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社會部派黃誌勇來抗大主持審幹,張國燾用過的手法“在整風審幹中被康生等人搬來,‘搶救失足者’。凡是從白區來的,都受到懷疑,甚至連葉劍英同誌,都被列為懷疑對象。”(徐向前,1987:695)黃誌勇是搞逼供信的專家:
名堂多得很,什麽“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鍾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卜”(外紅內白),應有盡有。更可笑的是所謂“照相”。開大會時,他們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讓大家給他們“照相”。如果麵不改色,便證明沒有問題,否則即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他們大搞“逼供信”、“車輪戰”,搞出特務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幹部隊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務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徐向前,1987:686)
“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風八麵,黃誌勇再次出擊,在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成為批徐的急先鋒:“聲色俱厲,質問我為什麽要率四方麵軍渡河西征?為什麽要搞‘二月逆流’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為什麽要反黨亂軍,支持陳再道和‘百萬雄師’?”(徐向前,1987:841)黃誌勇原為裝甲兵副政委,“文革”中因整人有功,一度主持總政治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