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鄧樸方和他的康華在八九學潮中的政治表演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學潮初起時, 鄧樸方一度還是積極主張政府與學生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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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為鄧樸方的康華，八九學潮中的大學生們也不會有那麽高漲的反鄧情緒。而學潮中的鄧樸方和他康華的小兄弟們雖然也曾反對激化矛盾，寄希望那場“政治風波”能和平收場，但一見矛盾無法調和，他們便立刻變臉！
我們在本欄的上篇文章《曆史故事：鄧樸方和他曾經的“康華共和國”》已經介紹了正所謂“成也康華，敗也康華”，鄧樸方和他的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是如何因康華公司而輝煌並很快又因康華公司的胡作非為而聲名狼藉的故事。如果沒有康華的聲名狼藉，就不會有當年的大學生們八九學潮中的激烈反鄧情緒。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學潮初起時，鄧樸方一度還是積極主張政府與學生對話的。大量的公開材料和與鄧樸方接近的人士的回憶都證明，鄧樸方在整個八九學運的過程中，其觀點和立場曾有幾次轉折性的變化。
紀念胡耀邦的浪潮初起時，鄧樸方顯然是不讚成激化矛盾的，雖然當時的北大校園裏已經出現所謂“百醜圖”，將鄧樸方等許多或居官、或經商的高幹子弟與他們的老子一一對號入座。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召開的中共在京常委碰頭會上，除了正在朝鮮訪問的趙紫陽，其他四位常委到場聽取北京市委、國家教委等部門對學潮的分析意見，時任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時任國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兼黨組書記何東昌眾口一詞，堅持認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麵前”。
四月二十五日，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聽取北京市委李錫銘等人的形勢分析。會後，李鵬單獨向鄧小平匯報，匯報過程中，除當時的鄧辦主任王瑞林，鄧樸方居然也陪同父親“聽取匯報”。
離開鄧家後，李鵬立刻便召集其餘三名在京常委，傳達鄧小平“對動亂的性質”所做的“深刻分析”，將學潮正式定性為“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然後，由常委會議決定，要求胡啟立立即組織人馬，按照鄧小平的口徑撰寫《人民日報》社論，李鵬則以最快的速度將鄧小平對學潮的“動亂”定性傳達到北京和上海的最基層。
到此為止，除正在訪朝鮮的趙紫陽之外的在北京的四名中常委之間，在學潮的問題上，似乎還沒有出現原則性的意見分歧。而胡啟立組織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征求意見”稿電報發到北朝鮮後，正在那裏與金日成等人把盞論英雄的趙紫陽也簽署了“同意”二字。
不過，當時的中常委會並沒有決定向下傳達鄧小平禦旨，既沒有討論過傳達至哪一層幹部，更沒有做出“傳達不過夜”的決定。而李鵬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鑽了空子。
次日，《人民日報》頭版以醒目標題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群情嘩然。同時，在李鵬和時任北京市委及教育部黨組的緊急運作下，幾乎每一個北京老百姓都已經知道，這篇社論中給學潮的定論其實就是鄧小平的原話。
事後分析起來，如果當時僅僅是發表“四二六社論”，而沒有讓一般百姓知道社論中對學潮性質的無限上綱是鄧小平的原話，那麽雖然仍會引起群情激憤的後果，但應該不至於引出“萬人齊咒”鄧小平的局麵，因此也可能不會使鄧小平肝火愈旺，以至在最後的決策中失去理智。在此前提下，當時的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後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論”，由他本人承擔責任的主張也有可能實現。
但是，刁滑的李鵬更明白隻有把學潮的抗議聲浪直接引到鄧小平身上，隻有讓民間的種種不滿情緒發泄到整個共產黨政權頭上，而不是僅僅針對共產黨內的保守派，才能首先實現逼鄧罷趙的第一步，進而再達到其全麵中止經濟和政治體製改革的最終目的。所以，他才采取了讓鄧小平有苦說不出的辦法，成功地引導抗議者們因為對鄧小平產生的徹底失望而喊出了“倒鄧”的口號，並將本來是單純的學潮激發為一場全社會的抗議運動。
