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日本的和談（一）

蔣介石與日本的和談（一）

日本陸軍的假想敵是蘇聯，日本海軍的假想敵是遠在天邊的美國。中國太弱了，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看在眼裏。主要以日本外交部為首的一派建議扶植中國各地的軍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把蔣介石也看作軍閥之一），分而治之，不戰而盡取其利；以軍方少壯派為首的一派則主張莽蛇吞象，獨霸中國。

從九一八開始，中方就始終不停地尋求和談的機會，參與的不光有政界、軍方、孫文的種種關係、各國使館，甚至還有滿洲株式會社。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國與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規定兩國結成共同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日本從此取代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兩國當年在山東的恩怨一筆勾銷。

蔣介石自然對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擔憂，他怕老朋友德國人移情別戀。不過德方對中國官員保證，德國政府非常了解中國的處境以及蔣的堅定反共立場，因此在與日本締約的當時就已聲明，德國對中國絕無惡意，在將來也絕對不會讓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當作壓迫中國的工具。

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後的孔祥熙順道訪問了柏林，同德國官員舉行會晤商討中德易貨貿易和德日同盟問題。六月十三日，希特勒會見了孔祥熙，表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將使兩國互惠雙贏，德國在遠東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領土意圖，唯一的願望就是多做生意。希特勒希望中國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發生糾紛。

七七事變時，日本並沒有大打的企圖。中國駐屯軍在整個華北隻有五千六百人，其中大部分駐紮在天津，而國軍光二十九軍就有近十萬人，還有駐河北和察哈爾的十五餘萬人。然而那場僅涉及一百多人的小事件成了中國全麵抗戰的導火線（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助手巴雷特（David D.Barrett，又名“包瑞德”）上校認為當時衝突的規模非常小。七月九日淩晨二時，日本駐華使館北平陸軍助理副官今井武夫與北京市長秦德純已經達成了口頭停火協議：1）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部隊撤回原防地；3）蘆溝橋由河北保安隊石友三部駐守。二十九軍遲遲不上報軍情。蔣隻能憑“聽說”作出判斷）。

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一周內，蔣先後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M.Knatchbull-Hugessen。許閣森的座駕在不久後的八月二十六日遭日軍軍機襲擊，許閣森受了重傷。當時日軍得到錯誤的情報，以為在車內的是蔣）、美國大使詹森（N.T.Johnson。他駐華十二年，是那時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製定者。詹森主張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基礎上，盡量協助中國恢複主權。他反對幹預中國內戰，主張與中國談判廢除不平等條約和重新訂立關稅協定，並逐漸放棄治外法權。在一二八事變中，他建議美國發表聲明要求各國遵守《九國公約》。從一九三0年代中起，詹森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愈感不安，他提出美國應重新考慮對日政策，提倡美國重新武備。到了一九三0年代末，他公開提出美國應以軍事裝備援助中國）、德國大使陶德曼（O.P.Trautmann）、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D.V.Bogomolov。他在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中被槍斃，後埋葬於莫斯科的一個射擊場裏）和法國大使那齊雅（P.Naggiar）等人，要求各國出麵調停。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介入。陶德曼對蔣表示，雖然德國願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願第三國幹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

蔣強調中日戰爭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係上轉變立場，以此要挾德國出麵調停。

由於害怕蘇聯恢複對華的影響，希特勒在七月二十八日指示德國駐日大使馮·狄克遜（H.von Dirksen）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衝突升級為戰爭。馮·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為其進犯中國找借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將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他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輸出軍火，拒絕召回在華德國軍事顧問。

八月十三日，由國軍主動挑起，淞滬會戰爆發。隨著中央軍包括其精銳的德械師和德訓師越打越少，戰事必敗無疑。而日本速戰速決，在擊敗中國軍隊後強迫對方訂立城下之盟的企圖也無從實現。

淞滬會戰的爆發使德國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能隻是華北的局部衝突，而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因此在對日立場上有所改變。一方麵，納粹黨中的親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實力過多消耗在中國戰場上。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希特勒的親信、空軍總司令戈林（H.W.Goring）和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U.von Ribbentrop）要求國防部終止向中國供應軍火，並要求外交部采取鮮明的親日立場；另一方麵，德國軍政界和工業界的建製派保守勢力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領中國，壟斷中國的市場和戰略原料，他們擔心一旦德國政府調整其東亞政策，就將在中國失去許多重要的經濟利益。

德國希望中日雙方通過談判盡快停戰，此時日本也出台了《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願意促使中國重新考慮中日關係問題，結束事變。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展開了調停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陶德曼在上海會見了即將回國的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試探日本停戰條件的底線。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條件是中國必須斷絕與蘇聯的關係，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以及華北自治。十一月二日，馮·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達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七項和平條件：1）內蒙自治；2）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3）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製公共租界的巡邏隊；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對共產主義；6）降低對日關稅；7）尊重外國人的權益。

十一月四日，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達蔣。蔣表示，隻要不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他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十一月八日，日軍攻占太原，十一日占領上海。二十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通知馮·狄克遜，雖然日本在華取得了節節勝利，但基本和談條件並沒有改變，希望德國把這一情況轉達給中國政府。

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國公約》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沒有譴責日本侵略，讓日本大大減輕了外交壓力。

