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大會戰（六）*
十八. 豫湘桂會戰（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
（1）豫中會戰（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
到一九四四年時，經過累年戰爭，日本勞民傷財，其開銷早就遠遠超出了當初預期的規模。為了確保戰爭資源，他們不得不飲鳩止渴，同英美開戰，從而踏進了更深的坑，麵臨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東京唯一的指望是盡快從中國戰場解脫出來，以便全力對付英美。他們一直在軟硬兼施逼降誘降重慶，希望能搞個停戰協議之類的東西。蔣介石不是不想停戰，也絕沒有很快就能勝利的把握，隻是他開出的始終不變的條件裕仁天皇不肯接受：中國局勢必須恢複到七七事變之前的原狀。
蔣開出那樣的條件，對於日本人來說其實一點也不過分：日本照樣能占據蔣鞭長莫及、非核心利益因而也並不十分在乎的中國的東北、台灣等領土，而且他們曆年在中國犯下的所有罪行都能免於追究，等於沒什麽損失。問題是蔣要麵子，天皇同樣要麵子。打了這麽多年，明明不管哪一路的中國軍隊都不是日軍的對手，好歹不能一無所獲，總得有點收益才行。可是在開羅會議上，“鬼畜米英”居然宣布將把東北和台灣等都還給中國，這就大大超越了日本停戰的底線。於是對裕仁天皇和當時權傾朝野的東條英機來說，想挽回局麵，隻能把本錢全部押進去，努力拚上最後一把，逼蔣認輸，從而搞定中國。
自武漢會戰以後，限於軍力物力，東京大本營在中國的戰事計劃都是限製多多，讓畑俊六、橫山勇和岡村寧次那些前線指揮官們個個心懷不滿。而到了一九四四年一月，大本營卻下了“一號作戰”命令，一改往日的摳門作風，決定不惜血本全線進攻，向蔣發起致命的一擊。
東條的意圖是打通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線，將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南和印度支那連成一片，順道摧毀對日軍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的盟軍的機場。日軍為這次作戰準備了龐大的兵力：華北十五萬、華中二十萬、華南十六萬，總共五十一萬大軍。侵華以來，在規模最大的武漢會戰中，日軍也不過集中了三十五萬部隊。豫湘桂會戰是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戰役。
所謂的豫湘桂會戰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區域的四次會戰的總和。
豫中會戰是豫湘桂會戰相對獨立的第一階段。
由華北方麵軍司令岡村寧次指揮的第十二軍、第一軍等十五萬日軍進攻鄭州和洛陽一線。他們的對手是第一戰區司令蔣鼎文、副司令湯恩伯以及他們手下的三十九萬國軍。會戰中雙方傷亡分別為三萬三千和三千四百。
國軍在河南經營多年，有堅固的工事和充足的糧食彈藥，兵員比日本人多得多，本來應該能夠跟日軍一拚。然而四月十七日日軍開始進攻，到二十三日就連克鄭州、新鄭、尉氏、氾水和密縣等地；三十日進攻許昌，次日就拿下了許昌；五月九日攻到龍門，打通了平漢路南段；五月十八日進攻洛陽，二十五日攻陷洛陽。打到六月份，日軍幾乎沒有什麽損失，極其順利地橫掃了河南中部。
國軍第三十六集團軍司令李家鈺中將陣亡於洛陽，同時犧牲的還有陳紹堂和周鼎銘兩位少將。
湯恩伯的一線部隊起先還跟日軍周旋了一陣。在那些日子裏，湯恩伯的上司蔣鼎文帶著四個集團軍約二十五萬人馬坐在黃河南畔隔岸觀火，一點支援的意思都沒有。等到湯恩伯潰敗，蔣鼎文的那幫士兵有樣學樣，很快也跟著四散逃跑，第一戰區完好無損的工事、堆滿作戰物資的倉庫都成了日軍的戰利品。
除了懼怕日軍，湯恩伯、蔣鼎文一敗塗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河南老百姓的造反。
民國前期農民生活艱難，扯旗造反的事情很常見，但在抗戰時一切為了前線，通常老百姓都能咬牙忍受，能逼得他們造反，絕對是實在忍無可忍了。
湯恩伯喜歡搞擴軍，拚命征兵，還不擇手段地並吞雜牌部隊，把軍隊擴到了十四萬。蔣鼎文也拚命擴軍，兩撥人馬都號稱正牌抗日隊伍，也都不種地，平時忙的主要是抓壯丁、抽稅、征糧和搶耕牛。
總共不過三千萬人口，卻要養活兩撥三十九萬中央軍，河南的老百姓掉進了暗無天日的地獄。收成好的時候，他們還能勉強混飽肚子，隻要年成稍微差點，就難免餓死或逃亡。一九四二年那年，旱災、澇災、風災、雹災和霜災等接踵而至，到處收不上糧食來，整個河南赤地千裏，餓殍遍野，一片哀鴻。饑餓的農民在田野裏絕望地四處尋覓，幾乎吃光了草根和樹皮一類東西，然後開始吃泥土、吃木頭，吃了泥土和木頭的人很快就死了，剩下的人沒有活路，於是隻能吃人，一開始是吃死屍，到後來就是吃奄奄一息、半死不死的活人。
