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2001年10月7日入侵阿富汗22周年。 本文於2010年9月首次由Global Research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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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
- - 奧薩馬·本·拉登，美國的惡魔，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國支持的聖戰剛開始時就被中央情報局招募。他當時 22 歲，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遊擊隊訓練營接受訓練。
- -裏根總統內閣內發起的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秘密行動的策劃者在9/11事件後啟動“全球滅火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 – 羅納德·裏根總統 1985 年在斯坦福會見伊斯蘭聖戰組織領導人
- ——裏根政府時期，美國轉向政策轉向無條件支持和認可伊斯蘭“自由戰士”。
- 在敘利亞世界，“自由戰士”被貼上“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標簽。
- -在普什圖語中，“塔利班”的意思是“學生”，即削減瓦哈比派在中央情報局支持下建立的伊斯蘭教學校（學習場所或古蘭經學校）的班級。
- 蘇阿戰爭是卡特政府期間發起的中央情報局秘密議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積極支持和資助後來被稱為基地組織的伊斯蘭旅。
介紹
巴基斯坦軍政權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就在美國資助的阿富汗軍事和情報行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冷戰後時代，巴基斯坦在美國情報行動中的核心作用擴展到了更廣闊的中亞中東地區。從1979年蘇聯阿富汗戰爭開始，軍事統治下的巴基斯坦就積極支持伊斯蘭旅。通過與中央情報局的密切聯係，巴基斯坦的軍事情報部門——三軍情報局（ISI）成為一個強大的組織，一個平行的政府，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
美國以巴基斯坦為發射台的阿富汗秘密戰爭是在蘇聯“入侵”之前的卡特政府期間發起的
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證實：
“根據曆史的官方版本，中央情報局對聖戰者組織的援助始於1980年，也就是說，在1979年12月24日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後。但迄今為止一直秘密守護的現實卻完全相反。事實上，卡特總統於 1979 年 7 月 3 日簽署了第一個向喀布爾親蘇政權反對者提供秘密援助的指令。
就在那天，我給總統寫了一張便條，向他解釋說，在我看來，這種援助將引發蘇聯的軍事幹預。” （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新觀察家報》采訪，1998 年 1 月 15 日至 21 日）
在蘇聯阿富汗戰爭最激烈時期擔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出版的回憶錄中，美國情報部門從蘇聯入侵之前的一開始就直接參與向伊斯蘭旅提供援助。
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和美國大量軍事援助的引導下，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對政府各方麵擁有巨大權力的平行結構”。（Dipankar Banerjee，“ISI 與製藥業的可能聯係”，India Abroad，1994 年 12 月 2 日）。三軍情報局（ISI ）的工作人員由軍事和情報官員、官僚、臥底特工和線人組成，估計有 15 萬人。（同上）
與此同時，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也加強了齊亞·哈克將軍領導的巴基斯坦軍事政權：
“隨著齊亞將軍推翻布托和軍政府上台，中央情報局和三軍情報局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密切。……在阿富汗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裏，巴基斯坦的反蘇態度甚至比美國還要強烈。1980 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後不久，齊亞 [ul Haq] 派他的三軍情報局局長破壞蘇聯中亞國家的穩定。中央情報局直到 1984 年 10 月才同意這個計劃。” （同上）
三軍情報局實際上是中央情報局的附屬機構，在為阿富汗以及隨後在前蘇聯的穆斯林共和國的伊斯蘭準軍事組織提供支持方麵發揮了核心作用。
三軍情報局還代表中央情報局參與聖戰者的招募和訓練。
從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間，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大約35,000名穆斯林被招募參加阿富汗聖戰。巴基斯坦的宗教學校由沙特慈善機構資助，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的，目的是“灌輸伊斯蘭價值觀”。“這些營地成為未來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虛擬大學”（艾哈邁德·拉希德，塔利班）。中央情報局和三軍情報局主持的遊擊訓練包括有針對性的暗殺和汽車炸彈襲擊。
