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曆史上曾經有過一次被捕的事，過去很少有人懷疑，更少人甚至不見有人提出過“異議”，其原因可能是歐美政黨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脫黨並不認為是名節大事，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資料引起人們對毛澤東被捕一事的懷疑，隻能按毛澤東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況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無人敢去議論，黨外和國外人士隻好承認毛“被捕”後“急智脫逃”的結論，連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簽署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傳於世的毛澤東“被捕”又“急智逃脫”的記載，出於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現將該書有關章節的文句摘要抄錄，斯諾記下毛澤東的談話是這樣：
“當我從事組織軍隊，奔走於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的時候，我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搞的恐怖正達到頂點，許多國民黨的嫌疑犯正被槍殺。當時，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到了那裏將要被殺害。但我從一位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傭的，看著我被殺，對他們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答應釋放我。但是，負責押送我的隊長卻不肯。因此，我決定逃脫，可是，直到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脫的機會。在那一刹那間，我掙脫了繩子，逃到田野裏去。”
引文下麵由毛澤東不厭其詳的談逃脫後的驚險場麵，他說：“士兵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他們有許多次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接觸他們。可是，我終於沒有被發現。雖則有五丶六次我曾放棄了希望，覺得我肯定會再被抓到，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
毛澤東脫逃後的情形，經斯諾寫出是這樣：
“我身上有七塊錢，於是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終於安全到達農軍那裏時，口袋裏隻剩兩個銅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勢力在大陸急劇膨脹，中國東北和天津戰役結束的時候，長江以南各省震動，在毛澤東當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員很自然地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曆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地調查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著什麽線索，過一段時間，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個老人。
這個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沉重，又東張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枝，把他抓住，原來背的是一百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當即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產黨一個頭頭，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夥鋪裏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隻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隻聽說當天民團總部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給政府做了許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隊暴徒。以後的事，就說不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增加記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團總的兒子當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了，隻聽說毛澤東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愛才重義，見毛澤東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當時金姓教員和老團總的兒子對毛澤東遭受挫折後仍然上井岡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被槍斃了。後來，金姓教員當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談起他調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資料是香港回歸後，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到香港在閑談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誰也不能肯定。
