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那段曾經被遮蔽的曆史
2009-07-01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
塵封的曆史
1979年，46歲的朱玉調到原解放軍政治學院《徐向前傳》編寫組工作，分配給他的是寫徐帥在紅軍時期的經曆，其中包括川陝、長征及西路軍這段曆史。
“因為這段必然躲不開紅四方麵軍的很多敏感問題，比如張國燾‘密電問題’，‘逃跑問題’，所以這一段也最難寫。”朱玉教授對我回憶。這些紛繁複雜的問題中，還有一段塵封卻“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曆史，這便是“西路軍”問題。
西路軍，在中共黨史上幾乎成了“悲壯”的代名詞。1936年10月，以紅四方麵軍主力的2.18萬人西渡黃河，後被命名為“西路軍”。在僅150餘天時間裏，這支軍隊在河西走廊血戰到幾乎全軍覆沒。除400多人在陳雲、滕代遠接應下到達新疆外，7000多人陣亡，被俘遭虐殺活埋5600名，最後被營救陸續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輾轉回到家鄉。
徐向前（左）和李先念
“當時紅四方麵軍有4萬多將士，戰鬥力最強，而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從土地革命時期的血與火戰爭中殺出來的骨幹和子弟兵，占當時紅軍總數的2/5強。”朱玉教授說，“如果他們不被打垮，抗戰初期八路軍的編製便不止三個師，而是四個、五個師。”
1937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曾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結論成了未來若幹年來的主調。
一支公認的戰鬥力最強的部隊，究竟是怎麽消失的？這個問題久久縈繞在朱玉心頭。“我在研究資料過程中產生疑問：三個軍西渡黃河，如果是擅自執行張國燾的命令，那麽黨中央發現後，為什麽不下命令讓部隊返回？徐向前身經百戰，如果想建立獨立王國，為何不率軍直插新疆，反而在涼州一帶不進不退，待在這裏被動挨打？單單從軍事上講就不合邏輯。”
因為有為老帥寫傳記的便利，朱玉可以有機會查閱存在中央軍委檔案館的很多原始檔案。帶著諸多疑問的朱玉，開始有意識地將重點放在中央與紅四方麵軍往來的電報上。這時恰好有同事在做一方麵軍的研究，朱玉便尋機要求查看一方麵軍的檔案，“他們當然不知道我的目的”，朱玉微笑著回憶自己當年略帶“冒險”的行為。
那個冬天，整整三個月，朱玉在陰冷的檔案館裏一邊查，一邊寫，一邊流淚。一點點浮現出來的事實讓他震驚，又痛心不已：“我想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想想兩萬多名將士血戰到幾乎全軍覆沒，死後還要背‘黑鍋’，幸存者大多命運淒慘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我了解到真相時，我決定一定要將真實的情況告訴世人。”半個世紀以後，一段曾經諱莫如深的曆史，漸漸完整而清晰地呈現在後人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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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國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又名張浩）從莫斯科回到陝北，他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一條信息：他動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朱玉說。
“蘇聯有兩方麵考慮：一是出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他們承諾給予紅軍一定的武器裝備支援；另一方麵，在當時，它的東西方向分別麵臨德國和日本兩個法西斯國家。出於本國利益考慮，他們希望中國能盡量地拖住日本，不希望早日麵對兩國夾擊。所以也希望國、共兩黨能達成統一戰線，共同抵禦日本。”朱玉教授說，欲靠近蘇聯，當時紅軍可以選擇的地點有兩個：寧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目光拉回到70年前的中國西北，那時有一支特別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裏，學者楊奎鬆描述了這一時期張學良的思想動態——因之前與紅軍交手慘敗，張學良對紅軍心生畏懼，也對“剿匪”之事消極處之。“正當他（張學良）開始秘密與陝北紅軍接洽，尋求妥協辦法之際，意外發現南京方麵也在派人尋找中共進行談判，自然更加強了他要與紅軍妥協的決心。”
1936年1月下旬，張學良開始秘密與中共代表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此前，毛澤東曾電告李克農，可暗示張學良和王以哲，“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麵，肅清蔣係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
4月9日晚，根據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更秘密潛入東北軍控製的延安城，與張學良直接進行高層會談。雖然雙方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存有分歧，但已經建立起良好的溝通關係。另一方麵，“南京方麵這時卻取消了被紅軍殲滅的東北軍110、109師的番號，並拒絕張要求特恤兩位陣亡師長家屬各10萬元的要求，這不能不使張學良對國民黨心生厭惡，轉而開始向中共靠攏”。著名學者楊奎鬆分析。
到4月下旬，張學良的態度發生了更大變化，他明確對中共派駐在他身邊的聯絡員劉鼎表示：再等半年，隻要蘇聯方麵能接納他抗日的主張，願意援助，而蔣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蔣翻臉。
“張學良的態度顯然給中共一個很樂觀的估計。”朱玉教授說。1936年5月、6月期間，中共高層幾次開會探討西北局勢，漸漸形成了一個對西北局勢的戰略構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西北國防政府’，以蘭州做大本營，由張學良擔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同時，努力打通蘇聯，獲取國際援助，聯合西北各地方武力，與外蒙古、蘇聯結盟，形成西北大聯合的抗日局麵。”朱玉教授介紹。
