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日本的談判與降日(四)（全文完）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赴日治療。
十一月十日，汪因“多發性脊骨瘤腫”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
十一月二十三日，遵其遺願，汪歸葬南京梅花山西南中山陵之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何應欽奉令將汪墓炸毀，在其原址建亭（今觀梅軒）。打開棺木時，見汪的遺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遺體尚未腐爛。其後汪的遺體被送往清涼山火葬場火化，骨灰被拋到長江裏（使用鼓風機吹散其骨灰）。
汪偽政府收回了部分外國在華租界，如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日本租界；一九四三年七月，從維希法國手中收回上海法租界；八月，從日本手中收回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占領的上海公共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一九四四年七月，從意大利收回天津意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意大利界區。
一九三八年時，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七點八萬人，隨著一九四0年汪叛離國民政府建立偽政權後，由於國軍投敵部隊數量激增，汪偽軍隊居然迎來了一波“發展快車道”，數量急劇上升至十四點五萬人。根據國府軍政部長陳誠報告的數字，日本投降前，偽“和平軍”一共編成了六個方麵軍和若幹綏靖公署，總兵力高達六十五萬五千人。這支偽軍的主要來源是國軍投降部隊、日軍移交的國軍俘虜、投敵的國軍遊擊隊、來不及撤退的國軍潰兵和收編來的土匪。自抗戰開始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據延安《解放日報》不完全的點名，其中旅長以上將領五十八人（另有中央委員二十人）。
這些將領們有的是國民黨軍隊中互相傾軋的犧牲品，有的是受到日軍和共軍兩方麵的夾攻而投靠汪偽政權以求生存，有的是國民黨的編外部隊，缺乏實力而備受歧視者，有的是發現日軍與國軍之間武器質量和數量的懸殊差別而完全喪失鬥誌者。值得一提的是，有十五個一期到四期的黃埔生降日（其中劉明複、金亦吾和李寄梅因留在大陸被槍決）。
投日歸附汪偽政權的國軍將領中較著名者有：
1.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團軍訓處長劉夷。劉夷為黃埔二期生、劉峙之侄，授陸軍少將。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參加南京保衛戰時身為第二六0旅旅長，城陷時躲避於難民區。汪偽政權建立後投奔周佛海，周佛海舉薦其為軍官訓練隊總隊長，後又推薦其為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兼教育長、汪偽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
2.張嵐峰與日軍第十師團指揮官磯穀廉介當年在陸軍士官學校時有教生關係。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主動降日後，磯穀廉介寫了一封推薦信，令張嵐峰赴北平參與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張嵐峰在北平受到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和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見，並獲封“豫東招撫使”，在隴海路沿線鹿邑、亳縣、夏邑、商丘、寧陵、睢縣以及其家鄉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被日軍編為“豫東剿共軍”，不久更名為“和平救國軍第一軍”。一九四0年春，汪偽政府任命張嵐峰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又任命其為“蘇豫皖邊區綏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國第一軍司令”。
3.軍統忠義救國軍第八支隊支隊長丁錫山。一九三九年秋丁錫山率部於淞滬地區投敵，一九四0年所部被汪偽政府改編為暫編第十三師。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正，繼續抗日。丁錫山後參加了共產黨，被任命為蘇浙邊區遊擊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被國民黨逮捕殺害。
4.魯蘇皖邊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兼第一路遊擊總指揮李長江。一九四一年二月，李長江率領所部八個支隊投敵，所部被汪偽政府改編為第一集團軍。李後任汪偽軍事參議院上將副院長。
5.軍統忠義救國軍蔡鑫元。一九四一年春蔡率部在江蘇泰興投敵，所部被汪偽政府改編為“暫編和平建國軍第七路軍”，年底，汪偽政府又將其改編為“暫編陸軍第十九師”。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軍投降後，新四軍進攻泰興，蔡被俘，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處以極刑。
6.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遊擊總指揮、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陸軍中將孫良誠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率所部陳光然暫編第二十八師、趙雲祥暫編第三十師、王清瀚獨立第四旅、黃貞泰新編第十三旅、郭俊峰特務旅和於飛第四遊擊縱隊投敵。孫良誠曆任汪偽政府的第二方麵軍總司令、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和蘇北綏靖公署主任。他於一九五0年在上海被捕，一九五二年病逝。