這位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說：我們長期住在香港的人，對中共曆史和毛澤東個人行為，一般都不十分關心，許多大陸事情隻是耳聞很少目見。時間長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陸或大陸人到香港，或大陸親鄰來信，知道大陸人民受中共迫害，對照香港一些報刊記載，證實無誤，使人不能不信。大陸每次政治運動的開展，香港人大都為大陸親友提心吊膽，擔心他們的禍福吉凶，誰被槍斃，誰被逼死，香港人總為大陸親友歎息。一九五八年後，大陸“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人禍)期間，大陸逃香港的人數突然增加，大陸親友來信要米丶要油丶要肉，還有用血簽名哀求速寄，這自然嚴重損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陸“土改”，“村村見血”――殺地主和國民黨鄉保長;“肅反”時期，廣州一天殺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殺一百人幾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隻有搖頭歎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於毛澤東的為人和毛澤東的書，我們很少看也不關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動了香港，日益增多的從大陸逃來的人，將有關毛澤東殘暴和荒唐的故事說出來，特別是彭德懷丶劉少奇丶陶鑄等人的被害，使我們對毛澤東為人的無情無義，逐漸由憎惡變成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張時中先生在香港聽到關於毛澤東被捕的實況，回美國和我談論不止一次，我們總覺得太簡略，說明不了問題，而且做調查的人和調查的對象，用中共的政治術語來說，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沒有書麵文字可證，很容易被中共指為“造謠”或“誣蔑”，我們一直把它存在記憶的資料庫裏沒有寫出來。有時，和朋友談起，許多朋友都說這資料對毛澤東的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證，我們覺得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為敵，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對毛澤東粉飾自己被捕的醜事，而對別人“脫黨”卻用最高標準去要求，比“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男權主義還苛刻十倍，以無上的清規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並有功人員，甚至以“莫須有”三字定罪，誘供逼供捏造罪證無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難以數計。道義和良心使我們經常想起“毛澤東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親訪友，有時上圖書館看報看書，才發現有幾本記述毛澤東被捕的書籍，並不如毛澤東對斯諾談過的那樣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證實老文書的所述“實而不虛”，於是，我們把它做為資料複印下來，回美國後，我們將複印資料對證我們的記憶。反覆加以研究論證，現將我們複印的書籍資料簡單介紹於下：
第一種資料：胡長水丶李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第三九九頁稱：“安源會議後，毛澤東即化名為安源煤礦的采購員張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銅鼓縣城，進到瀏陽和銅鼓邊界的張家坊時，被團防軍扣押。”
按：將胡長水丶李瑗記載對比毛澤東答斯諾的談話，多了一些情節和人物，是出發前毛澤東化名張先生，為安源煤礦的采購員，並且不是一個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於潘心源是什麽人，還有“等”字是誰，都略而不談。毛澤東被捕以後的情況，隻複述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敷衍，但這一資料多於毛澤東談話的那些事實，引起我們注意。
第二種資料：楊慶旺著《毛澤東指點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頁(中央文獻出版社)稱：“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軍獨立團為旗號的隊伍也是在瀏陽活動的瀏陽工農義勇隊。九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陪同下，離開安源前往銅鼓改編獨立團，九月十日，在瀏陽張家坊遇險逃脫之後，終於抵達銅鼓。”
按：這一資料雖然簡略，但記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縣委書記，這和老文書所講同黨有做縣長的，可以相互印證。其次，這資料提到瀏陽活動的工農義勇隊後來活動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澤東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張家坊在瀏陽和銅鼓之間，毛澤東在張家坊被捕後，自己說是到農民武裝部隊去，怎麽又會走往戒備森嚴的銅鼓縣城?這隻能理解為沒有逃脫而是被押解去銅鼓縣城裏去的。
第三種資料：李新丶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節第七十一頁稱：“九月十一日，毛澤東領導第三團在銅鼓起義。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與潘心源赴銅鼓指揮第三團，路經瀏陽張家坊遇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因此隻剩了毛澤東一人赴銅鼓。十日，毛澤東同誌來銅鼓。”
按：這一資料是四大冊，第一冊序言說：“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委托李新……等組織編輯，材料早就準備，後改為李新和陳鐵健來主編”，說明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組織出版的書籍，筆下褒貶當然具有純正的中共“黨性”，一字一句不會隨便出軌，直書“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沒有詳細敘述毛怎樣脫險，潘又怎樣入獄，乾脆用十二字寫出，其中必有“難言之隱”，一個最合理的推斷是筆者占有許多資料，因為自己的“黨性”關係和黨大陸位，不敢明言，但曆史事實具在，不好粉飾，用十二字寫出，讓讀者看其中的因果關係，即毛的脫險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獄”是“果”，這就印證團總兒子所說的“立功”，是有“豐富”的具體內容的。
