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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十多年前,那時我還在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上班,有一次朋友組飯局,在中國新聞社附近一飯店,我記得那天有新華社記者王軍,他的《城記》當時就火得一塌糊塗,還有就是今天的主角陳徒手先生。陳先生那時已名滿京華,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時洛陽紙貴。
今天編發這個文章,再次想到那次相聚。此前,本號也推薦過陳先生這套書,但幾次斷貨,今天又上架了,非常開心,自己下單買了十套。一來,怕再次斷貨,二來,作者親筆簽名版非常難得,有收藏價值,三來,還怕這書不讓再印了。
目前自購的十套是這樣打算,三套自己留著,另外七套分寄上海、南京、還有深圳的朋友。這套書獨特就獨特在用“檔案”說話,而且是當事人自己的檔案,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靈魂切片。
陳徒手在北京檔案館手抄了幾十萬字檔案,把真相展現給世人。這些檔案,有的人恨不得永遠埋起來,這時,陳徒手就像一個“盜墓者”。
挖出來的值錢貨攢了好幾年,放進《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兩部作品中,寫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
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陳徒手在中國作協檔案室用紙筆抄錄了幾十萬字的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還有作家來信、交代、檢查。每搞運動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國作協開了二十多次大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會上常常狀況不斷,有人罵,有人哭,有人鬧。
一次會議,天津女作家柳溪當眾揭發陳企霞,指認陳曾和自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床笫之間的細節也一一抖落。全場愕然。
陳徒手抄到這份會議記錄,大感震撼:“這大概是最殘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當著麵爭得你死我活,拿最惡心的事情來治你。”
為了整陳企霞,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專程去天津動員柳溪來現場。陳企霞任《文藝報》主編,原本“很神氣、很堅持的一個人”,一下垮掉了。
陳徒手總結:“反右是一個戰役套著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著另一個人,好像都有安排。”
先反丁玲,再是馮雪峰,回頭再鬥丁玲。最後開會表決是否開除丁玲黨籍,丁玲自己也舉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檔案材料不及他抄錄總數的一半,絕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開始,陳徒手“轉移”到北京檔案館開抄,紙筆漸漸由電腦取代。《故國人民有所思》裏涉及的全部史料就來自這些檔案,“沒有隨意的想象,隨意的擴充”。
評論家解璽璋評價:陳徒手的當代知識分子研究,始終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檔案,無一字無來曆。
1961年出生的陳徒手自稱“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讀書的時間極少,上午上幾節課,下午全體上街看大字報。大字報都是爬梯子上去貼,貼得很高,紅紙上抄著鬥大的黑字,他仰頭來看,時間一久,紅紙在陽光底下,變作漆黑的一團。
每天早上,老師從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個,要求複述。陳徒手被抽中過,大字報上說的不能全懂,隻知道是鬥這個鬥那個,他一字一句學舌:書記廖誌高搞修正主義。
後來,大字報上的鬥爭和“運動”,變成了活生生的經曆。1986年陳徒手從致公黨中央調至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發現“雖然撥亂反正很多年,作協還是很複雜,一直沒有太平”。
1987年1月,黨號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協也不斷開展學習和運動。每次開理事會,左右兩派爭相發言,攻擊對方觀點是自由化,火藥味十足。
一次文代會,陳徒手做記錄,王蒙說:這裏有問題,你們不要動不動給中央報警。“可見當時有人沒完沒了地告狀。”陳徒手回憶。
這年冬天,作協召開青年創作會議,會場設在當時西郊的金豐賓館。白天講文學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晚上放外國電影。會連續開了八九天,外麵下著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協整頓,書記、副書記免職,黨組成員全部撤換,七十多歲的劉白羽重返作協,擔任《人民文學》主編。
1950年代“人人過關”的局麵又出現了,風波過後,作協工作停擺,工作人員每天隻好下棋打牌。陳徒手的辦公室旁邊就是檔案室,從幹校運回的檔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牆角。
檔案室同事找他去幫忙,整理完,他就把檔案帶回家去抄。這些“保密”的機關檔案,陳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離開作協。
2003年前後,陳徒手和楊奎鬆都常在北京檔案館查檔。
檔案管理不規範,查檔需要一點“人品”。陳徒手采訪完汪曾祺的兒子汪朗,還缺單位這邊的說法,想去北京京劇團找人事檔案來看。這天京劇團剛好有老同誌去世,領導們都去料理後事,隻留下兩個小姑娘,聽說要采訪,很高興,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繩捆著破破爛爛的一堆東西,上麵用毛筆寫了“汪曾祺”三字,裏麵的紙張質量不好,規格也不一,有簿冊,也有稿紙,有時還用複寫紙一式三份,陳徒手如獲至寶。