7.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一師師長於懷安、魯西保安司令寧春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於山東臨沂、萊蕪率領所部投敵。吳部改組為山東方麵軍，吳任總司令，寧任副總司令。七月，山東方麵軍改組為和平建國軍第三方麵軍，吳任上將總司令。一九四五年一月，吳任汪偽政權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抗戰結束後，吳回到蔣介石手下，和平建國軍第三方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路軍，吳繼續擔任總司令，並兼任津浦鐵路南段警備司令。吳在一九四八年九月起義，所部被解放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五軍，其部下第一0四師三一五團是率先攻占南京總統府、並在門樓上升起紅旗的部隊。吳化文在建國後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於一九六二年四月病逝。
杜聿明對吳化文的評價是：“吳化文反複無常，表麵服從而內心詭詐，靠不住，要注意他。”
於懷安隨吳化文率部投靠汪偽政府，任汪偽軍第三方麵軍第六軍軍長。抗戰後所部被蔣介石收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五路軍（總司令吳化文），於任第一軍軍長。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山東被新四軍第二縱隊俘虜，經教育後任八路軍山東軍區高參，受中共指派積極開展對吳化文的爭取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濟南戰役後，曆任由吳化文起義部隊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五軍代參謀長和第一0三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浙江省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等職。一九五二年轉業到地方工作，曆任紹興聯合工廠廠長、紹興市政協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委員等職。
8.第一二八師中將師長王勁哉於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湖北鹹寧被俘投敵，所部被汪偽政府改編為暫編第四十三師。不久王率部出逃。一九四六年王與共軍聯絡，任陝西自衛軍縱隊司令，一九四八年被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一九四九年任渭南軍分區副司令員。一九五二年後曾任政協陝西省第二、第三屆委員會常委等。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一九六八年春去世。
9.黃埔軍校畢業的第六戰區挺進軍副總指揮兼第二縱隊司令金亦吾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湖北鹹寧被俘投敵，任汪偽政權暫編第六師師長。抗戰後重回國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湖南大庸被俘，一九五一年一月在湖北京山被處決。
10.孫殿英因盜掘慈禧和乾隆帝陵而臭名昭著。一九三九年，孫部改編為新編第五軍，孫任軍長。彭德懷曾評價說，新編第五軍是抗戰期間與八路軍關係最好的國軍。一九四三年四月，日軍出動二十萬人進攻太行山區，孫殿英在防地林縣率部投降日軍，成為“和平救國軍”司令並任新五軍軍長，兼任第四方麵軍指揮官、豫北保安司令。
一九四四年，孫部改編為第六方麵軍。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孫投誠蔣，任新編第四路軍總指揮。一九四六年孫部改編為暫編第三縱隊。一九四七年三月孫與劉鄧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在湯陰激戰，城破被俘，一九四七年九月去世。
11.龐炳勳是台兒莊戰役的功臣，為此升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四十軍軍長，一九三九年又升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和太行山遊擊總司令。龐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於河南陵川被俘後投敵，在汪偽政權中任暫編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後任開封綏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所部為國民政府收編為新編第一路軍，一九四六年初被編入國民黨第四十軍，龐炳勳去職，寓居開封。龐隨國民政府遷台灣，與昔日西北軍舊友孫連仲合開餐館度日，於一九六三年一月病逝。
12.齊子修的兵有兩套軍裝：一套國民黨的瓦灰色，一套皇協軍的草綠色；他們有兩種番號：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保安第五師和日寇和平治安軍二十二師。“齊子修的隊伍，到底是什麽隊伍？”有人這樣問他的高級參議張伯禹，張伯禹回答很幹脆：“一子二爺，兩係傳家。” 齊於一九四三年夏季率部投降日寇。抗戰期勝利後，齊逃往濟南，企圖召集舊部東山再起，後被國軍司令王耀武以圖謀不規的罪名將其槍斃。
汪在投敵之前，一直標榜自己是政治家，對軍隊不屑一顧，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因此在與蔣的鬥爭中屢次吃虧，所以他投敵之後特別重視兵權，他還專門製作了大元帥常服和禮服，每周三偽政權舉行軍事會議時，這個一天兵也沒當過的汪委員長必定穿著全套軍服參加。