“武器貨物”是由巴基斯坦軍隊和三軍情報局運送到靠近阿富汗邊境的西北邊境省的叛軍營地。該省省長是法茲勒·哈克中將，[根據阿爾弗雷德·麥考伊的說法]。允許“在他的省份建立數百個海洛因精煉廠”。從 1982 年左右開始，從卡拉奇運載中央情報局武器的巴基斯坦軍用卡車經常在哈克省收集海洛因，然後滿載海洛因返回。他們受到三軍情報局文件的保護，免遭警方搜查。”（1982-1989：美國對 BCCI 和巴基斯坦政府參與海洛因貿易視而不見，另見McCoy，2003 年，第 477 頁）。
前排左起：巴基斯坦三軍
情報局（ISI）局長哈米德·居爾少將、中央情報局（CIA）局長
威廉·韋伯斯特；運營副總監克萊爾·喬治；三軍情報局上校；1987 年，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
Milt Bearden 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的聖戰者訓練營。
（來源 RAWA）
奧薩馬·本·拉登
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美國的惡魔，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美國資助的聖戰一開始就被中央情報局招募。他當時 22 歲，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遊擊隊訓練營接受訓練。
在裏根政府期間，屬於富有的沙特本拉登家族的奧薩馬被任命負責為伊斯蘭旅籌集資金。
許多慈善機構和基金會成立了。此次行動由圖爾基·費薩爾親王領導的沙特情報部門協調 ，並與中央情報局密切聯係。
來自各個慈善機構的資金被用來資助聖戰者誌願者的招募。基地組織，阿拉伯語中的“基地”，是一個由參加阿富汗聖戰的誌願者組成的數據庫。
該數據庫最初由奧薩馬·本·拉登持有。
裏根政府的支持
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NSDD 166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被用作“中間人”。中央情報局對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秘密支持是通過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間接進行的，即中央情報局沒有直接向聖戰者組織提供支持。
換句話說，為了讓這些秘密行動“成功”，華盛頓小心翼翼地不透露“聖戰”的最終目標，即摧毀蘇聯。
1984 年 12 月，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發起了一次受操縱的全民公決，頒布了《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僅僅幾個月後，即 1985 年 3 月，羅納德·裏根總統發布了第 166 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 (NSDD 166)，授權“加強對聖戰者組織的秘密軍事援助”並支持宗教灌輸。
在巴基斯坦推行伊斯蘭教法、宣揚“激進伊斯蘭教”是美國有意為之的一項政策，服務於美國在南亞、中亞和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
當今中東和中亞的許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直接或間接是美國秘密支持和資助的產物，這些支持和資助通常是通過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基金會進行的。沙特阿拉伯保守派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的使團負責管理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巴基斯坦北部宗教學校。
根據 NSDD 166，中央情報局和三軍情報局發起了一係列秘密行動。
美國通過三軍情報局向伊斯蘭旅提供武器。中央情報局和三軍情報局官員將在拉瓦爾品第三軍情報局總部會麵，協調美國對聖戰者組織的支持。
根據NSDD 166，美國向伊斯蘭叛亂分子采購的武器從1983年的每年1萬噸武器和彈藥增加到1987年的每年6.5萬噸。
“除了武器之外，還有訓練、廣泛的軍事裝備，包括軍事衛星地圖和最先進的通信設備”（University Wire，2002 年 5 月 7 日）。
1985 年，羅納德·裏根在白宮會見阿富汗聖戰者組織指揮官（裏根檔案館）
威廉·凱西 (William Casey)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後，NSDD 166 被描述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秘密行動：
美國提供的一攬子支持包括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組織和後勤、軍事技術以及維持和鼓勵阿富汗抵抗運動的意識形態支持……。
美國反叛亂專家與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密切合作，組織聖戰者組織並規劃阿富汗境內的行動。
……但美國最重要的貢獻是……從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區引進人員和物資。尋找最堅強、在意識形態上最忠誠的人的邏輯是，他們將是最好的戰士。
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廣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和時事通訊上，提供加入聖戰的誘惑和動機。（Pervez Hoodbhoy，《阿富汗與全球聖戰的起源》，和平研究，2005 年 5 月 1 日）
NSDD 166 下的宗教灌輸
根據 NSDD 166，美國通過巴基斯坦向伊斯蘭旅提供的援助不僅限於善意的軍事援助。華盛頓還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支持和資助宗教灌輸過程，主要是為了確保世俗機構的消亡：
......美國花費數百萬美元向阿富汗學童提供充滿暴力圖像和好戰伊斯蘭教義的教科書，這是暗中刺激抵抗蘇聯占領的努力的一部分。
這些入門書充滿了聖戰的討論，並以槍支、子彈、士兵和地雷的圖畫為特色，從那時起就成為阿富汗學校係統的核心課程。甚至塔利班也使用美國生產的書籍，..
