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76:“羅漢酒保”命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09期
文:範匯公 金 枚
一、特殊偵探老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揭開了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的帷幕。1951年春夏,鎮壓反革命運動形成了全國性的高潮。本文所敘述的這起蹊蹺的命案,就發生在1951年仲春時節的山東省徐州市(1953年劃歸江蘇省)。這起命案的被害人名叫羅霜至,在介紹此人情況前,我們按出場順序先把目光投到一位名叫穆世觀的老八路身上。
穆世觀是山東棗莊人,礦工出身,因替受礦警欺壓的工友打抱不平,打死一名礦警後,便投奔中共在膠東半島活動的遊擊隊。那時是1937年春,幾個月後,抗戰全麵爆發,遊擊隊改編為八路軍。因為穆世觀會武術且有近身格鬥的實戰經驗,人又機靈,還上過三年私塾,組織上便將其調往敵工部從事城市情報和鋤奸工作。1947年,穆世觀被華東局社會部任命為代號“092”的情報組組長,率領五名情報員潛入南京,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092”小組在完成使命,在通過地下交通送出一應情報後,準備撤離南京的前夜,遭到了“保密局”特務的突襲。穆世觀在對敵槍戰中頭部中彈,被戰友冒死救出。南京地下黨組織對“092”小組及時提供救援,將穆世觀緊急轉移到郊區秘密地點,並請來一位著名西醫進行手術,取出了顱內的彈頭。可是,穆世觀始終未能蘇醒,成了一個植物人。
當時,所有人都認為穆世觀不可能蘇醒過來了,而且,由於戰火頻繁以及根據地缺醫少藥,最終等待他的將會是死亡。可是一年過去了,穆世觀竟然大難不死,在一天半夜忽然醒來了,還自己支撐著坐起來,開口說話:“給老子拿酒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康複療養,穆世觀的外表恢複得與常人無異,所有正常人的肢體動作和語言表達他都能順利完成。隻是,人們發現他的思維受到了影響,時不時會出現間歇性的思維短路。前一分鍾還在正常說話,後一分鍾要麽把話題轉移到其他某個與之前話題根本不沾邊的內容,要麽把剛才說過的內容完全遺忘,還盯著別人問“你在說什麽”。隻有一點倒是從未有過短路現象,那就是向組織上不斷要求安排工作。
1948年9月濟南解放後,老穆的組織關係從華東局社會部轉到中共濟南市委社會部。從此他就纏上了濟南方麵的新領導,而此時他的身體和精神狀態也越來越好了。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後,濟南要往徐州派遣軍事接管幹部,組織上經過研究,決定讓老穆作為接管幹部隨同由唐勁實、張洪範率領的徐州軍管會公安部前往徐州工作。穆世觀大喜過望,立刻打點行裝前往集中點報到。抵達徐州後,可能是路途辛勞,老穆病倒了,住進了醫院。這一住,就是半年多。出院後,老穆去見領導,還是要求安排工作。組織上經過反複研究,因為其組織關係落在中共徐州市委社會部(即徐州市公安局,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所以就任命老穆為副團級情報員,直接受分管政保的張洪範副局長領導,其工作內容是收集社情民情,寫成報告,不定期上報。
1951年3月下旬的一天,穆世觀突然去了已經由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晉升為局長的張洪範的辦公室,口頭匯報了一個信息。之所以沒有像以往那樣形成書麵材料後呈報,是因為老穆對於自己要報告的這個信息吃不準,所以想跟局長當麵說一說。於是,就輪到本文所要交代的命案被害人羅霜至出場了。徐州市第三區有一個舊時被老百姓稱為“小上海”的繁華熱鬧所在,原名察院街,因其東端就是東門,又名東門大街,北伐戰爭勝利後,改稱大同街。這條徐州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條柏油馬路的兩側,排列著一些商號,其中隻有一個門麵的“羅漢酒肆”看著毫不起眼,卻是一家已經開了四十多年的老字號,羅霜至就是這家酒肆的店主兼酒保。
這天,穆世觀貌似閑逛地來到大同街,這是他的日常工作,組織上沒有給他分派具體工作內容,隻是含糊地說“注意收集社情民情”,他就經常外出逛街,看看社會風貌,聽聽坊間議論。
現在,張局長見老穆進其辦公室後未掏口袋取書麵報告,而是不請自坐,隨手拿起桌上的煙盒打開取了一支,點燃後抽著還吐起了煙圈,便知道老穆又有新的目標信息了。從老穆嘴裏吐出的是“羅漢酒肆”的店名,以及店主兼酒保羅霜至。像老穆這樣的身體狀況,醫生給出的醫囑中肯定有“不沾煙酒”這一條。可是,他卻根本不當一回事,煙照抽,酒照喝,而且有時還會喝醉。
張洪範起初還規勸,後來漸漸發現規勸無效,也就隻好默認,老穆來領特別經費時照數撥給。所以,老穆走遍徐州全城以及周邊縣城,像“羅漢酒肆”那樣的小酒館、路邊攤不知光顧過多少家了。大同街自然是他經常要去的地方,不過,他從未進過“羅漢酒肆”。
