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馬拉人在多年的戰爭和腐敗中守護著民主的記憶。現在他們看到了一個機會。
8月20日晚，危地馬拉第二輪總統投票選舉日，阿爾巴·諾伊·穆尼奧斯的家人擔心她會心髒病發作。這位 90 歲、幾乎失明的女族長全神貫注地聽著電視，結果出來了，塞米拉黨的進步候選人貝爾納多·阿雷瓦洛 (Bernardo Arévalo) 取得了壓倒性的領先。她祈禱，她欣喜若狂，然後她跑到危地馬拉西部高地聖胡安奧斯頓卡爾科小村莊的家門前的街道上，向鄰居和任何能聽到的人大聲喊叫。“阿雷瓦洛贏了！阿雷瓦洛贏了！”
2023 年 8 月 27 日，90 歲的阿爾巴·諾伊·穆尼奧斯 (Alba Noe Muñoz) 在危地馬拉聖胡安奧斯頓卡爾科的家中擺姿勢拍照。
上一次她感受到這股深深的希望是在 1944 年，當時她 11 歲，當時她正在為現任當選總統的父親胡安·何塞·阿雷瓦洛 (Juan José Arévalo) 的升天歡呼。與她的國家其他人一樣，她等待了數十年才實現了一個被推遲的夢想：“危地馬拉之春”的複興，即軍事獨裁統治之間的十年民主窗口。“她晚上在外麵大喊大叫，”諾埃·穆尼奧斯的孫女阿爾巴·岡薩雷斯·莫利納 (Alba González Molina) 說。“我們必須給她一杯茶才能讓她入睡。”
對危地馬拉之春的回憶——通過數十年的戰爭、種族滅絕、腐敗和有罪不罰現象守護著自由開放社會的曆史記憶的一代人——幫助阿雷瓦洛上個月不太可能的上台競選。這是對危地馬拉第一位民選總統阿雷瓦洛的父親 1944 年開始的進程的恢複，並於 1954 年因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推翻危地馬拉政府而破裂。阿雷瓦洛的選舉標誌著危地馬拉民主自幾乎所有人的記憶以來第一次真正的開放。但諾伊·穆尼奧斯這樣的人兌現了諾言。據她的孫女說，“投票給他的不僅僅是大學生。是那些年長的公民——那些經曆過這樣的時光並希望回到那樣的時光的人。”
但漫長而痛苦的選舉過程，受到與危地馬拉人所謂的“腐敗協議”有關的官員的幹涉、反對派候選人的黑暗競選活動以及破壞阿雷瓦洛種子運動的努力的玷汙，讓許多人感到疑惑如果春天真的到來，或者同樣的力量會阻止他的揚升。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場持續 36 年的種族滅絕戰爭之後上演的，這場戰爭造成約 20 萬人死亡，移民和匯款浪潮改變了這個國家，擴大了中產階級，並為危地馬拉創造了一係列新的期望領導人。
選民麵臨的突出問題是政府的絕對腐敗。《腐敗公約》是商業、黑手黨和軍事利益集團的影子聯盟的簡稱，他們聯合起來搶劫國家，維持不透明和有罪不罰的現狀，推動暴力，侵蝕法治，並讓數百萬年輕人相信：移民美國是他們過上更好生活的唯一機會。1999 年至 2015 年間任職的四位危地馬拉總統中，有三位曾因腐敗而受過刑罰。在過去的兩次選舉中，選民被那些承諾伸張正義但最終似乎加入了這場遊戲的候選人所愚弄。超過兩打致力於起訴這些人的法學家和調查人員，其中包括兩名前總檢察長，目前流亡美國，被腐敗利益集團拉攏的替代者趕走。美國國務院保留了一份腐敗行為者製裁名單，其中包括現任司法部長瑪麗亞·康蘇埃洛·波拉斯。危地馬拉的一位知名記者何塞·魯本·薩莫拉（José Rubén Zamora）因與腐敗調查相關的被廣泛認為捏造的指控而被判處六年徒刑。
今年早些時候，當各黨派競相招募候選人時，被視為與這個陰謀集團有聯係的選舉官員發布了一係列可疑的法令，取消了三名最高候選人的資格，他們都擁護反腐敗平台。當時，阿雷瓦洛的塞米拉黨是在 2015 年席卷全國的反腐敗抗議活動中成立的，該黨深陷第八位，幾乎沒有表現出讓選民興奮的能力。但這些法令適得其反，導致第一輪以空白和“無效”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獲勝，這是對選舉操縱的無聲抗議。當塵埃落定後，前第一夫人、長期候選人桑德拉·托雷斯處於領先地位。緊隨其後的是阿雷瓦洛和他的塞米拉政黨，從一個小小的選舉洞中擠出來。沒有人看見他來了。
