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大學畢業
我是1978年15歲的時候進入南京大學的。我當時的身份是剛下鄉的插隊知青。回顧上學前的經曆，頗能看出時代變化中個人成長的奇特軌跡。
見聞與成長
我於1963年元月出生於江蘇省泰興縣曲霞公社。當時我父親是曲霞供銷社主辦會計，我母親是曲霞公社太平小學老師。在我們當地，我們公社中學有一對老師夫婦都是大學畢業的，按家庭來說，我父母的學曆應該算是不低了。
我父親出生於泰興縣環溪鎮（現在的泰州市高港區刁鋪街道）。他初中畢業時，考上了南京建築工程學校。當時他的個子還不到1.6米，我奶奶說這麽小的個子怎麽搬得動磚頭呢，就沒有到南京建工學校去上學，而是招工到了泰興縣曲霞區供銷社工作。一年後，他被選派到上海商業學校去讀書。我看過他的畢業證書，校長名字叫薑文，跟後來的大影星同名。後來每次看到薑文的電影我就聯想到第一次看我父親畢業證的情形。畢業後他回到曲霞區供銷社工作，同時擔任曲霞區團委委員，1959年國慶10周年參加了泰興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群英會。
1963年元月我出生，農曆是臘月裏。我外公的生產隊分胡蘿卜。我父親去扛，一口鮮血吐了出來，送到泰興人民醫院檢查，患的是肺結核。那一年的春節和我滿月那天, 我父親都是在泰興人民醫院的病房裏度過的。
出院之後，他調到廣陵供銷社，1970年又調回曲霞。當時泰興有43個鎮和公社，幾個比較出名的供銷社會計都姓楊，南楊北楊東楊西楊。我父親是南楊。1968年，他曾經借調到江蘇省商業廳工作半年。一個農村鄉鎮的會計被借調到省廳工作，成為他後來幾十年引以為豪的事情。家裏一個精致的碗裏，一直放著我父親當年從南京雨花台撿來幾粒的雨花石。
1982年開始搞職稱評定之後，泰興縣供銷社指定我父親作為助理會計師的培訓老師，但是他自己並不具備助理會計師職稱。別的人來問他之後，他才恍然大悟。1983年，他也拿了助理會計師職稱。1985年，他已經調到揚州市供銷社工作，要申請經濟師職稱。但是從泰興搬家到揚州之後，他的畢業證書找不到了，就想寫信給他的母校，讓母校出一紙證明。但是歲月變遷，他都不知道母校已轉化作別的什麽學校了，找來找去，最終總算在上海財經大學找到了他的檔案。而我後來去翻閱上海財經大學的校史時發現，60年代初，上海曾有一所上海財經學院和一所上海財政經濟學院，同時並存，讓人不太清清楚它們各自的淵源。
我的母親50年代從泰興中學初中畢業後考上了蘭州化工學校。她是獨女。我外祖父把她的錄取通知書扣了下來。我母親在泰興找了個小學教師的工作。後來她被選到泰興教師進修學校上學，畢業後長期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學教書。後來泰興師範學校成立後，承認她們這幾批在教師進修學校的學生是泰興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所以我母親有時戲稱自己是泰師零期學員。70年代，曲霞公社每個暑假把小學老師集中在一起培訓，我母親給他們培訓漢語拚音。
從有記憶的時候開始, 我就是跟著我外公外婆在張匡大隊程西二隊，位於曲霞鎮到太平圩的中間。我外婆不識字，但經常給我講那些戲文故事。從她那裏我知道了“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我外公有一個沒有出嫁的姐姐，我喊她老姑奶奶。她給我講過朱元璋和湯和年輕時放牛的故事。小時候不知道我外公是富農，直到8歲時跟生產隊的小朋友吵架，人家指著我鼻子罵我富農我才知道。後來大人們告訴我，我外公解放前是開酒坊的，他弟弟在上海開一個店，賣自家釀的米酒。1949年以前，外公有八間瓦房。1949年大軍渡江，有一個連的部隊住在外公家。1945—1949年，當時曲霞隸屬於靖泰縣。土改時，他們那兒人均土地0.8畝，而我外公家平均2.8畝。外公是當家人，遂被定為富農。他的弟弟不當家，則定為中農。八間瓦房被分掉了6間，隻留了兩間給他們兄弟兩個各住一間。他們那個生產隊28戶，沒有地主，6戶富農。