白宮為宗教內容進行了辯護，稱伊斯蘭原則滲透到阿富汗文化中，並且這些書籍“完全符合美國的法律和政策”。
然而，法律專家質疑這些書是否違反了憲法禁止使用稅款促進宗教的規定。
......援助官員在采訪中表示，他們保留了伊斯蘭材料，因為他們擔心阿富汗教育工作者會拒絕缺乏濃厚穆斯林思想的書籍。
國際開發署發言人凱瑟琳·斯特拉托斯表示，該機構從宗教文本中刪除了其標誌和任何提及美國政府的內容。
“國際開發署的政策不是支持宗教教育，”斯特拉托斯說。
“但我們繼續這個項目是因為主要目的……是教育兒童，這主要是一項世俗活動。”
……這些教科書以阿富汗主要語言達裏語和普什圖語出版，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及其阿富汗研究中心的資助下編寫的。
1984 年至 1994 年間，該機構在阿富汗大學的教育項目上花費了 5100 萬美元。” （《華盛頓郵報》，2002 年 3 月 23 日，重點已添加）
新保守派的角色
有連續性。裏根總統任期內發起的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秘密行動的策劃者在 9/11 事件後發動“全球反恐戰爭”（GWOT）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布什政府的幾位新保守派人士在裏根總統任期內擔任高級官員。
理查德·阿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喬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第一個任期（2001-2004 年）期間擔任副國務卿。他在 9/11 事件後與巴基斯坦的談判以及 2001 年 10 月入侵阿富汗之前發揮了核心關鍵作用。
裏根時代，他擔任負責國際安全政策的助理國防部長。在此職位上，他在 NSDD 163 的實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還確保與巴基斯坦軍方和情報機構的聯絡。
與此同時，保羅·沃爾福威茨在國務院負責外交政策團隊，成員包括劉易斯·利比、弗朗西斯·福山和紮爾梅·哈利勒紮德。
沃爾福威茨的小組還參與了美國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蘭政黨和組織的秘密支持奠定概念基礎的工作。
保羅·沃爾福威茨（左）
曾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也參與了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基礎工作。1982 年，他被羅納德·裏根任命為情報副局長，1986 年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並一直擔任該職位直至 1989 年。
蓋茨在 NSDD 166 的製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該法案為促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為伊斯蘭旅提供秘密支持建立了一致的框架。他還卷入了伊朗門醜聞。
伊朗門行動
理查德·蓋茨、科林·鮑威爾和理查德·阿米蒂奇等人也參與了伊朗門行動。
阿米蒂奇與奧利弗·諾斯上校保持密切聯係。他的副手兼首席反恐官員諾埃爾·科赫是奧利弗·諾斯建立的團隊的成員。
重要的是，伊朗門行動還與向阿富汗伊斯蘭旅提供秘密支持的過程有關。伊朗門計劃服務於幾個相關的外交政策目標：
1）向伊朗采購武器從而助長兩伊戰爭，
2）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
3）通過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向阿富汗境內的伊斯蘭旅提供支持。
在向伊朗交付陶式反坦克導彈後，銷售收入存入編號銀行賬戶，並用於資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和聖戰者組織：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伊朗武器銷售的利潤存入中央情報局管理的一個賬戶，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分別向該賬戶存入了 2.5 億美元。這筆錢不僅支付給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裝，還支付給在阿富汗與蘇聯軍隊作戰的叛亂分子。”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86 年 12 月 15 日）。