十一月二十八日，陶德曼在漢口拜訪了孔祥熙，轉達了廣田的通知。次日，他又與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舉行會談，加緊了他的調停活動。十二月二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長徐謨的陪同下乘船返回南京，計劃會見留守在那裏的蔣。

在會見陶德曼前，蔣召集了在南京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征求大家對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有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有要求承認滿洲國，也沒有要求賠款，條件“極為寬大”。

其時百分之八十的人主和，包括汪精衛、孔祥熙、於右任、居正、張群、胡適、傅斯年、張君勱和張季鸞等。連徐永昌、唐生智、白崇禧和顧祝同等將領也不反對。

汪精衛說：“談與不談，都打不贏的。兩權相較取其輕。與其亡國亡黨，不如委曲求和”，“不然就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他主張及早“乘風轉舵”。

孔祥熙說：“軍方及民間輿論漸行厭戰，不如就此休止，保全國力，再圖來茲。……德國大使調停是天賜良機，絕不可失”。

居正對蔣說：你不能出麵，我去談，我願意背這黑鍋。

蔣自己也認為日本提出的七條並非亡國條件，決定接受德國調停，與日本議和。

當天下午五時，蔣會見了陶德曼，他感謝德國為調停中日戰爭所進行的努力，並表示中國已準備接受調停。蔣指示部下：1）接受把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2）不得侵犯華北的主權及政權的完整；3）德國必須自始至終作為調停者參與和談；4）和談不觸及中國與第三國業已達成的協議。

十二月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徐謨報告陶德曼調停書。常委們基本上傾向接受日方條件。

汪精衛事後反複提起那次會議，強調那是最高層的決議，他並非自作主張，另搞一套。

德國跟中日兩國的關係都非常好，陶德曼調停是中日和談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機會。

不過蔣非常擔心日本陸軍的少壯派軍人的“下克上”已經蔚然成風，他們既不聽東京的參謀本部，也不聽首相，就算做出讓步，也不一定會遵守，他們沒有誠意，毀約是分分秒秒的事。蔣在日記中寫道：“如我與之妥協，無論何種程度，被少壯侵略之宗旨必得尺進尺，漫無止境，有機會，彼必不顧一切信義侵略不止”。他又抱怨說：“老派與文人，心皆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為降服，而非和議也。……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日之為何也！……此時求和，無異滅亡，不僅外侮難堪，而內亂益甚。彼輩隻見其危，不知其害。”他堅信“委屈絕不能求全”，對“懷憂喪誌”的那些人非常失望。

十二月七日，馮·狄克遜將德國有關調停所做的工作匯總為“調停史記”，提交給廣田。不料廣田突然表示，目前戰場形勢已發生轉變，南京陷落在即（東京參謀本部原規定禁止日軍越過蘇州嘉興一線），因此十一月二十二日建議的和談條件已經過時，不再適用。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進入南京。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為首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

由於連克滬寧，日本國內的主戰派勢力進一步抬頭，日本政府已幾乎徹底喪失了對軍方的控製。十二月二十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席會議，認為“勝者何必讓步”，修改了原來的和談條件，他們出籠的《日本和談條件細目》為：1）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2）中國放棄排日反滿政策；3）在華北和內蒙設置非武裝地帶；4）華北在中國的主權之下，為實現日、滿、華三國共存共榮，應設置適當的機構，賦予廣泛的權限，特別應實現日、滿、華的經濟合作；5）在內蒙古應設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國際地位與現在的外蒙古相似；6）中國須確定防共政策，對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予以協助；7）在華中占領區設置非武裝地帶，在上海地區，日華合作負責維持治安和發展經濟；8）日、滿、華三國在資源開發、關稅、貿易、航空和通訊等方麵簽訂必要的協議；9）中國應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這樣苛刻的條件連德國人也看不過去了。德國外長馮·牛萊特（K.von Neurath）譴責日本人出爾反爾，不斷加碼，說無法充當調停人的責任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陶德曼轉告了日本的新要求。當天蔣感冒，孔祥熙和宋美齡看了嚇一跳。孔祥熙說：“這樣的條件沒人能夠接受了。”

到了晚上，蔣看到了日本的新要求，如釋重負。因為日本條件越苛刻，越能打斷主和派的念想。他在日記中寫道：“心為之大慰。以其條件與方式苛刻至此，我國無與考慮，亦無從接受，決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必糾紛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再次舉行國防最高會議，還是有人堅持議和。於右任指責蔣是“優柔而非英明”、“莫名所以”。

蔣在日記中寫道：“本黨老糊塗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蔣告知汪精衛、孔祥熙和張群，他已決定拒絕議和。他慷慨激昂地說：“國民革命精神與三民主義，隻有為中國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降服敵人，訂立不堪忍受之條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遠之束縛。若果不幸，則革命失敗，不足以為恥。隻要我國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敵手，則敵雖侵占，我國民隨時可以有收複主權的機會也。”“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蔣讓鐵道部長張嘉璈通知陶德曼，拒絕接受日本的屈辱的條款。

十二月二十九日，於右任和張群去探病，再次試圖說服蔣。蔣不為所動，說：“抗戰方針，不可變更，此中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和本黨立場之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