廣陵到曲霞隻有6公裏，但是在當時是很遠的距離。靖江和泰興交界的界河，是在長江故道上開挖的。在這條界河裏，當時有木製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從泰興開到靖江季市要好幾天，從曲霞去廣陵要花大半天時間。我每年有一段時間和我母親、小我兩歲的妹妹一起到廣陵住在我父親那裏。那時候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馬上上街遊行。前幾年一個1957年出生的老兄，6月26日在我以前公司實驗室裏，嘴裏喊著“咚咚鏘，咚咚鏘，‘6·26’指示放光芒”。他突然問我，“‘6·26’指示”是什麽？我馬上告訴他：“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太平小學在曲霞鎮西邊2公裏。我母親住在小學的集體宿舍，離家1公裏。1968年，我先跟我的小姑媽在刁鋪上了半年幼兒園。暑假之後，我母親把我接回來，就跟著她在太平小學當班主任的班上上二年級。當時的小學，晚上老師都是集體備課的，我就在每個老師的寫字台那邊轉轉，看著學生寫的作業，從老師批改作業的對錯基本上我就把小學算術的內容學會了。
金秋10月，我父親來到太平小學告訴她，他要借調到江蘇省商業廳去工作半年。我母親收拾了行李，讓我跟著我父親去。當時南京長江大橋剛剛通車，我很興奮，可以看見雄偉的南京長江大橋了。我父親對我說：“組織上是讓我一個人去工作的，你如果以後有本事，就要自己到南京去。”長大後我考入南京大學，不知是不是父親的這句“讖語”起了作用。
1968年夏天我入讀小學二年級。1969年要改為春季入學，直到1970年春季第一個二年級上完。因為年齡太小，我母親把我留在他班上又上了一年二年級。這樣我從一個5歲上二年級的跳級生一下變成了留級生。我母親讓同學從二年級開始學習寫作文，核心是“把想說的話寫到紙上”。我二年級的作文被我一個六年級的叫劉蘭芳的堂姨（和那個大名鼎鼎的說書大師同名）拿去抄了之後，竟然當成範文在她班上宣讀。1969年上半年，到處在唱“滿懷激情迎九大”。五一節以後，這首歌還繼續唱，但是歌名變成了“滿懷激情慶九大”。我無意之間，也“激情滿懷”了一把。
1970年，我父親從廣陵調回曲霞供銷社工作。1972年，我轉學到了曲霞五七學校，以前的曲霞小學，開始招初中生之後改名為“五七學校”。太平小學也改為太平五七學校了。我在那裏上了三年半，和兩個班同學，和其中好幾個成了好朋友。2017年，我專門飛到桂林去看望46年沒有見過的發小同學陳壽榮。
2007年時，我從美國馬裏蘭搬到特拉華。當地的華人社區在歡迎我的同時在歡送另一個叫朱學工的同胞。我一聽，這和我太平五七學校的學長一個名字呀。但當時沒有來得及講話。過了兩個月，朱博士回來搬家，我就問他，你的父母，弟弟妹妹是不是叫什麽什麽。他說你怎麽知道？我說你在我們老家鼎鼎大名啊，初中畢業輟學後1978年直接考上北京大學。因為是在江都考的，我聽說後一直在揣摩聽到的是北京大學還是北京的大學。終於朱博士確認是北京大學。
跟著我父親到了曲霞之後，就開始了吃集體食堂的日子。我父母直到1984年調揚州工作之前，我們全家一直都在供銷社食堂吃飯，包括每年的年夜飯。現在，南京的皮肚麵非常有名，但是當年食堂裏的皮肚麵沒有什麽人吃。後來我從南京坐汽車到泰興，泰興車站飯店裏的肉皮湯也是最便宜的菜。我父親吃肉皮湯吃得津津有味，還起了幾句順口溜：“肉皮湯，則叫個香，別人不吃我來Hang (第一聲）。”
轉到曲霞之前，小學算術的基本內容我已經在太平看其他老師備課和改作業的時候看會了，隻有珠算是到了曲霞之後學的。我父親是供銷社主辦會計，我經常在他辦公室看他打算盤。他的速度快得讓我眼花繚亂，隻聽到劈哩啪啦的聲音，根本看不清。珠算的基本原理我記住了，現在我還能打乘法，除法是不會打了。