盡管科林·鮑威爾中將沒有直接參與委托給奧利弗·諾斯的武器轉讓談判，但他是“五角大樓內至少有五名知道武器正在被轉讓給中央情報局的人之一”。（《記錄》，1986 年 12 月 29 日）。
在這方麵，鮑威爾公然違反國會程序，直接為下級官員開了“綠燈”。據《紐約時報》報道，科林·鮑威爾（在軍事采購層麵）做出了允許向伊朗運送武器的決定：
“與國防部長溫伯格最親近的人之一科林·鮑威爾少將匆忙繞過書麵的“焦點係統”程序，命令國防後勤局（負責采購）移交 2,008 枚陶式導彈中的第一批。給中央情報局，充當運送到伊朗的切斷通道”（《紐約時報》，1987 年 2 月 16 日）
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也卷入了伊朗門事件。
金新月毒品貿易
中亞毒品貿易的曆史與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密切相關。蘇阿戰爭之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鴉片生產主要銷往小型區域市場。當地沒有海洛因生產。（阿爾弗雷德·麥考伊，《毒品後果：中央情報局在毒品貿易中四十年的共謀》。進步報，1997 年 8 月 1 日）。
阿爾弗雷德·麥考伊的研究證實，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發起猛攻的兩年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地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產地。” （同上）各種伊斯蘭準軍事團體和組織被創建。阿富汗毒品貿易的收益受到中央情報局的保護，被用來資助各種叛亂活動：
“在中央情報局和巴基斯坦的保護下，巴基斯坦軍方和阿富汗抵抗運動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開設了海洛因實驗室。據《華盛頓郵報》1990 年 5 月報道，主要的海洛因製造商之一是阿富汗領導人古爾布丁·希克馬蒂亞爾 (Gulbuddin Hekmatyar)，他收到了美國運往巴基斯坦的秘密武器的大約一半。盡管當時的阿富汗抵抗組織內部有人抱怨希克馬蒂亞爾的暴行和販毒行為，但中央情報局保持著不加批判的聯盟，毫無保留和克製地支持他。
海洛因離開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的這些實驗室後，西西裏黑手黨就將這些毒品進口到美國，他們很快占領了美國海洛因市場百分之六十的份額。也就是說，美國百分之六十的海洛因供應間接來自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十年行動中，緝毒局在伊斯蘭堡的大量特遣隊沒有逮捕任何人，也沒有參與緝獲行動，這使得這些犯罪集團事實上可以自由地出口海洛因。相比之下，一名孤獨的挪威偵探在從奧斯陸到卡拉奇的海洛因交易後開展了一項調查，將一位被稱為齊亞總統的代理兒子的巴基斯坦強大銀行家投入監獄。伊斯蘭堡的緝毒局沒有抓到任何人，什麽也沒做，隻是遠離。
前中央情報局特工承認，這次行動導致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海洛因貿易的擴大。1995 年，負責阿富汗行動的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查爾斯·科根 (Charles Cogan) 先生承認，為了對抗冷戰而犧牲了毒品戰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蘇聯造成盡可能多的傷害。我們確實沒有資源或時間來專門調查毒品交易，”他告訴澳大利亞電視台。“我認為我們不需要為此道歉。每種情況都有其後果。是的，毒品方麵有影響，但主要目標已經實現。蘇聯人離開了阿富汗。” （阿爾弗雷德·麥考伊 (Alfred McCoy)，在特別研討會上的證詞，該研討會重點關注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和販毒之間的指控，於 1997 年 2 月 13 日由國會黑人核心小組主任、眾議員約翰·科尼爾斯 (John Conyers) 召開）
冷戰後時代利潤豐厚的毒品貿易
冷戰後的歲月裏，毒品貿易有增無減。阿富汗成為西方市場海洛因的主要供應國，事實上幾乎是唯一的供應國：全球銷售的海洛因 90% 以上都產自阿富汗。這種利潤豐厚的走私品與巴基斯坦政治和巴基斯坦國家的軍事化息息相關。它還對巴基斯坦經濟及其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結構產生直接影響，這些機構從金新月毒品貿易一開始就參與了廣泛的洗錢活動，並受到巴基斯坦軍方和情報機構的保護：