第四種資料：趙大義丶高永芬著《險難中的毛澤東》第七六至七七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幾個團丁也要用繩子來綁毛澤東他們三人，其中一個團丁說：他們有安源礦的證明，就算了。幸好有這張證明，要不然捆著就難以脫身了。毛澤東學鐵拐李的樣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學鐵見狀，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腳步，使一行人拉成兩段”，“他們在路上走著走著，機會來了，毛澤東會意地說了一聲，謝謝黃大哥(押解他們的團丁姓黃)，就追緊往回走十幾步，然後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為了掩護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澤東，潘心源大聲嚷嚷：你們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吳縣長那裏去告你們，團丁們被潘心源這突如其來的吵鬧聲愕住了，發起呆來，說時遲，那時快，易子義趁機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為了掩護毛澤東，減輕易子義的壓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們，還不快跑呀!他邊喊邊帶頭向後跑。隊伍亂成一團，無辜抓來的人一轟而散”。
按：第四種資料是用小說體寫的，其中對話當出於作者的想象，敘事脈胳不清，文筆拙劣，把一場政治鬥爭寫得如同兒戲，但他們的資料來源當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澤東他們拿安源煤礦的證明，即和我們所舉的第一種資料相同。還有，毛澤東走了後，潘心源還沒有走，還在那裏吵鬧，即使真實的事實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們引的上述第三種資料相同的。我們估計：潘心源這個人在中共占領全部大陸後可能還沒有死，但毛澤東沒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沒有在中共報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寫過什麽，我們亦無法找到。在毛澤東坐上北京寶座權勢衝天時，他隻有歌功頌德的一條路可走。第四種資料把潘心源寫得活靈活現，也許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統治大陸後的自我交代資料，他強調他掩護毛澤東的功績向毛澤東求饒獻媚，不敢也不會揭發毛澤東的出賣，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說明潘在毛逃後還未脫身這一基本事實。再有，第四種資料提出潘心源之外，還提到一個人名叫易學鐵，另一個人名叫易子義，我們不知道這易學鐵是否即易子義，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書所說毛澤東“供出了好幾個同黨”，並非虛構，而是鐵的事實。這也證明了第一種資料“毛澤東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著落，即毛澤東被捕後出賣了潘心源和易學鐵或易子義等等，鐵定事實，毛澤東即使未死，亦難狡辯。
至此，我們可以斷言：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被捕急智脫逃”的故事，是粉飾自己欺世欺人的行為。
中共建國前後，國內流行一篇宣傳資料，將毛澤東當年對抓他團丁的談話，詳詳細細，委委婉婉，寫得十分動人，好像除了以金錢賄賂團丁之外，還是這篇談話的說服力強，煽動性高，提高了團丁的階級覺悟，在放毛澤東逃跑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這篇談話在毛澤東的湖南湘潭故居紀念館有存稿展出，香港劉濟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約兩百多字，無須在這裏寫出。我們估計：這篇談話是毛澤東本人後來化精神著力捏造出來的，大概他覺得對斯諾談話還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動人的談話補充宣傳。我們和幾個朋友研究了這篇談話，並找幾個湖南籍的朋友參加，認為談話的語法和語氣，完全和毛澤東生前談話口氣和著作風格相同。為什麽“被捕脫逃”事件，毛澤東本人和中共的黨棍子筆杆子如此重視?因為，他們認為是維護偉大領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盡管怎樣多方維護，亂真的假貨，總會被人識破。用“文革”語句來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曆史上多少疑案，經過人們積年補充資料，發覆鉤沉，最終都會使真相大白於天下。僅從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研究，就可以發現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澤東後來不以此曆史事件來吹噓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裏有愧。中共筆杆子淡化這一曆史事件，沒有大事宣傳，亦可能怕紙薄風大，露出原形。我們對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有關“被捕脫逃”的疑點提問於下：
第一丶毛澤東談話隻說當時被抓的人隻他一個，並無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動並同時被抓，所以他隻用一個“我”字而不是“我們”。“我”是自己一人，而“我們”是除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這是人們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識。毛澤東隻提“我”不提“我們”，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隻是和斯諾如此談，和斯諾談話以前與他人談話，包括黨內交代，都是用“我”，一貫用來，不好改變也不想改變。當時，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為潘心源丶易學鐵還有易子義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無人對證，所以膽大妄為，既不臉紅，也不心怯，這是道德墜落人格卑劣的表現，能騙則騙，隻要騙人能對自己有利，對這樣的人即使大罵一頓亦有何用。對他鄙夷一笑，亦覺得不值。
第二丶毛澤東對斯諾談話，沒有說出拿多少銀圓賄賂團丁，但“賄賂”一事是他著力強調的，他忘記了在他被捕以後，他已是民團的俘虜，他身上的錢財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體，都是民團的捕獲物。照例，在檢查時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東西，當做“懷疑之物”，要打要押，權在民團頭頭手裏。即使個別團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賄賂，沒有上峰開口，他也不敢放人。何況團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間亦難齊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級部隊去，可以立功受獎，不擔釋放犯人的查辦風險，這是常識範圍以內的事。就被捕者來說，他根本沒有權利自己行動和放言高論的自由，亂走幾步，多說幾句，都受限製，哪有可能任意處理錢物進行賄賂。
