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下半年一天早上上學的路上，從新聞聯播裏聽到了恢複高考的消息。我去問劉老師，我應該考文科理科呀？當時都在宣傳科學家，而且流行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為教語文的班主任，劉老師說：“你成績這麽好，還考什麽文科呀？”劉老師這句話決定了我高考的方向。
後麵馬上就是秋忙假了。聽說縣城的泰興中學要搞高考補習，我父親就聯係了高彭壽老師的父親陳遐林，讓我住在他們家到泰興中學去聽課。泰興中學那一年的補習是在學校禮堂裏進行的。多少屆的畢業生都在聽。在泰中大禮堂裏聽了兩個星期的課，我第一次學習到物理課的速度、加速度、牛頓定律和很多其它知識。
我去泰中參加補習的時候，曲霞還沒有通汽車。兩周後回來的時候，曲霞已經通汽車了。從那以後去泰興就方便多了。
回來以後，曲霞中學也組織了高考補習。把我們原先的班級打亂，分成文理兩個班進行補習。很多往屆畢業生也回校和我們一起聽課，過道裏、窗台上都站滿了人。學校選了我和王宏生、王克利、虞斌、葉霞林五個同學作為在校生參加1977年的高考，很遺憾都名落孫山了。
我們就老老實實準備下一年的高考吧。從冬天開始，學校要求我們晚上一定到校晚自習。當時的供電還不太正常，經常斷電。我們的校長王慶餘讓學校準備了汽油燈掛在我們教室裏。那個燈的原理我不太明白，但是非常亮，相當於大瓦數的電燈。曲霞供銷社食品加工坊，每年冬天晚上加工年貨時，院子裏掛著汽油燈，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
當時許多“文革”前的老電影被拿出來放映，同時也新拍了不少電影。曲霞影劇院剛剛建起來，進去看是要買票的，也有很多電影是露天放的。在曲霞看露天電影是扛著板凳去的。去周圍大隊看的時候，都是走過去站著看。春天的時候有一天，有人告訴我，靖江某個離我們4公裏的村裏放“小銅鑼”。我就和鎮上的一群小夥伴一起去了。從曲霞鎮到靖泰邊界差不多2公裏，這些地方我比較熟悉。過了界河那邊從來沒去過，我就不認識了。吃過晚飯跟著小夥伴們去的時候天還是亮亮的，到了那兒天黑了開始放電影。放完電影，一個小夥伴也看不見了,隻有我一個人。我的心有點發毛。幸好那天有月亮。雖然是陰天，厚厚的雲層在月亮下麵，走路還能看見。我根據大概的方向，揣摩著走了一兩裏之後，後麵的路慢慢認出來了，我也就放心了。防震抗震之後，因為家裏地方比較小，我還住在院子中間的防震棚裏。半夜到家時，喊門之後有人把院子大門打開。我回到自己住的防震棚裏。我爸媽以為我那天去學校自習了，我也沒吭聲。直到上了南大第一個寒假回來，我才告訴我媽媽。我媽媽說，“鬼死伢兒呀，要是夜裏頭迷路了，不要到天亮才能找到家呀！”
當時最缺的是複習資料，學校老師能提供一些，我父母也通過自己的關係去尋找這樣的資料。後來找到了“文革”前每年高考試卷和1977年各省的高考考卷。從別人那裏找到資料後，父親幫我複寫手抄這些資料。我自己留一份，另外一份帶到中學給我們老師。我到現在還記得，有時停電的晚上，在油燈下，我和父親麵對麵，我父親在抄複習資料、我在學習的情形。學校的老師當然找到更多的複習資料，這時候我就有新的任務——刻蠟板，為老師分擔部分事情。這些資料很多是我和另兩位同學刻蠟板印出來分發給大家的。
大概到了1978年3.4月份的時候，我父母從泰興新華書店訂到了一套”數理化自學叢書”。這套書的影響之大，後來很多人都知道了。當時是一本一本出的。每個鄉鎮供銷社，隻能分到一套。曲霞的第一套很自然地就在我手上了。過了一個月，又開始訂第二套，我母親主動告訴王校長，這一套給曲霞中學。
