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七三屆高中畢業生是文化大革命後恢複的首屆高中生，學生來源是從七一屆初中畢業生裏以百分之十一的比例選拔出來的，一九七二年初入學，一九七四年初畢業。我沒有參加篩選，一九七二年六月份從河南某中學轉學插班到高中一年級。
北京市的七一屆和七〇屆初中畢業生，大部分都留在城裏分配工作了。正當人們以為上山下鄉運動接近尾聲，我們也幻想全優生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學的時候，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中央下達了三十號文件《國務院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保送上大學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一九七四年二三月份，大多數同學們都到北京郊區農村插隊去了。做為父母身邊唯一子女，我被留了下來。
經過大半年的待業，我終於接到了分配工作的通知。九月中旬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報到，從此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學徒生涯。報到時領取了人生第一份工資，特地買了一隻香酥雞與家人共同分享。
學徒工每月的工資第一年是十六元，第二年是十九元，第三年是二十一元。第四年出師定為一級工，工資是三十四元。第五年升為二級工，工資是四十元一角。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工人的級別和工資升到二級以後就凍結了。
同時去報到的總共有十六個人，我們都是按政策留城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十六個人分別來自東城區，西城區和崇文區的八所中學，每個學校兩個人，大抵遵從一男一女的原則。
本以為到研究所是在實驗室工作，沒想到卻是在研究所機加工車間做學徒工。當時真有被一瓢冷水澆透的感覺，我的情緒一落千丈，也想起了高中班主任祁老師的話。
高中期間我們曾到一家製筆廠學工勞動，祁老師安排我去描畫熊貓鋼筆帽上的頭像。可是我的手拿著彩筆直哆嗦，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染料塗到準確的位置。發現我很笨之後，祁老師說我的小腦不發達，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將來不適合從事技巧性的工作。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所裏分配給我的工種是鉗工。我們十六個人中有車工五人，鉗工四人，銑工三人，磨工兩人，電工兩人。無論是哪個工種，都是從事技巧性的工作。
集中學習一周後，我被安排到一家儀器廠實習鉗工。所在的二車間是生產鍍膜機的，具體安排在光學班。光學班主要負責加工和組裝鍍膜機的光學部件，除了劃線，鑽孔，組裝和調試等普通鉗工的活兒以外，還有大量的研磨工作。
光學班的設備很簡單，總共有兩台鑽床和兩個砂輪機，更像是個小作坊。車間中間是鋪著橡膠墊的大工作台，周邊固定著幾個台式虎鉗。工作台下麵的抽屜裏裝著公用的工具，比如手鋸，鋸條，榔頭，刮刀，鋼板尺，直角板，鋼卷尺，墊鐵，劃針盤，砂紙，塗料和研磨料等。工作台旁邊是劃線平板，平板上放著V形鐵，高度遊標尺和分度頭等劃線常用的工具。
鉗工師傅每人有一張桌子，抽屜裏放在歸個人保管和使用的工具。比如鑽頭，銼刀，劃線針，劃規，遊標卡尺，曲線版，樣衝，鏨子，手動攻絲套扣的絲錐，扳手和板牙等。根據級別的高低，桌子分為三種。最高級的是兩頭沉，總共有八個抽屜；其次是一頭沉，總共有五個抽屜；最低級的是三屜桌，隻有三個抽屜。桌麵上也鋪著一層橡膠墊，桌子一端邊卡著小台虎鉗。