汪的私生活一直無可非議，不貪財,不貪色。家裏擺設簡單。他喜歡請客吃飯，但吃的總是“極平常”的西餐。據說陳璧君有一次買了些西式餐具，汪誤以為是昂貴的東西，暴怒之下把那些東西摔得粉碎，並責備陳璧君怎麽可以在這樣的時候把錢浪費在這些東西上。
一九四三年有一次，聽說他的下屬準備把日本人交給他們的一批中國士兵關到戰俘營去，汪勃然大怒，氣得淚流滿麵，責備他的下屬沒有愛國心。他說，日本人自然把那些士兵當作敵人和戰俘，但那些人為祖國賣過命，中國同胞除了向他們致敬以外，怎麽能那麽對待他們呢？
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博伊爾（J.H.Boyle）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一書中稱：汪精衛國民政府和維希法國相似，“當他們認為德意日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歸屬沒有把握的時候，他采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麵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餘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汪實際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去幫助日本最堅決的大陸擴張主義者的‘分治合作’計劃。……這個計劃使汪所許下的‘複興中國’的諾言成為荒誕不經的假話。為汪辯護的人聲稱：汪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真正替日本計劃賣力氣，他們隻不過是騙騙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們是在賣力幹而已。他們可能沒有說錯，事實也許真是那樣。但這絲毫也不能夠削弱對方反駁他們的理由，那就是說：憑汪在中國的顯赫地位，哪怕他隻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會使他本國人民陷於不和與混亂。”
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裏稱：“汪兆銘的為人，堂堂一表，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初與接觸，多為折服，故頗能號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驢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個性，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欲極強，遇事又躁急衝動。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每臨大事，複舉棋不穩，心誌不定。此種心神，常在會議席上充分表現。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誌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搓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再者，汪的處人，亦極虛偽。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晤。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為人”，“總理在世時，汪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未負過黨政專責。但是汪氏卻是個心比天高、熱衷權利的人，中山逝世後，汪氏一意左傾，與蔣中正互為表裏，不擇手段地攬權奪位。誰知他的合作者蔣氏，也是個熱衷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兩人各取得黨權、軍權之後，竟又短兵相接，火並起來，經曆多次，汪氏自知非蔣的敵手，故此次我們誠心誠意地請他留在南京主持黨政，他總以為滬、寧一帶是蔣的老巢，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斷非彼久戀之鄉。他如要掌握黨政，必須回廣東另起爐灶。這便是汪氏的基本觀念，也是嗣後寧、漢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但是我們也應該說一句公道話，便是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例如汪氏投敵後，以前與汪氏淵源最深的國軍將領，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都是抗戰陣營中的柱石。然終汪之世，未嚐作片紙隻字向張、黃等招降，足見大義所在，縱是賣國賊也頗覺不為已甚，而自我抑製。”
抗日名將張發奎曾經負責接收廣東地區，他說：“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無論廣州抑或上海，這些偽府政要都是汪精衛的追隨者，他們鼓吹所謂的‘和平’，其叛國理由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汪精衛組織就是基於這一理念。事實上，日本人並不是平等對待他們，他們充當了傀儡。然而他們宣稱，即使他們僅僅是傀儡，也要為老百姓爭回一點權益。我沒有見到偽府在廣東壓迫民眾的任何證據。”
在汪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寸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麽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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