語文的內容，到了曲霞之後第一次期中考試我得了100分。據說我的班主任孫雲老師在語文教研組會議上說，我們學校以前沒有語文有100分的先例，現在楊震的卷子上實在挑不出毛病，能不能給他100分。孫雲老師後來也成了我妹妹小學四年級和五年級的班主任。1986年秋天，我和父親從揚州回曲霞趕當地農曆十月十三廟會，在泰興轉車沒有買到去曲霞的車票，就到泰興供銷社，請他們派輛車送我們到曲霞。等車的時候, 安排我們在一個房間裏等著。我父親說，孫雲老師現在在縣供銷社工作，辦公室就在隔壁，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當時正好電視裏在播放世界男排錦標賽蘇聯隊對美國隊的決賽第五局，緊張刺激，我說等這場比賽結束後再去看她吧。可是這場比賽還沒有結束，車就來了，我不得不匆匆趕路，竟然沒能去看望一下孫老師。到現在一晃37年過去了，我再沒能見到她，不知道是否還健在？心中一直頗有不安。
那時，曲霞供銷社訂了好幾種報紙。每天中午吃過飯，我就拿著我父親的鑰匙，在他的辦公室，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華日報》《參考消息》統統看一遍。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離開曲霞到南大上學。1978年高考語文考試有好幾個詞匯填字，就是來自當時報紙上常見的文章。
1973年夏天暴雨季節，有一天大雨之後上午學生一到校學校就宣布停課，不住在鎮上的周圍村的同學由老師送他們回家。有一位叫高彭慶的老師在護送同學過一個被水淹沒的低壩的時候, 和同學一起掉入水中淹死了。高彭慶的哥哥高彭壽也是曲霞五七學校老師。他們的父親陳遐林是曲霞供銷社職工，常住在泰興縣城家裏，負責供銷社在泰興的進貨。供銷社的一些職工去泰興時就住在他們家裏。我也在他們家住過。高彭慶老師出事之後，安排我父親去接陳遐林伯伯。當時汽車隻通到離曲霞6公裏的毗盧寺。從曲霞到毗盧寺的路上有5、6處壩橋都淹在水裏。我父親不會遊泳，每過一處都戰戰兢兢。學校舉行高彭慶老師追悼會的挽聯，是我父親寫的。後來高彭慶的妹妹高彭蘭在曲霞插隊，高考的時候是住在我家裏的。
那幾年，在曲霞鎮上，有幾個愛好文學藝術的青年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我父親在他們幾個人中年齡居長，就成為他們的召集人。其他幾個人，有的擅長美術，有的擅長書法。後來任作家出版社副主編的秦文玉是他們當中的小弟弟，在鎮上(當時叫公社)寫作組工作，已經發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還有一個是插隊知青，回了常州之後設計了金獅自行車的徽標。我父親總是帶著我參加他們的聚會。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父親讓我跟其中一位叔叔去學畫畫。他是畫國畫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後，他讓我磨了兩個小時墨。以後呢？就沒有以後了。我告訴我父親不想再去了。我父親說，那你想學什麽呢？我說，跟秦叔叔學習寫文章吧。我父親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後來也發表了不少文章在《新華日報》《揚州日報》《揚子晚報》上。他自認為水平比不上秦叔叔，但喜歡給我出作文題。隨後的兩年，就是每個月我父親出作文題，我寫完拿給秦叔叔，他再幫我批閱修改。1973年，秦叔叔被推薦去上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他離開我們鎮之後，我差不多每個月寫一篇作文，寄給秦叔叔幫我修改後再寄回，直到1977年我複習高考。1974年，秦叔叔寄給我父親一套豎排版的“紅樓夢”。那時候我還小，第一次拿起書來看了沒幾頁就讀不下去了。第二年黃梅季節之後，我父母把家裏的藏書拿出來曬，讓我在旁邊看著。我坐在三十幾度的太陽底下，居然沉浸其中，把這套“紅樓夢”拿起來看，竟然差不多能把前五章都背下來了。而平時，從父輩們聚會時的聊天中，我也學到不少東西，“三言二拍”的很多故事是那時候聽來的。
當時的供銷社是個香餑餑，大家都想擠進去。我母親帶著弟弟妹妹在太平五七學校，每個周末到曲霞來。雖然隻有兩公裏，還是很不方便。1974年，我父親到縣商業局找了人把我母親從小學老師的國家幹部身份改成供銷社的營業員職工身份，人事關係人事局轉到了勞動局，別人口中的“劉先生”變成了“劉會計”。