我的第一個鉗工師傅姓李，初中畢業以後就進廠當了工人，她有三個女兒。李師傅是四級工，她的丈夫劉師傅是六級鉗工，在外車間工作。李師傅不拘衣著和修飾，卻依然風韻猶在。劉師傅更是一表人才，頗有幾分風度，他們夫婦倆都不大像體力勞動著，顛覆了我對工人形象的認知。
李師傅幹活兒時不習慣招呼我，也不大會主動傳授鉗工技術。看到李師傅接活兒了，我就趕緊湊上去問東問西，躍躍欲試。李師傅對我很好，始終都是毫不保留地傳授各種技術。
我幹的比較多的活兒是鑽孔，也就是打眼兒。工人們有句俗話：鉗工怕打眼兒，車工怕車管兒，銑工怕銑扁兒，刨工怕刨板兒。打眼兒是技術性很強的活兒，要保證孔內壁的光潔度和孔距都達到圖紙的要求，從劃線到磨鑽頭最後到鑽孔，每一道工序都離不開操作者的技術水平。
李師傅磨鑽頭和鑽孔的技術都不錯，可是她不喜歡看圖紙和劃線。恰好我喜歡看圖紙，更喜歡劃線，很快地我們倆就配合的默契起來了。圖紙看久有的時候我還能從中挑出點兒小毛病，受到過幾次表揚後，逐漸地我對自己當好工人也有了一點兒信心。
起初我用李師傅磨好的鑽頭，後來自己也嚐試磨鑽頭。我買了很多機械基礎知識方麵的書籍，也有倪誌福撰寫的關於群鑽的書籍。沒活兒時我就在砂輪機上磨鑽頭，用廢料做試驗，逐漸地磨出了一些適合於不同材料的鑽頭。為了表示支持和鼓勵，李師傅曾故意當著眾人找我借磨好的鑽頭使用。
光學班的工件比較小，鑽孔時師傅們都用手握住工件。我的力氣小生怕握不住，擔心工件會被轉動的機器給甩飛了。每次我都使用台虎鉗把工件牢牢地固定住，然後才敢開機鑽孔。磨鑽頭時又擔心自己抗不住粗砂輪機的震動，我總是選擇用細砂輪機慢慢地磨。
班長是王師傅，他的級別最高是六級工。王師傅看上去像是個文弱的書生，中等偏矮的個子，白皙的皮膚，說話慢條斯理的從不與人爭執。王師傅主要負責組裝和調試，極少見過他幹其他的活兒。
方師傅是副班長，他是五級鉗工，經常喜歡找個茬兒諷刺挖苦王師傅幾句。方師傅的妻子在廠裏其他車間做磨工，他們夫婦倆長的有幾分相像。方師傅脾氣不好，遇到不順心的事，立刻就會瞪圓了眼睛說粗話。不過方師傅的心眼兒挺好的，也知道心疼老婆。例如他給患肝炎的妻子訂了半磅牛奶，可是他妻子不舍得自己喝，老想把牛奶分給他們的兩個兒子。方師傅為了讓妻子喝掉牛奶，每次他都瞪著眼睛吼叫說如果不喝他就喝了，這大概就是工人階級的愛情吧。
光學班總共有十個鉗工，其中男師傅四個，其餘的都是女工。另外的兩個男師傅都姓李，一位是大李師傅，他家住在郊區農村，每天騎自行車花兩三個小時上下班。大李師傅的口頭禪是“草民”，他張口閉口總不忘自己是草民。另一位是小李師傅，他的父母都是幹部，家境不錯。可是小李師傅自己的小家卻總是鬧矛盾，大家經常發現他的臉上三天兩頭地總帶著傷痕。
與我的師傅平級的是宋師傅，她的技術也不錯，就是不大合群，很少與其他的幾位女師傅搭話。不過宋師傅對我挺友好的，多次讓我分享了她帶的午飯尤其是炒菜拌麵條。
商師傅是滿族旗人出身，她家衰敗以後搬到北京郊區農村靠著祖上留下的田產過日子。商師傅與李師傅同歲，兩個人同時進廠可她是三級工。聽說商師傅曾被動員回鄉當農民，後來勉強留了下來卻錯過了一次晉升的機會。
孫師傅原來是交警，轉業到了廠裏也拿三級工的工資。但她卻從未學過鉗工，隻能幹點兒技術含量不高的活兒，比如打毛刺兒和手工研磨。
小範師傅是六八屆初中畢業生，與當年的熱血青年不同，她沒有響應號召上山下鄉，而是選擇泡在北京。小範師傅生長在城南的一個大雜院裏，家裏經常會有農村的親戚到訪。她深知農村的生活情況，所以無論學校如何動員，她都不為所動。小範師傅是幸運的，她最終耗到了留城分配工作。
班裏還有一個女工小蘇，她是七一屆初中畢業後分到廠裏工作。不知道小蘇的師傅是誰，總是看到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板凳上發呆。小蘇不想學技術，更懶得幹活兒，她的最大理想就是混到二級工，結婚生孩子。
小範師傅的對象是車間的調度姓李，李調度在是文革前進廠的工人，因為能說會道又博得了車間主任的的信任，得以提拔當了調度。李調度一邊工作一邊在本廠自己辦的七二一大學鍍金，每天中午都會過來與小範師傅以及其他幾位師傅一起打撲克牌，即一種被稱之為三仙的玩法。
