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饑餓年代的記憶
1956-1959三年間，我奉派在國外工作，所以“鳴放”、“反右”、“大躍進”都躲過了。隻是1959年回國後趕上承受“大躍進”的後果，通常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如今回憶起來最突出的竟是一個“餓”字，與“吃”有關的故事、軼事源源不斷湧現出來。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我在維也納，隨中國代表常駐“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蘇聯領導下的 一個國際組織），隻從定期收到的《人民日報》上得知國內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間互傳國內來信中描述的神奇數字和預期的遠景，以及工、農、兵、學、機關幹部全體動員大煉鋼鐵、除四害、搞“超聲波”試驗等，令我們興奮不已。
我覺得身在萬裏外，不能親曆其盛，實在遺憾。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國人宣傳“大躍進”的成績。在這段時期一切對外活動中，中國人隻要發言，都宣傳“大躍進”。外國人如果對此有質疑，一律認為“不友好”。記得那一年有一次國際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在發言中當然也是大段宣傳“大躍進”，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一位長期在美國的老革命領導在審閱英文稿時說：英國已經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標太低了。但因為這是上麵定的口號，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說明當時全民頭腦發熱的情況，連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到1959年夏，就陸續傳來國內供應緊張的消息，而且急劇惡化，特別是基本食品供應發生問題，開始削減每月糧食定量。
我們對“自然災害”之說當然毫不懷疑，隻感到國內物資匱乏，而我們還在國外“養尊處優”，都於心不安，十分內疚。於是我和愛人陳樂民以及另一位年輕同事一再向領導提出申請，要求調回國內“與全民共甘苦”，並經受艱苦的“考驗”。對於我們這種和平年代才參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沒有經過艱苦鬥爭的考驗是經常被敲打的弱點，也是自己的一塊心病。所以有了“艱苦”的機會，不問情由都不肯放過。
1959年8月我和陳樂民果然奉調回國，倒不是領導同意我們與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蘇關係惡化，國內對這個和平機構的方針有所改變，準備逐步撤出。我們回國興奮勁頭過去之後，開始感到物資匱乏的現實，首先是每人登記糧食定量，按月領糧票。我們都自覺把糧食定量按低標準上報，我一向飯量較小，以為一個月二十多斤糧食足夠了，還沒有意識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沒有的情況下，飯量會大得自己都吃驚。機關食堂每人限買半個菜。用不了多久就明顯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湯寡水。早餐偶爾有雞蛋賣，每人限一個，稍晚就輪不到了，再後來雞蛋就絕跡了。剛回國時我還有一次尷尬的經曆：我們夫婦二人與朋友夫婦相約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館去“打牙祭”。飯後我搶著付賬，卻不意那價錢高出我出國前許多倍，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阮囊羞澀。朋友笑笑說還是我來吧！經他解釋才知道那是當時的一項特殊政策，開一些高價飯館，在特定的商店賣一些高價糕點，以便貨幣回籠。以我們當時的工資，那種高價餐館當然是很難問津的。
再往後，匱乏的形勢日益嚴重。偏巧我開始懷孕。應該說，我從未有過一般孕婦的反應——嘔吐、挑食，等等。我對懷孕的記憶隻有饑餓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饞”。平時那種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膩、怕膻氣啦，種種嬌氣一掃而光，可以說見“油”開眼。我自工作以後一直住集體宿舍，吃機關食堂，婚後依然如此，不過兩人在集體宿舍樓中分到一間房而已，其他仍與單身漢一樣，是集體戶口，全部糧票、油票都交到食堂。這樣就更加沒有絲毫自主的機動性。家中連麵包屑的儲備都沒有，一旦錯過了食堂開飯時間，就隻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獨立安家自己開夥的同事就靈活一些，各顯神通做一些調劑。有一段時候還有人在家門前試著養雞，居然真的有了雞蛋。有一個冬天，我與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單位去開會，回來晚了，食堂早已關門。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謂饑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時有家的都住在機關大院後麵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養了雞，給我們端出來熱氣騰騰的二米粥和烙餅攤雞蛋。我簡直覺得美味無比，吃罷周身暖和。此一飯終身難忘。在那種食物極端匱乏的情況下，這樣待客實屬慷慨。於是我在一段時期內逢人便說C君家有賢妻，真是福氣。以至於一位女同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可別老這樣說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賢妻”！稍後，在機關大院中個人養雞也不允許了。