金敬邁《歐陽海之歌》，解放軍文藝社1966年版
我母親到供銷社，在最沒有油水的圖書櫃工作。我母親沒有到供銷社之前，我就喜歡在供銷社圖書櫃倉庫裏讀書。供銷社隻有30多人，每個人都認識我。我每次到圖書櫃台上和營業員說一下,他都讓我進書庫看書。我母親調到圖書櫃工作之後，我就名正言順地幫助她看櫃台，坐在那兒的時候就把櫃台裏的書一本一本拿出來看。當時的其他學生都非常羨慕我有那麽多書可以看。我上高中後，有一個同學稱我是“賣書的那個伢兒”。供銷社圖書櫃上級的對接單位是泰興縣新華書店。我父親和泰興新華書店的人很熟。每次去泰興，就到他們的封存庫裏去找書。那些書找回來是留在我們家裏的。我印象比較深的有一套王少堂的揚州評話《武鬆》。還有一次搬回來幾十本被淘汰的《歐陽海之歌》。這幾十本“歐陽海之歌”被我一邊撕了讀一邊用來擦屁股，擦了好幾年。裏麵歐陽海打靶和采草籽比賽得第一名的兩段我特別喜歡，每一本都是先從那幾頁撕起。後來評《水滸》，幾種版本的《水滸》和野史版也都讀到了。到了後來複習高考的時候，“數理化自學叢書”非常緊俏，母親到縣新華書店訂了幾套。當然第一套是給我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派了大用場。
楊震的大學入學照
學習與實踐
我們那個年代是不讀書的年代。小學的時候“批林批孔”，初中時“反擊右傾翻案風”。報紙上那些什麽評法批儒的文章，我很感興趣，篇篇都讀得很認真。學校裏布置要寫批判文章，我寫得很快。但是別的同學就不那麽容易了。我就發揮我的特長，幫這些同學寫了。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假期，幫近十個同學寫了。開學之後回到學校，孫雲老師選了幾篇優秀作文讓同學讀。讀了兩篇之後，孫老師一聽，就知道，全是楊震捉刀代筆的！
當時批判“師道尊嚴”，我寫了好幾篇批判老師的大字報。但是我的膽子沒那麽大,都是我寫完了，讓班上幾個調皮的同學貼出去，然後他們還去告訴老師，說那邊有你的大字報，你去讀吧。我回家向我父親要錢買寫大字報的紙、毛筆和墨汁。我父親說這是革命行動，你應該拿到學校去報銷。我到學校找到高彭壽老師報銷。他還真的給我報銷了。
1974年小學畢業的時候，學製又從春季入學變成秋季入學。這樣我的五年級也讀了一年半。當時我們鎮上有兩個初中，在河對麵隔河相望，河北是曲霞中學的初中部，來自周圍大隊的同學都在那兒讀。我們曲霞鎮的同學在曲霞五七學校的初中部。我們的班主任叫趙國平，是曲霞中學73級的學長，1977年和我們一起高考。後來擔任泰州市商務局局長。2018年我回國時和他通過電話。
上初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那些批判文章寫成大字報。現在我在美國的中文學校擔任書法老師，我的一手說得過去的毛筆字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練習的。我自稱自己的兩大愛好是寫字和碼字。寫字就是寫文章，碼字就是書法塗鴉。我外公的生產隊要出大批判牆報文章，有時也把我抓去寫。
初中的學習還是挺快樂的，當時叫做“開門辦學”。物理課、化學課變成了“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從鎮上醫院請來了一位會針灸和懂中草藥的朱醫生。從他那裏知道了足三裏、少商、曲澤等穴位，也知道了車前草、金銀花等中草藥。用等比三角形的原理，測量公社電視機的幾十米高的天線高度。到麵條加工廠，看著齒輪的咬合計算反比例。到生產大隊學習開拖拉機，同時學習蒸氣機四衝程。
數學學的三視圖讓我們自己做模型。我們那裏都是沙土。砌房子用的磚頭的粘土是用船從蘇南裝回來的。我們班有一個同學的認識一個燒磚的窯上的人。我們幾個人就騎車騎了2公裏到那裏裝幾十公斤粘土回來，每人分幾公斤做成數學課上需要的工件模型。做完之後放在屋頂上晾幹。那天我要到我外公家去，沒有帶我4歲的弟弟去，其實是我去的時候沒有找到他。我走了之後，他用竹竿把我晾在房頂的模型捅下來摔破了。我再怎麽用水重新調，也達不到原先的效果。我就一巴掌搧到我弟弟臉上。他眼淚汪汪地捂著臉，也沒敢哭出來。平時我母親都是護著我弟弟的。隻有這次看著我弟弟一聲不吭，後來還好幾回提到這一次弟弟眼淚汪汪的樣子。