三仙其實是從爭上遊的玩法演變過來的，六個人分成固定的兩組，每組的成員要互相配合。遊戲的規則是大家把一副撲克牌平均抓到自己的手裏，第一個出完手中牌的人是大貢贏得五分，第二個人是二貢掙得兩分，倒數第二個人就是三仙可以拿到三分。小範師傅和李調度都是牌壇的高手，他們倆還有不少的貓膩兒，比如還貢時摸哪裏就代表著需要什麽牌。偶爾地我被抓去湊數，因此也學會了玩牌。
當時儀器廠的生產率和機器的使用率都很低，車間裏經常是靜悄悄的。李調度每天推著小車送過來一次待加工的工件和圖紙，大約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工作量。師傅們早就習慣了吃大鍋飯，分到活兒就幹，沒活兒的時候就喝茶聊天兒。反正工資是固定的，幹多幹少都一樣。幹好了沒有獎勵，出了廢品也沒有懲罰。
正常班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七點半到下午四點半，由於家距離工廠比較遠，我每天都要在六點以前出門，午飯後感覺很困，就在板凳上睡覺。我們學徒工沒有固定的桌椅，隻能利用公共的長條凳子。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我練就了在凳子上睡覺的本領。躺在半尺寬的板凳上，可以美美地睡一小覺絕不會摔下來。
有段時間我經常需要與廠裏的電氣焊工人打交道，其中的一對父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他們姓楊，家在郊區農村。兒子小楊師傅初中畢業進廠接了父親老楊師傅的班，老楊師傅則由於技術熟練又被廠裏返聘回來。小楊師傅的性格樸實憨厚，他的身材頎長，模樣也有幾分英俊。小楊師傅好像對我有點兒好感，老楊師傅明察秋毫，他告誡小楊師傅不要瘌蛤蟆想吃天鵝肉。小楊師傅的感情被消滅在了萌芽狀態，我們始終都保持著自然友好的關係。
在二車間待了幾個月以後，所裏把我調到三車間學習模具製作過程中的鉗工技術。我的第二個師傅姓金，她也有三個女兒。金師傅的丈夫在儀器廠的上級機關工作，雖說不是領導幹部，但也能和領導說上話吧，金師傅因此挺受照顧的。
金師傅不喜歡幹活兒，更不願意帶徒弟。因為其他的師傅都帶著徒弟呢，她才勉強接受了我這個臨時的徒弟。金師傅的技術比不上李師傅，有時甚至不如我這個隻有幾個月工齡的學徒工。她幾乎沒有正經地教過我技術，掛在嘴邊的話是能幹就幹，幹不了就去找車間的技術員。
金師傅對麵的殷師傅有三個兒子，兩位師傅都是三級工，她們倆的關係很好，彼此互稱為親家。沒有見過殷師傅的徒弟，聽說他是廠裏的文藝青年，能歌善舞，當時做了胃部手術在家休息呢。
有一天金師傅想用零點八毫米的鑽頭打孔，可是車間裏的台鑽卡頭的最小範圍是一毫米。金師傅要我用手拽住鑽床的皮帶輪使其不滑動，她自己要把一個零點八毫米的鑽頭裹著棉絲固定住。正在這個過程裏，光學班的小蘇來找我幫忙解答她出師考試的理論題目。我一邊用右手食指勾住皮帶，一邊扭過頭給小蘇講題。
恍惚中聽到金師傅說了一句安好了要試車，我答應著但還沒有來得及把手收回來，她就開機了。刹那間我感到自己的手臂乃至整個身體都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卷動起來，下意識地用左手劃拉了一下開關，皮帶頓時倒轉了，我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彈了回來重重地推倒在地上。頓時一陣陣鑽心的疼痛從手指蔓延開來，我意識到自己的右手受傷了。
緊接著金師傅極度恐懼的哭喊聲衝到了耳畔，車間裏彌漫著一股難聞的焦灼味道。金師傅一邊哭一邊訴說著，向眾人解釋不是她的責任。很快地我被許許多多的人團團圍住，大家七手八腳地把我抬上了廠裏的一輛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送進了附近的朝陽醫院。