不知道曲霞中學通過什麽途徑，常常能搞到泰興中學的模擬考試的卷子拿來讓我們考，並且告訴我們泰興中學高二成績最好的周同學考了多少分。周同學的母親是泰興教育局的秘書，我父母是認識的。這樣，我每次考試也就有了標杆。有一次，他們帶了一張泰中高一物理卷子給我們考，說是泰中那個班最好的同學考了94分。我那次考了90分。我們曲霞中學高一的同學也考了那份卷子，最高的同學考了76分。我們每次考試的情況也傳到泰興中學。這次傳成了泰中高一的卷子給我們曲中高二的考，最高考了76分。高考拿到分數之後到泰興，有人問我，你們高二考人家高一的卷子，最高的人隻有76，你總分怎麽能考這麽高的呢？
端午節前一天，我父親在焦蕩鎮出差。焦蕩中學有一個非常好的物理老師朱炳榮是太平圩人，就是前麵提到的朱學工的堂叔。我父親聽說朱老師第二天上午半天物理要專門講一個專題，就托人帶信告訴我，讓我第二天到焦蕩中學去聽朱老師的課。我和王克利同學兩人騎了一輛自行車，騎了6公裏來到焦蕩中學聽朱老師的課。聽了四個小時，我把那一部分內容基本理清楚了。上完課之後我父親帶我們到焦蕩供銷社吃中飯。那頓端午節的中飯吃得特別香。後來拿到高考分數之後，我在曲霞去太平圩之間的公路上碰到過一次朱老師。我很高興地告訴他，物理考了83分。您講的內容裏麵有10多分，我都做對了。朱老師說，我們焦蕩中學物理最高的同學隻有80分。
忙碌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高考前三天，學校放假，老師讓大家好好休整幾天。而我的任務卻又來了。曲霞考場分為文科和理科考點。文科在曲中，理科在曲小（曲霞五七學校）。兩個考點都要出大字報牆報，要寫什麽“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接受國家挑選”之類的東西。寫文章和寫大字報的任務，我都是老師的首選。第一天先寫了一篇在曲小考點的文章，第二天上午抄出來了。下午我想，直接把文章寫到大字報上去吧，反正就是那些八股內容，如果考上了，就高興地接受國家挑選，如果考不上就插隊勞動，廣闊天地裏紮根一輩子。奇妙的是，後來上大學和插隊這兩個選擇我都做到了。第三天上午，到兩個考點和別的人一起把準備好的刊頭畫、橫幅一起貼到牆上。下午總算有了空餘時間，把幾門課的內容在在腦袋裏梳理了一遍。
7月20日是高考的日子。我父親從7月19日開始出差了。臨走之前他告訴我，他以前在廣陵工作的同事的小孩要到曲霞參加高考。總共有4個人，中午的時候讓我把他們帶回家來吃飯。7月20日上午，我準時來到了考場。準備進考場的時候，我們班一個小個子同學在考場門口被攔住了，檢查準考證的人說：“這是考大學的地方，你小孩要玩到別的地方去玩。”我們這個同學拿出了準考證。原來這個同學太矮了，才1米5多一點，被人家誤為小孩子。我當時是1米61。而過了幾年再見到這個同學的時候，他已經長到1米8的大個子了。
進了考場，我那個教室的監考老師是我外公的鄰居，其實他們家住的房子就是解放後分的我外公的。他是泰興中學66屆的，被班裏公認為學習最好的人，隻是當年廢除高考，讓他與高考無緣。十餘年後的1977年，他已結婚成家有了小孩，仍未能參加高考。他先是程西二隊政治隊長，然後在1978年初被安排為小學老師，後來轉正了。2015年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說他的退休工資比我母親要高很多，這倒也可聊以自慰了。