而政府的賦稅和軍糧征購卻一點不減少。蔣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災，堅持認為是下屬謊報災情，他親自下了命令，河南的實物征集“不能緩免”。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重慶《大公報》派駐中原的記者張高峰從河南葉縣寄出長篇通訊《饑餓的河南》。二月一日，報社將題目改為《豫災實錄》，未作刪節，在要聞版全文刊出。文章中披露河南一百一十個縣全境遭災，“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沿途災民扶老攜幼，獨輪小車帶著鍋碗，父推子拉，或婦拉夫推，也有六七十歲老夫妻喘喘地負荷前進。子女邊走邊在野地裏掘青草挖野菜拾幹柴。……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幾條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在洛陽城裏，張高峰看到“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樣的嗡嗡響，……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的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幹掛圖。……他們……一個個邁著踉蹌的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地餓斃街頭。”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為征糧還在勒索。張高峰寫道：“據說比去年還逼得緊，把人帶到縣政府幾天不給飯吃，還要痛打一頓，放回來叫他賣地。肥地一畝可賣五六百元，不值一鬥麥的價錢，壞地根本無人要。……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張高峰揭露說：“省府去年八月規定了各縣地方救災辦法十二條，條條是道，但迄今災民未得到半兩（糧食）。”
《豫災實錄》見報當晚，《大公報》總編王芸生激於義憤，揮筆寫下了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於次日刊出。社評說：“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掉淚。……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災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災大員也早已公畢歸來，我們也聽到中央撥了相當數額的賑款，如此紛紜半載，而截至本報通訊員上月十七日發信時，尚未見發放賑款之事，千萬災民還在眼巴巴的盼望。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苛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歎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饑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現時的重慶，正近舊年，……一般摩登的食品店，賣空了架子還有人買，……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人民咒罵“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馬瘦，後方豬肥”，表達了對重慶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現狀的強烈不滿。
看到違反宣傳口徑、散布流言、妄議中央的輿情，賑災極其遲鈍的重慶當局反應十分迅速敏捷，他們立刻采取了措施：二月二日當晚，新聞檢查所向《大公報》送去了軍委會通知，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以示“懲戒”。同時，王芸生本來要去美國領取密蘇裏新聞學院（The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的榮譽獎章，也由中宣部部長張道藩發去通知，說委員長有令，取消他去美國的訪問。
三月某日，張高峰在河南漯河突然被湯恩伯的部下逮捕，當夜提審，並被綁起吊打，罪名是“共黨嫌疑”。
由於聽過太多關於饑荒的傳聞，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二十八歲的白修德（T.H.White）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同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福爾曼（H.Forman）一道，設法去河南實地探訪。
