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日本的談判與降日(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恰好在這一天決議任命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
汪精衛在抗戰初期抗日態度堅決，主張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的人馬，遂不得不請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
三月，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麵抵抗，一麵交涉”，一再催促張學良出兵抵抗。
八月六日，汪公開致電張學良，望其辭職以謝國人，稱：“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他敦促張學良“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同日，汪以“外交、財政問題諸感棘手”和身體有恙為由，分別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蔣介石、各院長和部長，請辭行政院長職。
蔣急電勸挽，稱：“吾兩人既均以共赴國難而來，現在無論有何困難，必須共負仔肩，勉度難關，決不可於國難益加嚴重之際遽萌退誌，務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務。”
八月七日，國民黨中執會召開臨時常務會議，一致議決急電慰留汪，並派何應欽即日赴上海會同居正、朱培德代表中央挽留。汪又一次電中執會堅辭行政院長職，同時指責張學良治下省份，把國家稅收悉數截留，兵額中央則無權過問。
張學良隨即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請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
八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常會開會，由汪主持，決議行政院長暫由宋子文代理。
九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常委代理問題，決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複前，中政會改開談話會，重要議案電汪請示辦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補行簽署。
九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中政會決議，因汪患肝硬化症，準汪請假兩星期，在請假期間，中政會主席由常委輪流擔任。
十月十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準汪續假三個月。
十月二十二日，汪及家屬、秘書等七人離開上海赴歐養病。
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子文電促在德之汪回國，稱：“現在救亡圖存，刻不容緩，吾兄假期屆滿，各方鹹渴望吾兄早日回國，領導一切。”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汪在日內瓦發表宣言，稱：“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立交涉及抵抗並行之方針”，“中國始終信任國聯，聽候解決，此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間，日本侵略不已，中國為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斷難坐受其侵淩，不能不奮起而為正當防衛，此為抵抗之本旨也。”
由於民眾的呼聲，蔣再三請汪回國主持行政院指導抗日大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
三月十七日，汪由德國返國抵達上海。
三月二十九日，汪與返回南京的蔣密商對日方針與“剿匪”問題，確定汪複職主持對日交涉，蔣負責全力“剿匪”。
翌日汪向中常會銷假到行政院視事。
汪主張從現實出發，強調忍耐，反對空想和魯莽從事。他再三強調，打一場時間長、代價大的戰爭隻會讓共產黨坐收漁利。
汪是由周佛海、陶希聖、陳布雷、陳立夫、顧祝同、張君勵、朱紹良、胡適和熊式輝等黨、政、軍、學精英組成的低調俱樂部的領袖。那些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鼓吹抗戰的“歇斯底裏的風氣”不滿，認為中國當時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他們普遍存在著一種絕望和自暴自棄的情緒，對空前殘酷的戰爭給大眾帶來的苦難感到悲傷，他們感到繼續抵抗擁有絕對優勢的帝國陸軍是徒勞無益的，戰必敗，因而主張和平運動。同時，他們對西方列強顯然不願提供有力的支援感到憤怒，
在前期，汪的主要交涉對象是原任駐華大使、後任副外相的重光葵。重光葵希望把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心理轉向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他的辦法是幫助中國取得海關、司法和上海、天津等地有外國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雖然這種辦法幾乎必然意味著日本將不得不放棄她自己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並從華北撤軍，但重光葵覺得日本將由於采取這種克製的政策而得到更多的好處，中國不但不會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盡，反而由於她的軟弱和需要一個強大的鄰國的幫助，將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依賴日本。
孫文曾經強調指出：“中日之間的關係是同生共死的關係。沒有日本，就沒有中國；沒有中國，也就沒有日本。”汪一直喜歡在向中日兩國的聽眾講話時引用這句話。
日軍在一九三一年侵占滿洲，為的是要建立一個對抗蘇聯擴張的緩衝區，後來，帝國陸軍決定這個緩衝區本身還需要一個緩衝區，這就直接威脅到了華夏的命脈。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退出國聯以後，其國際地位日趨孤立，造成日本國內政治情勢變化，同時出於鞏固東北的需要，便主動提出休戰。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何應欽、黃郛、黃紹竑聯電蔣、汪報告與日方商談停戰及其條件，認為“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複，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汪即複電表示讚同。