上午考試結束，出來時已經有3個人在外麵等我了，就是我父親在廣陵工作同事的小孩。他們告訴我，我們4個人來考的，3個考理科，另外一個考文科。我是走路去考試的，他們從廣陵過來是騎車來的。我們到了曲中一起碰頭後，一起走到了我家。高彭壽老師的妹妹高彭蘭這幾天也住在我家。我母親做了一桌子菜，吃完後大家一起聊了一會就回考場繼續參加考試了。本來從上高中開始，我就有睡午覺的習慣。到了高考這幾天因為要陪著他們，我反而沒辦法睡午覺了。考完之後，大家都在對答案，估算自己能得多少分。我估下來每門都應該在70到80之間。我們曲霞1977年一個人都沒考上，但是根據我的這個分數和1977年的各省公布的錄取情況，這個分數應該有大學上的。
8月上旬，劉奎老師把我找到學校，說自己參加了高考語文閱卷，有標準答案，讓我對估算語文分數。我拿著劉老師帶回的標準答案，不清楚的地方又和他討論一下，算出來應該能得85分。我自己都有點吃驚，我有這麽高嗎？後來實際分數下來是87分。
大學期間（後排左二為作者）
下鄉與錄取
過了幾天，我父親晚上回到家，把我和母親叫到一起。他說他和我們這兒很有名的老幹部蘇明一起吃飯了。父親因工作關係常在外邊吃飯，以前回來從不講和誰一起吃的。我們曲霞有一個著名的烈士叫印達，1947年新四軍北撤時是曲霞區委書記。後來被國民黨抓住之後犧牲了。他所在的村被命名為印達大隊。現在是全國著名的文化旅遊村，上過中央電視台。我們從小學到高中，每年清明節都要到印達墓上去掃墓。蘇明是印達的老戰友，每年都是由他介紹印達的事跡。我父親說：“蘇明要調回省供銷社去工作了。他現在是我們泰興縣革委會副主任。1968年，我在省商業廳工作時，他就認識我。那時候省供銷社和商業廳是合並在一起的。今天就是我們曲霞的幹部歡送蘇主任回省裏工作。秦主任和何主任也一起吃飯了。”這個秦主任是供銷社主任，是部隊團參謀長轉業回來的。何主任是他愛人，是曲霞公社知青辦公室主任兼婦聯主任。我父親接著說：“我跟他們講了你考大學的事情。蘇主任說，假如確有把握能上大學的話，可以先安排你插隊。我們當地的政策，是每家留一個工作指標。你去插隊了，這個留城工作的指標就可以留給你的弟弟妹妹了。何主任也覺得這個主意好，她可以幫忙辦一下手續。”當時雖然上山下鄉還沒有停止，但是77屆高中畢業生還沒有辦插隊，都呆在家裏。我從小是計劃好插隊到我外公生產隊的，然後通過自己寫文章的特長爭取成為工農兵學員。我父親說：“我覺得這個事情可以辦，除非我們曲霞又和去年一樣，一個人都考不上大學。即使大家都考不上，你明年再努力還是能考上的。”就這樣，把我的戶口轉到了張匡大隊程西二隊。在那裏，我還真的掙到了一些工分。以前生產隊的會計來找我父親到供銷社買農藥、化肥、柴油等生產物資，我父親都要幫忙買的。我成了他們生產隊的社員之後，這些事情就落到我頭上，當然也掙到了全勞力的工分。同時，我還領取了40元安家費，正好後來用來置辦上大學需要準備的被褥行李和衣服。我進南大沒多久，1979年元月開始，知青就大規模回城了，我這個1978年9月插隊的人就是最後一批下鄉的知青了。而我當時對這事也沒當回事，差不多把它忘了。直到後來工作後知道，知青是算工齡的，而我有了這個一個多月的插隊經曆，不僅上大學期間可以算工齡，而且比沒下鄉的同齡人長了一個月，在單位分房的時候工齡排在所有78級的高中應屆生之前。
