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封麵，我看到樣本的時候大吃一驚：為什麽選這張圖片？書的中心內容是建國十年，1949-59年間梁思成的心路曆程和中國建築發展、中國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張照片卻是1947年拍的。但反過來一想，覺得非常有意思。可以說這張圖片是梁思成先生，也是中國建築最輝煌的時刻之一。換句話說，中國建築在那一刹那曾經與世界建築接軌。梁先生和他同仁把對中國建築的研究，一下子提升到國際水平，跟國際同行平等交流，並受他們的激勵，再回過頭來推動中國現代建築的發展。
切入今天的主題：“梁思成與他的時代”。我的重點不是推介這本書的內容，而是想分享寫這本書的背景。為什麽寫這本書呢？其實這張圖片，我越來越覺得很能概要地說明問題：那就是，立足於今天，回顧曆史。中國建築在今天再一次與世界接軌，中國建築的成就和問題，都有了世界的意義，不光是中國建築師和中國人自己的意義。也正是這種狀況下，回顧中國現代建築史才變得尤其必要。
回到2006年，德國建築師Ole Scheeren——當時庫哈斯和OMA的合夥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介紹他們正在設計的CCTV新總部大樓。在場觀眾表示懷疑：OMA作為思想這麽先進的事務所，為一個政黨的宣傳機器設計這麽一棟巨大、張揚的樓，是不是有違建築師的倫理？Scheeren舉出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很正常：CCTV的巨大尺度是業主自己定的，不是建築師的選擇。一般建築師辯論到這一點就為止了，但是畢竟Scheeren是有思想的建築師，他進一步說，在中國，修建這樣的巨型建築根本不是一個獨特的當代現象，而是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路上一以貫之的傳統。接著，他放了一張幻燈，用1958-59年期間修建的北京國慶十大建築，來說明問題。他說在不到一年時間，中國的首都因此從一個千年古都徹底轉變為一個現代城市。這種魄力和速度“對我們外國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他繼續感歎：中國“有一種神奇的擁抱變化的能力”。中國有一種特殊品質：“不後悔”——不管幹了啥事，絕不後悔。“而西方精神中長期就有關於後悔的各種感傷和戲劇化思考。相形之下，中國似乎有意願和能力，去充滿勇氣地麵對新形勢，充滿熱情地追求進步——即使這些激進的變化有時意味著對過去狀況的粗暴抹除。”（Scheeren在他為日本建築雜誌a+u 2005年特刊“CCTV by OMA”所寫的 “Made in China” 一文中正式發表了這些言論。）
當時我在哥大讀博士。作為一個留學的中國建築師，我已經在紐約聽過很多外國建築師對中國的評價，從最有想象力、最智慧的，到最幼稚的，無奇不有。但沒有比Scheeren的話更深地刺痛我的心。在以後的幾年中，我經常回想起這番話，也試圖搞清楚我為什麽會被它刺痛。顯然，我不喜歡他的傲慢態度，也不覺得對曆史“不後悔”居然能成為一種品質，值得羨慕和稱頌。還有，我根本就不喜歡一個外國人來中國觀光沒幾次，就隨便發些“中國人的獨特品質”之類的宏論。
但越過我這些膚淺的、多少有些民族的情緒，我開始意識到我之所以被激怒，其實有深層原因：那就是Scheeren所提到的現象，某程度上是對的。我們在當今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中，有多少會有興趣、有精力對過去幾十年的曆史表示後悔，或進行任何有深度的反省？然而這些曆史中有太多的社會和人的災難，實在值得我們好好後悔，值得我們反思。
Scheeren的演講還有一個細節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他放的國慶十大建築幻燈片。我意識到關於這期間有兩套曆史知識：一部社會史和一部建築史。這兩部曆史之間的鴻溝是如此巨大，讓人甚至懷疑它們是否是在講同一個時代。
一方麵，在社會史，政策導致1959-1961年饑荒。而在建築史上，官方宣傳資料稱十大建築為“中國建築史的開創作品”。十大建築作為工程，確實凝聚了無數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認真對待。但很可惜，沒有對該項目的深度建築分析。另一方麵，更沒有史家將社會史和建築史連接起來，把國慶工程放在這樣的語境中分析，探討一下：該項目如何能在中國開始經曆著最悲慘的危機時刻，還能耗巨資修建出來？它與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是如何互動的？