“在這個計劃中，彭德懷率領的紅一方麵軍占領寧夏，紅四方麵軍則西出青海，威脅馬步芳家鄉，配合西北軍占領甘肅的河西走廊。二方麵軍則居中，策應東北軍控製蘭州以及甘肅全境。”雖然中共方麵緊鑼密鼓，力爭早日在西北發動，但張學良在中共堅持的“反蔣”立場上卻一直猶豫不決。同時，因為中共許諾的蘇聯援助尚不見蹤跡，一旦發動，十幾萬東北大軍的裝備、供應將何以為繼，張學良及其東北軍高層也心存疑慮，所以張學良方麵也一直未給予明確答複。
在張學良對西北局勢的考量中，“打通國際路線”或“打通蘇聯”的設想，顯然別具意義。所以7月24日，張學良與潘漢年商談時表示，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建立。
從某種意義上，“打通”行動的成功與否，將是決定“西北國防政府”能否如計劃發動的一個重要砝碼。所以，中共隨後將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打通蘇聯的問題上。由於張學良不願做“打通”的主力，隻能“隱蔽配合”，紅一方麵軍自身又軍力有限，故中共中央隻好寄希望於二、四方麵軍的北上。
“將紅軍兵力集中到這一區域，實際上也是中共在此局勢下做的兩手準備。”朱玉教授分析，“很顯然，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實力遠高於中共的紅軍。紅軍方麵隻有紅一方麵軍在這一帶，中央因而希望紅二、四方麵軍北上，一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二是相對集中，加強在未來與張學良聯盟中的地位。”
左至右：陳昌浩，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李特，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參謀長
左至右：李卓然，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政治部主任；王樹聲，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紅9軍軍長
左至右：董振堂，第5軍軍長；李聚奎，紅9軍參謀長
西渡黃河
“為了靠近蘇聯，剛剛經曆了張國燾南下碰壁風波之後的紅四方麵軍，接受了中央的主張，他們與紅二、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後準備北上。”朱玉教授說。
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與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聯合舉兵反對蔣介石，爆發了著名的“兩廣事變”，粵桂兩軍分路北上湖南。蔣介石隻能暫時拋下西北事務，他把原駐守在西北胡宗南的主力部隊調到湖南，轉而應付解決“兩廣事變”。
中共方麵從突然爆發的“兩廣事變”中，看到一個極其難得的曆史時機。“因為蔣介石處理‘兩廣事變’無暇顧及西北，中央決定將西北的發動提前。”中共中央將全盤計劃發給正準備北上的紅二、四方麵軍，告之與張學良方麵商定好的部署。
不久，中共又給共產國際發電，希望能迅速取得蘇聯的武器支援，以配合紅軍西渡黃河，占領寧夏和甘西。“河西計劃”報告給共產國際後，共產國際同意紅軍占領寧夏和甘西，但不同意進入新疆；援助物資先從寧夏方向提供。“共產國際不同意紅軍進入新疆的一個原因是盛世才。盛世才半獨立於蔣介石半親蘇，共產國際方麵擔心紅軍進入新疆境內，會給盛世才帶來政治上的麻煩。”朱玉說。
8月，紅二、紅四方麵軍到達甘南。“中共方麵與張學良商定的具體戰略步驟是，二方麵軍居中策應，四方麵軍從甘南西出，配合東北軍控製甘西、青海，紅軍則繼而集中力量，奪取寧夏，兩軍從西部和北部兩個方向接通蘇聯。”朱玉說，這也是紅二、紅四為何會在甘南停留一段時間的原因。而徐向前若幹年後回憶：“直到進入甘南，我們才知道，黨中央與張學良有個通盤計劃。”
正當中共方麵想借‘兩廣事變’之機調動紅軍，以實施西渡黃河、占領寧夏的河西計劃時，瞬息萬變的國內局勢又發生了變化——蔣介石用分化的方式，不費一槍一彈，8月底，“兩廣事變”和平解決。這使蔣介石又回戈西北，被調往湖南的胡宗南部隊又調頭向北，組織“通渭會戰”，對紅軍再度形成威脅之勢。蔣介石集中幾十萬大軍，配屬100架新式戰鬥轟炸機，步步為營，將主力紅軍壓迫在黃河以東、西蘭通道以北地區，意圖給紅軍以致命打擊。不僅如此，對張學良與中共聯絡已有察覺的蔣介石，要來西北親自督戰，也借機觀察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動向。
張學良將蔣介石的“通渭會戰”計劃通報給中共方麵。“情勢緊急，毛澤東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根據張學良建議，中共決定二、四方麵軍迅速北上陝甘蘇區，與一方麵軍共取寧夏，後取甘西。朱玉教授說，這就是三大主力紅軍會寧會師的戰略目的，“此前，中共對會師地點並沒有明確要求”。
會寧會師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發布了《十月份作戰計劃綱領》。其中，要求“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麵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四方麵軍之三個軍組成之”，“四方麵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
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決定，把造船渡河的任務交給主力部隊——李先念的紅30軍。李先念的秘書程振聲回憶，很多年後，李先念還清楚記得當天發生的細節。會寧會師時，李先念本來率一部兵力在後麵打掩護，忽然接到總部讓他趕快去會寧的電報。
“我帶個騎兵連急速趕到那裏，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都在。他們拿了幾份中央的電報給我看，內容是要四方麵軍造船，過黃河，打寧夏戰役。我反複地看，幾乎都能背下來了。向前對我說，30軍先過河，其他部隊跟進。我說，過河主要是解決船的問題。這時，旁邊的小參謀說，這一帶有不少楊樹。我說，有楊樹就好辦，製造百十條船不成問題，但還需要搜集鐵釘。那天，他們留我吃飯，我都沒有吃，急忙趕回部隊，布置任務，趕造船隻。鐵釘是中央叫一方麵軍給我們送來的。”李先念告訴程振聲。
李先念受命後，與代軍長程世才率軍進抵靖遠附近的黃河岸邊，一麵加緊造船，一麵進行渡河準備事宜。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剿”令；10月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坐鎮指揮，逼迫東北軍、西北軍參戰。情勢危急，當天，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朱德、張國燾及軍委：“30軍於23日渡過河。”當晚，李先念、程世才帶著部隊將造好的船隻抬到黃河岸邊，但因為黃河中間有片之前未偵察到的淺灘，船隻受阻，偷渡失敗。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第二天一早帶領部下化裝成老百姓，重新沿河勘察地形，當晚，他們突破敵人防線，占領灘頭陣地，30軍全部成功渡河。此後，紅四方麵軍總部率9軍渡河。正當31軍準備渡河時，胡宗南部隊已經北進，彭德懷建議“暫不過河”，已經開到河邊的紅31軍返回阻敵。當時，擔任警戒和看守船隻任務的是紅一方麵軍的紅5軍，因為國民黨的關麟征部隊已迅速追趕過來，朱德、張國燾命令紅5軍也全部隨船渡河。