次日，國民政府召開國防會議討論停戰談判問題，決議要點為：“與對方商洽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為原則，如萬不得已，隻可作為軍事協定，不涉政治。其條件需經中央核準。”汪將此內容電告何應欽、黃郛，並說明：“此為中央自負責任。”
國民政府權衡輕重利害，在汪的主導下，由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內政部長黃紹竑和張群等委員詳密相議後，派全權代表、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中將等與日方進行停戰談判，日軍方麵則由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少將參加談判，雙方在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署了《塘沽協定》。
協定內容如下：1）國軍即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2）日本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麵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3）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議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繼續行追擊，且自動一概歸還至長城之線；4）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議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區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塘沽協定》引發了社會輿論對汪和何應欽簽訂“賣國協定”的強烈譴責。由於汪為“象征軟弱”的《塘沽協定》多次辯護，而成為公眾攻擊的主要靶子。這使汪的密友陳公博感到不公，他建議汪提醒批評者們，這個協定是蔣親自批準的，但汪拒絕了，他認為，自己身為行政院長，必須對協定負全部責任。在兩年後的一次講話中，汪承認這個協定當然會使人民感到沮喪，但是，中國的軍事力量實在太虛弱，無法在華北抗擊日本。如果北方淪陷，黃河以南各省也將受到威脅。簽了這個協定，中國就能夠多爭取到一點時間備戰。
《塘沽協定》加深了蔣介石與日本非有一戰不可的信念。在《塘沽協定》簽訂前，蔣在給黃郛、何應欽等人的密電中，即已提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得負責。惟停戰而形諸文字，總以為不安。……日人狡猾成性，當談判進行之際，且恐波折層出，忽軟忽硬，乍陰乍陽，極威迫誘惑之能事。尚盼趁此時機，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為要。”“弟始終不信倭寇有休戰誠意，尤在威脅吾人使之自動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故於談判時期，城防設備，尤應加緊。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
蔣在七月終於成功說服了張學良去歐洲“考察”。七月二十二日，張以考察歐美各國軍事組織之名，經意大利抵法國巴黎，七月三十日飛抵英國倫敦（十二月十五日，張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輪回國，行前意相墨索裏尼贈以皇冠大十字勳章）。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蔣、汪和黃郛等在南昌商議華北問題及對日外交方針。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宣布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因此認為有談判的空間。
七月二日，汪再次因肝病在上海入院治療，行政院長由副院長孔祥熙暫代。
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於八月八日又一次請求辭職。
八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常會議決議慰留汪，同時通過《嚴懲共黨反複案》，規定凡共產黨員“自首”或“自新”而又參加共產黨者，一律處無期徒刑或槍決。
八月二十一日，汪自上海到南京，與蔣、黃郛會晤，蔣力勸複職，汪表同意。
八月二十三日，汪通電複職：“臥病月餘，一再具呈中央，懇請辭職，未蒙允準，茲遵照中常會決議，於本日銷假回院視事。”
十一月一日上午，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在南京開幕，汪致開幕辭後在會場外攝影時遇刺。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一邊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邊向汪連開三槍。汪被槍傷左頰、左臂及背肋三處。孫鳳鳴被衛士擊中，當場被捕，次晨傷重在南京中央醫院斃命。
十一月六日，行政院決議，以汪因傷不能視事，由副院長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長。
十二月一日，汪電國民政府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職。
十二月七日，在五屆一中全會上，汪升任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
十二月二十五日，原外交部常務次長、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唐有壬在上海寓所遇刺身亡（唐遇刺後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學係的核心人物、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在漢口江漢關碼頭也遇刺身亡。據稱，唐有壬和楊永泰遇刺均是“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所為。該小團體由國民黨人士陳有光發起並組織，在一九三五年初秋產生，成員為陳有光招募的十多個男女青年。該小團體認定一些國民政府官員是漢奸，確定將汪精衛、楊永泰、唐有壬、黃郛、張群和李澤一等人列為除奸行動目標，重點在日本人頻繁活動的上海、南京、武漢等地）。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汪精衛赴法國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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