根據美國國務院《國際麻醉品管製戰略報告》（2006 年）（引自《每日時報》，2006 年 3 月 2 日），
“巴基斯坦犯罪網絡在從阿富汗轉運毒品和走私貨物到國際市場的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巴基斯坦是主要毒品過境國。毒品販運所得和恐怖活動資金往往通過稱為哈瓦拉的替代係統進行清洗。……
報告指出：“一個不受監管的私人慈善機構網絡也多次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網絡非法資金的重要來源。” ……”
哈瓦拉係統和慈善機構隻是冰山一角。根據國務院報告，
“巴基斯坦國家銀行（二十多年來）凍結了“屬於與奧薩馬·本·拉登、基地組織或塔利班有聯係的 12 個實體和個人”的微薄的 1,050 萬美元。
報告沒有提及的是，阿富汗毒品貿易的大部分收益都在真正的西方銀行機構中進行了洗錢。
塔利班鎮壓毒品貿易
2000 年，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毒品貿易發生了重大且意想不到的轉變。
塔利班政府於 1996 年在華盛頓的支持下上台，並於 2000 年至 2001 年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實施了影響深遠的鴉片根除計劃，該計劃破壞了數十億美元的貿易。（更多詳情請參見 Michel Chossudovsky，《美國反恐戰爭》，全球研究，2005 年）。
2001 年，在美國領導的入侵之前，塔利班根除計劃下的鴉片產量下降了 90% 以上。
在美國領導的入侵之後，布什政府立即下令不得銷毀鴉片收成，理由是這會破壞佩爾韋茲·穆沙拉夫的軍政府。
國會山內部的幾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央情報局反對銷毀阿富汗鴉片供應，因為這樣做可能會破壞佩爾韋茲·穆沙拉夫將軍領導的巴基斯坦政府的穩定。據這些消息來源稱，巴基斯坦情報部門曾威脅稱，如果農作物被毀，就要推翻穆沙拉夫總統。……
“如果他們（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反對摧毀阿富汗鴉片貿易，那隻會讓人們相信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沒有道德的機構；他們自己的計劃，而不是我們按照憲法選舉產生的政府的計劃”。（NewsMax.com，2002 年 3 月 28 日）
自美國領導的入侵以來，鴉片產量從2001年塔利班統治時期的185噸增加到2006年的6100噸，增加了33倍。自2001年美國領導的入侵以來，耕地麵積增加了21倍。（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全球研究，2006 年 1 月 6 日）
2007年，阿富汗供應了全球約93%的海洛因供應。
據估計（2006 年）阿富汗毒品貿易的收益（按零售價值計算）每年超過 1900 億美元，占全球麻醉品貿易的很大一部分。（同上）
這種利潤豐厚的數十億美元走私品的收益存入西方銀行。幾乎全部收入都歸阿富汗境外的企業利益和犯罪集團所有。
洗錢是一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活動，該活動繼續受到中央情報局和三軍情報局的保護。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後。
回想起來，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恢複毒品貿易。
巴基斯坦的軍事化服務於毒品貿易背後的強大政治、金融和犯罪利益。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於支持這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中央情報局繼續保護金新月毒品貿易。盡管他承諾根除毒品貿易，但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紮伊統治下的鴉片產量卻猛增。
齊亞·哈克將軍遇刺
1988年8月，齊亞總統與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阿諾德·拉斐爾以及巴基斯坦幾位高級將領一起在一次空難中喪生。空難的具體情況仍然籠罩在神秘之中。
齊亞去世後，舉行了議會選舉，貝娜齊爾·布托於 1988 年 12 月宣誓就任總理。隨後，她被齊亞的繼任者、總統古拉姆·伊沙克·汗以涉嫌腐敗為由免職。1993年，她再次當選，並於1996年根據總統法魯克·萊加裏的命令再次被免職。
自始至終都保持了連續性。在齊亞當選後的納瓦茲·謝裏夫和貝娜齊爾·布托的短暫政府領導下，軍事情報機構的核心作用及其與華盛頓的聯係從未受到挑戰。