至此，包含了紅軍三個軍的河西部隊，與河東的紅軍主力被敵人切斷，從此開始了孤軍血戰的悲壯曆程。
左至右：鄭維山， 紅30軍88師政委；秦基偉，西路軍總指揮部四局科長
左至右：呂仁禮，紅5軍騎兵團團長；張琴秋，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血戰河西走廊
“河西部隊過河時，每人隻帶了三四天的幹糧，這一塊地方人戶稀少，糧缺水鹹，沒有補充來源，絕非大軍久留之地。”朱玉教授介紹。但是在“打通國際路線”、“配合一方麵軍奪取寧夏”的口號鼓舞下，此時的河西部隊並沒意識到一幕悲劇已悄悄拉開序幕。
為了調查這段曆史，朱玉教授曾幾次深入河西走廊腹地，探訪當年西路軍征戰過的地方。“我們坐汽車經常走一兩個小時都見不到一戶人家，隻是稀稀落落地有一些堡寨，非常不利於紅軍集結隱蔽，卻利於對方騎兵的運動和突襲。”部隊所在的一條山地區，不僅水缺，而且水鹹，越喝越渴，激戰中的部隊也經常為喝水而困擾。
紅軍渡河後，蔣介石馬上任命青海軍閥新二軍軍長馬步芳為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統一指揮新二軍和馬步青的騎五師，進擊紅軍。統治甘肅、青海兩省的是回族軍閥馬步青、馬步芳。西北諸馬的先人都是借鎮壓“回亂”發家的，持堅定的反共立場。“他們視地盤為生命，既怕紅軍端掉他們的老巢，又怕蔣介石以‘剿共’為名，派嫡係部隊深入河西，吞並他的地盤，所以也是不遺餘力地打擊紅軍。”朱玉教授說。
包括紅四方麵軍的9軍、30軍，原紅一方麵軍的紅5軍，紅軍過河部隊共2.18萬人，而他們麵臨的敵人卻有12萬餘人，包括回族軍閥馬步青騎兵第5師、馬步芳第100師以及青海、甘肅兩省的大批民團。
從11月2日起，青海的馬步芳部、甘肅的馬步青部共5個旅，向紅30軍陣地展開猛攻。“馬家軍多為回民組成，日式裝備，步騎結合，向以剽悍、凶殘著稱。”馬家軍子彈每人隻攜帶三五排，打完後再回去補充，以免被紅軍繳獲。李先念指揮部隊與其展開拉鋸戰，連續打退敵人的多次進攻，戰況極為慘烈。
如果說紅軍此前的戰略重點是渡河、占領寧夏，那麽此時，大兵壓境下的紅軍河東部隊，已經將重點轉移到“擊退南敵”上，占領寧夏的戰略目的已不那麽急迫。此時，共產國際方麵又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11月3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電，說明原計劃從外蒙古（即寧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為新疆方向。
“顯然，紅軍即便占領了寧夏，也沒有取得蘇聯軍事物資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麵，在河東的紅軍部隊不僅未能擊破敵軍的進攻，而且麵臨糧米斷炊的危險，而“蔣介石北上後張學良一直不表態，原來的計劃全盤落空”。在此情勢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製定了一份《作戰新計劃》。在這份新計劃中，中共中央將紅軍重新部署，分為南路軍、北路軍，分頭突破，“其實也就是放棄陝甘，準備東進渡過黃河進入山西，來一次新長征”。
與南路軍、北路軍相對應，在《作戰新計劃》裏將渡河部隊稱為西路軍——“西路軍”的名稱由此正式確立。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西路軍下設三個軍：5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鬆海；30軍代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還包括騎兵師、婦女獨立團、回民支隊。其中機關、後勤等非戰鬥人員約占40%。
“不久，因為寧夏戰役不能進行，東返還是西進，中央發來電報，征求渡河部隊的意見，徐帥堅決主張可以獨立完成單獨打通新疆的任務。”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書李而炳說。西路軍將領也讚同他的西進意見。此時的西路軍將士並不知道，中央及軍委已經放棄寧夏戰役計劃，而在為向黃河以東的戰略轉移作部署。“顯然，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戰略變動。”徐向前後來回憶，“對於如此重大的變動，我們事前事後均一無所知，直到近幾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軍按計劃西進，9軍占領了古浪城，馬元海率兩個旅和4個團及部分民團1萬餘人，尾追而至，並在3架飛機配合下向立足未穩的紅軍發起猛攻。9軍苦戰3天，犧牲2000多人。“這一仗之後，主力部隊9軍元氣大傷，再也沒有恢複過來。5軍名義上是個軍，但人數少，實際不足一個師的兵力，所以西路軍後來主要靠李先念的30軍作戰。”朱玉教授介紹。
另一方麵，當河東部隊準備開動、進行新的戰略轉移之前，中共向張學良通報了這一行動計劃，而張學良要求河東紅軍暫不東出，留在當地“熬過一兩個月”，等待西北局勢變化。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軍委來電，“要我們停止西進，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在這樣荒涼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據地非常不切實際，滿懷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電文，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請求重新考慮西路軍的行動方針。但中央複電，仍要西路軍就地堅持，“遠方接濟，3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鬥，打開局麵”。
這個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幾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戰新計劃》才明白，中央的意圖是“為了造成河東紅軍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介石的兵力扼控黃河以便讓河東紅軍主力向東或向南戰略轉移”。