第一輪投票結束後，機器開始超速運轉，試圖結束阿雷瓦洛的競選活動。黨的辦公室遭到突擊搜查，下令進行選票審查，一名高級檢察官試圖停職塞米拉。第二輪選舉前一周，數百名抗議者聚集在危地馬拉城的中央街道，即被稱為 Sexta 的步行走廊上。他們舉著譴責腐敗和選舉幹涉的標語，用鮮花裝飾頭發，並舉著象征著他們希望的民主繁榮的花束。阿雷瓦洛領導的塞米拉黨避開了危地馬拉政治運動中常見的廣告牌、海報和彩繪店麵，進行了一場非正統的活動，主要在以太坊中進行。一群年輕、諷刺、厭倦的人，極度在線的誌願者在社交媒體網絡上塞滿了信息時代的動圖、表情包、內部笑話和垂直視頻。TikTok 帖子比八卦更快地傳遍了整個國家，最終傳到了美國的家庭成員那裏，他們回信息詢問：“你聽說過阿雷瓦洛這個人嗎？”
與此同時，首都都貼滿了托雷斯的臉和她的UNE派對的綠色和白色。這位前第一夫人於 2011 年與丈夫離婚，以規避禁止總統直係親屬參選的選舉法。她正在爭奪第三次入主白宮的機會，努力向新貴對手的右翼靠攏。民主遊行兩天後，危地馬拉記者團在一批國際記者的陪同下，聚集在第六區一個破舊社區的一處大院，觀看托雷斯達成了在許多危地馬拉人看來像是與魔鬼達成的協議。危地馬拉退伍軍人協會是一個由退伍軍人組成的強大團體，他們在該國政治中屬於極右翼，該協會邀請她向他們的隊伍發表講話。
對於那些不熟悉危地馬拉政治的巴洛克式錯綜複雜或該國“武裝內部衝突”的種族滅絕混亂的人來說，可能很難理解這一場景固有的怪異之處。托雷斯和她的前夫、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曾被視為中左翼改革者，他們推出了重要的、盡管停滯不前的社會福利計劃。現在，她正在與驕傲的偏執狂和殘酷的平叛戰爭的執行者共同奮鬥，他們曾反對她之前的兩次總統競選。她走上舞台，戴上印有他們標誌的棒球帽，發表了反共、反 LGBTQ+、反進步的長篇大論，其中暗指“奇怪的意識形態”。當她要求他們“保衛危地馬拉”對抗左翼阿雷瓦洛時，人群歡呼雀躍。托雷斯與該協會的聯盟利用了退伍軍人的擔憂，即在前軍事領導人多年被判戰爭罪後，阿雷瓦洛政府將發起新一波起訴。托雷斯本人因腐敗指控而入獄，她在一張桌子上彎下腰，簽署了一份增加退伍軍人退休福利的承諾，這表明了她的絕望。
奧托尼爾是一名 62 歲的危地馬拉特種部隊老兵，被稱為“凱比勒”，他在前排看到了這一場景。他說，他 14 歲時應征入伍，並於 1984 年接受了傳奇的 Kaibil 訓練，當時正值反叛亂戰爭最激烈的時期。凱比勒人因參與危地馬拉許多象征性大屠殺而聞名，這些大屠殺相當於種族滅絕。奧托尼爾的政治並未因和平而發生太大變化，他堅信“如果阿雷瓦洛獲勝，他們將與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結盟。危地馬拉將被席卷而去。” 但他的信念是真誠的，盡管有些偏執，他投票給托雷斯是因為他需要她的幫助。“桑德拉的特點是她了解社區中謙虛、簡單的人們的需求。” 他請求原諒，並開始講述當天的真正精彩內容：
第二天晚上，貝爾納多·阿雷瓦洛在曆史悠久的國家文化宮前舉行的結束競選集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氛圍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一群瑪雅阿奇舞者表演，孩子們聚集在桌子旁，在臉上畫畫。阿雷瓦洛是一位流亡在烏拉圭的外交官和學者，他提出了詳細的政策建議，強調對健康和教育的公共投資，就像他的父親一樣。但贏得全國支持的是他對危地馬拉人周圍的腐敗和功能失調的嚴厲譴責。
對於一些觀察家來說，阿雷瓦洛的候選資格喚醒了選民中至關重要的東西，一種長期以來被認為因戰爭歲月的疲憊而消失的左傾傾向。桑德拉·莫蘭 (Sandra Morán) 是一名前國會議員和女權活動家，曾作為音樂家和危地馬拉革命運動成員流亡多年。她與 93 歲的母親康塞普西翁住在首都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她認為阿雷瓦洛的勝利是危地馬拉左翼多年來辛勤工作的結晶。“首要任務是戰勝失敗主義，”她說。“我們成功了。阿雷瓦洛的這場勝利不僅僅是塞米拉的勝利——它是大量工作的總和。”
