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頭保外就醫的最後時光（作者：張若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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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張若鋼上海老底子 2023-09-0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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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上海老底子情

老張頭保外就醫的最後時光

張若鋼

年近鮐背之年的鄭重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筆耕不輟、學養深厚的學者型記者。早年除了在《文匯報》上經常見到其科教文方麵的新聞報道文章，後來又拜讀他記述謝稚柳、林風眠、唐雲等丹青大家的人物評傳，特別值得景仰的是，“80後”的鄭重仍保持其“吃文字飯”的初心與狀態。

近日，閑來無事的老衲找來一部被出版商說成“迄今最詳備的張春橋傳記”的圖書閱讀。鄭重先生在其洋洋30多萬字(張春橋:1949及其後》的自序中稱，“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訪，其中有他的孩子、秘書、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實情況的人”。

重承客觀記錄人物曆史的老報人鄭重先生極其鄭重地告訴讀者:“盡管如此，我也不敢認為就找到了真實的張春橋。應該說本書的寫作還有很大的局限性。”

的確，多少年以前老衲也曾納悶：年近七旬的張維維女士授權出版一本封麵紅彤彤《獄中家書》，這麽一本了無熱點、焦點與亮點的書信體圖書，竟一度名居排行榜“前三”。究其原因，蓋與那個被稱為“刀筆吏”又耷拉著腦袋，一聲不吭，抗拒法官審訊的張春橋的“名氣”有關。

據公開資料顯示：1917年出生的他在18歲那年從山東到上海，從事文化寫作。1937年9月，返回濟南，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到達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晉察冀解放區先後擔任《晉察冀日報》和《石門日報》主編。

新中國成立後，頗受柯慶施器重的張某人曆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文革”伊始，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之後，扶搖直上位極人臣。

1976年10月的曆史場景。

1976年10月，楓葉荻花秋瑟瑟，翦除禍國殃民“四人幫”。1981年1月，王張江姚與林彪死黨同時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其中，張被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被依法減為無期徒刑，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01生命盡頭

2005年1月27日。清晨，病危中的張春橋忽而笑著從夢中醒來，對守在病床前的孩子們說：我這幾天老做夢……

據ICU大夫朋友介紹，瀕臨死亡邊緣的老人會出現意識昏迷，其表現為對時間、地點、人物的辨別能力減低，間或惶或癱軟，胡言亂語。

被稱為癌症之王--胰腺癌的張春橋已進入生命倒計時，其子女要求把他轉到醫療條件相對先進的上海醫院治療，但有關方麵回答，可以到南京去住院、治療，但不能回上海。子女考慮到去了南京對老人照顧不方便，就同意在江陰就地治療。

好在有關方麵從南京、上海請來名醫為他會診、治療。但在胰腺癌這個世界性難題麵前，尤其是麵對病患88歲、且多器官衰竭，再高明的醫生恐怕也無回天之力。

2005年4月21日，老張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心髒終於停止了跳動。家屬和親友向他的遺體告別，悼念的橫幅上還寫著他真實的姓名，周圍擺放著插滿鮮花的花圈，在迎接他的骨灰的路上，其子女按北方習俗沿途拋撒鮮花，祈願引領亡者魂歸上海。

1986年，不知不覺中，張春橋被抓已經十年了。彼時，外媒《朝日新聞》走訪了中國有關部門，詢問張春橋的近況，並稱:“據說張春橋死了”。新聞發言人對他進行了糾正。也就是說，作思多端的張春橋仍在獄中服刑，隻是身體狀況上有些老年病。

就在流言不徑而走的時候，張春橋妻子文靜和長女張維維去北京，找到當年在晉察冀時的老朋友商量如何提出申請理由，意圖將行年古稀的張春橋保外就醫。一晃十年過去了，家屬為張春橋提出保釋或保外就醫的申請，終於得到了答複。

1998年1月，服刑21年後的張春橋，被從囚禁於秦城監獄改為軟禁於毗鄰上海的江陰地區，也即後來新華社公開報道中說的“保外就醫”。

張春橋與其長女張維維。

1998年1月，張春橋走出了秦城監獄。“保外就醫”的他沒有能回曾經長年生活的滬埠，說是在江陰給他安排可居住的家，半年之後才通知家屬。張維維說，我媽的身體本來就不好，這時隻允許動作遲緩的她去江陰照顧我病痛纏身的爸爸。

看守部門允許子女每月去看望老倆口一次。剛離開秦城監獄到江陰住下來的時候，愁腸百結的老張頭已經不大會說話，反應也比較遲鈍。

中秋那天，久陷囹圄的他看到了月亮，恍有故人重逢之感。老張頭已經離開了多有風沙的北方，來到久別的江南。在院子裏散步，原來還以為這裏空氣應當比較清新。然而，越來越多的景象表明，這裏的空氣並不澄澈通透：院子裏那兩三簇花叢，葉子上、花蕊中沾粘伴有油膩的灰塵，外麵空氣中飄浮著說不清道不明的異味……