曲霞供銷社有個食品加工坊。每年秋天做月餅的時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個個砸開。我父親就去領幾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後交給加工坊15公斤還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錢，多下來的核桃，還能自己吃上一點。每年秋天放秋忙假時候，食品加工坊要醃蘿卜幹。初一的時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蘿卜尾巴，每天五毛錢。初二的時候，我父親讓我和強勞力一起在醃蘿卜的缸裏使勁跳，把蘿卜踩實，每天可以拿一元錢。農曆10月的時候，天已經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腳凍得通紅，完全麻木了。我母親幫我用溫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給我買了一雙高筒膠鞋，結果到了鹽水裏，上麵的膠一天就全部掉掉了。
我們那時候家裏大多數時間吃食堂，但是有時家裏也開小灶燒點飯菜。一開始燒煤球，後來有了蜂窩煤。但是每次從縣城裏買幾十公斤要找船把它運回來，很不方便。父親從哪裏搞了一套蜂窩煤模具，做蜂窩煤的任務就是我的。37度大夏天，我真的體會到揮汗如雨是什麽滋味。蜂窩煤裏，也不知道是加進去的水，還是我身上的汗。
從12歲開始，我家水缸裏的水就是我半擔半擔擔回來的。第一次，我父親到供銷社食堂借來了水桶和扁擔，並讓食堂師傅用空桶做了示範怎麽擔水。至到了水邊等小木橋上，我想多擔一點，這樣可以少跑幾次，結果一下子沒站起來，連人帶桶都掉到水裏去了。我從河裏爬上來，濕漉漉地跑回家。我父親對我說，“叫你少擔一點。你就想偷懶，少跑路。換好衣服再去。” 我又噙著淚水走到河邊，擔回了人生中第一個半桶水。1979年，上大學後第一個暑假回家，還是我擔水。離家之前的最後一天，我隻擔了半缸水。我母親說怎麽隻擔了半缸水？我說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母親跟我說，你可以這麽想，但是也不能這麽講出來呀。
這個小水橋，還有一個故事。河邊的石頭上，爬了一些螺螄。我和小夥伴們把螺螄殼砸了，把螺螄肉用劃細的蘆葦葉紮起來放在水裏，水裏的蝦咬著螺螄肉。這時候就把蝦拎上來直接吃了。多年以後我講給我外甥女聽。她說，“舅舅，你真會講故事。”
我父親為了鍛煉我，還在供銷社院子靠河邊的地方找了一塊5到10個平方米的地。從刨地，播種，澆水，到公共廁所裏撈大糞施肥，直到收獲，全是我一個人幹的。我實在是不喜歡幹這些事情，一點也沒有豐收的喜悅。直到現在我看到地裏的事情，一看就頭大。
我還跟我外公學過一點木工活和篾匠活，會用刨子、鋸子、鑿子、木工鑽，還能把竹子劈成三層。當然了，我外公可以劈成九層。
我們家在曲霞一直沒有建房子，都是住的集體宿舍。其他供銷社職工都是自己買了建房材料，申請建房基地，自己砌房子。我父親買好材料之後，供銷社要建的營業大廳，我父親就把磚頭和木料借給供銷社用了。我上大學之後，曲霞鎮有人要賣房子。周圍的親戚說合他們以優惠價賣給我家。我父親征求我的意見。我說反正我也不會回來長住了。你們買不買，我不發表意見。直到晚年，這也一直是我父親的一個心結。