我發現，當今天的建築師，無論是像Scheeren這樣的外國建築師還是中國建築師，麵對這樣一組紀念碑似的建築，將其從曆史背景中抽離出來，唯一能做的就是將他們美化為神話。而將建築和建築生產從真實的社會狀況中抽離出，單純地讚美其形式，以美化權力，遮蓋社會深層矛盾，不也正是官方的思路？大家在閱讀建築上，往往都持非曆史化的態度——似乎我們麵前的房子，都沒有曆史，隻有形式。在非曆史這點上，再優秀的建築師都是與權力機構合謀的。
2009年初，我開始研究北京十大建築。在調研過程中，我時時對一種現象感到困惑——我稱之為“建築任意化”現象。該現象首先表現在形式語言的任意化：中國建築師在十大建築設計上表現為徹底任意的折衷主義。十大建築中有現代主義、“大屋頂民族形式”、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些風格都在1950年代被一一批判過，為什麽能在1958年刹那間同時湧現？
“建築任意化”更深刻地表現在建築生產和社會狀況之間的巨大斷裂。十大建築是當時城建的標杆項目。1958年底中國鄉村已經開始爆發饑荒，而城裏的建築師們仍在暢想建築的現代性。我采訪了將近二十幾位參與十大建築的老建築師、老工程師，對每一位我都問同樣一個問題：您在設計的時候有沒有聽說鄉村正在爆發大饑荒？隻有一個人知道，所有其他建築師都不知道。
最打動我的是清華的高亦蘭老師的敘述。她參與過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競賽。1959年民族文化宮剛落成時，她在前麵廣場上的彩色噴泉徜徉，從心底讚歎：多美好啊，北京再過十年就會現代化了！當時中國鄉下的圖景她完全不知道。隻有時任清華大學建築係黨組書記的劉小石先生知道。劉負責攔截當年暑假回鄉下探親回來的學生，阻止他們散播大饑荒的消息。如果學生散播了，就是思想有問題，就得處分這學生——劉先生負責這工作，他知道鄉下饑荒的事。
而在曆史學家中，我查到的留下文字的，隻有顧準先生的日記。顧先生有著非常罕見的兩方麵經驗：他當時從河南商城、信陽大饑荒逃出來，沿途看到哀鴻遍地，到了北京看到了人民大會堂。剛從地獄逃生出來，麵對天堂般的建築，顧先生發誓不進去。他在1960年1月9號日記中寫到：“細細辯查，雖然國慶建築與哀鴻遍地同時並舉，人們對此聯想還並不多。這證明Stalinism（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還有生命力。”
為什麽會達到這樣的“建築-社會任意化”狀態？我開始覺得光寫十大建築的案例分析已經不夠了，決定再倒退一步，追溯新中國成立十年的曆史，以便真正理解1950年代末的狀態。而梁思成便成為這段曆史的中心人物——這便產生了今天這本書。
接下來馬上牽涉到曆史寫作方法論。通常寫建築史，會利用建築案例、建築師發表的文章等作為史料。我做了一個大膽實驗：用梁思成寫的一係列思想檢查作主要線索，串聯起其它所有的“正統”史料，以梳理新中國十年建築史與中國政治間的複雜互動。
我個人認為這是個方法論的創新，它幫我用一種特殊角度展開敘述和分析，也為全書搭起了一個獨特的理論框架。理想國編輯總監陳淩雲非常敏銳地把我埋在書中這句話揪出來，放到封麵上：“如果說1920年在歐洲崛起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是靠一係列建築師宣言推動的，那麽1950年代的‘新中國建築運動’則是靠一篇篇建築師的檢討展開的。在眾多建築師的檢討中，梁思成，這個‘新中國建築運動’的中心人物，寫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麵……”——我認為這段話是全書的靈魂所在。
針對梁在1930-40年代的工作，我開始想不可能再有任何創新了，無數研究梁的學者的工作都集中在這段時期，肯定早就研究得透透的了。沒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驚地發現對梁先生的研究還有大量空白，很多發表的文字都是想當然的重複和抄襲，很少有獨立挖掘史料來分析的。
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發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麵地概括中國建築史，理論性地、曆史性地概括中國建築體係（林徽因《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征》，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而他們在1932年4月，即發表兩篇論文後一個月後，才開始首次對明清之前的中國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去河北薊縣考察遼代的獨樂寺。
