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巍·
胡耀邦，一個塵封多年的名字忽然被人們想起，於是回憶、紀念的文字滿天飛。官方說“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老臣們說他“高風亮節”，民間則說他是“民主改革的先驅”。中國很久以來沒有出現這樣官民一致、“生動活潑”的局麵了。四海之內，萬眾擁戴，我們的神壇上沉寂了多時，現在終於又有了一位新的神聖。
現在紀念的高潮已過，報刊和網絡上的紀念文字已寥若晨星。這篇《也憶胡耀邦》，可能有點另類，不指望入選《人民心中的胡耀邦》那樣的紀念文集。但要對曆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隻重複人們說過的那些話可能是不夠的。
成百萬、千萬的人們紀念胡耀邦，首先是因為他主持平反了３００多萬件冤假錯案。這其中就有本人反革命一案。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本人犯了現行反革命罪，被判重刑，打入大牢，雖經多次“翻案”，卻都碰得頭破血流。還是鄧小平重新上台，胡耀邦當了組織部長，我才活著走出了監獄大門。接著是平反大會，恢複黨籍，補發工資，送療養院療養，給親友同事們消除影響……真是想不感激涕零也難。
可惜腦袋後邊長了“反骨”，“重見天日”了沒多久，竟然狗咬呂洞賓。鄧小平，給我平反的這位大恩人，我卻越看越不是個東西。為了要一個官位給毛澤東寫信求饒，毛澤東死了再給華國鋒寫信表忠，毫無氣節或說原則可言。自己靠邊站的文革就“徹底否定”，以自己為頭號打手的反右則隻是“擴大化”。剛剛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取消以階級鬥爭為綱，卻馬上拋出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還猙獰可怖的“四項基本原則”。一邊煞有其事地反別人的個人崇拜，一麵卻把自己打扮成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新舵手。嘴裏說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可是軍委主席的交椅還未坐暖就下令，窮全國之力征伐越南，２８天戰爭讓８萬多精壯子弟拋屍異域。讓這樣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小人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我們這個國家的前途實在堪憂。
鐵窗鐐銬沒能關閉思考，平反昭雪也不能換取愚忠。我不能沉默。一紙奏本上書“耀邦同誌”，把個鄧副主席罵了個狗血噴頭，提醒他我們這個國家再不能搞宮廷政變了。之所以要把信寄給胡耀邦，除了因為他是我們新上任的總書記之外，也如現今許多紀念文章說的那樣，他的凜然正氣，民主作風，使他贏得了本人的信任。
可是令人費解的事發生了，這封信竟然轉到了公安機關！
其後的節目自不必細說，不過還是手銬腳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判刑入獄那一套。老戲碼重演，和“粉碎四人幫”之前根本就是一個劇本。唯一的區別是這次有了具體的罪名，第１０２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總書記被我“煽動”了？受寵若驚。
不過還是有點納悶：“惡毒攻擊”主席不是都不算反革命了嗎，怎麽罵幾句副主席卻成反革命了？入監隊裏流行一個說法：“是虎也得臥著，是龍也得盤著。”納悶歸納悶，刑期還得一天一天打。
刑滿出獄後許多好心人對我說，那封信也許不是胡耀邦本人轉給公安部的，它也許根本到不了胡耀邦手裏。說心裏話，我也一直假定甚至希望這封信不是胡耀邦轉給公安部的。這樣至少在我心裏還可以保留一點借口不致使我對共產黨僅存的最後一絲信任受到侮辱。
我當然無法核實我的信是否被胡耀邦親自轉給了公安部，但還是有些佐證可以幫助判斷。
且看胡耀邦身邊的人和權威的專家是怎麽說的。
當年胡耀邦的老部下，如今的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他作風民主，把‘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作為座右銘，並身體力行。要求凡是來找他談問題的幹部或者給他的來信，任何人不要推擋和阻攔；不管是老幹部、新幹部本人或家屬子女來部裏反映問題，都要滿腔熱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誌來京談問題或治病，一定要負責安排好住宿和生活，並為他們提供方便。在他擔任中組部長短短一年的時間裏，親自接待和批處的人民來訪和來信就有幾百人次。許多幹部群眾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激動地說：‘到中組部來，感覺像當年從戰火紛飛的前線回到延安中央組織部一樣，黨員幹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現居美國的蘇紹智：“胡耀邦一到組織部就召開了全部工作人員大會並向大家提出要求：‘今後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誌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麵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誌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獨立史學家戴煌：“（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耀邦召開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員大會，動情地講了許多話。他首先說到‘積案如山，步履維艱’，要求大家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把黨的組織部門恢複成‘黨員之家’和‘幹部之家’。他還說：‘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誌來找我，我都要和他們見麵談話，請任何人不要阻攔；凡是信封上寫有“胡耀邦”三個字的來信，都請及時送給我，如沒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誌不要主動代勞處理，更不能扣壓。’”
一年親自處理幾百件來信來訪的胡耀邦會讓他人“代勞”處理一封反映鄧小平問題的來信嗎？就算是林牧恐怕也不敢不經胡耀邦過目就把信轉給公安部吧。
我能想出安慰自己的最後一個借口是，希望胡耀邦當上了中央總書記以後就“養尊處優，做官當老爺”，不再親自過問普通人的來信來訪了。令人失望的是，浩如煙海的回憶紀念文章沒有一篇是這樣說的。
其實，我的信是不是胡耀邦親自轉給了公安部並不重要。一個人由於給黨中央負責人寫信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這件事發生在胡耀邦任總書記的時代，就足夠說明問題了。
剩下的問題隻是，這樣的事件是孤立的個案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