在吉普車上，廠醫務室的大夫用紗布把我的整隻右手全包了起來，遞給我了一片去痛片。雖然當時我的手指非常痛，但我還是想起了小的時候曾因服用這種藥過敏引起嘴腫的事。於是我拒絕了服藥，咬緊牙關一直堅持到醫院。在從工廠到朝陽醫院的路上，坐在我身邊的金師傅，一直都在不停地哭泣和嘮叨。她關心的依然不是我的傷情，而是害怕承擔事故的責任。
當醫生把傷口清洗幹淨以後，我才看清楚自己受傷的手指。我的手背和小臂到處都是小傷口，中指關節處顯得有點兒變形。傷情最重的是食指內側，一塊大約兩厘米長的皮被撕掉或是燒焦了，寬的地方可能有六七豪米，窄的地方大概三毫米左右。看到傷口處露出了白色的骨頭，醫生斷言骨折是無疑的啦。
然而奇跡居然出現了，X光檢查結果顯示我的骨頭並沒有斷裂，隻是受損而已。醫生說我的傷口無法縫合，他給了我兩個選擇：一是在我自己身體的其他部分取皮進行植皮手術；二是讓傷口自己愈合。因為植皮的成功率很低，我選擇了後者。醫生給我注射了破傷風針，開了止疼片和消炎藥，還有為期一個月的病假條。
回到三車間，我再次被工友們團團圍住。大家除了關切地打聽我的傷情之外，還熱烈地讚揚我急中生智的表現。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是自己下意識地搬了倒車鍵，否則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後來廠裏宣傳部門還把我的故事寫進了安全教育的欄目，提醒工人們在遇到類似的情況，最佳的急救措施就是搬倒車。
當天晚上我的傷口疼痛難忍，一陣陣跳動似的疼痛令我坐臥不安。挨到半夜時分，我不得不吃了一片去痛片，服藥後僥幸沒有出現過敏反應。第二天母親查看我的傷口時發現裏麵化膿了，可能是急診大夫沒有清洗幹淨，隻得又去了朝陽醫院重新處理傷口。
此後每隔幾天我都要去醫院換藥和檢查傷口，兩周以後傷口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壞了。雖然骨頭沒有斷裂，但是我手指的部分神經還是受到了損傷，食指指尖部位的顏色越來越灰白了。朝陽醫院的大夫警告說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製，我將麵臨著失去手指的危險。他們坦承西醫隻能做到消炎防止傷口感染，建議我去向中醫求救。
經過一番周折，最後找到了一位姓陸的老中醫。陸大夫給我開了一種外用的中藥，每天用水煮沸放涼後將受傷的手指伸進去浸泡。這種中藥果然奏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指尖逐漸地恢複了血色，傷口也開始緩慢地向好的方向發展了。
經過了漫長的幾個月，我的傷口才算基本上愈合了。愈合後傷疤處的皮膚明顯不如其他的部位敏感，疤痕裏麵總是癢癢的，尤其在陰雨的天氣裏更為嚴重。我的中指關節永久地變形了，再也恢複不到原來的形狀。值得萬分慶幸的是我的右手仍然可以寫字，中指和食指的基本功能也都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工傷以後不久，研究所把在我們這些外代培的學徒工全都調回來，安排到位於新所址的工地去蓋房子。為了加快建所的工期並節省資金，領導決定讓全體職工都輪流到工地去當小工。
一九七六年春節過後，我再次被所裏送出去實習鉗工，這次的實習單位是一家機床廠，文革期間從市區遷到了郊區密雲水庫畔的溪翁莊。
由於遠離北京，廠所都實行休息大禮拜，即每兩周連續放兩天假。每逢大禮拜，單位就用大卡車把職工送到密雲火車站，坐快車到北京站或者坐慢車西直門火車站。當時的單程慢車票是九角，快車票是一元五角。車票錢先由個人支付，然後再憑票到單位報銷。返回的時候，我通常是到西直門火車站坐慢車，如果趕不上機床廠接人的卡車，我們就自己坐長途汽車到溪翁莊，然後再步行一二裏地抵達廠區。
當時溪翁莊很小，隻有一家綜合商店，一個小醫院和一個郵電所等幾座低矮破舊的建築物。我曾在綜合商店裏買過一種當地水庫的特產，當地人稱之為黃轉兒魚，魚的味道非常鮮美。汽車站設在商店門前的岔路口，一條主路從廠區中央穿過，沿著另外一條土路可以走到附近的小村莊。
