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下鄉插隊的農村二十年後，我和一起下鄉的哥們在2000年又回到村裏看望當年的老鄉們，見到了昔日的朋友德欣（當時是高中生），寬兒（記工員）， 馮兒（他老爸是地主，我和老人家一起侍弄隊裏的菜地近一年，那時候老人家天天和我念叨，教了我不少做人的道理），全嶺（複員兵，小隊隊長），福印，嶽叔嶽嬸（福印他爹媽）。
這次去，福印還在家給我們辦了一桌酒席，見到了福印的老婆和孩子。我們當然也帶去了禮物，我錢包裏麵還剩下幾張美元和鋼鏰，也給了福印的女兒。
我們到鄉下那天正巧趕上趕集。農村一般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那天我們先是看見馮兒在集上賣元宵. 沒想到我們離開了20多年都還能認得對方。馮兒很熱情，非讓我們每人來一碗元宵不可。他拿了碗在一個洗碗水盆裏涮了一涮，拿出來後用布一擦就給我們一人盛了一碗。我們推了幾次沒推掉，就坐了下來吃了。我們當過知青的還行，我們的司機是個小夥子，哪裏受得了這啊，死活就是不是吃，連說不餓不餓，跑掉了。我們要是再不吃, 也太不給馮兒麵子了。我和我那哥們還有一個也下過鄉的朋友一人吃了一碗。
那天我們又回到我們當年住的房子那裏去看了看。我們當年常常端著一杆發給我們這些基幹民兵的半自動步槍對著門上刺來刺去，把門板上都刺出幾個口子了。這把槍，我們天天玩，都能迅速地拆卸再組裝回去。現在那裏已經是小學校了，新蓋了一座樓，但是我們住的那個大房間現在也在作教室使用。門板依然是那塊門板，連槍刺在門板上口子都在呢。我當時就想，照這麽看, 香港50年不變的承諾是絕對能夠兌現的。
那天我們進去時小學生們正在上課，滿教室一片紅撲撲的小臉和驚詫的眼睛。上課老師以為哪裏的領導來視察了，不顧我們的說明, 慌忙出去把校長請來了。我們對校長說當年我們是在這裏下放的知青，在這裏生活過，勞動過，考上大學後離開農村了，這次回到故地尋根來了，我們對校長說希望他們好好教好這些孩子們，讀書會給孩子們帶來一條出路。
那時我在村裏有兩家“堡壘戶”，一家是福印家，另一家是德欣家。這”堡壘戶”是抗戰時的名詞。這兩家人都跟我特瓷。那時城市農村都缺肥皂，洗衣粉，火柴，電池這些東西。他們需要什麽我就在大院裏給他們買什麽，還保護他們不受當地其他人欺負，而我需要什麽東西也就到他們家言一聲就行了, 他們有什麽好吃的也常常都會給我留著，像自家人似的, 很有些軍民魚水情的味道。
有一天我去德欣家，爬到他家院子裏的棗樹上摘棗吃，德欣他媽出來求我幫家裏買一雙新布鞋，說是要給德欣相親時穿的。我正摘棗子吃呢，就滿口答應下來說： 嬸，這不是個事，包我身上了。但我隻顧吃棗了, 沒注意是哪天要新鞋。
有天下午，德欣她媽來知青點找我, 問鞋子買好了沒有。我說嬸, 什麽鞋啊。 她這才知道我早忘了她托付的事了。我說穿我的鞋得了。德欣他媽也沒辦法，就拿了我的衣服和鞋子走了。我覺得不好意思, 想想還是買新的好些，就趕緊出發到公路口，攔截了一輛汽車，兩個多小時後回市裏，到了市裏直接到百貨商店買了雙布鞋，趕到市郊路口又攔截了一輛汽車回到村裏，晚上就把鞋子送到德欣家。德欣他媽說什麽也不相信我半天工夫就跑了個來回把新鞋子買回來了。她感歎地對我說：咦，恁上公路就跟走平地兒似嘞。
那時乘長途公交車（農民叫作”票車“）要花兩塊多錢，農民一年到頭也掙不了幾個錢，都不舍得花。
德欣在學校有個同學, 仗著他們村也有知青, 總欺負德欣。德欣告訴我後，我一天晚上到公社高中去了, 把那孩子從教室叫出來， 給了他兩耳光教訓了一下, 他以後再也不敢欺負德欣了。2000年回農村時德欣說那孩子後來和他成了好朋友，我還說那你代我跟他道個歉吧。德欣說這個人前兩年就去世了，我心中閃過一絲愧咎。
後來幾年我又陸續回去兩次看望我在農村的堡壘戶，一次撲了個空，但是一些村裏的人還依稀能夠認得我和我朋友，問我們是不是當年在這裏插隊的知青。2016年再去，又見到了福印，給他送了我帶來的禮品，在他家吃了一頓餃子。很悲傷嶽叔嶽嬸去世了，很欣喜他們家現在經濟條件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