抄上以後,檔案處處長無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幾萬字,陳徒手抄了兩三回,隻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後寫的檢查等材料,都是從未公布過的全新材料。事後在陳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劇團索要檔案,以防銷毀,卻遭到檔案處的拒絕:家屬是不能看的。
檔案分類沒有係統性,往往還文不對題,光看檔案目錄,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內容。
陳徒手有一陣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曆屆北京市人大的發言,根據目錄,什麽也沒查到。檔案館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會議發言稿,釘成厚厚一本,陳徒手隻好從頭至尾翻閱,最後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發言。
陳徒手讀了市麵上幾乎所有梁思成的傳記,編排得好看,賣得也好,但是“抄來抄去,沒有新意”,最後強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後如何跟隨社會主義道路”。陳徒手在檔案和口述中發現梁思成的另外一麵,則從未展現在世人麵前。
“反右”時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狽,到後來,他也開始批別人。他在鬥錢偉長的會議上言辭激烈:“用我們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醬”。“打成肉醬”是“反右”時期工農兵的常用語之一。
不久前,王克明給陳徒手寫郵件,他看了《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的馮友蘭一章,覺得“比較中肯”。馮友蘭是王克明的遠房姨夫。資先生向陳徒手轉告了馮友蘭女兒馮鍾璞類似的看法,“馮鍾璞向來眼光很高,看不中別人的文章。”
陳徒手對馮友蘭的評價是:“他的經曆有標本性質,他一直在鬥爭,又一直遊離,關鍵時候他能收縮,永遠是喘口氣又活過來了。”
他這樣理解馮友蘭晚年參加“梁效寫作組”:“就是給人家改寫古文注釋,並不是多大罪惡,結果被人說得那麽惡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會本能地規避危險。“‘右派’吳祖光挨鬥,老舍會上也頻繁發言附和。但私下他對吳祖光又很關照,吳祖光後來去北大荒勞改,老舍買一些吳祖光的畫回來,送給吳的夫人新鳳霞,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他們的關心。後來吳祖光寫文章,還感慨老舍先生做人還是挺好的。”陳徒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64年文化界整風,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紅色恐怖,那一個月特別厲害。但其實之後,整個形勢就緩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殺的話,就能扛下去了。”陳徒手對老舍自殺的理解是:“他沒吃過什麽苦,突然間這樣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們,主要是時代很荒誕。”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集體萎縮,陳徒手想展示的卻還是他們美好和善良的一麵。
“像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全是憑著對國家的尊重感寫的。他研究絲綢,一件件過手,那本書才有這麽厚重的感覺。這種職業感我很敬重。還有老舍先生,話劇一部部寫,寫完演幾場,大躍進一過,這個戲也就過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種寫作熱情,那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新時代非常昂揚的熱情。”
陳徒手常自問:換作我,會怎麽樣?“也許我還不如他們,假如不粉碎‘四人幫’,不改革開放,我們接下去都會是這個命運。”
“一定要保自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難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當然,在那種環境中,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這次不髒,下次就要髒,誰都沒有幹幹淨淨的。”陳徒手說。
真相如火,傳播真相者如普羅米修斯。陳徒手這位“盜火者”,幾十年如一日在檔案中挖掘真相,把曆史的灰暗麵平鋪給人看。他說,“知識分子有個天職,就是說話,不論用嘴還是用筆,若一聲不吭,是失職;若作假,是瀆職。”
為此,曹教授聯合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陳徒手老師親筆簽名作品:《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兩部深入解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運用了海量的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
其實,陳徒手老師根據幾十年積累的資料所寫出來的著作還有好幾本,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這兩本。《故國人民有所思》的出版還頗多波折,屬於“漏網之魚”,最終能與讀者見麵,實屬不易。
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故國人民有所思》有邵燕祥所寫的序言,內容是對中國當代曆史的深刻剖析,警示性很強,有幾分敏感。編輯問我是否要做技術處理,我認為燕祥先生對作品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故一字未動。
陳徒手老師親筆簽名作品,數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感興趣的書友可識別下圖二維碼,搶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