第二排左二王樹森，左三劉奎，右六蔡文鳳，右三葉興邦 （我的物理和化學都他教的，兩個課拿了172分）。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我在那一年到曲霞中學開始讀高中。7月份唐山地震後，江蘇發出了地震預報。所有人都住在防震棚裏。曲中把我們新入學的的高一分成了兩個班。我們一班在東風大隊蔣家八圩的一個樹林裏上課，二班在曲水大隊一個竹林裏上課。同時，學校在校園的沿圍牆的空地上建防震棚，用油毛氈做房頂。從我家到我們班的教學點要從中學在建防震棚的圍牆外邊走。路上生產隊農田裏的紅薯（我們當地叫山芋）和河裏的的菱角都熟了。我們幾個男生手發癢，刨了山芋，掐了菱角吃了。這是生產隊的東西，偷吃是違法的。有一天，我的班主任劉奎老師把我找去，問我有沒有做什麽不好的事。我就把我們幾個人偷吃山芋和茭角的事講了。哪知劉老師臉色一變，說我問的不是這個，有比這個更壞的事。我心想，完了，我當了叛徒，把老師不知道的壞事交代出去了。那劉老師問的是什麽事呢？後來我才知道, 學校防震棚屋頂的油毛氈上麵有了幾個洞。有同學舉報我們路過學校校園的時候，在路邊拿著泥巴從校園圍牆頂上往裏摔，懷疑是我們幾個人把防震棚屋頂摔破了。
防震棚建好之後。我們回學校上課了。我們的數學老師王鶴君上課的時候喜歡在過道裏走來走去。他走到後麵的時候，我們坐在前排的王克利同學就站起來，學著王老師的模樣做鬼臉。大家哄堂大笑。王老師從教室後麵往前走的時候，克利同學又坐下去。王老師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一頭霧水。
我們的物理、化學兩門課都是葉興邦老師教的。當時的化學概念，正好在把克分子改成摩爾。以前的老教科書都不能用了。克分子跟摩爾之間有個換算的關係，理解的時候有點複雜。葉老師有的時候算得不一定對。我就說出我的見解。葉老師很高興。我們慢慢把這個概念搞清楚了。
元旦後要期末考試了，數學老師王鶴君把我找去，說數學考卷需要刻蠟板。你的學習好，考試不用擔心，刻蠟板的的任務交給你。我把我們的考題拿出來，叫了幾個同學，在王克利同學家後屋裏一起做了一遍。考卷印好之後，要把已經印過的蠟紙處理掉。我去處理的地方，又看到了初一班，就是我妹妹那個班的數學考卷。我就把她們班的考卷蠟紙帶給我妹妹。她把考題告訴了幾個同學，結果有一個同學聽說這件事但沒有拿到考題，就到學校去告發了。最後查下來我是罪魁禍首。處理的結果，把我的優秀團員拿掉了，保留三好生的榮譽。
當時已經對文化課的學習比較重視了。在農業基礎知識課結束的時候，王樹森老師進行了總複習。我那堂課正好在寫班級的年度總結，心想，反正我都會，怕什麽呀。到了考試的時候，我們所有人向後轉，在後麵的課桌上進行考試。我還真碰到了不會的題目,就轉身到自己課桌裏把教材拿出來看了。考試時坐在我後麵的同學以前是住在我家前麵的女生印同學。前麵有幾次考試，她讓我告訴她答案，我沒理她。這次被她逮到了。她就到王老師那邊去告發。結果王老師根本不相信，他說楊震成績這麽好，怎麽可能作弊呢？你不要自己學習不好就誣陷別的學習好的同學。
那學期學校還搞了滅鼠運動。每個同學抓到老鼠殺死後，把老鼠尾巴切下來帶到學校交給老師。根據上交的老鼠尾巴的數目統計比賽結果。那天放學後我跟著劉奎老師去了他的辦公室，看著他把收來的老鼠尾巴放在了辦公室抽屜裏。過了一會兒，劉老師說要上一下廁所。我就趁機打開他的抽屜，抓了一把老鼠尾巴塞到口袋裏，第二天我再將它們交給劉老師。結果靠這點小伎倆，我居然成了我們班的“滅鼠冠軍”。
1977年暑假，曲霞中學把我們幾個居民戶口的同學叫到學校，給校班工廠組裝按鈕開關。工資按組裝的開關數量計算。我和上一屆的王維萱同學老是第一第二，比其他幾個同學多出來的錢就被起哄拿去買冰棍給大家吃。曲霞鎮的戶口情況有點特殊。本來鎮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國家居民。五十年代的時候，來了一個26歲的區委書記吳榮富。農曆四月初的一天，他在街上走，一位婦女在包粽子。吳書記講，怎麽這麽早包粽子呀？現在離端午節還有一個月呢。這個婦女講，我們是居民戶沒有事情幹，不包粽子幹什麽呢？這位吳書記的老婆也是農村戶口。心想我老婆在地裏都幹活，你們在這邊閑著。一怒之下，把曲霞這些居民戶統統下放成了農村戶口，隻剩下兩口子都是國家級幹部和職工的家庭保留居民戶口。直到1979年以後，這些家庭又恢複成為居民戶口。聽老一輩人說，吳書記在曲霞工作，其它方麵口碑都不錯，但是這件事情背了幾十年的罵名。我們當時高中兩屆中居民戶口同學可能不到10個人。做校辦工廠的臨時工，也就成了我們幾個同學能享受的特殊待遇。
楊震（前排右一）後來與他的大學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