那是在偏僻鄉野的一座三層小樓房，四周新砌了模樣十分奇特的高牆，遠遠望去便可一眼認出。小樓之北有一座不高的山頭，不遠處奔流不息的長江浪滔隆隆作響。張住的是二樓，安全可以絕對保證，三樓和底樓全是身著便衣的警衛。

正是在這裏，經過有關部門逐一批準，張終於得償所願與妻子文靜和四個子女，以及女婿、兒媳、孫兒、重孫兒團聚。隻是畢竟已是垂暮老人，進入新世紀後種種老年性疾病日甚一日，後來更查出了極可怕的胰腺癌，而且發展很快，隻好住進江陰市醫院。

曾經鼓著那雙陰騭眼神，戕害無數無辜人士的老張頭，此時除了親情，別的什麽都沒有了。既不能到院子裏去散步，更不允許去江堤遛彎休憩。孤寂無趣的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坐下來，給百餘公裏之遙的子女寫那訴說衷腸又風輕雲淡的家書。老張頭每封信都寫得很長，中間很少有塗抹更改，字裏行間流淌著寫信人觀照生存、排遣空虛、自我調適的精神狀態。

02離婚風波

剛愎自用、性格孤僻的老張頭甫入江陰那會兒，組織上便應允同樣老邁的“歡喜冤家”文靜照料其日常起居。畢竟對一個年逾八旬老人“生活上給出路”體現人道關懷，符合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再則，老張頭從“座上客”到“階下囚”大起大落，及至心灰意懶，重病纏身，能頑強活到88高齡，可以說，與文靜及其兒女給予親情慰籍不無關係。對此，老張頭是怎麽想的，別人當然無法猜測。不過，其老伴文靜差點與之“一拍兩散”的過往，老張頭及其家人是裝不出任何不在乎樣子的。

文靜曆史上有“變節”汙點，幾乎為政壇老人心知肚明。在這宗見不得人的醜聞前，縱有頂級寵幸的老張頭恨不得將頭顱鑽進地洞裏去。因之，心心念念想甩掉同床共枕幾十年的生活伴侶，對他而言，恐怕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張春橋接受特別法庭審判。

在1973年8月的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就在這個時間結點上，其考慮與妻子離婚的想法特別強烈。說來也難怪，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表現尤為乖戾，大肆推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張某人，哪會甘心將妻子曆史不幹淨的把柄捏在別人手裏?

張春橋與文靜相識相知於抗戰年代。當時，張擔任《晉案冀日報》的副總編輯，文靜經常給該報投稿，青年男女一來二去難免有點那個意思。文靜欽佩張的才華，張同樣欣賞文靜姑娘的秀美與聰慧。在張的影響下，文靜姑娘投身晉察翼邊區的革命洪流。

日寇在華北大“掃蕩”中，文靜落入日寇魔掌，經不住嚴刑拷打，文靜出賣了不少革命同誌，破壞了解放區的抗日戰爭……

抗戰勝利前夕，有過“變節”汙點的文靜找到張春橋，在他的建議下改名換姓遮人耳目，並讓文靜留在《晉察冀日報》當編輯。原本以為“一筆糊塗賬”的張春橋沒怎麽多想，於第二年與文靜結為秦晉之好。1947年，迎來他們第一個孩子--長女張堆堆。

應該說，精明過人的張春橋在“文革”風暴來臨之際，難免會為妻子變節汙點擔驚受怕，可命運似乎與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其非但毫發無損，且如日中天，領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政治局常委等超規格頭銜。

俗話說，該來的總歸會來。又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1968年，上海市委組織係統負責人偷偷調閱了張春橋妻子文靜的檔案，被火冒三丈的張春橋撤去了所有的職務。

炙手可熱而又心虛不已的張春橋當著市革會要員的麵，將自己妻子“防擴散檔案”鎖進了標有“機密”字樣的鐵皮箱子裏，貼上了封條，嚴令禁止任何組織調查文靜的檔案。可組織上還是很快掌握了線索和證據，雖然在組織程序上反複審查，但礙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威名，始終沒有人敢捅破那扇窗戶紙。

張春橋被調到北京之後，決定和文靜保持距離，倒不一定是他們之間真的已經沒有感情，而是被一種非人力所能抗衡的政治壓力弄得幾近窒息。

1972年秋，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之後竟然沒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滬西地區的興國路招待所。自此之後的整整四年，張春橋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一次。他以這種近乎自我隔絕的行止，表明其撇清夫妻關係的堅定立場與嚴肅態度。

對於文靜的問題，熟稔官場之道的張春橋已經多次向組織作過說明，“我幾次想和她離婚，但是考慮到各方麵的影響，我還是遲遲沒有行動……”

可是，1973年9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隨同來滬的總理夫人鄧穎超專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王洪文、姚文元、馬天水等幾戶上海領導人的家屬，獨獨避開同一大院的文靜及其子女。

鄧大姐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顧此失彼”的消息傳進了張春橋的耳朵裏，這對他不啻表明對文靜的不屑與蔑梘。心思縝密的張春橋立刻意識到一種如芒在背的巨大壓力。饒是如此，張春橋痛下決心，快刀斬亂麻，和文靜離婚。據徐景賢《十年一夢》一書中回憶:“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同外賓來上海訪問。送走外賓的那天晚上，王洪文特意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禮堂樓下的貴賓室裏開會密談……”幾個神秘兮兮的家夥無非是商議張春橋與文靜離婚的事。