剛到機床廠時，我和另外兩個鉗工暫時住在溪翁莊唯一的一家小旅館裏。旅館的名字好像叫水庫旅館，裏麵的條件非常差，就像農舍似的。每天早上七點半上班，我們六點鍾就得離開旅館。步行大約二十分鍾先到廠裏的食堂吃飯，下班以後我們也要等到吃完晚飯才能返回旅館。沒有路燈，需要打著手電筒摸黑走路，每天早晚我們三個人都結伴而行。
我被分配到了七車間，鉗工班的班長是趙師傅，銼刀的技術精湛。趙師傅大約五十來歲，中等身材瘦瘦的。他的脾氣倔強從不與人說笑，眼睛裏好像總是帶著憂鬱和挑剔的神情。鉗工班總共不到十個人，要麽是趙師傅的徒弟，要麽就是他徒弟的徒弟。趙師傅覺得如果在我們三個人中收一個做徒弟不妥，於是就決定讓他的三個徒弟每人帶一個。
我的第三個師傅姓徐，他是七〇屆初中畢業生。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絕大多數的男士都是寸頭，衣著也盡可能地表現簡樸。初次見麵時徐師傅的打扮著實令我感到意外，油黑的長發遮住了半邊臉，經過修改的工作服整潔合身，處處顯得與眾不同。
徐師傅的父母都是蹬著三輪平板車送煤上門的工人，他們夫妻倆在幹完強體力活兒之後時常會撇下兩個兒子到酒館去吃肉喝酒。徐師傅從小就不得不承擔起許多的家務活兒，買菜做飯照顧弟弟。因此他很會過日子，不僅總是把自己打扮的幹淨利索，而且絕對不會亂花一分錢。
徐師傅的身材頎長，至少在一米八以上。他是廠裏籃球隊的主力隊員，業餘時間經常出現在籃球場上。徐師傅聰明好學，人又勤快肯幹。他的技術不僅在車間裏是出類拔萃的，而且在全廠青工技術考核中他也總是名列前茅。
我是徐師傅的第一個徒弟，他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的技術都毫不保留地傳授給我。我們在一起幹活兒的時候，可謂是互相配合默契，相處的十分愉快，然而我們卻有著不同的誌向。盡管我能踏踏實實地學習鉗工技術，但還是不大甘心做一輩子的工人，始終都沒有放棄上大學夙願。而徐師傅的平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當個好工人，他要求自己能夠熟練地掌握所有的鉗工技能，做到沒有他幹不了的活兒，沒有人能難得倒他。徐師傅曾推掉了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堅持留在機床廠繼續當工人。徐師傅以自己是個大老粗為榮，他不願意看書學習理論知識，隻喜歡在實踐中邊幹邊學，積累經驗和提高技術。
那時候年輕氣盛，凡是鉗工應該掌握的技術，不管多苦多難我都肯於學習和苦練。沒有活兒的時候，多數人會坐下來休息聊天兒，我則會拿著銼刀或者鋼鋸練習基本功。有段時間我的手掌磨起了水泡後來又潰瘍了，吃飯時拿不住勺子，洗衣服洗澡也受到了影響。
刮研是一項比較難掌握的鉗工技術，刮研時需要用手握住一把長約五六百厘米的刮刀，頂住大腿根兒一下一下地在金屬表麵上刮出月牙形狀的花兒來。刮完之後要把朱紅色的顏料塗在兩個表麵，將它們合起來研磨，然後再把顯現出來的凸點用刮刀刮掉。就這樣反複刮和磨，最終達到較高的精度，刮研後的金屬表麵呈現出重重疊疊的月牙花兒，非常美麗壯觀。
因為勞動強度很大，一般都不要求女工做刮研，我卻不知天高地跟著男工們一起邊學邊幹。沒想到這種逞強的行動給我留下了終身無法治愈的毛病，腰肌勞損。當時腰疼的直不起身，不得不接受一種所謂的封閉治療，即往腰部注射藥物。自那以後每當坐久了或者走路時間長了，我的腰都會疼痛難忍。
為了避免白天陽光照射引起金屬變形，刮研工作通常是在晚上幹，也就是需要上夜班。那時住在集體宿舍裏，夜裏幹活兒，白天我卻睡不著覺，熬到了完工的時候我就病倒了。除了腰肌勞損之外，我更感到頭暈。有一天在車間裏，突然覺得天旋地轉起來，跌跌撞撞地走到工廠的醫務室，我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醫生量過血壓以後不相信我是自己走過去，她說我的血壓非常低。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地震導致密雲水庫大壩出現了裂縫，機床廠的全體職工響應上級的號召都到大壩上去抗震救災，傳遞加固大壩的沙包。當時我們都很無知，隻知道大壩隨時都有決堤的危險，卻不知道如果大壩決堤，壩上的每個人生還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徐師傅的水性非常好，自稱可以在水庫裏連續遊幾個小時。他不顧周圍人投來的狐疑目光，固執地在我的腰上係了一根粗繩子，把我和他拴在了一起。徐師傅反複叮囑我一定要緊緊地跟著他，他相信即使大壩決堤，他也可以救我一命。慶幸的是大壩最終沒有決堤，我們都平安地活了下來。