頭一次當反革命進監獄，我所在的小隊全是由反革命犯組成。我們那個大隊共有１１個小隊，其中就有３個小隊象我們小隊一樣全是反革命。其他小隊雖然不全是，但也有不少是反革命犯。
第二次當反革命進勞改隊，情況大不相同。我所在的四大隊有７個小隊，竟然連一個反革命小隊都沒有。全大隊隻有５個反革命犯，散編在不同的小隊裏。前朝的反革命已經一個也不見了，包括本人在內的這５個人則全是鄧小平、胡耀邦治下，根據７９年出爐的刑法判的反革命犯。本人據此在《且慢“走趙紫陽的路”》一文中估算，當時全國關押的反革命犯當在１.８萬—２.６萬人之譜。
這個數字在當時１０億人口的中國所占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要放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國際社會來看，一個國家還關押著上萬名政治犯，恐怕也是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荒唐。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被宣稱為“建國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
這是一個被人們善意遺忘了的群體。因為，我們這批人當中沒有元帥，沒有將軍，沒有部長，沒有省委書記，更沒有國家主席。至於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雖然聲名顯赫，但似乎國人皆曰可殺，判他們反革命也就無傷大雅。我們成千上萬的反革命犯都是普通的人。我們能推出的最響亮的人物不過是個電工。任琬町、傅申奇也許還有一點知名度。至於王榮清、馬文都、孫維邦、張京生、劉京生、陳西、廖雙元、盧勇祥、黃燕明、劉念春、王明、楊勤恒、範一平、陳增祥、羅孚、李光詒又有幾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呢？而像我們四大隊以反革命罪關押的這這五個人，恐怕就隻有他們的家屬和審判員知道了。這給人一個錯覺，似乎除了王張江姚再也沒有反革命了。
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造成了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官方精心設計的宣傳，使人們在冤假錯案和四人幫之間不經意地建立起了某種聯係，善良的人們相信冤假錯案是四人幫時期特有的現象。特別是７９年刑法、刑事訴訟法出台後，中國被說成從此走上了法製軌道，中國人普遍信以為真。可以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現在依法辦事，政府不會冤枉一個好人”，“這不是四人幫那時候了，說誰是反革命誰就是反革命”。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人們漠視我們這個龐大的群體存在也就不是沒有緣由的了。
我可以大膽地斷言，粉碎四人幫以後判的反革命犯全部都是冤假錯案，無一例外。
人們隻聽說四人幫搞的冤假錯案多麽荒誕無稽，可是你知道畫一張諷刺鄧小平的漫畫也可以判刑，說一個“什麽都長（指物價），就是鄧小平的個子不長”這樣的牢騷話也可以成為反革命嗎？這就是鄧小平胡耀邦時代的傑作。
鄧小平、胡耀邦在平反３００萬件冤假錯案的同時，卻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裏，製造出一兩萬件反革命案，說明他們在製造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方麵，一點也不比他們的對手遜色。
鄧小平搞的平反，首先是為了給自己平反。試想要是不給劉少奇徹底平反，不給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他鄧小平的案子能徹底翻過來嗎？經過十年文革，鄧小平在公眾中已經被徹底汙名化，黨政軍權利係統也早被“文革派”控製，他要奪取國家最高權力就必須建立自己的統治基礎。平反冤假錯案，讓老幹部重回領導崗位，使他獲得了聲望，也給他提供了必要的幹部支持。這次大規模的平反完全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千萬不要相信什麽“撥亂反正”，“實事求是”那一套騙人的鬼話。
一旦他們掌握了國家的鎮壓機器，就絕對不允許有任何的挑戰。
鄧小平這個參與製造了後來被他和胡耀邦平反的大量冤假錯案的混世魔王，更把共產黨的凶殘本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竟發展到用坦克、機關槍屠殺成百上千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百姓。直到現在中國仍保有一項無可匹敵的世界紀錄，就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莫須有的罪名判刑關押的政治犯數量。各國的政治家和學者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麽全世界“顛覆”和“煽動”的罪犯都集中到了中國。在美國，半個世紀以來沒有一例“顛覆國家政權”的案子發生，在中國卻連半個月都不到就會傳出有人被以“顛覆”、“煽動”罪名拘禁，逮捕，判刑或勞教的消息。
我的另一個斷言是，如果以７９年劃界，後三十年累積判刑關押（包括勞教）的政治犯，絕不比前三十年少。其間各種駭人聽聞的人間悲劇也比前三十年的更令人毛骨悚然。人們都傳說周興、來俊臣以降，至中統、軍統、複興社、藍衣社、渣滓洞、白公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這些鬼蜮魔窟裏發生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可是他們要和現代共產黨人比起來那可就小巫見大巫了，至少他們還沒學會為了取樂把女犯扒光衣服扔進男犯堆裏強奸或把電警棍捅進女犯的下體。
共產黨政權就是一架高度自動化的冤案製造機。不管多麽開明的人主政，冤案都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這是因為它代表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實行統治，不具合法性，必須依靠鎮壓維持。隻要共產黨專政不廢除，不曾，也永遠不可能出現一位不製造冤案的領導者。胡耀邦不例其外。
胡耀邦在平反以黨內老幹部為主體的冤假錯案方麵顯示出的魄力並沒有表現在他主政的時代的政治寬容。有人說胡耀邦有一種“偉大的容忍”，這不甚貼切，應改作“有限的容忍”。一個粗俗直白的表述是，罵毛澤東他可以容忍，罵鄧小平他絕對不容忍。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當胡耀邦開完了那個黨章、憲法沒有賦予任何權力，但卻迫使他辭去總書記職務的“民主生活會”，走出房間，坐在門前的台階上，止不住潸然淚下的時候，他是否還能記起有一個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曾提醒他，中國再不能搞“宮廷政變”了？他是否還能記起，那個人曾提醒他鄧小平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