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感受鄉情——采訪原居哈爾濱猶太人散記
文/曾一智 原文發表於《黑龍江日報》2004年2月
特迪·考夫曼在以中友好協會安排哈爾濱客人與原居哈爾濱猶太人會麵。
去以色列之前，我帶著兩個疑問：一是哈爾濱到底有沒有猶太人後裔；二是現居以色列的哈爾濱猶太人是否了解“河豚魚計劃”。為此，也做了一些準備。
經過11個小時的飛行，飛機降落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市，那時是北京時間9時20分，當地時間淩晨3時20分。經過機場入境檢查到出口時，已是4時許。不想，以中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和一位猶太實業家伯納德·達列爾已在晨風中守候。他們熱情地與已經熟識和初次見麵的哈爾濱朋友們握手、擁抱，一下就把人帶入一種親切的氛圍。
特迪·考夫曼的名字早已知曉，不僅由於他本人的身份，更由於他的父親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當年哈爾濱猶太社區的領袖。如今，特迪·考夫曼在以中友協的位置和他所起的作用也與他的父親相似，這一點，是我們在以色列的日子裏不斷被證實的。
“都是中國人！”
以中友協坐落在特拉維夫市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樓內，為了便於接受采訪，特迪·考夫曼在這裏組織了兩次哈爾濱猶太人的聚會。第一次恰逢猶太人的宗教節日“燭台節”，在短暫的歡迎儀式後，那些鬢發斑白的猶太女人端出一盤盤她們親手製作的節日食品。坐在我兩邊的一個是天津猶太人，一個是上海猶太人，她們的父母都是哈爾濱猶太人。她們像看著小孩子吃飯那樣不斷地分給我一樣樣猶太民族特有的食品。名叫海雅·布拉哈的上海猶太女人還不停地對我說著：“交關好！交關好！”發現我能聽得懂上海話，她便盡量回憶著記憶中的上海話的詞匯，盡量組裝成句子，興奮地向我表達她對中國、對上海的思念。坐在我對麵的是名叫阿雅·羅森布拉夫的哈爾濱猶太女人，她的爺爺是1914年從西伯利亞到海拉爾的，以後轉到哈爾濱生活，在著名猶太實業家列夫·齊克曼的工廠工作。阿雅在哈爾濱的玫瑰學校上學。我問她：“認不認識因娜·紮列茨卡婭？她的女兒瑪拉是我的朋友。”她驚喜地點著頭，我把《黑龍江日報》刊登的《瑪拉的國際家庭》這篇文章給她看，她看到因娜和丈夫、女兒的照片時非常高興。她說，瑪拉曾經來過以色列，她們見過麵。我問她：“我可以叫你Тётя（阿姨）阿雅嗎？”她愣了一下便急忙點頭，然後眼淚竟然奪眶而出。我勾起了她的回憶嗎？一聲“Тётя”是否讓她想起了在哈爾濱說著俄語，叫著年長的女人“Тётя”的日子？
75歲的阿雅是在1950年離開哈爾濱回到以色列的。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很多哈爾濱猶太人便紛紛離境，去以色列建設猶太人的國家。我們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耶路撒冷、海法等大城市采訪那裏的哈爾濱猶太人時，發現他們的生活軌跡基本相似。我們接觸到的人幾乎都在哈爾濱的塔木德小學學習希伯萊語，然後或者去玫瑰學校，或者去商務學校讀書。歲月流逝，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及後裔已成為以色列政治經濟文化界的佼佼者，如以色列副總理奧爾默特、以色列國家科學院副院長塔德莫爾、以色列大百科全書主編納德爾等。但他們始終把自己看作哈爾濱人，50餘年的時間更加深了他們對於哈爾濱的思念。正因為如此，他們把我們這些來自哈爾濱的中國人當作“老鄉”，甚至是哈爾濱的象征。一次次發自肺腑的傾訴，一雙雙噙著熱淚的眼睛，向我們傳遞著一份份真情。在海法市與老船長伊薩依·國德金交談時，他用東北味兒的中國話說：“都是中國人！”
特迪·考夫曼的幫助
每一個見到特迪·考夫曼的人都會被他的真誠感動。我們在以色列的工作中，每天都感受到來自於他的關切和幫助，而這種幫助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中。去耶路撒冷時，他和伯納德·達列爾從特拉維夫驅車趕來，陪同我們去以色列國家科學院、希伯萊大學采訪那裏的哈爾濱猶太人。如果他不能陪同，他便打來電話告訴我們已經做好的安排。每次都是在前往采訪地的途中接到這樣的電話，令人非常溫暖。