在從西安到河南的鐵路上，白修德他們經常看到有僵屍從對麵的火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去鄭州的途中，他們看到絕大多數村子都已死絕，到處是野狗撕咬死屍的恐怖場景。
一開始的時候，白修德們隻是恐懼，到後來就變成了衝天的憤怒。國民政府囤著大量物資，卻不僅不救災，還在繼續從災民手上搶糧。各級當局和軍隊坐看老百姓成批成批地餓死，無動於衷。
白修德和福爾曼離開鄭州之前，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菜肴異常豐盛，有兩個湯、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還有春卷、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最後，“我們還吃了三個霜糖餅”。
不等回到重慶，白修德就在洛陽給《時代》周刊總部拍了電報，報導自己所見到的一切。
一九四三年三月，《時代》周刊登出了河南災情的報道，頓時輿論大嘩，紛紛指責蔣介石政府。那時宋美齡正在美國就醫並為爭取美援到處巡回演講，看到報道非常惱火，竟然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打去電話，要求《時代》的發行人、出生於中國山東登州的盧斯（H.R.Luce）解雇白修德。
盧斯直截了當地告訴宋美齡：解雇白修德？我隻會更加器重他！
白修德從河南回重慶後馬不停蹄地通過美國陸軍把見聞告訴了駐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中國戰區參謀長和羅斯福總統的代表史迪威（J.W.Stilwell），又去找各級政府部門，包括立法院、四川省政府甚至宋慶齡，要他們想辦法幫助河南的災民，還逢人就散發災區的照片，讓人看河南的慘況，籲請人們組織賑災活動。
白修德是不折不扣的幹涉中國內政的境外勢力，嚴重辱華，抹黑黨國。蔣介石對白修德非常惱火，但是他可以輕鬆地解決內部問題，比如在洛陽為白修德發電報的那個中國職員就倒了大黴，據說多半被委員長下令失蹤了，但卻奈何白修德不得，因為他是美國人。蔣介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國人，他更不敢得罪美國政府。
經過長時間的軟磨硬泡，白修德不光沒被槍斃，還成功逼得蔣介石答應接見他和福爾曼。
根據白修德的回憶，他們同委員長的會麵是坦率而直接的，雙方開誠布公地交流了彼此的觀點，雖然過程有點不太輕鬆。不管白修德怎樣說，蔣介石就是不承認河南有災，還說人吃人的事情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白修德同福爾曼於是當麵把野狗吃人等的照片拿出來，一張張展示給蔣介石看。
蔣介石終於答應救災。有關部門陸續往河南送了一些糧食，還開了幾家施粥所，並在全國展開了捐賑活動，呼籲救助河南同胞。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蔣介石一共向河南災民發放了一萬袋大米和兩萬袋雜糧。
還有外國傳教士在努力。不管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也不管是哪一國人，此時都在做同一件事：四處募糧開設粥場，向一無所有的災民發放口糧，維持他們脆弱的生命，並且分文不取。外國傳教士不能收稅，又沒有軍糧，然而靠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硬是從美國政府那裏要到了救濟物資。在河南民眾最困難的時候，傳教士或外國人成了他們生存的唯一希望。
本來臨近的陝西是有糧的，但陝西是胡宗南的地盤，胡宗南不肯讓湯恩伯占便宜；南麵的湖北也有糧，但湖北也不肯幫忙，一拖二拉，最後隻能報中央處理。
曆經幾個月的繁複手續，中央的救災款終於到了，雖然名義上有兩個億，但隻有八千萬運到災區。很快這筆錢就成了各級官員的唐僧肉。八千萬裏的一部分被存進銀行生利息，另一部分由地方官員扣掉災民欠政府的稅款（！），剩下的才能分到農民手中。中央銀行還要趁火打劫：它們故意隻發百元一張的救災款，而米商們配合著不收百元大鈔，堅持隻收零鈔，否則不賣糧。到中央銀行兌換零錢時，則必須收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
民間在了解到情況後，開始捐錢或義演義賣，四處展開賑災活動。然而蔣介石規定，所有募捐款都必須交給政府統一處理，不得私募私放，而經過省、縣、鄉、村無數層的克扣，到災民手上的隻剩下了九牛一毛。
一九四三年秋天，還沒等到莊稼成熟，河南禍不單行，又迎來了另一場災難：蝗災。撲天蓋地的蝗蟲象轟炸機群一樣飛來，吃掉了所有的莊稼，也吃掉了農民們的希望。