還有一件事，徐師傅更是令我終生難忘。在一次刮研過程中，吊起胎具的四根繩子中有一根突然掙脫開了。懸掛在半空中的胎具立刻向一側傾斜，眼看就要墜落下來。當時剛好我站在距離脫落點最近的位置，就在那千鈞一發之際，徐師傅一個箭步衝上前，赤手空拳緊緊地抓住繩索用力向外一推。沉重的胎具咣啷一聲落在距離我的腳不足半尺的地方，徐師傅順手又把我拽到了他的身後。鮮血從徐師傅的手上湧了出來，他卻像是個英雄似的先問我是否受傷。
徐師傅確實是一個錚錚鐵骨的漢子，他為人仗義，心裏充滿了陽光。就是脾氣不大好，既急躁又倔強，平日裏他時常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大發雷霆，不過徐師傅對我始終都沒有發過脾氣。
離開密雲回到北京時，徐師傅親手做了一個畫線用的圓規，一個樣衝兒和一個榔頭送給我。手工製作這三樣東西是鉗工基本功考核的內容，需要經過劃線，鏨，鋸，砂輪打磨等幾道工序，最後用銼刀一點點地製成。徐師傅的基本功練的很好，大家公認如果考核的話，他肯定可以達到六級以上的水平。
模具車間的技術人員中有一對夫妻，兩口子都姓李。男的是西安交大畢業的大學生的工程師，女的是中專畢業的工藝員。李工瘦瘦小小的身高不足160公分，但他卻深受工人們的尊重和愛戴，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李工不僅對每一道工序都了如指掌，而且還能熟練地操作車間裏的所有機床，獨立完成各個工種的工作。
可惜天妒良才，一天深夜李工因突發腦疝猝然離世了，時年不足四十歲。我記得白天李工曾到鉗工班來過，臨走時他說有點兒頭疼。沒想到竟然是永別，他拋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兒，也拋下了摯愛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研究所分配到三個上大學的名額。按照當時的高等院校招生政策，研究所采用了推薦保送的方法，通過無記名投票選拔候選人。投票的結果顯示我排在第二名，就在大家都公認我會毫無懸念地成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的時候，所裏竟然以工作需要取消了我的資格。所長親自找我談話，冠冕堂皇地奉勸我要安心工作，務必要打消上大學的念頭。
大概是為了自圓其說，幾個月以後尚未出師的我被提前調回所，安排在實驗室工作。薑師傅成了我在學徒期間的最後一個師傅，他是從一間工人技術學校調過來的五級鉗工。薑師傅大約四十來歲，瘦瘦的中等身材，言談舉止中散發著上海人的精明。
七十年代中晚期，文化生活枯燥，業餘時間一般的老百姓都糗在家裏無處可去。薑師傅卻神通廣大，可以弄到各種文藝活動的票，還有市場上緊俏的排骨，肘子和其他的副食品。薑師傅每天都早來晚走，利用各種機會上下疏通關係。薑師傅也曾主動送給我幾張內部電影票，帶著親朋好友去看過兩部當時未公開上映的片子。
我跟著薑師傅學習研製用於電影錄音車上的磁頭，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把一些國外儀器上的舊磁頭拆下來，測量出磁芯的尺寸，畫成圖紙然後自己加工仿製，纏上同樣匝數的線圈，再把磁嘴研磨光滑。研製好的磁頭主要是安裝到國產的機器上使用，也曾用來替換報廢的進口磁頭。由於沒有全套的儀器和設備，薑師傅曾帶著我到外單位去處理材料。他的人際關係很廣，無論到哪兒都像老熟人似的，彼此關照互通有無。