8月中旬，曲霞還出了一個很蹊蹺的事情。曲霞的老街是青石板鋪成的。老街西頭河上有一座石橋，當地人稱為“西石橋”，是明朝末年建的，走了幾百年。曲霞從明朝末年開始才有人居住的。可以說這座橋伴隨了曲霞的曆史。但是年頭長了，邊上欄杆有一段已經壞了。曲霞新建的公路1977年通車的時候，隻到鎮西頭通往泰興的方向。1978年開始修建向東通往廣陵的公路，是和老街平行的，在那個河上新建了一座水泥橋。水泥橋建好之後，上午通車，下午那個老西石橋就轟然倒塌了。冥冥中好像在告訴我，我將另走他鄉，那條過橋的老路，不再是我來來回回行走的道路了吧？
又過了些天，一個下午，一位從泰興回來的人說我高考得了400分。我記不得這位報喜的人是誰了。這比我估的分數要高了一些，我還在嘀咕，是不是學習同樣很好的同學王宏生或者楊天寶的分數呢？王宏生的準考證號跟我最後兩位數字是顛倒的，一個46，一個64。楊天寶同學來自肖榨五七學校，也姓楊，別人可能不知道他，安到了我頭上。第二天下午曲霞公社負責文教的朱學泉副主任從泰興回來，來到我母親的圖書櫃上，拿了一份他在泰興抄錄的的曲霞所有獲得體檢資格的考生的總分和單科分數的單子。上麵共有19人。我的總分是400分，政治63，語文87，數學78, 物理83，化學89。這是曲霞曆史上高考上線人數最多的一次。那一年我妹妹也參加了中專入學考試和高中入學考試，也都上線了。並且她成為我們曲霞公社唯一一個考上泰興中學高中部的學生。我父親也在那個時間提拔為供銷社副主任、主任，過了幾年調任揚州市供銷社業務科科長。後來我母親告訴我, 那幾天好消息連續不斷, 她接連好多個晚上想想都高興得醒了過來。
兩天之後，我的小姑媽從泰興最西北的刁舖騎了將近50公裏自行車來到我們家，問我的高考分數。她知道我的學習一貫很好。那時候沒有長途電話，她就騎車過來詢問了。我父親兄妹幾個，對這個小妹妹的感情最深。我9個月的時候，祖父去世了，當時小姑媽還在上初中。祖父臨終時，給我父親留下兩條遺囑：第一，不許打我，所以我從小到大隻被我父親打過一次屁股；第二條就是，把這個小妹妹照顧長大。我小姑媽初中剛畢業的時候沒有工作，我父親就讓她住在我的外婆家，也就是我小姑媽嫂子的娘家住了將近一年，直到她找到工作才回到刁鋪。1968年我5歲的時候，跟著小姑媽在刁鋪上了幼兒園。她對我特別好。晚上跟著她從鄉辦廠下夜班的時候，街上的小攤上有五分錢的油炸麻雀和油炸蠶豆瓣。我知道我父母是從來舍不得給我買的。我就和小姑媽講，跟人家講買半包吧，她就買了半包油炸蠶豆瓣給我吃。她的兒子蔡揚1983年上了泰興中學。1986年高考的時候，蔡揚的分數是清華、北大、人大都能錄取的，但是因為我在南大，他最終也上了南大。
過了幾天，曲霞中學把我們所有上線的同學召集在在一起填誌願。我的語文單科成績87分，超過了當年江蘇省總分第一名(根據現有資料，很可能也是全國狀元）蕭柏春的語文單科86分。我的化學分數最高，隻是那時候數學家陳景潤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便填第一誌願為南京大學數學係，第二誌願是化學係。其實後來知道，我的數學、化學分數都不算高。化學盡管是我各科中最高的，但是在我們班江蘇考生裏，我是唯一一個沒有到90分的。我連分子和離子當時都搞不清楚。後來大一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無機化學助教老師劉效蘭說我概念很清楚，我大喜過望，知道自己也是能把化學學好的。後來我化學方麵的科研論文研究論文被諾貝爾獎獲得者引用了十幾次，也是從這裏開始起步的。