一九四二年底他們是災民，到了一九四三年底，他們變成了絕望的災民。三千萬人已經餓死了三百萬，逃荒又死了大約三百多萬，剩下來的不是在逃命，就是在等死。然而大堆的糧食就在身邊，可是有軍隊拿槍守著，它們就是可見不可及。蔣鼎文、湯恩伯統治河南的三年多時間裏，因為他們的凶殘、愚蠢和自私，河南慘死的老百姓相當於南京大屠殺的幾十倍。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裏，記下了河南老百姓的刻骨仇恨：“寧讓日本人來燒殺，不叫湯恩伯來駐紮”。那年頭，“水、旱、蝗、湯”是河南的四大災害。
正當老百姓奄奄一息時，日本人打了進來，平時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中央軍卻瞬間變成了一灘爛渣，個個撒腿就跑，“不戰而退，望風披靡”。往日受夠了他們氣的農民們在瞬間醒悟過來，漫山遍野紅了眼的災民在憤怒地四處抓國軍的潰兵，繳國軍的槍，從糧倉裏拿回原本屬於他們自己的糧食，甚至為了替死去的親屬報仇而把逃命的散兵遊勇打死。整個河南的老百姓都象瘋了一樣，人人拿起鋤頭木棍，個個心裏隻有一個念頭：打死湯恩伯、蔣鼎文兩個*****，吃糧活命！然後歡迎日軍。湯恩伯的嫡係十三軍平時作惡最多，這時成了過街老鼠，到哪個村子都會被圍毆。據說農民解除了五萬國軍的武裝。連飛揚跋扈的湯恩伯的直屬衛隊也遭民眾繳械，湯本人化裝成夥夫逃脫，蔣鼎文在撤退過程中被暴民俘虜，後化妝僥幸騎毛驢逃脫。
日本人目睹河南老百姓的造反，驚得目瞪口呆。
日軍撤走後，湯恩伯的部隊重返河南，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屠殺河南百姓作為報複。河南籍參政員郭仲隗終於奮起，在參政會上揭發湯司令戰前走私、欺壓百姓、戰時逃跑等等滔天罪行。他大罵政府：“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麽，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麽，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足罵了一個鍾頭，還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包括“觀音土”，送給各院部長官。一百零三個參政員接著聯名提案，要求嚴懲湯恩伯。最後，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即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我們軍隊裏麵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裏麵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
第一戰區在戰役後所作《會戰之檢討》中說：“此次中原會戰，挫師失地，罪戾難辭。”陳誠在總結戰役的原因時，歸咎於將帥不和（蔣鼎文和湯恩伯不和）、軍政不和（地方不但不支持軍隊，而且多所掣肘）、軍民不和、官兵不和。作為處分，蔣介石把蔣鼎文撤職，湯恩伯“撤職留用”。
十九. 豫湘桂會戰（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
（2）第四次長沙會戰（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九日）
第四次長沙會戰是豫湘桂會戰第二階段長衡會戰的第一階段。
橫山勇指揮的日軍第十一軍經過充分準備，集中兵力十七餘萬進攻薛嶽的第九戰區。薛嶽企圖再一次用他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奏效的所謂的“天爐戰法”，即誘敵深入，然後重兵圍殲。然而事過境遷，他的那套故伎無法重演。首先是日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並不以攻占長沙為鵠的，打得太輕鬆了才想順手牽羊，因而孤軍冒進，給了薛嶽可乘之機，而這次占領長沙是日軍的戰略目標，誌在必得，投入的兵力之大不是薛嶽的二十五萬人馬能夠輕易吞下的；其次，日軍吸取了上次的教訓，針對“天爐戰法”研究出了一套破解的方法：從單邊獨進改為從東西兩線夾擊；由湘江逆水而上搶先奪取嶽麓山製高點的炮兵陣地；加厚中間兵力，保護兩翼部位，快速協同突進，用“雙尖刀梯隊”正麵突進，同時在兩翼部署強兵掩護，這樣即使在第一“尖刀部隊”遇挫的情況下，第二“尖刀部隊”也可以快速跟進，同時也抵消側翼被攻擊的後顧之憂。結果日軍輕而易舉就打破了薛嶽計劃中的“爐底”，根本沒給九戰區任何合圍的機會；最後，這次守衛長沙的第四軍的鬥誌跟上一次方先覺的預十師有天壤之別。
中日雙方將士傷亡分別約為三萬五和六千二。
戰後，為了平息輿論，第四軍軍長、薛嶽的愛將、粵軍將領張德能以棄軍逃走的罪名成了槍下之鬼。
* 本文引用了紅朝笑笑生《紅朝的那些事情》的大量文字，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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