貝娜齊爾·布托和納瓦茲·謝裏夫都服務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利益。在執政期間，兩位民選領導人都支持軍事統治的連續性。1993 年至 1996 年擔任總理時，貝娜齊爾·布托“主張對伊斯蘭主義者，特別是阿富汗的塔利班采取安撫政策”，這一政策得到了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的支持（參見 F. William Engdahl，全球研究，2008 年 1 月）
貝娜齊爾·布托的繼任總理、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 (PML) 的米婭·穆罕默德·納瓦茲·謝裏夫於 1999 年在美國支持的佩爾韋茲·穆沙拉夫將軍領導的政變中被廢黜。
1999年的政變是由佩爾韋茲·穆沙拉夫將軍在總參謀長馬哈茂德·艾哈邁德中將（右圖）的支持下煽動的，後者隨後被任命為軍事情報局（ISI）負責人的關鍵職位。
自 2001 年布什政府上任以來，艾哈邁德將軍不僅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建立了密切的聯係，而且還與美國政府的主要成員，包括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擔任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波特·戈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聯邦調查局 2001 年 9 月的一份報告，馬哈茂德·艾哈邁德還因涉嫌支持和資助所謂的 9/11 恐怖分子以及與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聯係而聞名。 （參見 Michel Chossudovsky，《美國的“反恐戰爭》，全球研究，蒙特利爾，2005 年）
結論
這些不同的“恐怖”組織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創建的。它們不是宗教的產物。建立“泛伊斯蘭哈裏發國”的項目是精心設計的情報行動的一部分。
冷戰結束後，中央情報局對基地組織的支持並沒有以任何方式減少。事實上恰恰相反。早期的秘密支持模式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推動，並且變得越來越複雜。
“全球反恐戰爭”是一個複雜而錯綜複雜的情報結構。
向“伊斯蘭極端主義團體”提供秘密支持是帝國議程的一部分。它旨在削弱並最終摧毀世俗和民事政府機構，同時也助長了對伊斯蘭教的誹謗。它是一種殖民工具，旨在破壞主權民族國家並將國家轉變為領土。
然而，為了使情報行動取得成功，中央情報局創建和訓練的各種伊斯蘭組織必須不知道他們代表華盛頓在地緣政治棋盤上扮演的角色。
多年來，這些組織相對於其美巴讚助商確實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和獨立性。然而，“獨立”的表象是至關重要的。它是秘密情報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據前中央情報局特工米爾頓·比爾德曼稱，聖戰者組織總是不知道他們代表華盛頓所扮演的角色。用本拉登的話說（比爾德曼引用）：“我和我的兄弟都沒有看到美國提供幫助的證據”。（周末星期日（NPR）；埃裏克·韋納、特德·克拉克；1998 年 8 月 16 日）。
“在民族主義和宗教熱情的驅使下，伊斯蘭戰士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代表山姆大叔與蘇聯軍隊作戰。雖然情報高層有聯係，但戰區的伊斯蘭叛亂領導人與華盛頓或中央情報局沒有聯係。” （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美國反恐戰爭》，第二章）。
捏造“恐怖主義”——包括秘密支持恐怖分子——是為“反恐戰爭”提供合法性的必要條件。
參與美國資助的“恐怖”活動的各種原教旨主義和準軍事團體都是“情報資產”。9/11 事件之後，他們被指定為“情報資產”的職能是扮演可信的“美國敵人”的角色。
在布什政府領導下，中央情報局繼續支持（通過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幾個巴基斯坦伊斯蘭組織。眾所周知，三軍情報局支持也在東南亞存在的伊斯蘭大會黨、虔誠軍、克什米爾聖戰組織、聖戰者黨和穆罕默德軍。
中央情報局創建的伊斯蘭團體也旨在爭取穆斯林國家的公眾支持。其根本目標是在整個中東和中亞國家社會內部製造分裂，同時引發伊斯蘭教內部的宗派衝突，最終目的是遏製基礎廣泛的世俗群眾抵抗運動的發展，這將挑戰美帝國主義的野心。
