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日本的談判與降日(三)
四月三十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軍飛機，在影佐禎昭和犬養健等的陪同下，由上海飛抵東京。
六月四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聯席會議作出決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時，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政權合作，其政府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違反日本的既定方針。汪欲召開的國民黨大會不得在南京舉行。采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須在旗的上方加上一個三角形黃布片，上書“和平反共救國”字樣。汪政府應以日、滿、華睦鄰結合為指導方針。
六月六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製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
六月八日，國民政府宣布通緝汪：“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複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行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綱紀。”
六月十日至十八日，汪分別會見了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陸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內光政、藏相（財務大臣）石渡莊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文麿。
六月二十四日，汪離開日本後抵達天津。汪欲見吳佩孚，提議借顧維鈞宅見麵，或由華北方麵軍司令部安排。吳佩孚以理應“行客拜坐客”為由而拒絕與之見麵。後又提出先談正副關係，實際上看不起汪。
日本人又專程派了飛機送汪去廣州，但廣州的軍人都避而不見汪。
六月二十七日，汪抵達北京會見華北日軍司令官杉山元，後與臨時政府王克敏會麵。
六月二十八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他與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誌、內務部長陳群、綏靖部長任援道會談，雙方在政府合並問題上矛盾重重。
七月四日，汪與梁鴻誌在南京進行第二次會談。汪通過拉攏陳群與任援道，許諾成立中央政府後兩人可官任原職，從而分化了維新政府，使兩人轉而支持自己。
七月十一日，梁鴻誌、王克敏在接見新聞記者團時分別表示對汪“全力協助之重大意誌”。三方就“反蔣、反共、親日”達成一致。
親軸心的平沼內閣由於它昔日的反共盟友德國的出賣而大受震動，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垮台，由以阿部信行大將為首的內閣繼任（阿部後被任命為日本駐汪偽政府的第一任大使）。
九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汪以中國國民黨的旗號，在上海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秘密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決定重慶國民政府的所有一切決議及命令無效，並推選汪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根據“和平反共建國”的宗旨，大會還通過了《修訂中國國民黨政綱案》、《決定以反共為國民黨基本政策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並盡速恢複邦交案》、《授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指派中央執、監委，連同黨外人士，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案》、《關於盡速召集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案》等提案，選舉了中央執、監委員，並發表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宣言著力對中共進行批判，認為中共“假借抗戰，以削弱國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繼續不斷喪師失地，以促成其崩潰之勢；假借抗戰，以實行愚民政策，剝奪所謂知識階級之一切自由，使全國陷於精神破產，不識不知隨而盲動；假借抗戰，以擴大邊區政府之勢力，謀於相當時機取國民政府而代之，易中華民國為中華蘇維埃，使永為蘇聯之附庸。”大會決議解除蔣總裁一職。
出席汪偽六大的有二百三十三人。
汪偽的國民黨六大結束後，於九月五日召開了六屆一中全會，推選陳公博、周佛海、
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聖、高宗武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陳璧君、
顧忠琛、褚民誼等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褚民誼為中央黨部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長，陶希聖為宣傳部長，丁默村為社會部長。
褚民誼是陳璧君的義妹的丈夫，性情溫和。他從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其博士畢業論文的題目為《對雌兔陰道震動的研究》。他曾任行政院秘書長、中國國民黨新疆建設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法國立工學院院長等職務。他是太極拳的大力提倡者，一種拳擊用的機器人的發明人，還熱衷於放風箏。他同汪是國民政府中的老同事，常年擔任典禮方麵的職務，如主持慶祝孔子誕辰之類。
十月一日，汪在《致海內外諸同誌通電》中說：“綜括宣言所示，非根絕赤禍，無以維持國內和平；非與日本協力，無以維持東亞之和平；非與各國增進友誼，無以維持東亞之和平。”
同日，蔣在接見中外記者時指出，“汪逆賣身降敵，罪惡昭著，根本上已自絕於中華民國全國國民，對此漢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誅之”，並表示“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
十一月一日，汪派周佛海為首席代表，協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園與日本人舉行了約兩個月的會談，林柏生、陳公博後來參加。日本方麵首席代表為影佐禎昭，其他人包括犬養健等人。會談開始前，日本興亞院在內政、軍事、經濟等方麵已經為會談定下了極為苛刻的條件。興亞院中的大部分軍官不是對汪漠不關心，就是反對汪的事業。而汪幾乎屈從了日方提出了全部條件。