高考體檢是在泰興人民醫院進行的。我們曲霞的考生是全泰興最先進行體檢的。我的第一項是視力。第二項是聽力。醫生站在5米的地方小聲地說幾個詞。她說的時候我都聽到了，但是沒聽清楚這幾個詞的發音。4米的我都聽清了。她就在表上準備填上4米。這時一個領導模樣的人進來說，體檢要為我們優秀考生創造條件，能夠通過的盡量讓他們過。這個醫生又退到5米的地方，提高音量說了幾個詞。這一次我都聽清了。聽力這一下就變成了5米。
南京大學78級畢業紀念章
南大的通知書那一年發的特別遲。高中比我高幾屆的曲小老師耿曉梅，很早就拿到了蘭州大學的錄取通知。很多普通院校的同學也都拿到錄取通知了。每天一早，我就跑到鎮上郵局去等通知。終於有一天到郵局時，郵局的人說我的通知被我父親拿走了，是南京大學催化化學專業。入學之後我知道了，我們的專業的的正式學科名稱是物理化學。“文革”中為了和生產實際相結合，改成了催化化學。雖然化學是數理化中的“小三”，學這個專業我還是非常高興的。
到家之後，我父親對我說，你現在有能力自己去南京了。這時我想起了1968年他對我說過的那句話。
拿到通知之後，我父母擺了一桌菜請曲霞中學的校長、主任和教過我的老師。我把父親名單上的人都請了，唯獨漏過了政治老師蔡老師。說實話，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我的政治分數為什麽那麽低。蔡老師是華東師範大學政治係畢業的，是曲中老師中畢業的學校最好的。其他老師我知道的，都是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江蘇師範學院、揚州師範學院、徐州師範學院、江蘇農學院。和我們一起考的往屆生們的政治分數也不低，但是就是我們應屆生總分最高的兩個人，我和王宏生（總分392）政治勉強過了60。我和我們學校的老師，不管教過與沒有教過我，感情都很好。去老師辦公室的時候也經常跟我講話，還主動教我一些東西。不知怎麽的，隻有這位蔡老師，我從來沒有問過他任何問題。隻是在路上碰到的時候喊一聲蔡老師。所有人都到齊了，就缺了蔡老師。我父親就問我蔡老師呢？我說沒叫蔡老師。我父親說為什麽不喊，快去喊他來。我很少跟我父親頂嘴。這時候我說：“我不去。如果我每門課都考得跟政治一樣，你還有今天的這頓飯嗎？”後來別的老師來打圓場，派人去把蔡老師喊過來了。不過，後來想想，我把自己政治沒考好完全歸咎於蔡老師，其實也是很不妥的。
有一天，我到泰興中學78屆一個同學家去。她們院子裏也有一個同學錄取了南京大學。當年泰中有四個同學錄取了南京大學，其中有兩個和我一起錄取到了化學係。泰興中學那位學習最好的周同學成為我們泰興唯一一個錄取到清華大學的同學。我在泰中這個同學家裏的時候，她父親的一個同事正好到她家來。大概泰中那幾位錄南大的同學的分數都在三百八九十分。他就問我，你考了三百幾呀？我當時一下卡住了。怎麽回答呢，突然冒出了一句：“我考了三百百。”意為300加100。那個人愣了一下，馬上舉起大拇指哈哈大笑：”新發明，不愧是神童。”。
那天晚上，我在陳遐林伯伯家洗澡的時候，聽到外邊有人說：“聽說你們家來了一個15歲考上南大的。能不能讓我們看一下？” 陳伯伯就隔著氣窗喊：“楊震，你快點洗。有人要看你。”
10月16日，我父親帶著我坐上了長途汽車，到了南京中央門汽車站。當時我父親38歲，看起來比老三屆的同學大不了幾歲。南大接待站的老師跟他講，是你來上大學嗎？你不能帶小孩來的。我父親很自豪地說：“不是我，我是送小孩來上大學的。”
1982年全班畢業照，後排左二為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