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不受信任的,或是逐步降級使用的大多是比較資深的地下黨的領導,以潘漢年、楊帆為代表,再就是社會關係複雜,特別是有被捕經曆的地下黨員。那些青年學生地下黨和比較基層的地下黨基本不存在降級使用的問題,以江澤民、喬石和戚本禹等為典型,建國後很多受到重點培養。我父親同班的幾個地下黨員,學習成績都很一般,後來都是研究所的所長,總工程師或部裏的司局級幹部,曆次政治運動對他們都沒有很嚴重的衝擊,比我父親的際遇好太多了。
另外一些如傅作義和陳布雷等重要人物的子女,是地下黨當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爭取過來的,有巨大利用價值的對象,事後過河拆橋符合我黨一貫的政策,他們本身就不是真正的地下黨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