第三丶毛澤東說“士兵答應放我，而隊長卻不肯”，他沒有說明一個士兵或幾個士兵或全體士兵，也沒有說明隊長後來怎麽能夠同意，使人難以相信這是真事，還是在說童話故事。像這樣的事，沒有士兵商量和隊長同意的複雜過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澤東意圖騙人，可是又騙得不合情理，人們會問：用什麽魔術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賄賂?他們分贓是否均勻而不爭吵;隊長由不肯而變為肯，原因何在?不說明其中理由和經過原由，人們永遠難以相信。毛澤東喜歡讀《西遊記》，是否在編造這個“脫逃”故事時，也想過齊天大聖使用過的定身法和動心術的神力。
第四丶毛澤東被捕時身上隻有幾十塊錢，而捕他的士兵卻是一隊，有隊長率領，至少十餘人，不會是一兩個。算他十個罷，幾十塊錢由十幾個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贓不勻又怎麽辦?給隊長多少?給少了，隊長會肯嗎?更可疑的問題是：士兵接受毛澤東的賄賂，卻又給毛澤東留下七塊錢做為“盤纏”路費一路走去，真是怪事!愛錢如命不畏上級怪罪的團丁和隊長，如此大發慈悲。不如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提高了團丁眾士兵們的階級覺悟，使毛澤東不僅得到脫逃，而且一路有“七塊錢”路費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費的真相如何?隻有毛澤東自己一人知道。我們推測：這“七塊錢”路費，不是士兵也不是隊長給留下的，而是毛澤東為團防隊“立功”之後，由團防司令特意送毛澤東的。毛澤東對斯諾談話，假話連篇，隻有這“七塊錢”的事是真話。
第五丶毛澤東對斯諾談話關於他逃走以後的事說得非常詳細，簡直不厭其詳，比民團抓他以後和逃跑以前的事詳細數倍，如說：“我走到一處高地，那是在一個水塘的上端，周圍長滿了很高的草，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這段描述連細節亦不遺漏，很明顯的是毛澤東為了掩飾脫逃神話，而著意捏造出來用以搪塞他脫逃的隱秘的。他原來是被繩子綁住的，怎能掙脫?毛澤東是被綁著的一個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數。即使兩個士兵押解一個綁著的犯人，都很難掙脫，何況士兵手裏有槍，隊長手裏也不會沒有槍，如果槍響，逃犯很少不會被射中。既然是賄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趕。追趕不上竟至費時費力強迫農民參加，不是故意白費力氣。農民沒有接受賄賂，搜尋時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經過的痕跡，發現不出逃犯藏身之處，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澤東有遮眼法，神通廣大，否則，那些士兵丶農民丶包括隊長在內所有追趕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丶斯諾是個記者，自然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進一步盤問毛澤東。一個從大陸移民來美國的朋友說，他也曾對毛澤東這次談話懷疑過，隻是不敢提出;又說，如果照中共“審幹”丶“肅反”以及文革時期“揪叛徒”方式來審問毛澤東，不“磕爛狗頭”(一種嚴刑拷打的訊問形式)才怪。一般人見毛澤東後來上了井岡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鑾寶座，認為“被捕脫逃”事件在他整個曆史上隻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時找不到有關新的資料，管不了那麽多。如今在斯諾的《西行慢記》有關的資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邊區小學教師的調查，以及胡長水丶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種資料，有主證也有旁證，毛澤東重要關鍵曆史問題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澤東統治時期，這樣的問題，不被毛澤東抓去槍斃，也會死在打手們的拳腳之下，死於不見血的“非命”。說來一個有“被捕降敵”的重要曆史關鍵問題的人，卻用“抓叛徒”的名義和由頭，對付政敵並害死成千上萬的人，這真是曆史的滑稽戲。主要原因是由於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裏，這一個人成為專製極權寡頭，他就為所欲為。說來，專製極權不僅使人腐敗，而且使人凶殘。
為了進一步找尋毛澤東“被捕降敵”後果，我們從香港丶澳門丶台灣丶美國各地方找尋資料，如魏宏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中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丶陳晉著《毛澤東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丶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丶《龔楚將軍回憶錄》(明鏡月報社)丶《國民革命戰役史》(中華民國八二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丶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陳誠署名丶台灣出版)等約三十多種，不能一一列出。經過綜合比較，參詳剔抉，我們發現：毛澤東這次“被捕降敵”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出賣了同黨，而且使共產黨領導的“秋收起義”遭受到慘重的損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京，華北軍閥震懾，汪精衛把持武漢政府，號召“向左轉”。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發動農民運動，打土豪劣紳，“吃派飯”，“到小姐牙床上睡覺”，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小冊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幾處地方組織暴動，農民運動興盛，商旅嚇懼，商店關門，生產丟荒。長沙市的暴動被當時中外報紙記下來的情況是：農民自衛隊和工人糾察隊到處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紳，戴高帽遊行，就地懲罰(槍斃)，長沙名士葉德輝就是因為作了一首對聯被槍斃的。(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四四七頁直荀《馬日事憶的回憶》：葉德輝對聯是“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另一方麵，國民軍地方軍隊奮起反擊，著名的“馬日事變”(即五月二十日電報號碼日期)，即由許克祥團長發起，得到省方夏鬥寅丶何鍵的支持，從長沙擴大到附近各縣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機關。中共中央為應付新形勢，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決定在湘丶鄂丶贛丶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與湖南新任省委書記彭公達共同負責領導秋收起義事宜。