為了牽製河東的國民黨部隊，西路軍便不能西進過遠。於是他們根據中央指示，在永昌和涼州建立根據地。“這一帶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馬家軍拚命爭奪的戰略要地，西路軍不進不退，從進攻轉到防禦，困守堡寨，被動挨打，幾乎無日不戰。”朱玉說。不進不退的西路軍也確實起到了迷惑敵人的作用。蔣介石判斷，陝甘主力紅軍在黃河結冰時，將“突竄”甘、新、蒙地區與徐向前的西路軍會合。於是嚴令王均和胡宗南主力，在黃河沿岸一帶層層設防。這樣，就給河東主力紅軍隨時實現東渡黃河入晉的戰略轉移，創造了有利時機。
西路軍在永昌與馬家軍打了一個多月的消耗戰。秦基偉的回憶讓我們對那段歲月有了比較貼切的認識：“首先是馬家軍打我們，開始跟他打運動戰，打了不少好仗，消滅他不少。到後來就沒法運動啦。我們是兩條腿，敵人是騎兵，四條腿。我們白天走，夜裏也不停地走，而敵人，夜裏舒舒服服地睡個覺，天亮騎上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會兒就把我們追上了。”
“西北的村子外麵都有圍牆，我們到一個地方，氣還沒喘勻，就趕緊在牆上鑿射擊孔，組織防禦。我們緊張得要死，敵人在遠處看著你。等你忙了一半，他槍就打來了。於是前功盡棄，又得拚命地跑。部隊沒水喝，沒飯吃，給拖得精疲力竭。”
此時的西路軍已由2.1萬多人減至1.5萬多人，戰鬥力大為削弱。46年後，李先念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我們在那裏猶猶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個多月，是非常失誤的。”
東進與西進
西渡黃河後，在東進與西進之間，西路軍的命運飄忽不定，直至走向最終的滅亡。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發生。這個消息來得非常突然，聞知此事的西路軍既震驚，又興奮。以為蔣介石勢力就此掃除的中共，又向西路軍重提“打通遠方”的任務。西路軍遵照命令，調整部署，準備西進。
此時，意欲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何應欽，指揮“討伐軍”已開向潼關，進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來電，命令西路軍東返，策應張學良、楊虎城抗擊南京政府。“在整個戰略方針上看來，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張學良極盼望你們來，答應在蘭州補充子彈、被服。”
當時的政治形勢瞬息萬變。徐向前他們在秘密調集兵力準備往東走時，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飛抵洛陽，“西安事變”宣告和平解決。中央軍委來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於是，為了全局戰略，12月底，西路軍以5軍開路、30軍殿後，且戰且行，再次西進。
沒想到，幾天後，命令又變了——1937年1月5日，西路軍收到命令：“即在高台、臨澤地區結集，暫勿西進。”“我們不了解上麵的意圖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繼續西進吧，沒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現地吧，四麵受敵，處境確實艱險。怎麽辦？”徐向前後來這樣對傳記工作組人員回憶。
徐向前當時不知道的是，此時局麵又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回南京後又扣押了張學良，調集40個師的兵力，準備進攻西安，河東形勢再次吃緊。“讓西路軍暫停西進，有兩方麵考慮：一是萬一蔣介石發起進攻，西路軍可以東進策應幫助西北軍、東北軍。”朱玉教授介紹，此前，楊虎城也承認，一旦蔣軍攻城，西安的守軍兵力隻能扼守3天。第二，“當時中共方麵的周恩來、葉劍英和國民黨的顧祝同正在談判，爭取和平解決，談判涉及紅軍活動的地盤問題，所以中央希望西路軍原地待命以觀局勢發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時的西路軍的領導人對河東形勢的變化和軍委的意圖並不清楚，徐向前、陳昌浩給中央軍委提出，要求派紅4軍和31軍增援，東西合力夾擊敵人，“但是，軍委認為，河東抽不出部隊西援我們”，要求“獨立完成任務”。而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也出麵打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對西路軍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還有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存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
若幹年後，徐向前無奈地說：“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我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隻能堅決服從命令。”於是，西路軍再次停止西進，也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此時的西路軍已是疲兵屢戰之師。天寒地凍，嗬氣成冰，部隊缺糧缺衣缺武器彈藥，幾乎是坐以待斃的局麵。因為停留在臨澤、高台不動，數萬馬家軍追蹤而至。1月20日高台失守，5軍軍長董振堂、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13師師長葉崇本均壯烈犧牲，3000名戰士戰死。
值得注意的是，40多年後，陳雲還曾向秘書朱佳木回憶這樣一個細節：為了迎接西路軍，陳雲率領代表團於1936年12月上旬由莫斯科出發，前往靠近新疆的蘇中邊境口岸。到後，他們住在霍爾果斯蘇軍一個營長家裏，親眼看見了已經運到那裏的準備援助的200門炮和其他武器裝備。
“西安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要陳雲一行原地等候指示。“原來，當時蘇聯領導人出於自身反法西斯戰略的需要，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認為扣蔣是日本人和國民黨內親日派相互勾結，通過張學良搞的鬼，並由此引發對中國共產黨與張學良搞統一戰線的懷疑，表示已經送到蘇中邊界的武器裝備不再給中國紅軍。”
陳雲後來告訴秘書朱佳木，“聽到這個消息後，大哭一場”。因為，此時的西路軍已經沒有退路，隻能向新疆走，如果蘇聯方麵改變當初承諾，這支部隊千辛萬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義。朱玉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蘇聯領導人這才改變了態度，表示援助中國紅軍的武器裝備還是要給，讓西路軍繼續西進，及早到安西接取物資。但是，河東的戰略變動使西路軍貽誤了戰機，終於被敵人重兵包圍。
