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出版後，本人在第一時間買了一本，細細讀了一遍，受益良多。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曾任中央文史研究室研究員和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先生得以接觸中共大量核心檔案，也有機會採訪當事人，《晚年周恩來》一書讓我們第一次窺見周恩來的真實麵目，也澄清了一些歷史疑點。作者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定位為臣事君是準確的。作者提出從中國傳統文化、從皇權專製的架構中去分析解讀周的所作所為，也是很有見地的。《晚年周恩來》對中共黨史上許多有爭議或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言之有據，自成一家。在林彪問題上，《晚年周恩來》也著墨不少，澄清了一些歷史事實。如在廬山會議上，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一事，並不是突然襲擊，而是事先與毛澤東商量過，得到毛的同意。但在林彪究竟是否謀反，是否策劃謀害毛主席這一關鍵問題上，高先生的看法與中共官方的結論大同小異，認為林彪縱容、默許甚至批準林立果的謀害毛主席的計劃。與中共官方不同點在於，高認為林彪謀反是被毛逼反的，是不得已而為之。高先生認為在廬山會議後，“林彪不甘坐以待斃，遵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古訓，有意放‘虎’出山，作為他手中與毛澤東最後攤牌時的殺手鑑”（《晚年周恩來》P.320）“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林彪轉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對毛先下手為強的主意。”（同上，P.330），“九月八日，林立果攜帶林彪所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潛回北京，緊急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的行動”（同上，P330）。但我們讀遍全書，高先生並未提出任何紮實可信的材料，更未公布任何中共核心檔案証明林彪本人參與謀殺毛澤東的陰謀。在其它許多重大也敏感的黨史問題上（如劉少奇一案、鄧小平復出），高先生都提出了許多可信的、無可辯駁的史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唯獨在林彪事件上，《晚年周恩來》提出新的資料極其有限，而且有些資料的可信度和權威性都值得懷疑。
中共官方宣稱林彪反黨集團製定了詳細的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即“武裝起義”的諧音）。高先生認為是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個計劃”。根據林彪的企圖，三月下旬，林立果在上海召開“聯合艦隊”骨幹成員開會，研究製定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同上，P321）。但高先生並未提出可信的材料証明是林彪授意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而且高先生本人也承認“還沒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証明林彪是否看過這份東西”。但高認為“文中的思想顯然是出自林彪”（P.321）。但細細研讀“五七一工程紀要”，再聯係林彪那一代人的思想局限性，我們似乎更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即這不是林彪的意思，而更可能是林立果的想法。
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一個政變綱領是太簡單也太草率了，可是作為對社會的分析，對毛的批判卻是一針見血的。紀要完全否定毛的體製，並要武力推翻毛。這是很大膽很極端的，林彪那一代人（包括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由於時代和個人利益的局限，不可能全盤否定毛澤東，不可能否定毛所代表的政治製度，更不可能走到武裝政變推翻毛澤東的地步。他們自己就是製度毛澤東神聖地位的主要參與者，也是既得利益者。相反，如果說五七一工程紀要代表了一批像林立果這樣的少壯派軍官的想法則是完全說得通的。他們多出身高幹子弟，受過良好的教育（林立果就畢業於北大技術物理係），可以接觸高層政治內幕和國外的資訊，對中國現實的不滿可以使他們走上反叛的道路，不是現存製度的締造者這一點又使他們在否定現存的政治製度時可以更少一點顧慮。廬山會議上林彪被打了一悶棍以及會後毛澤東囚處放風要整林彪的行動迫使林立果策劃謀害毛澤東也是說得過去的。但林彪就不同。林彪的為人和他的信仰決定了他即使對毛不滿也不可能走到發動政變這一步。
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看，五七一工程紀要隻是林立果秘書於新野的筆記，就連林彪的“死黨”也沒有一個見過或聽說過這個紀要。高先生的書中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來龍去脈著墨甚少，也未提出任何可信服的材料，就斷言是林彪“授意”搞的，這個結論有失牽強，似嫌武斷。