毛澤東有重任在身，照理應劍及履及趕緊行動起來。可是，事實不然，他於八月十二日回到長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看望比他先期回板倉的愛妻楊開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會上，省委提出組織長沙暴動。奪占湖南，實行土地革命，與中央意見相左，經過雙方討價還價，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實暴動計劃，以長沙為暴動中心，包括瀏陽丶醴陵丶平江丶安源丶嶽州等縣。國民黨軍政防範暴動日久鬆懈，向下級示警;中共中央的“馬同誌”(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頁)則致函中共中央：“長沙遲遲不動，是給湘東及鄂南暴動的打擊”(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荀)的《馬日事變的回憶》，則將共產黨遭到鎮壓，暴動失敗，歸咎於共產黨“沒有鬥爭的經驗”。後來，這次暴動遲緩在長沙不能得手，才決定組織省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往湘贛邊界。
這時，隱藏在國民黨革命軍的一些共產黨員，奉中共中央命令帶動部分槍兵參加起義，加上湘東一些縣市的工人糾察隊丶農民自衛軍丶礦警，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總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計劃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奪取平江後即進攻長沙;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對長沙取包圍姿勢;第三團由銅陵向瀏陽進攻，攻占瀏陽然後三路會師挺進長沙，後又收一些散兵與民兵為第四團，企圖在各縣農民及長沙市工人暴動力量配合下，於九月三十日奪占長沙，“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直到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於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長沙。這時，第一團已從修水出發，占領平江縣龍門廠;第二團進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團正在衝向瀏陽。毛澤東身為前委書記，應該迅速與前敵總指揮身在第一團的盧德銘匯合，可是，不知是什麽原因，毛澤東卻與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去銅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現在，事過境遷，當事人與事變經過都已無法調查，即使調查，在中共政權的嚴密控製下，也難尋得事實真相，隻好讓中共為毛澤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好在中共篡改曆史以假亂真多的是。
根據已有資料綜合分析，毛澤東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這一日期，是國府資料和中共記載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義”的失敗，中共出版的魏宏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訂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灣出版的陳誠簽署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則訂為“民國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據中共記載：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團取道長壽衛，正當進軍的時候，國軍在平江增兵一個團堵擊第一團，約第四團一起進攻平江，不料第四團於平江金坪叛變，突襲第一團，使第一團損失慘重。第二團於瀏陽遭優勢敵軍圍攻，損失大半，殘部敗退文家市。第三團遭唐生智部兩個團夾擊，退往瀏陽上坪，據香港出版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統計：第一團從九月九日起義，隻堅持了兩天;第二團從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堅持了六天;第三團從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敗，隻堅持了三天。參加秋收起義的何長工回憶錄，隻承認中共當時還相當幼稚。推脫起義失敗的責任，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有關，換句話說，毛澤東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義”的失敗，其中有無政治交易，可以從下述幾方麵去設想：
第一丶毛澤東被捕後，跟著被捕的有潘心源丶易子義等等，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脫險，潘心源丶易子義等還在押，也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是前委書記，是潘心源丶易子義的領導，隻有毛澤東軟化向國軍輸誠交出潘心源丶易子義等等，毛澤東才能得到釋放，釋放時有無別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澤東得到釋放，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第二丶一般行軍都有特定的任務，不會隨便改變，除非上級根據特定情報或有突發意圖，而上級的突發意圖也往往是根據特定情報才改變的。國軍在平江增兵，顯然是一種突發行動，沒有的確訊息，不會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動，正是在毛澤東被捕以後發生的，國軍情報從那裏來，不遲不早正是毛澤東被捕時候?