最後的戰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軍集結到倪家營子，還剩1萬多人，戰鬥人員不及一半。在這裏，西路軍將士與馬家軍展開了一場曆時40天的血戰。其慘烈狀況，幾十載後的徐向前回憶起來，仍覺驚心動魄：“敵人每次進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轟擊，而後組織大量步騎兵，發起衝鋒……我軍連一門迫擊炮也沒有，全靠近戰對付敵人。”“因為子彈缺乏，步槍、機槍幾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陣地去看過，戰士的步槍都架在一起，手裏握著大刀、長矛、木棍，單等敵人上來，進行拚殺。屯自為戰，人自為戰。圍牆被炮火轟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麵的同誌倒下去，後麵的同誌堵上來。”
2月13日，西路軍軍委會致電中央，因為4軍、31軍不能歸還以夾擊二馬（馬步芳、馬步青），“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西路軍表示，希望等天氣稍暖後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拚戰根本不能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
但幾天後，他們收到了以中央書記處及軍委主席團雙重名義發來的一份電報，除不同意西路軍轉出青海大通西寧外，還很嚴厲地質問：“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有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曾是“國燾路線”積極支持者的陳昌浩，在質問麵前更是壓力極大，“隻好唯命是從”。
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西路軍的情況越來越危險。其間，徐向前不斷向中共告急，請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軍。“但這時我黨與蔣介石的談判，已進入‘拍板’階段，和平協議，即將達成。”於是，中共方麵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隨意用兵，以造成“破壞和平”的口實，“所以，對於救援西路軍一事，黨中央左右為難，總是希望盡力通過談判解決”。朱玉說。
2月21日晚，西路軍接到中央及軍委電報，要求：“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2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電文告急，懇請中央馳援。兩天後中央複電，要求他們“固守50天”。27日中央決定成立西援軍，由四個軍及一個騎兵團組成，司令員劉伯承，政委張浩。但距甘州1900多裏，光步行軍也要一個多月。3月中旬援西軍在寧夏鎮原固原地區待命。
西路軍僅剩下的不足萬人，從倪家營子突圍後，轉移到三道流溝一帶，又被敵軍追至。
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餘部退進祁連山。在一座被當地人稱為石窩的山上，陳昌浩最後一次行使了軍政委會員主席的職權，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離隊返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將僅存的3000人編為三個支隊，分路遊擊。留下來的人裏就有陳昌浩的妻子張琴秋。當時，石窩山上一片哭聲。徐向前曾勸說陳昌浩留下來以穩定軍心，而陳昌浩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和中央鬥爭去！”徐向前在回憶錄裏說：“他要鬥爭什麽呢？無非是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問題。”
其中紅30軍的剩餘人員被編為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艱難地攀行在祁連山的雪嶺冰穀之中。4月29日，經過47個日日夜夜的艱難曆程，終於到達新疆與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與盛世才的接應人員接上了頭，還接到了空投的武器彈藥和食品。經蘇聯交涉，盛世才同意西路軍餘部去烏魯木齊，在新兵營學習使用機械化裝備，包括駕駛坦克、飛機等。
毛澤東對李先念在西路軍的這段經曆，曾給予高度評價：“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也說：“李先念受命於危難時刻，處變不驚，為黨保存了一批戰鬥骨幹，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軍將士的命運極為慘烈：紅5軍軍長董振堂陣亡後，頭顱被敵人割下來掛杆示眾。身負重傷的紅9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後，因決不投降被大刀砍死。與總部失去聯係的婦女獨立團，遭重敵包圍全部被俘。這些女戰士遭受的苦難最為深重，有的被馬步芳、馬步青作為戰利品賞賜給各級軍官做妻妾，有的被轉賣多次，有的被迫自殺……
徐向前在回憶錄裏說，西路軍慘遭失敗，“西路軍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徐向前說，“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
而另一方麵，“由於中共態度明顯改變，蔣之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又發出最後通牒，東北軍高級將領態度分化，終於激起了西安方麵內部兵變。東北軍少壯派軍官於2月2日槍殺了讚同中共主張的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等，致使東北軍內部嚴重分裂。原計劃中的西北三位一體至此全麵瓦解”。
艱難的還原
朱玉回憶，關於西路軍的曆史，徐向前當年雖然看過不少中央電報，但一來生性謹慎，且組織紀律性強，顧全大局，二來因為有過跟張國燾南下的“小辮子”，所以很少提及，因此接手徐帥傳記寫作任務之初，他更多地是求助於那些活生生的檔案。“在中央軍委檔案館找到幾份關鍵性檔案後，我抄了幾份給徐帥看，老帥的回憶才慢慢打開，他自己的很多疑惑也才慢慢解開。”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鬱”筆名寫就了短文《“西路軍”疑》，因為話題敏感，在曾經的紅四方麵軍老戰士、成都軍區司令員陳明義的支持下，幾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幹份，以為修改戰史提供參考的名義，發到紅四軍的老幹部手中。