考夫曼熟知哈爾濱猶太人的曆史，有時，那些已經上年紀的猶太人記不清自己的家族曆史，便大聲喊著：“特迪！”特迪來了，便迅速而準確地說出那一段曆史，並且隨手可以從以中友好協會的書架上找到文字資料。然後，那記不清自己家族曆史的猶太人便非常信任地說：“特迪什麽都知道。”
我在以往對於哈爾濱俄僑的采訪中，曾多次聽人提到已經故去的阿納托利·熱列茲尼亞科夫。據說他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俄羅斯人。很多人提到，他曾與俄僑瑪格麗特·安道諾娃生有一個兒子，名字叫符拉基米爾·安道諾夫。如果熱列茲尼亞科夫真是半個猶太人，那麽哈爾濱就還有猶太人的後裔。為了確認這一點，我向特迪·考夫曼詢問。他立即肯定地點頭，他知道熱列茲尼亞科夫的祖父的確是猶太人，並且從當年哈爾濱出版的《猶太生活》雜誌中找到他與他人作為穆棱煤礦公司的代表時刊登的廣告，並且複印給我。但是他不能確定熱列茲尼亞科夫的母親是什麽人，因為根據猶太人的法律，小孩的民族是隨母親的。
但對我來說，這已經是極大的收獲。
在問到“河豚魚計劃”時，特迪·考夫曼表示他對此不了解，他說很多日本人也不知道這段曆史，隻是後來發現了秘密檔案以後才為人所知。作者（指《河豚魚計劃》一書的作者）也說這是過去沒有人知道的。作者也到以色列來訪問過他，但他對此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回答令我失望，因為我非常想捋清這一段曆史，也非常想知道哈爾濱猶太人對待這一段曆史的態度。
但是，已是實業家的伯納德·達列爾卻對我說起另一段往事。當年，他的父親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求助於特迪的父親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亞·考夫曼便讓他住進猶太醫院，假做住院的病人，逃過了劫難。伯納德說：“你知道，我的父親沒有病，他卻把他作為病人保護起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說著，70多歲的老人眼裏湧滿了晶瑩的淚水。他還說，特迪的父親幫助了很多很多猶太人，包括那些逃避納粹的迫害來到哈爾濱的猶太人。亞伯拉罕·考夫曼在猶太人的心裏具有民族英雄的位置。
在原居中國猶太人大會上，特迪·考夫曼用希伯萊語所做的發言博得一次次熱烈的掌聲，不知道他講了什麽，但其中濃烈的感情色彩卻寫在他的臉上。然後，他開始給中國留學生和猶太人後裔大學生發放獎學金，還發給每個年輕人一本《猶太人在哈爾濱》畫冊。據坐在我身邊的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的盧坤參讚介紹，原居中國猶太人大會一年召開一次，以中友協把募集來的錢作為獎學金，每年發給16個中國留學生和100多個原居中國猶太人後裔，每人1500謝克爾（約合人民幣3000元）。
特迪·考夫曼還邀請我們到他的家中吃晚飯，豐盛的猶太民族食品是他的夫人拉莎和女傭一起準備的。餐前，特迪·考夫曼送給每個來自哈爾濱的中國朋友一份精心準備的禮物。他還對計劃在哈爾濱召開的關於猶太研究的國際研討會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並對已經出版的《猶太人在哈爾濱》畫冊中的失誤部分提出具體的意見，他打算用幾個月時間一一修訂後，再將修改本寄回哈爾濱，以便於再版時更正。他那認真與負責的態度讓人尊敬。
賓主頻頻舉杯時，晚宴的氣氛越來越像一個家宴，大家一起唱起了《伏爾加船夫曲》。每個猶太朋友都在搜集記憶中的中國話。特迪·考夫曼念起了老哈爾濱童謠：“七十七，九十九，是東西，我都有。”中文名字叫作史高威的斯穆什科維奇先生激動地說：“我來到以色列50年，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
離開以色列一個月了，春節過後上班時，我接到寄自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新年賀卡，落款是“你的朋友T·考夫曼”。我的心裏非常溫暖，我想，呀！我的哈爾濱老鄉記著中國的春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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