外部敵人的這種作用也是激發西方輿論所需的戰爭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敵人，就無法進行戰爭。美國的外交政策需要製造一個敵人，為其在中東和中亞的各種軍事幹預辯護。敵人需要證明軍事議程的合理性，其中包括“追擊基地組織”。捏造和誹謗敵人是軍事行動正當性的必要條件。
外部敵人的存在維持了“反恐戰爭”真實存在的幻想。它證明軍事幹預是合理的，並將其描述為基於自衛權的人道主義行動。它維護“文明衝突”的幻想。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掩蓋更廣泛的中東中亞戰爭背後的真正經濟和戰略目標。
從曆史上看，巴基斯坦在“反恐戰爭”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巴基斯坦構成了一個地緣政治中心。它與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它在美國及其盟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以及五角大樓針對伊朗的戰爭計劃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美國的“反恐戰爭”
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
ISBN 0-9737147-1-9 (2005)
387 頁。
全球研究在線價格：14.00 美元（零售價 19.95 美元）
在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 (Michel Chossudovsky) 2002 年暢銷書的新擴充版中，作者揭開了主流媒體的煙幕彈，即 9/11 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對美國的襲擊。通過細致的研究，作者揭露了 9 月 11 日襲擊事件背後的軍事情報陰謀，以及布什政府主要成員的掩蓋和共謀。
擴展版包括十二個新章節，重點討論以 9/11 為借口入侵和非法占領伊拉克、司法和執法軍事化以及廢除民主。
根據喬蘇多夫斯基的說法，“反恐戰爭”完全是基於這樣一種幻想的捏造，即烏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智勝了每年耗資 400 億美元的美國情報機構。“反恐戰爭”是一場征服戰爭。全球化是邁向由華爾街和美國軍工聯合體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最後一步。
2001 年 9 月 11 日為發動無國界戰爭提供了理由。華盛頓的議程包括擴大美利堅帝國的疆域，以促進美國企業的完全控製，同時在美國境內建立國土安全國家機構。
喬蘇多夫斯基揭開層層言辭，揭示了一個複雜的欺騙網絡，旨在引誘美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接受威脅人類未來的軍事解決方案。
“關於 9 月 11 日的原因和後果，數百萬人被誤導了。
當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們發現基地組織不是外部敵人，而是美國外交政策和中央情報局的產物時，兩黨戰爭議程的合法性將像一副紙牌一樣崩潰。”
在全國範圍內，“外部敵人”的形象已被灌輸到美國人的意識中。基地組織正在威脅美國和世界。愛國者立法中廢除民主被描述為提供“國內安全”和維護公民自由的一種手段。
9/11委員會報告摧毀了美國秘密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曆史記錄，同時製造了美國和“西方文明”受到威脅的假象。反過來，各種恐怖分子警告和橙色警報在美國各地造成了恐懼和恐嚇的氣氛。
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 (Michel Chossudovsky)，美國的“反恐戰爭”，全球研究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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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歌翻譯：America’s War on Afghanistan, October 7, 2001: From Reagan’s “Soviet-Afghan War” (1979) to George W. Bush’s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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