第三丶毛澤東釋放後不去第一團，為什麽卻輕而易舉地很快跑到第二團和第三團，這種選擇應有一個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團將會損兵折將在敵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況下才決定的，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知道對第三團無兵可以增堵，才讓毛澤東“順利”進入第三團去。據他自己對斯諾談話，當時他隻是單身一人逃亡，為什麽一路順利沒有別的團隊檢查，他又是從何處得到訊息才下定決心去第二團的。
第四丶第四團叛變當然不是一兩人的決定，而是一團人由團長率領突襲第一團，其叛變責任，由團長負責，但團長又是誰指使，而且，不早不遲，正是毛澤東被捕以後緊接發生，這中間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扯上關係，不能臆斷。但據一個叫陳國鈞的人回憶：九月十七日，毛澤東在瀏陽的上坪，與第一團敗退下來的殘部匯合，沒有商議對叛變的第四團進行反擊報複，也沒有重振旗鼓對付國軍圍堵，起義軍的師長餘麗度等提出“取瀏陽攻長沙”的主張，都被毛澤東堅決否定，決定迅速撤兵，沿羅霄山脈南移，向井岡山奔去。毛澤東後來強調“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時還有人員七百人多，槍枝五百餘，有可能用以反敗為勝，至少也可以掙紮一陣，何至於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窩“井岡山”逃去。當時，毛澤東還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設想，這中間大有可能是他和國軍有“默契”，否則，是毛澤東嚇破了膽，二者必居其一，但這樣正好玉成了他後來擁兵稱尊的勝利。說來，也是曆史的吊詭。
最後，可以總結：毛澤東隱瞞自己被捕的嚴重曆史關節問題，偽造曆史，昭然若揭。也許有人要問：毛澤東被捕有出賣行為，為什麽又拖隊伍上井岡山去?經過研究和多方討論，大家認為並不奇怪。第一丶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是中央一級人物，他對這種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戀。如果公開站在國軍這方麵來，起碼得矮三級。第二，我們不否認毛澤東當時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也不否認當時國民黨北伐剛剛打贏南半個中國，統治剛剛建立，免不了有汙七糟八的事，這兩方麵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頭站到國軍方麵來，隻有采取“權變”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是人之常情。第三，當時，毛澤東的愛妻楊開慧和三個兒子都在長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製，並得到生活照顧和精神支援，毛澤東如果公開叛變，則他的妻兒很可能遭中共報複，演出後來顧順章全家被中共所殺無一乃遺的慘劇，這是毛澤東不能不考慮的。第四，正因為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有一定地位，國軍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殺他。在軍伐割據山頭林立的時候，不同地區大小軍閥之間，有“以鄰為壑”的思想，並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產黨員出境，以圖境內清靖，毛澤東正是在江西境內逃向井岡山的。《三國演義》記曹操行刺被董卓發覺，於是改口說是“獻刀”，得以脫逃。毛澤東熟讀《三國演義》，當時正是運用曹操妙技脫身，不過他獻的不是寶刀，而是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丶易子義等，另加成千上萬的暴動武裝。
提出毛澤東的“被捕”曆史問題，並不是追究毛澤東的責任。毛澤東一生做了多少壞事，一個曆史學家為他細數到三百件，還沒有數到他丟棄楊開慧丶賀子珍以及到處亂搞女人的事。毛澤東在中共統治區內的形象金光閃閃，比神佛還尊嚴萬倍。中共向來偽造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發。自然，中共打擊報複的“記仇心理”，曾經使無數正直人士受到殘酷迫害，使人歎息扼腕。今後，我們決定不再到中共統治區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們以真名發表文章，表示我們揭露中共真相的決心，要把毛澤東從威嚴尊顯的神壇拉下來。在過去幾年的調查中，我們已掌握有關毛澤東問題另外兩種資料：
一丶毛澤東和湖南湘潭籍著名報人何海明的關係問題。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錄》和《蘇俄的工兵政策》等(二書皆殘缺)書中設想和複述及評論，為後來毛澤東搞“供給製”丶“人民公社”丶“民兵組織”所師法。何海明是否即是為“毛氏族譜”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為何海明後來做了漢奸，所以毛澤東後來不提他們之間的關係，亦待查。
二丶廣東一位老教授曾經確實聽得他的叔公說過，毛澤東和陳公博的關係非比一般。毛澤東到廣東來，得過陳公博的很大幫助。毛澤東到汪精衛兼任的宣傳部做幹事，是由陳公博引薦的。後來，汪精衛因為事忙，讓毛澤東代表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共即以此吹噓毛澤東是代理宣傳部長，後來，八路軍丶新四軍和汪記偽軍互相避戰，夾擊國軍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夠把這兩件事包括毛澤東所有的其他醜事丶壞事丶怪事，都全部揭露出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來源：阿波羅網2015-01-23（原載《黃花崗》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