在第一次會議上，日方要求新政權承認滿洲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設置政治顧問和技術顧問，由日本人擔任；在自然科學、技術、財政、經濟方麵，中央政府聘請日本專家當顧問，其直屬機關任用日本教授、教官、關稅官吏及技術員等；在地方政府設置與日本軍隊協商的交涉專員；在必要的地區的軍隊中配備日本軍事專家；由日方以“保管”和“戰爭中的特殊情況”為名控製關稅收入、統稅、鹽稅等，部分稅收要分給蒙疆和華北；日方以“最大的誠意” 借款四千萬元給汪政府；拒絕汪開放長江、使用京滬鐵路的要求。
汪方代表表示應堅持近衛聲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會談記錄和一九三九年六月東京會談為討論基礎。會議的關鍵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海重光堂會談記錄。汪出走重慶就是根據其中達成的協議。他認為日本方麵應遵守其中的承諾。但是日方認為該文件由兩名陸軍軍官簽署，對日本政府沒有約束力。日方遵循的是十天後十一月三十日禦前會議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方針》，而該方針大大超出了上海會談的條件。
日本不承認立即撤軍，否定了重光堂協議，汪方認為這是日本方麵最不講信用的行為。
汪把日本在重光堂立下的保證視作日本政府的旨意，把日方代表當作日本政府的全權代表，不過這個協議從國際法上講是無效的，因為重光堂會議上確實沒有互相認可的使節。
日本人普遍認為，蔣、汪是在唱雙簧，和平運動是緩兵之計，是一個企圖鬆懈要徹底粉碎中國全麵抗戰的帝國陸軍的決心的詭計。
汪方希望新政府建立在“未被日軍占領的領土”內。要是汪可以在被占領區外進行統治，就能說明他不受日本控製，不是日本的傀儡。然而他不能如願。
汪要求日本說明打算采取哪些具體步驟交還租界和廢除治外法權，規定中國鐵路國有化，規定占領期限，日本人對之置之不理。
當汪在一九三九年在爭取民眾支持時，他向他們許諾的要點之一，就是他要做過去維新政府沒有做到的事：促使日本償還中國業主被沒收的財產，或是設法使日本發還財產。而結果是汪方被迫接受了日本把沒收的中方資產“由於是敵產而作為戰利品處理”的辯解。
在委任日本顧問的問題上，汪方被迫同意把財政、經濟的顧問當作技術崗位而派到華北、蒙疆以及上海、廈門這些“中日合作密切的地區”。
關於軍事顧問，汪方要求派遣國際顧問團，其中一半是日本人，另一半是德意顧問。日方斷然拒絕，他們堅持隻有日本顧問才能在建立反共的永久防禦中起作用，任何第三著的幹預都不能允許。
汪方認為隻要日本同意尊重中國對自己的全部國土擁有主權，中日就能實現體麵的和平，但是日本根本沒有給予汪方所需要的保證。
會後，汪聽取了與會人員的報告，他在看過日本人的方案後流著淚對陳璧君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麵，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吧。”那時生米已煮成了熟飯，汪已經騎虎難下。
汪還給影佐寫了一封信：“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定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有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以此擬定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則任命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
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0年八月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汪節節倒退，節節投降。沒有國民政府的關鍵人物的倒向，沒有贏得東南亞廣大華僑的支持，沒有任何軍閥將領的讚助，與之相反，蔣則獲得了西方援助以及繼續援助的許諾。
汪堅持，他的最終目標不是建立和領導一個與重慶對峙的政府，而是希望跟重慶重新聯合起來。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和平運動轉化為一場內戰。他說“我將用一切辦法來保證這些軍隊不跟重慶打仗，不給我國國民帶來一場血腥的災難”，汪拒絕讓哪怕“一兵一卒”與日軍並肩作戰。
一九四0年一月，陶希聖與高宗武脫離汪組織。高宗武托杜月笙將“汪日密約”呈送蔣介石。蔣指示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專程由重慶飛往香港，親自指揮發稿事宜。
一月二十二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即“汪日密約”）在香港、重慶、昆明、上海及國內外各地同時見報。
三月二十六日，汪出任代理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影佐是汪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犬養是汪政權的最高政治顧問。
三月三十日，汪在南京舉行偽國民政府還都儀式，在成立南京偽國民政府的同時，取消了華北王克敏的臨時政府和長江下遊梁鴻誌的維新政府。
同日，汪發表“和平建國十大政綱”，表示要和重慶國民政府“共謀和平方案”。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立即發表廣播講話《痛斥汪逆偽組織》，回擊說：“敵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們的抗戰也就一天不止，……我們國家的獨立與自由，一天不能獲到，我們將要繼續奮鬥一天。……隻有抗戰到底，才算是總理的信徒。”
五月，南京正式成立了清鄉委員會，汪兼任委員長，周佛海、陳公博為副委員長。
八月三十一日，汪偽政府與日本締結《中日基本關係條約》。
十一月二十九日，汪就任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
同日，重慶國民政府頒布《懸賞通緝汪精衛即汪兆銘令》。
日本在汪偽政府成立了六個多月以後還沒有正式承認它，為的是讓謀求通向重慶的秘密外交途徑的探索得以進行下去。從事有關探索的“桐工作計劃”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開始，持續了將近一年的爾虞我詐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才中斷。
犬養曾指出，跟汪的談判就像舉行一次宴會，但在宴會上卻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來不給請來的客人吃，以便為尚未請到的客人在將來擺一席盛宴。
除了日本和滿洲國最早承認汪政府的合法性之外，先後與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維希法國、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印度、緬甸、菲律賓和泰國。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偽政府對英美宣戰。
四月，汪在李士群安排下於南京汪公館與中共代表潘漢年會麵。汪向潘漢年請求共產黨參與其政府治下的議會政治，表示共產黨不應該和獨裁的蔣介石聯合，但是遭到潘漢年拒絕。
十一月初，汪以中華民國偽國民政府名義，參加了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
年底，汪的健康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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