我的女兒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餓進入高潮。當時“孩子他爸”正在農村下放勞動（長期在國外工作的人回來都需要下去鍛煉，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況，也會下去的）。我們都認為這是寶貴的鍛煉機會，決不想要他為我生產而請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後盾，在家坐月子。他們幾個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據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額集中存起來做好準備。但是肉票是過月作廢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買得到肉。家裏的老保姆為此費盡心機，在算準的預產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隊買了一支蹄燉湯。偏偏我實際生產的日子比預產期晚了十多天，那時又沒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淚，隻有每天煮一開，保證它不變質，到我產後吃到時已經隻剩湯了。反正“肉爛在鍋裏”，並未損失，營養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於產婦最需要的雞蛋，靠全家的配額也是不夠的。母親托一位親戚從農村弄來一籃雞蛋。那時報上正在大力批判農村自由市場，說是“挖社會主義牆角”雲雲。我就認定那雞蛋一定是從自由市場來的，拿出“恥食周粟”的精神，堅決拒吃，真乃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誠心誠意，即使外人無從知曉，也要“慎獨”。事實上，我還是享受了某種特殊條件的，因為父親的級別屬於“糖豆幹部”，有一些特殊供應，盡管有限。父母的年齡超過六十歲，可以訂到牛奶。我產假沒有滿就被單位一個電話召回，隨代表團出國，孩子完全丟給家裏靠牛奶喂養。她之能夠健康成長，我也沒有因產後營養不良而落下後遺症，都是仰賴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儉用的支持和精心護理。關於孩子的名字也與當時的背景有關。人們以為像我們這樣的家庭總會起一個有點書香氣的名字。至今還有人問，女兒“陳豐”的名字有何出處。實際上就和饑荒有關。
陳樂民在農村與貧下中農同勞動、同挨餓（口糧每天隻有不到半斤的沒有去皮的“毛糧”），熱情的老鄉聽說他添了孩子，紛紛給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滿倉”或“滿屯”，這代表了最樸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寫信來建議以“滿倉”為參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結果就用了一個“豐”字，取盼豐收之意，所以後來我們常常和女兒開玩笑，說她差點叫“陳滿倉”。由於我從事的是“涉外”工作，供應再差，對外總還要撐麵子，所以外賓的夥食標準，特別是招待會，還是頗為豐盛的。於是就發生有趣的現象：過去我們為外賓舉行招待會，邀請中方高級人士作陪，發出請柬後，人往往到不了幾成，因為他們都很忙。而在“困難”期間，隻要有酒會、宴會，那些忙人、要人有請必到，十分踴躍。在那種冷餐會上，服務員端著盤子走過來，大家一擁而上，頃刻間杯盤一掃而光。
有一次周總理在場，我親眼見他不動聲色地走過來，輕聲對一些高級幹部說：“注意點吃相！”
我們接待外賓往往需要請一些單位的負責人或專家來同外賓座談，講解有關國情和政策。某單位有位負責人，專業水平高，情況熟悉，口才又好，還懂外文，每次談話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滿意，所以在我們單位組織座談的名單中他總是首選。但他是大忙人，平時特別難請。但就在那段時期，卻一點架子沒有了，有請必來。他煙癮很大，接待外賓除茶水外必擺香煙，而且一定是好煙，有時還有點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衝著那中華煙而來的。他不但在談話中不斷地抽，等送走外賓後，桌上剩下的都放進口袋。不僅他一人如此，外賓離去後香煙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開的慣例，總務部門都視中方來什麽人而有所準備。臨時出國的人員，按規定在國外期間發少量的零用錢，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湊足十幾法郎。過去，人們大多買一些有當地特色的小工藝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國人員無論級別高低，都不約而同用那點零用錢購買食品帶回國，也有買維生素和其他補品的。還有人，買了黃油放在箱子裏，回來化了，衣物都被油汙。女兒三個月大時，我隨一個規格很高的黨政代表團訪問越南，主人發零用錢並陪我們到“友誼商店”購物，我買了白糖，結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國寫檢討。那時還沒有明令禁止出國購買食物，後來（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國人員在外購買食品日益成風。盡管對外封鎖甚嚴，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國際上對我國經濟情況也議論紛紛。於是上頭傳達了一道命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食物回國，以免損害國家形象、“授人以柄”。從那之後，這就成為紀律，事關反帝反修大業，如還有人犯規，客觀上就是為敵人反華宣傳服務了。此之謂餓死事小，麵子事大。