上星期天（6/29）高文謙先生親臨新州，與讀者見麵，本人有幸提了幾個問題，但由於時間限製未能充分展開。在回答本人提問時，高先生堅持認為林彪策劃了謀殺毛澤東的陰謀，但高也承認沒有直接、可信的証據証明這一點。聽了高先生的答疑，本人對文革的那一段歷史有了更明晰的了解，但就9?13事件來說依然疑點重重。中共官方公布的林彪武裝政變計劃根本不像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有安排的政變圖謀，更不像是林彪的手筆。作為統兵幾十年、身經千百戰號稱“常勝將軍”的林彪，若真要造反，決不會是這個樣子。高先生書中寫到的九?一三事件並沒有什麼新的材料証明林彪如何計劃布置政變。“諸葛一生唯謹慎”，林彪更是一個謹慎細微到家的人。40年代在東北與國民黨三年內戰時期，每次重大的戰役，林彪都是廢寢忘食，反覆推敲，怎麼攻城，怎麼打援，出現意外怎麼應付，應用哪支部隊對付哪個敵人，都是想了又想，謀劃了又謀劃，一套方案不行，還準備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方案（參見張正隆《雪白血紅》），搞政變這麼一個事關身家性命和千秋名譽的大事，林彪怎麼可能撒手不管，讓沒有頭腦的葉群，沒有經驗也沒有權力的林立果去辦？林彪當時是黨內第二號人物，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手握實權，掌握重兵，林彪如果要政變，為何不自己動手調動、布署和安排？林彪的幾個親信和長期的老部下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當時分別掌管總參、總後和空軍、海軍，但他們都沒任何參與“政變”的舉動。從他們事後所作的交待看，他們不僅對五七一工程紀要一無所知，林彪在9?13之前也未直接、間接給過他們任何指示或暗示要他們準備什麼。如果說這是林彪策劃的政變，實在令人費解。林彪事件後對林彪身邊工作人員（秘書、警衛、保姆等人）所進行的所有調查詢問都沒有發現林彪在9?13前有什麼異常的舉動。林彪倉卒離開北戴河。事後對北戴河林彪住所和北京毛家灣進行的搜查也未找到任何林彪準備政變的隻語片言。這樣的“政變”古今中外還沒有過。
高先生書中稱“9月8日林立果攜帶林彪手書的‘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潛回北京，緊急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的行動”（P.330）這個所謂的林彪“手令”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林彪策劃政變的唯一物証。但這一手令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釋。手令牽扯到的三個人林彪、林立果、周宇馳都已身亡，死無對証。而且這一手令引起了林彪身邊工作人員的懷疑，說手令“像是林彪寫的”，但又說林彪很少用那種型號的鉛筆寫字。而且中共從來沒有請筆跡專家鑒定它的真偽。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麼重要的物証，中共在80年代初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時居然未拿出來用（是否如此，願求証於專家），這不應是無意疏忽，而更像是刻意的隱匿，怕引起眾人的質疑。在星期天的座談會上本人曾向高先生提出過這個林彪手令問題，可惜高先生未給予答覆。
受過專業歷史訓練的人都知道一個論點的成立與否端視提供的材料是否充分，是否可靠。一般來說原始資料、第一手資料最可靠，第二手資料就要大打折扣。高先生的《晚年周恩來》引用了大量中共內部核心檔案，訪問許多高層人物，因而使該書具有一般著作所沒有的權威性。但在林彪問題上，尤其在林彪是否策劃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這一關鍵問題上，該書所用的很多材料都不是第一手資料，很多第二手材料很難說是可靠可信的材料。有些是中共官方的半宣傳品，有些是海外人士的“演義”作品，這不僅使高先生在林彪問題上所下的一些結論很shaky，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本書的權威性和可靠性。茲舉幾例如下。高先生斷言是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個計劃”（即五七一工程紀要），所用的証明材料是國內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林彪1959年以後》。高先生引原書說“林彪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幹戈，垂淚對宮娥’。他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P.321) 大家都知道在林彪仍被視為“反黨集團” 首領的政治結論下，國內出版的這類有關林彪的書籍的可信度是很值得懷疑的。林彪是否說過如高書中所引的話無從查考，也不知道原書作者是從哪裏得來的這段話。但高先生引此話作為林彪授意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證據恐怕就很難站住腳。不知高先生有無其它更可信的材料來證明。其二，高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張寧所作的 <<塵劫>> 一書作材料。<<塵劫>>一書本人也看過，作為“演 義” 讀讀蠻有意思，但能否作為一本嚴謹可信的回憶錄來引用恐怕要打個問號。本文在此絕無貶低張寧女士或<<塵劫>>一書的意思，隻是說高先生的<<晚年周恩來>>是很嚴肅的曆史研究著作，在引用史料或材料時要慎之又慎。
6月29日的座談會上，高先生也提到經過一定的手續，中共高層可以也曾經銷毀了一些擋案文件。九：一三後傳言中共銷毀了不少“有損” 毛澤東，周恩來形象的與林彪事件有關的檔案材料，不知道高先生是否有所耳聞。高先生是否接觸到了所有與九：一三事件有關的中共核心擋案？還是有些有損毛，周“形象” 的檔案也未對高先生公開？或者幹脆就銷毀了，以至於這一段曆史永遠都無法見天日？
（範琦勇原創，7/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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