此後，朱玉又發表了《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西路軍問題初探》和《被否定的曆史和被曆史的否定》兩篇文章，雖然這些文章都僅限於在內部發行的刊物上發表，但它還是引起不少爭議，使得“西路軍”問題在學界陡然成為一個熱點和敏感點。朱玉的一位同事回憶，由於這些爭論來得突然，全國黨史研究會的領導也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才好。“當時全國性黨史學術討論會幾乎年年召開，每次開會，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會議不討論、不涉及西路軍問題。”
與此同時，朱玉的這篇《“西路軍”疑》，出現在鄧小平眼前。“現在也沒弄清楚，小平同誌是從哪個渠道得到這篇文章的。”李而炳說。因為鄧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誌不少出身紅四方麵軍，大家推測可能是鄧的某位部下將文章送給了小平同誌。朱玉得知此消息後，心裏也燃起了希望。“129師對四方麵軍一向寬容，也敢用，小平同誌很公道，四方麵軍的老同誌對小平還是很感念的。”朱玉回憶。
鄧小平對文章非常重視，將《“西路軍”疑》批給了李先念。李先念當年是西路軍的驍勇戰將之一，他雖然經曆了西路軍作戰的全過程，但因不在總指揮部，對於中央、軍委與西路軍來往的大量電文，並不詳知。
“當時，我陪先念主席剛從上海回來，看到鄧小平在朱玉文章上的批示後，就派我去查找有關資料。我當時和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的王主任一起去檔案館查，我們一共去了31次，查閱了中央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文件。”李先念的秘書程振聲回憶，“當我拿出1936年10月5日的那份電文給先念主席看時，他還感慨地說，這份電文他看到過，是中央指示西渡黃河，要‘依四方麵軍造船為斷’。看到如此緊迫的任務，他飯都沒有顧上吃，就去大蘆子組織造船的事去了。”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他還結合自己當年在徐向前的指揮下，率軍渡黃河、血戰河西、過祁連山、出星星峽進入新疆的經曆，對《說明》反複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文中明確說：“……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
在起草《說明》的過程中，李先念曾選出29份重要電文，先送陳雲閱——陳雲是1936年冬從共產國際（莫斯科）專程赴新疆迎接西路軍的，是這段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見證人。陳雲的秘書朱佳木回憶，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陳雲住所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後，留下來和陳雲單獨談話，又提到西路軍問題。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
鄧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說明》和陳雲的表態信後，於1983年3月22日批示：“讚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程振聲說：“‘全件’是指當時還選送了一批電報在內，當時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閱同意了這個《說明》。”
李而炳回憶，在李先念為糾正西路軍曆史而奔忙時，徐帥並不知道。“其間先念來看徐帥，把草擬的一份說明拿給徐帥，征求他的意見，但並沒有告訴來龍去脈。”後來有一次李先念腰壞了，自己動不了，徐向前去李先念的住處，“這是他唯一一次去看先念”，李而炳還記得，李先念看見徐帥特別高興：“你看，你拄拐杖，我也拄拐杖！”說罷，兩位老人到屋裏聊起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心領神會地待在外麵，給兩位生死之交的老朋友留下談話空間。這一次，徐帥才知道整個事件的詳細經過。
可是一段曆史恢複它的本來麵目，並不是那麽順利的，即便在鄧小平對西路軍的曆史已做出公開表態的情況下。
1984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祁連山的回聲》，僅因片頭解說中有“西路軍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打通國際路線”一語，便被責令將拷貝全部收回，砍掉這句話後再發行。1987年，中國社科院的《曆史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近代史研究所陳鐵健寫的《論西路軍——讀徐向前〈曆史的回顧〉劄記》一文，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1991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出版，對西路軍問題，仍沿襲以前說法。李先念得知後，非常生氣，他當即給中央黨史工作小組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這位溫和的老人用罕見的嚴厲語氣說：“‘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1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不得已，有關同誌做出檢討，而已經印刷的書籍被悉數收回，修改、重印。
2001年11月7日，江澤民主席在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高度肯定了西路軍的曆史作用。這是繼1983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十二屆中央常委明確表示讚同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之後，黨中央對西路軍所做的公開結論。
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西路軍問題，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結。“西路軍曆史也成了李先念心頭難以釋懷的一道傷。一部寫西路軍紅軍女戰士的電影請他看，他說不看；一台西路軍女戰士與馬匪廝殺的戲請他看，他拒絕；一部西路軍題材的長篇小說送到他手裏，他還是不看。”