當我這樣把很笨的工作做得具體後，就產生一個問題：他倆4月份才開始對明清前的中國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3月份就已經寫出非常完備的關於整個中國建築史的概括性文章，那他們的知識從哪兒來？我就到港大圖書館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國際的學者研究中國古建築史的書拿出來，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伯希曼、日本的伊東忠太的等等，都擺出來，一點一點的對。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對，我認為林的大段文字是借鑒了伊東忠太的《支那建築史》。
我再次聲明，這不是貶低梁林二先生的貢獻，而是隻有分析了他們哪些東西是借鑒別人的，我們才能搞清楚他們的獨特貢獻在哪裏，要不然他們永遠成為模糊的神話。
他們獨特的貢獻是什麽呢？他們關於中國建築史的知識大部分借鑒了日本學者，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觀念——他們是建築師的訓練，他們用現代主義、結構理性主義的視角，滿眼看到中國建築的優點都是關於結構的，因為那一點跟現代主義原則是相通的。他們建築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論化的，從一開始就關注中國建築獨特的木結構體係是跟現代建築相通的，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催發出中國自己的現代建築。
1953-54年間，梁順應政治要求，向蘇聯“一邊倒”，回到布紮古典主義，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頂”，對中國建築影響巨大。這時梁自認為是響應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毛的“新民主主義文藝”關於“民族形式的倡導”。
但到1955年春天，這被證明是一廂情願。在蘇聯，剛上台的赫魯曉夫批判了已故斯大林的建築原則。在中國，毛的確倡導民族形式，但他指的是文學藝術——大秧歌、快板、《小二黑結婚》之類的，但並不喜歡建築的民族形式。赫魯曉夫批斯大林起到催化劑作用，引發了毛發動反複古、反浪費，批判梁思成的唯心主義、形式主義思想運動。梁從高峰一下跌入穀地。在圍攻下，梁在1930-40年代建立起來的學術體係幾乎被全部摧毀。
然後是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天的“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大膽鳴放。我認為這是新中國建築最燦爛的時刻，幾乎要用今天的語言稱之為“公民建築”話語大量湧現的時刻。結果怎樣呢？
猛然間，死亡的號角吹響——1957年夏，反右運動爆發了。梁顯然被暗中安排，及時寫了篇向黨表忠心，批判右派的文章，保住了自己。而大量敢言的建築師被打為右派。
到了1958年，就在反右餘波中，又發動了另一場。萬裏在國慶工程動員大會上，再次鼓勵建築師們，要解放思想，百花齊放，大屋頂想搞還是可以搞的，等等。於是就有了十大建築的折衷主義濫觴。
總之，通過考察我得出結論，這十年非常重要，對中國建築影響至深。當權者不懂建築，但是相信通過一撥又一撥的運動和思想改造能全麵解決建築專業問題。而這些運動常常受各種偶然因素影響——國內外局勢、領袖的個人情緒等等，變化莫測，前後邏輯不連貫，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熱切的追隨者（我認為他在建國初的確很真誠，但到“反右”之後，所有人的真誠程度都值得懷疑了）。他不停地寫思想檢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時候也將批判矛頭指向別人。
到最後我相信我弄清這個問題了：到1958、59年，尤其經曆了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導致建築語言的任意化，建築師的信念和行動、創作和社會願景之間的徹底斷裂，建築師完全變成迎合當下政治形勢的折衷主義者和手法主義。當然，如我前麵提到，政治的任意化也導致建築生產的任意化。這表現為當權者經常不顧一切代價，調動一切資源，修建少數地標型、紀念碑式的建築，而忽略保障民生和社會正常運轉的最基本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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