大約是1963年春，我被借調到全國婦聯，隨婦女代表團出國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此時中蘇關係已經相當緊張，爭論已經公開化，此類國際會議早已成為中蘇代表吵架的場所，其他國家代表一部分追隨蘇聯，一部分追隨中國，多數中立，看熱鬧。無論是工（會）、青、婦、和平會議，內容都大同小異，爭吵的議題在同一個時間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視當時中蘇兩黨談判的情況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國前召開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會議，由團領導交代方針、精神。團長講完“寸步不讓，堅決鬥爭”等精神後，做了一項特別交代：大家要注意儀表，臉上化化妝，免得在各國花枝招展的婦女群中顯得“麵有菜色”，人家更要說我們是餓的！那是“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年代，但為外交鬥爭需要，為了國家體麵，不妨愛一次“紅妝”。事實上，那時我和不少同事已經得了浮腫。有一段時期每天早晨醒來感到睜不開眼睛，總覺得沒有從疲勞中恢複過來。後來就越來越明顯，臉上、腿上一按一個坑。我愛人陳樂民下放一年後回來更加嚴重，他本來很瘦，回來變成了大肚子。據說他在下麵有一次看水堤時因腿軟站不住滾到了水溝裏，幸虧被人看見及時救起，沒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間是最困難的時候。此時出現了兩點極不尋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許，甚至鼓勵有海外關係的人接受海外親友寄贈物品；二是不再強調全力以赴地工作，而號召“勞逸結合”，減輕工作負擔，必要時縮短工時以保存體力。前者與我無關，因為我沒有海外親友；後者也沒有惠及我，因為那段時期是中蘇關係最複雜多變之時，多反映在國際會議中，所以我所負擔的工作不但不能減，反而更重，照樣開夜車。不過按規定，晚上工作過十一點就有夜宵，大師傅端上熱湯麵或烙餅，是一大享受。甚至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個時候。
那段時期出國開會照常進行，我發現一個奇特的體驗：每到國外，兩三天後浮腫自然消減，有一種忽然神清氣爽的感覺。很明顯，就是吃了三天飽飯，而且有足夠的高蛋白補充。我在那段時間還有一項工作，就是中央領導接見外賓時被召去做翻譯，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國務院外辦，每有任務，由他們通知我所在的單位辦公室，辦公室隨即轉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覺了。當時廖承誌是外辦負責人，又主管我們單位的工作，我們參加國際和平會議的代表團經常是他主要負責，所以對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腫以後，我們單位領導就以此為例，並以我工作特殊為由，乘機向廖公呼籲，申請補助。剛好此時又發生陳樂民在工作中暈倒搶救之事。於是在廖公授意下，我們單位以我們夫婦健康惡化為例，打報告為本單位職工申請營養補助，由廖公特批若幹數量的牛奶。從那以後一個時期，每天上午十時，工間操時間，大家到一個地方去喝牛奶，魚貫而入。有人掌勺，從一大鍋熱氣騰騰的牛奶中每人發一碗。雖然供應人數不少，也不可能全體職工人人有份，名單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見必然有人感到不平。當時喝到的同事開玩笑說沾了我們兩人的光。
但是到“文革”開始，此事反過來成為本單位領導和我們本人的一條罪狀，特別是廖公靠邊站後，此事更成為批判內容。盡管有此照顧，我的健康還是嚴重透支，到1964年雖然形勢已經好轉，我卻積勞成疾，全麵垮台，大病一場，足足休養了兩年才恢複正常。此是後話。平心而論，相對說來我的處境還是比較優越的，可以說間接地享受了某種特權。在極端困難時期，城市居民處境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無論按級別分配的特權了。大批餓死人都在農村。所以與“反右”以知識分子為重點不同，“反右傾”時機關中批判的對象多為家在農村的幹部，因了解家鄉情況在機關中發牢騷而獲罪。我就曾親曆一次上級機關召開的批鬥“右傾機會主義”重點對象的大會，那是一位中層幹部（其級別足以看到內部文件），其罪狀就是回鄉一趟後，在辦公室“散布”家鄉饑荒的情況，表示對“大躍進”不滿，而且還泄露他看到的內部通報中的某些實情。多年後，我家先後請過兩名安徽保姆。她們都講述過家裏餓死人的情況。令人心酸的是，她們講述時非常平靜，沒有眼淚，沒有歎息，好像是在講別人的事。她們說，過去可以逃荒要飯，那時連要飯都沒處去，因為千村萬戶都一樣，沒有一戶是有存糧的。由於虛報浮誇，上麵催交的糧食數量極大，誰家藏一點糧食，村幹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個保姆家中最後一罐偷埋地下的糧食就是這樣被挖走的。比起當年農村的萬戶蕭瑟，我的《記餓》，真好像有點無病呻吟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