與坊間黃臉婆撤潑打滾抗拒離婚做法不同，文靜自然熟稱“侯門似海”套路，以不變應萬變，悄無聲息擺出油鹽不進的姿態。即便如此，無論是鼠目寸光的王秀珍還是躡手躡腳的徐老三，仍不敢在文靜麵前放肆。再說，以文靜對老張頭性格深入骨髓的了解，伊可以心狠手辣、殘酷迫害諸如巴金、賀綠汀、趙丹等遇邇聞名的文化人士，斷無可能對自己家屬做出恩斷義絕的荒唐事。

不知徐老三出於什麽樣的考慮，在其《十年一夢》中，不惜花費大量筆墨，講述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為老張頭“找伴”的戲碼。不就是牽線搭橋找個伴嘛，可徐老三們“挖呀挖”，猶如當年林家大院選妃子，什麽年齡職業、形象氣質、興趣愛好、祖宗三代、摸底調查，選像片、看字跡，明察暗訪、請示匯報、橫挑堅選……一番折騰後終於“征得”名曰機要秘書的S女士允諾。讀到徐老三囉裏八索的陳述，簡直懷疑伊是玩文字堆砌遊戲的高手。不過，最後那一段寫得還是蠻到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這個檔案袋套上了一個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誌親啟，交給市委的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是搭每天的航班直飛北京的，我估計當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張春橋的手裏。誰知道，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當檔案袋剛送到張春橋案頭的時候，他就被抓起來了。一幕我為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我也能自替S女士慶幸，因為我給張春橋找伴這件事，虧得沒有成功.....”

未幾，王張江姚被送上曆史的審出台時，老張頭的婚姻狀況一欄，未見絲毫改動。

1981年1月，張春橋被中華人民共和目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判被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現場一景。

03內心獨白

就如筆者在前麵講的那樣，張春橋留給公眾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特別法庭”中一聲不吭，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賴皮相。

自此以後的幾十年裏，當時一同坐在被告席上、行伍出身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洋洋酒灑寫出了他們各自的人生回憶錄;反倒是耍筆杆子出身的張、姚兩人至死前仍是“一張白紙”。不過，傳記作家葉永烈生前曾撰文透露：姚文元撰有近40萬字的“傳記”，因故中止出版雲雲。

那麽，“刀筆吏”老張頭難道真的讓人難以琢磨其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嗎?也不盡然是這樣。話又得回到張維維授權出版的那本《獄中家書》。

作為長期總管文宣的老張頭對哪些觀點可以陳述，哪些話題避而不談，伊心裏十分清楚。何況，獄中通信有嚴格審查流程，老張頭不可能掂不出其中的份量。因而，經張維維挑選出來的五十多封家書，基本無關乎時政，巧妙采取舍近求遠，避實就虛的張氏套路。

張在信中談到蘇聯的解體是資產階級複辟時表示，“並不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當初不該革命，而隻是證明俄國無產階級缺乏經驗，沒有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他說葉利欽說錯了，“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國主義的素(鎖)鏈，為什麽不會再一次突破呢?這隻是開始。不是終結。”

1999年8月21日，他給女兒寫信又一次提到葉利欽和十月革命，他說，葉利欽想駕馭矛盾，矛盾卻按它自身的規律發展。“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不過上萬人，在矛盾發展到尖銳的時候，竟然能夠把舊世界掀翻了。我還是那樣想：革命遲早總要來的，也許就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點。”

1989年6月1日的信中，他和女兒談起自己青年時讀過的書，“看新文藝書籍，魯迅、郭沫若、鬱達夫、蘇聯的小說、聞一多的詩，多個文學派別，以至美術，戲劇的多個派別的作品都看。以後，又轉向社會科學。”

1999年4月24日的信困中，他認為“魯訊對中國社會有極其深刻的認識”；認為九十年代金庸的文學地位被抬得過高，“金庸不是共產主義者，從他強調人性看，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民主個人主義者。他說了半天，沒有提到革命，沒有提到共產主義。他的師父隻能是共產主義運動以外的那些大師。他的令狐衝也沒有為人民做點什麽事。”

總而言之，透過《家書》讓讀者了解到張的理性中帶有偏執、冷靜中摻合倔強的個性特征。而且，從賈植芳的一篇文章中讀者又似乎領略了這位頂著“理論家”封號的人物，知識結構並非想象地那麽完整。

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出版商張靜廬請施蟄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國國學珍本叢書”。為此，登報招考一名助理編輯，試用期間，月新三十塊錢雲雲。中學畢業的張春橋應聘被錄取後，老板讓他校對一部小說《豆棚閑話》。張春橋標點了十幾頁，張靜廬一看都是破句，就覺得他古文底子太過差勁。於是把張春橋找來，對他說:“張先生，我們本想擴大營業，你看得起我們，來幫我們忙。可現在市麵不景氣，生意很蕭條所以我們隻好請張先生另謀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