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奉化溪口參觀蔣氏故居的時候，二十歲不到，草草走過，印象不深。十年前去西安旅遊的時候，在華清池看到蔣中正的臨時行轅，匆匆幾眼，印象更不深。這次到台灣，從台北故宮回市區途中，路過士林官邸的標記，也沒有興趣中途下車去轉一轉。但去了中正紀念堂，並比較留意地逛了角角落落。
中正紀念堂比國父紀念館雄偉氣派得多。頂樓每天有禮儀衛兵交接儀式，我雖然興趣不大，還是湊熱鬧去看了。夏天西曬的太陽從敞開的門廳照進來，四、五點時正好照在左邊立正的士兵身上。穿著一身製服站在台北三伏天沒有空調的大堂內紋絲不動一個小時，是一個苦差。
紀念堂廣廈高廳，最大的常設展廳裏陳列的有關蔣中正的文物不算太多，不少照片在媒體上都看到過。印象比較深的是展廳正中的玻璃展櫃，裏麵展出多篇審訊呈文和蔣介石在呈文後的朱批，中間特別加展了一篇胡適的日記。
台灣在蔣中正當政時代，狠抓中共情報人員和各種政治異己分子。審問之後，呈文上去，蔣多用紅筆作簡短批示，比如“處以極刑”或“處死”，有時候多寫幾個字，比如：凡已入匪黨而不自首者當處極刑毋赦為妥。幾個紅字，多少人頭落地，這是古來帝王的做派。列寧、斯大林也是如此，據說斯大林會為一隻受傷的小貓流下眼淚，卻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簽署殺人文件，一個簽名就可以把500個異己分子一次槍斃。
胡適在1953年1月16日和蔣會麵時進諫，他在日記中有記錄，說自己說了一點逆耳的話，而蔣居然容受了。逆耳的話，一是指出“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彭時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無一語批評蔣經國，也無一語批評蔣總統”；二是指出“憲法隻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胡適並沒有記錄蔣介石對這幾點逆耳的話的即時反應，但既然說蔣”容受”，大概是聽了他的進諫，並沒有發怒嗬斥。
蔣介石和胡適的關係，大概從未真正親密過，他後來對胡適是百般的厭惡忌恨，而表麵上仍維持著“明君”對“忠臣”的大度和禮待，沒有痛下殺手，有點難為他。兩人都寫日記，胡適對蔣的禮遇，在日記中時有感激涕零的表態，顯然是臣子對皇帝的感恩，可見胡適無論怎樣推崇民主製度，滿腹洋水，客觀上還是無法完全消除臣對君的自我定位。蔣在日記中袒露他對胡適的真實觀感，用詞刻薄，其實正顯出他自己狹隘嫉妒和防備的心理，他對胡適“一介書生”的評價，倒是中肯。
但胡適到底是一個明白人，對共產黨曾有寄望，最終還是拒絕中共的拉攏，沒有上鉤，比黃炎培、章伯鈞、甚至陳寅恪等有遠見得多。他若留下，下場隻會比自己的兒子胡思杜的遭遇更悲慘。蔣介石在1948年初兩次派專機到北京接胡適和梅貽琦離開即將落入共軍之手的平津，梅貽琦後來為此對蔣深表感謝，而胡適沒有類似的表態，蔣居然也憤憤不平，認為胡適不知感恩。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臣子一旦被人君厭惡，那麽他做任何事情、說任何話，即便是忠心赤膽，在人君眼裏，都是居心叵測的。胡適大概不會不知道蔣介石對自己的真實觀感，滿心無奈，所以自嘲是“過河卒子”。
胡適日記很多，獨有這篇日記被選中放在常設廳的玻璃陳列櫃內，當是特意的安排，因為常設廳旁邊的偏廳，正在展出“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台灣言論自由之路”。獨裁者當然是蔣中正。偏廳展出蔣當政時期對言論自由的種種遏製和迫害，尤其是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內容占據了很大篇幅。這必然是官方經過認真考慮和計劃的安排：在紀念蔣中正的堂館，揭露蔣中正的獨裁。這讓我想到1966年8月，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從定陵的金絲楠木棺槨中拉出萬曆帝後的骸骨焚燒揚灰的場麵。雖屬於藍綠抗衡的政治操作，倒也確實顯示了台灣的言論自由，今時遠勝往日。隻是不知道地下的胡適，對自己死了那麽多年，仍然被拿來當“過河卒子”，是否願意。
蔣中正的功過，曆史自有評說。他自許是基督徒，那他靈魂歸於何處，就看上帝的憐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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