而程振聲還記得，當他把李先念寫的《說明》送給徐向前看時，平時並不多言的徐帥顯得非常高興，“他還和我照了相，說他讚同這個《說明》”。過了幾天，徐向前見到李先念時說，這個《說明》出來後，他感到很安慰。
1990年6月，90歲的徐帥因心髒病住進301醫院。6月29日，李先念來到301醫院看望徐帥，因為徐帥剛剛經曆了一次搶救，身體極度虛弱，身邊工作人員希望李先念隔著窗簾見一下，但一位護士不小心說漏了嘴。她說：“咱們收拾一下，一會先念同誌要來看您。”
徐向前的秘書李而炳回憶，過了一會兒，徐帥看見李先念出現，他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他告訴先念同誌，自己的後事有三點交代：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在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此前，徐帥的這些話跟李而炳念叨過許多次，但李而炳總是感覺，老帥需要有一個機會對更合適的人托付一下，而李先念正是人選。
這時的李先念緊緊握著老領導的手，轉過頭來，他一臉莊重地對李而炳等工作人員說：“我也是這三條……”
臨終前的幾個月，李先念經常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西路軍悲壯的一幕：戰士們自動排成左右兩排厚厚的人牆，掩護李先念、程世才和軍部機關從中間通過。敵人的子彈一排排地射來，許多指戰員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通道……他告訴子女：“再讓國家花一次錢，把我的骨灰撒在祁連山。”
1990年、1992年，徐向前與李先念相繼去世。親屬們根據他們的遺囑，將他們的部分骨灰撒在祁連山脈，西路軍當年的戰場上。“我想這是兩位老人最後的約定，西路軍是他們一生中永遠無法忘懷的一段經曆，他們畢生都懷念那些犧牲在大漠的戰友們，最後也要和他們在一起。”說到此，李而炳的眼裏有淚光閃爍。（本文部分曆史資料圖片由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提供）
大漠深處有忠魂
——西路軍主要將領的命運
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將，曾在徐向前元帥身邊工作過13年。他說：“紅四方麵軍以及西路軍的曆史，一直是徐帥心中的一個結。”
1949年建國以後，在中共高級領導幹部裏有兩位紅四方麵軍的代表人物：軍界裏的徐向前與政界裏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說過很多次，‘為什麽我一直沒倒，就因為毛主席把我作為紅四方麵軍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邊工作多年的朱玉向記者回憶。
徐向前與李先念，其實也是從西路軍慘烈鬥爭中走過來的兩位幸運者，“說他們是生死之交，一點也不誇張”。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將，曾在徐向前元帥身邊工作過13年。談起兩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萬分。“先念同誌一輩子視徐帥為老師和老領導，對他特別尊重。”李而炳說。幾十年，都是李先念過來看徐帥。徐帥年紀大了之後，說話聲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時李先念聽不清楚，指著李而炳：“給我翻譯翻譯！”
“我接觸的徐帥，雖然平時沉默寡言，但心胸寬廣，淡泊名利，當了元帥，他覺得是黨和人民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受之有愧。而這麽多年，我也很深刻地體會到一點：紅四方麵軍以及西路軍的曆史，一直是徐帥心中的一個結。”
李而炳告訴我，陳錫聯、秦基偉、洪學智、陳再道等，很多紅四方麵軍的老幹部會常來看望徐帥，彼此間從來不談西路軍的事。“徐帥為了顧全大局，很多年都閉口不談這些事，紅四方麵軍的一些老將士可能對他多少有些怨氣，覺得他不出麵替他們說話。但是，沒有辦法，時機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訴我。
1979年，中央軍委決定為每個元帥寫一部傳記。此事報告給徐帥時，他表示反對，他說，還是留給後人做結論吧。“因為我年紀比較小，說話不拘束，我急了：‘您老說讓後人做結論，您作為當事人都不把話留下，怎麽讓後人研究？您也許不能指望別人同意您的觀點，但是您可以把事實陳述出來。’”徐帥聽後，沉默不語。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話打動了老帥。
隨後，朱玉、李而炳等人參與的傳記工作組為徐向前的傳記定下了主調：隻陳述曆史，不做評價，無論是對張國燾、紅四方麵軍，還是西路軍問題。徐向前的回憶錄《曆史的回顧》由此也為後人研究這段曆史提供了特別珍貴的材料。
李而炳回憶，在講述西路軍曆程時，徐帥一如既往地平靜，關鍵環節講得很清楚。不過，“有時他也會有愧疚之情，他經常說，我當時不走（注：指與陳昌浩返回延安匯報情況），跟大家死活都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軍完全失敗後，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3月27日起集中5天批判張國燾路線。毛澤東在會上說：“……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以後，中共黨史一直沿用張國燾有“密電”給陳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決之”。
1982年徐向前鄭重地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誌們說：“1935年9月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任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我們執行過張國燾的路線，我們也不便怎麽說。”
西路軍甚至紅四方麵軍的很多幹部後來長期籠罩在“張國燾路線”的陰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軍之後也經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戰初期，黃埔一期畢業的徐向前在129師當了一段副師長後，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遊擊戰爭；一年後，又奉命赴山東，任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縱隊司令員，相繼在兩地打開了抗日局麵。“直到這時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個電報，說‘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後，李先念連降六級，由軍政委成了營教導員，最終還是因為毛澤東的幹涉而幸免。