這種情況下，當時一些政治理念較成熟的知識界人士，包括趙紫陽身邊的開明派謀士們，想把這場“政治動亂”的鬥爭矛頭引向黨內保守派，也已經無能為力。不知情者哀歎鄧小平“引火燒身”，但最知情的鄧大公子鄧樸方則在私下裏感歎：“李鵬這一手把老爺子徹底出賣了！”
據“六四”後亡命海外的陳一谘先生(原中共體改所所長）披露：“（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們被召集）在鄧小平家裏開會。鄧小平講，這樣拖下去不行，究竟怎麽辦，還有沒有退路，往哪兒退。鄧講了開場白之後，趙紫陽說：‘對當前的問題，我認為有兩類解決辦法。一種辦法是軟辦法，一種辦法是硬辦法。軟辦法就是，承認學生是愛國的，承認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改變四二六社論的說法。硬辦法中，一種是空硬，就是發表四二六社論那樣的東西，公安局發布十條，不許學生遊行、上街。這種辦法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沒有效的。另一種辦法是實硬，也就是戒嚴、軍管。這種辦法短期內可以奏效，長期來講會使國家陷入動蕩和不安當中。”接著，姚依林作了一個早有準備、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對趙紫陽進行了攻擊。然後，常委會就戒嚴決定進行表決。”
其實，在這次會議之前，鄧樸方即已經在自己的“康華軍團”內部放出話來：“趙紫陽屢次犯規，這回必定出局。”
鄧樸方說的“屢次犯規”，都是指的直接冒犯了鄧小平的龍顏。一次是指一九八八年經濟改革方麵的“價格闖關”失敗。當時，趙紫陽是不讚成搞“價格闖關”的，但鄧小平三番五次讓他“膽子再大一點”。趙紫陽無奈，隻好硬著頭皮闖，結果引來一場“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
在總結這次“政策失誤”的過程中，趙紫陽最聰明辦法就是主動承擔責任，但他反而在政治局會議上申辯自己的“無奈”，當時的香港報刊上也有文章就趙紫陽為老鄧背黑鍋的問題替趙紫陽抱屈。這種表現自然會讓鄧小平記恨。
第二次是指八九年學潮興起時，趙紫陽從朝鮮歸國後即表示要否定“四二六社論”。而這篇社論中的關鍵內容基本引用的都是鄧小平的原話，趙紫陽要否定它，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
另一次就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晚上趙紫陽同前蘇聯政要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因為趙紫陽在會見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
趙紫陽所說的本來是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鄧小平卻認為這是在把“動亂”分子們的攻擊矛頭引向鄧小平，是一種“出賣”。事後，這件事情也成了趙紫陽“反黨”的主要罪狀之一。
到此為止，本來一度也傾向用開明決策對待學運的鄧樸方，也把在“四二六”社論問題上對李鵬的惱恨忘在腦後，開始遷怒於趙紫陽。後來的種種跡象表明，無論是鄧樸方還是鄧家其他子女，均認為黨內高層分別以趙紫陽和李鵬為代表的兩股力量，都在不約而同的將學潮禍水引向鄧小平。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不可能做出第三種選擇，隻能棄趙保李。
另有相關內部人士事後回顧說：一九八九五月十九號晚，趙紫陽手下的體改所二十多人開會，大家對怎樣平息事態和保住鄧小平這麵改革的大旗爭論不休，後來討論出三種方案，或三種對策，同鄧樸方聯係。上策是鄧小平到中央電視台發表談話，呼籲全人民保持冷靜，在大軍壓境的態勢下，將一切活動從動亂引向正常的政治場所；中策是政府出麵發表反貪官宣言，同時要求學生回到校園去；下策是鄧小平辭職。鄧樸方聽了這個方案，沉吟良久，說恐怕問題沒有那麽簡單。這次確實有人要打倒老鄧。不過中策也可以試一試。
五月十九日晚上，筆者本人在天安門廣場聽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和程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學生，“六四”鎮壓後流亡美國）等人講，鄧樸方的一個姓唐的秘書派車將他們幾個學生領袖接到康華公司，告訴他們中共已經決定派軍隊進城，希望你們大學生停止對立。不然的話，軍隊的空降兵將會在廣場直接降落，坦克炮平射。
次日淩晨，當中共的廣播播完李鵬態度強硬的講話後，吾爾開希在大學生絕食團的廣播站發表講話，大致講了那位姓“唐”的秘書的談話內容。然後要求全體在場人員聽從他的指揮，準備集體撤離天安門廣場，將隊伍轉移到使、領館區。但幾分鍾後，即又有其他學運領袖柴玲等宣布吾氏的意見是個人意見，不能代表大家。新的“決定”是堅守廣場……。