我們的工作量很小，經常沒有什麽活兒。閑暇時薑師傅喜歡打開封存的老電影歌曲悄悄地欣賞，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王玉珍唱的洪湖赤衛隊插曲。我喜歡翻出文革前保存的英文資料來閱讀，似懂非懂的頗具挑戰性。
本來我們兩個人的工作量就已經很不飽滿了，可是所裏卻又給增添兩個人。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實驗室，四個人擠在一起令我感到了不小的壓力，仿佛自己隨時都可能會被擠出去似的。
薑師傅私下說這兩個新來的人，後門一個更比一個強硬，他不得不照單全收。薑師傅還披露，他和所裏絕大部分職工，也都是通過各種關係調進來。而通過正常渠道招進來的，其實隻有我們十六個機加工學徒工。
薑師傅曾經把我送到一家機械廠，讓我跟著他以前的徒弟小毛師傅實習過幾天。小毛是七〇屆初中畢業生，隻比我年長一兩歲。有一次我和薑師傅外出辦事路過街邊的一個小院時，他突然說要順便去探望正在家歇病假的小毛。薑師傅一邊說一邊掏出鑰匙，打開了小院的門徑自走了進去。後來薑師傅解釋說小毛的父母離婚後又都再婚，丟下她獨自住在小院裏無人照顧，他把小毛當成是自己的女兒。
然而沒等薑師傅的話音飄遠，一天小毛就帶著兩個男人怒氣衝衝地闖進了實驗室。其中一個是小毛的親哥哥，另外一個是她新交的男朋友。他們以賠償小毛的青春損失為由，要挾薑師傅出一大筆錢。具體的細節不大清楚，顯然是雙方沒有達成交易，幾天以後薑師傅就被公安局拘留了。
事發之前所裏的很多人都和薑師傅交往密切，大家都說他是模範黨員和先進工作者，甚至有的人還和他稱兄道弟。可是薑師傅被公安局拘留的消息一經傳出，他精心打造的關係網頃刻之間就破碎了。落井下石的人也冒出來了，爭先恐後地把更髒的汙水潑到薑師傅身上。
其中表現最為拙劣的是時任研究室黨小組組長的小朱，以前他常來找薑師傅虛心征求意見。每次到實驗室來，他都念念不忘叮囑我要好好向薑師傅學習，不僅學技術，也要學思想學品德。事發之後，小朱竟然在會上第一個跳出來說他早就看出來薑師傅不是好東西，點著名要我給他作證，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甚至還要我主動檢舉揭發薑師傅。
小朱的厚顏無恥令我有點兒義憤填膺，忍不住當場反駁了他。我沒有給他作證，也不會無中生有地揭發檢舉薑師傅。不是想要包庇薑師傅，而是他的問題確實與我們的工作無關。
因為沒有敲詐到錢，沒過多久小毛的男朋友就棄她而去了。小毛感到心灰意懶，托人傳話給薑師傅如果他肯離婚，她就嫁給他。既然原告偃旗息鼓了，公安局也就把薑師傅釋放出來交給單位處理。
薑師傅出事後，實驗室調進來一位姓萬的工程師擔任領導。依舊是四個人擠在一起，大家假裝忙忙碌碌地做著一兩人就足以完成的工作。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年的學徒生涯結束了。我晉升為一級鉗工，每月工資三十四元。三個月之後，我參加了高考。在等待錄取通知期間，我主動要求又去了工地。不是篤定自己榜上有名，而是感覺自己在實驗室有點兒多餘。
在工地見到了正在接受勞動改造的薑師傅，大家都遠遠地躲著他，讓他一個人幹最髒最累的活兒。一天薑師傅冷不丁地湊過來說了一句，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學。沒容我反應過來，他就迅速地走開了，生怕被人看到。憑心而論薑師傅對我挺好的，也從未有過非分之舉。後來薑師傅悄悄地離開了研究所，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一九七八年二月中下旬，我在單位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幾天後我離開了研究所，放棄了一級鉗工的待遇。三月三日做為物理係的新生，我又開始了學徒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