擔負擔”和重新武裝的責任。曆史也表明了這可能會如何發展。
我不會重複呼籲澳大利亞政策製定者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具想象力、建設性、獨立和人道的作用，這顯然是徒勞的。雖然在這樣的時刻可能迫切需要曆史性的理性聲音，但它們不會來自堪培拉。
然而，從長遠來看，本能地與美國和以色列保持一致並不會給我們或他們帶來任何好處。唯一的問題是需要有多少人不必要地死去才能使這一點不再引起爭議。
馬克·比森 (Mark Beeson) 是悉尼科技大學和格裏菲斯大學的兼職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環境無政府狀態？人類世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布裏斯托大學出版社：2021）他還撰寫了《環境民粹主義：生存的政治》；2019 年人類世帕爾格雷夫
（穀歌翻譯：The razing of the Warsaw Ghetto: Are our leaders incapable of learning from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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