事後，筆者打聽到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說的姓“唐的秘書”實際上姓譚，叫譚立夫，是中共延安時期臭名昭著的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共建政初的最高檢察院的第一位副檢察長譚政文之繼子，也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口號的兩個發明人之一。
1987年，正在軍中服役的譚立夫眼見鄧樸方的康華事業前途不可限量，立即以大校軍銜轉業，被中組部任命為康華總公司人事部總經理（正局級）。
“六四”鎮壓後，在整頓康華的過程中，中共有關部門認定譚立夫對康華的種種違法行為負有領導責任，但鑒於他沒有個人經濟問題，所以僅給予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康華被撤消後，譚立夫一度賦閑在家，鬱鬱寡歡地抱怨樸方對他不夠意思。不過鄧樸方還是很快對他伸出援手，幫他運作了一個中國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館長的職務，仍是正廳局級。兩年後，他又擔任過文化部辦公廳主任和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等職。
總之，當年以鄧樸方為首的康華公司的一班人員，尤其是其中的高幹子女在八九學潮初期和中期還是希望“和平解決”的。但是等到中共戒嚴令發布之後，他們眼看著矛盾越來越激化，流血衝突已經不可避免的時候，基於他們維護自己所賴以生存的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他們也還是要“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
當時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鄧樸方的“康華軍團”在八九學運後期的鮮明立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號的《人民日報》頭版曾刊登一篇《孫巨同誌的一封信》，署名是“一批共產黨員，執筆人孫巨”。信中指責《人民日報》六月二日頭版上的一篇花邊新聞《“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同前些天的“戒嚴×日”的報道同出一轍，前後呼應，全是“用‘春秋筆法’顛倒黑白、混淆事非、頑固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麵，繼續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文中還呼籲“不能拿黨中央機關報的崇高形象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助長氣焰”。
這個孫巨原名李巨一。本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井泉和妻子肖裏的第三個兒子，其名字“巨一”出自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總結報告中提到的“巨大統一”。
當年李井泉和肖裏在延安結婚，介紹人是孫誌遠、趙磊夫婦。此夫婦無嗣，李井泉即將李巨一送給孫誌遠夫婦，改姓名為孫巨。
說起來孫巨在文革前可是那一大批中共元老後代中為數不多的學霸之一，真的是靠成績進入著名的北京男四中，畢業後考進清華大學無線電係。1980年他留學美國，獲南加大電子工程博士學位。回中國後進入康華公司。他的妻子是中共開國上將賴傳珠之女。
當時這個孫巨文中說的的“一批共產黨員”加他一共是四個，全是康華公司的大小頭頭。文章炮製出籠後，因為《人民日報》拒絕刊登，他們直接找到中共政治局，然後由李鵬親自簽發，逼迫《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
可憐這位“孫巨”雖然文章中口氣頗為嚇人，但事後不但沒有撈上個“共和國衛士”的榮譽，在康華被撤消後同樣也一度失去了工作。日後也是靠鄧樸方的運作，被安排到招商集團，但一直都隻擔任部門職務，直到退休才混到一個副廳局級待遇。
按照陳一谘先生的看法，也正是基於對共產黨政權的前途著想，鄧樸方即使在八九學潮後轉向強硬立場，也未必會讚成直接對和平示威者開槍鎮壓的辦法。有人說“六四”後鄧樸方曾為此在家中大哭了一場。鄧樸方也曾在私下場合表示：“六·四”的背景絕不象外界所看到的那樣簡單。
當時北京還有一則傳說是：八九年五月底，當鄧小平已經調動軍隊包圍北京城時鄧樸方等幾個子女苦勸鄧小平千萬別因為製造出流血事件而毀了自己一生的功名。鄧小平則仰天長歎說：事情已經鬧到這麽嚴重的程度，已經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動亂發展下去，會比“文革”的情況還嚴重，真是那樣了的話，樸方可又要受苦了。
這種傳說當然也無從證實，但為了自己的子孫後代而不惜任何代價，絕對是所有中共元老們的一貫主導思想。
(本期節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