西路軍裏還有很多令人潸然淚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長征路。王泉媛擔任西路軍婦女團團長，在慘烈的鬥爭中，婦女先鋒團人倒旗散，大部分成了馬家軍的俘虜。王泉媛被馬步芳手下一個團長馬進昌挑到家中當了名義上的“小老婆”，兩年後尋機逃離，找到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但她得到的是一個冰冷的答複：離開隊伍一年的收，兩年的審查，三年的不收。此時的她，脫離隊伍已經過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門口”大哭一場後，“八辦”給她5塊錢的路費，讓她回老家。
王泉媛帶著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飯，回到闊別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為在外邊“當土匪”的傳聞，家裏不能容身，她再度離開家門。“文革”中，王泉媛也吃盡了苦頭。1995年，恢複老紅軍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與她的第一任丈夫、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見麵時，此時的王首道已經重病在身，兩位曆盡滄桑的老人老淚縱橫，手顫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說：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放聲大哭。
當年，李先念率西路軍餘部到達新疆，在“新兵營”學習期間，曾被問及“願意去延安還是去蘇聯”，李先念選擇了前者；很多年後，他才意識到，這幾乎是一次“生死抉擇”。紅四方麵軍參謀長李特和五軍政委黃超在這個問題前選擇了後者，不久，留在迪化（烏魯木齊）的李特和黃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處死。兩人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謎：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何人執行的，屍骨葬在哪裏？令人感慨的是，11年後，李特的老母親在1949年解放大軍路過其老家安徽霍邱準備渡江時，端條板凳，步行4公裏，雙手捧著“尋李特兒”的紅布條，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軍過完才失望而歸……西路軍裏有很多命運難料的故事。擔任30軍267團營長的宋承誌當時受了傷，絕望地躲在一山洞裏。李先念的左支隊發現了他，帶上去了星星峽。後來，宋承誌成了新中國中央軍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軍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陳昌浩。陳昌浩曾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他當年特別勇敢，俘獲了一架飛機後，身為紅四方麵軍總政委的他拿著槍和手榴彈登上飛機，逼迫國民黨飛行員到黃安上空撒傳單、扔炸彈。”李而炳告訴我。
陳昌浩和徐向前東返回延安的路上，陳昌浩因患重病滯留在老鄉家避難，徐向前隻身一人繼續東返。陳昌浩病愈後一路輾轉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陳昌浩終於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職務，接受了長達一年的審查。此後的陳昌浩在中國革命的舞台上銷聲匿跡，漸漸為曆史所湮沒。
1939年9月，陳昌浩隨周恩來、鄧穎超等去了蘇聯。這期間，他曾當過采石工、消防隊員，還參加過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在蘇聯期間，陳昌浩曾多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回國，但始終未得到回複。直到1952年，離開13年之久的陳昌浩才被允許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
出於戰友情誼，上世紀50年代，徐向前曾邀請陳昌浩夫婦和在紅四方麵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誌，在徐向前的寓所裏聚會。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部屬，如今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對不起你呀！”——當年，在西路軍撤離倪家營子的路上，張琴秋在一塊門板上生下了她和陳昌浩的孩子。因為戈壁灘上天氣寒冷，她又產後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丟在沙漠裏，張琴秋從此不能生育。
陳昌浩後來長期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像陳昌浩這樣的在曆史上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在劫難逃。妻子格蘭娜被迫與他離婚，但還是被投進了監獄。
1967年7月30日，看到彭德懷被從西南三線揪回北京遊街示眾的陳昌浩，陷入對自身命運的巨大恐懼中。當晚，61歲的陳昌浩吞下大把安眠藥，離開了令他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李而炳告訴我，格蘭娜後來申請回蘇聯，申請被轉到徐帥辦公室，他們又轉給“中組部”，在宋任窮的安排下，格蘭娜回了蘇聯。但心灰意冷的格蘭娜最終移居澳大利亞。
1980年，陳昌浩被平反，平反大會的悼詞送到徐向前辦公室審閱，李而炳回憶，悼詞裏還講到陳昌浩的錯誤。他向徐向前建議：誰都有錯誤，但還是不宜在悼詞上講錯誤。徐帥認為言之有理，采納了意見。陳昌浩的追悼會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詞。在這份經黨中央審定的悼詞上，稱陳昌浩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這也是給陳昌浩一個公正的結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