莫蘭堅信，像她母親這樣記得第一屆阿雷瓦洛的老人的影響是第二屆阿雷瓦洛勝利的關鍵，“這是重要的代際聯係。太棒了，對吧？他們的曆史記憶，正在恢複曆史。” 對於莫蘭來說，這次選舉還代表著對投票作為危地馬拉變革的最終工具的認可。經過多年的遊擊戰，在聯合國支持的反腐敗委員會危地馬拉國際反有罪不罰委員會失敗後，在鎮壓社會運動和將司法部門定為犯罪之後，“我們這個國家還有什麽其他工具？ ？我們最後一件事就是投票。”
8 月 20 日一早，一群講卡奇克爾原住民的人聚集在距離首都一小時車程的聖胡安薩卡特佩克斯中央教堂的彌撒外。選舉當局整合了投票地點的數量，觀察人士擔心這會影響投票率。但隨著彌撒的講話，居民們紛紛前往投票站。公共汽車鳴笛，小販的攤位上冒出濃煙，為人群加熱早餐。35 歲的羅莎·塞奎恩 (Rosa Sequen) 是一位瑪雅兩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一名護士助理，她在投票後走出了中心廣場殖民時代的門廊。“我投票給塞米拉，因為我們希望看到改變，”她說。她對阿雷瓦洛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承諾深信不疑，並希望這些改進能夠擴展到其他令人關注的領域。
那天晚上，隨著阿雷瓦洛即將獲勝的消息傳開，人們開始聚集在危地馬拉城一處高檔區的美洲酒店外，塞米拉黨宣布在那裏召開新聞發布會。危地馬拉人穿著“Arévalo Presidente”襯衫和“Tio Bernie”帽子，並攜帶盆栽植物，象征塞米拉和春天的回歸。孩子們騎在父母的肩膀上，卡羅萊納州的藍色和白色危地馬拉國旗飄揚，交通一動不動。擁有數十年經驗的危地馬拉記者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阿雷瓦洛沒有計劃舉行正式的勝利派對，但他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個。
突然，人群中爆發出一聲怒吼，脖子都伸長了。貝爾納多·阿雷瓦洛和當選副總統卡琳·埃雷拉出現在他們上方的陽台窗台上。他們向人群揮手致意，兩側是緊張的、新分配的保鏢。當天早些時候，阿雷瓦洛被告知有人暗殺他，該陰謀被稱為“科洛西奧計劃”，是為了紀念 1994 年被謀殺的墨西哥總統候選人。但曆史正在召喚，成千上萬的危地馬拉人聚集在一起，將希望寄托在他的肩上。他向人群發表講話。“謝謝你沒有失去希望。感謝您沒有向腐敗分子投降。感謝你們沒有屈服於恐懼和恐嚇，”他說。“你們對我們的信心使今天的危地馬拉能夠改變其曆史。”
最後，它甚至還沒有接近。阿雷瓦洛贏得了 61% 的選票和該國 22 個省中的 17 個省。但地平線上卻烏雲密布。阿雷瓦洛獲勝一周後，最高選舉法庭最終確認了選舉結果，但也發布了暫停他的塞米拉政黨的裁決，更多的是同樣的騷擾。阿雷瓦洛譴責此舉是一次未遂政變，但此舉讓危地馬拉人感到不安。距離 1 月 14 日的實際交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莫蘭的母親康塞普西翁仍然保持樂觀。作為 1944 年學生運動的一名 16 歲成員，她曾鼓動老阿雷瓦洛當選。當她第一次聽說貝爾納多參選時，她簡直不敢相信。“當我聽到這個名字時，我想，‘會是這樣嗎？有沒有可能他是阿雷瓦洛的兒子？”她注意到了一些差異。“他看起來有點像他，但不多，”她說。老阿雷瓦洛“是個洋娃娃，他很漂亮。” 但和其他看到危地馬拉又一個春天希望的人一樣，她相信兒子可以帶回“和平與安寧，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他有他父親的種子，他父親當年來解放我們。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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