這天,似乎羅霜至該倒黴,老穆在大同街轉悠時,忽然天降大雨,於是進入“羅漢酒肆”避雨。酒肆不是風雨亭,人家開著當然不是為路人提供擋風避雨場所的。老穆進去後便在角落的一副單人座頭落座。要了一瓶四兩(老秤)燒酒和花生米、豆腐幹各一碟。老穆入內時,跟吆喝著“來啦——裏麵請”的店主羅霜至甫一照麵,心裏便是一凜:這張臉好像在哪裏見過!他根據之前的經驗,坐在那裏一邊慢慢地喝酒,一邊暗暗觀察羅霜至。可是,一直到一小瓶燒酒喝完,外麵雨也停了,他還是沒想起自己曾在哪兒見過這個人,隻好結賬走人。
當晚,老穆大半宿沒睡,腦子裏一直想著那張臉。雞叫頭遍時分,他終於想起來了:這張臉孔他是第一次見,但是曾經見過這人的照片。不過眼下已經忘記了是什麽時候奉命前往當時的國統區城市南京或者鎮江,抑或揚州、常州執行某項鋤奸任務時,領導出示給他看的照片中作為目標的四名保鏢中的一個。此刻,老穆向張洪範這麽一匯報,頓時引起了他的重視。稍一考慮,他便向穆世觀提出了幾個關於羅霜至的相關問題。但是,老穆一個也沒回答上來。張洪範見老穆麵露微窘的神情,即予以安慰,對其發現給予表揚和鼓勵,說組織上這就對“羅漢酒肆”店主羅霜至進行秘密調查。
這項調查工作由徐州市公安局政保偵查員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組成的一個小組負責,該小組的一應工作情況直接向張洪範局長匯報。4月4日,調查小組組長包忠仁向張洪範匯報了一應調查情況——
“羅漢酒肆”的創始人是羅霜至的老爸羅白郎。老羅祖居老徐州,早年曾去少林寺出家為僧,後來離開,托著一個鐵缽遊走江湖,到處化緣。其化緣的方式跟十八羅漢中的舉缽羅漢諾迦跋哩陀尊者相似,也是高舉鐵缽向人乞食。因為姓羅,又是和尚出身,化緣方式仿照舉缽羅漢,所以徐州人都喚他“羅漢”。
羅白郎二十五歲時還俗,在大同街開了一家酒食兼賣的小酒肆,未起店名,坊間因都喚其羅漢,所以就把小酒肆喚作“羅漢酒肆”。羅霜至名義上是老羅的兒子,其實是嫡親侄子。隻因老羅雖然還俗了,卻不曾娶妻。其兄就把次子羅霜至過繼給他。當時羅霜至隻有十二歲,給叔父當兒子後,一邊讀書,一邊跟著老羅學少林武術,有空還得在小酒肆做酒保。
1935年羅霜至十八歲時,前往南京參加國術比賽。他的功夫還算不錯,進入了前三十名。他覺得這一趟去得還是值得的,因為他結識了一個功夫不如他的紈絝子弟郭永遂。郭永遂出身南京一歸國華僑富商之家,係青幫組織骨幹,曾參加過複興社特務處舉辦的特務培訓班,結業後成為“軍統”早期特工。抗戰勝利後,其父病逝,郭永遂前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辦理父親留在那裏的產業繼承手續。不知何故其一去不返,作出了定居雅加達的決定。據調查小組的偵查員前往南京走訪郭永遂的親戚得知,羅霜至自從結識郭水遂後,兩人交往比較密切。
1936年2月,羅霜至從徐州前往南京,郭永遂給他介紹了一份工作。至於幹的是什麽職業,郭的親戚並不知曉。偵查員問了郭的幾個親戚,其中有兩人因為跟郭永遂年歲相仿,經常在一起吃喝玩樂,所以聽郭說起過“徐州羅先生”,但對於羅霜至的詳細情況他並未透露過,那兩個親戚對此興趣一般,所以當時也沒打聽。他們都沒見過羅霜至,其中一個親戚說他曾見過郭永遂與羅霜至以及另外兩個男子一起拍攝的照片,據郭說那是他們四人結拜兄弟時拍的照片。
調查小組的偵查員對羅霜至繼承老爸經營了數十年的“羅漢酒肆”的情況也做了詳細調查,了解到的情況如下——
羅霜至十八歲那年去南京參加國術比賽,雖然沒有獲獎,但畢竟是進入前三十名的選手,所以在當地產生了一些影響。返回徐州後,他頗有些得意揚揚,跟一幹朋友喝酒時,自有一番敘述。
據偵查員接觸到的一個解放後因從事倒賣管控物資被捕獲刑的羅的朋友劉某交代,他當時曾參加了幾個朋友為羅霜至接風洗塵的酒席,親耳聽羅霜至說過此次赴京(當時的南京係國民黨政府的首都,故通常被簡稱為“京”)參賽之行的收獲,著重聊及郭永遂。之後過了大約三四個月,羅霜至就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在朋友圈裏發布消息,說他將“赴京幹事”,還接受一些朋友的邀請,吃了數頓送行筵席,自己也在館子訂了五桌餞別席。不止一兩人問過他此去南京哪裏高就,他笑而不語,給大夥兒留下了一個懸念啞謎。
羅霜至去了南京後,就跟一幹朋友斷了消息。據說他很少回徐州探視仍在經營“羅漢酒肆”的老爸,逢年過節也是來去匆匆,別說會朋友了,連親戚也沒一起吃過一餐飯。有好事者向其老爸打聽其在南京操何營生,羅白郎要麽搖頭不語,要麽即便回答也是語焉不詳,支支吾吾含糊不清,聽者聞之皆覺不知所雲。時間稍長,別人也就不作探究之想了。
抗戰勝利那年的年底,羅霜至突然回徐州了。隨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美貌女子。羅霜至向眾人介紹說,是其內子單慧珺。這時,羅白郎已近七秩,正動著把“羅漢酒肆”關閉歇業的念頭,但因為畢竟經營了四十餘年,已經有了感情,內心頗有不舍之情。正舉棋不定的當口兒,羅霜至回來定居了,當下自是大喜過望,在羅霜至和兒媳單慧珺向其行叩拜大禮時,他對羅霜至說,從明日起,“羅漢酒肆”就交你執掌打理了。就這樣,羅霜至做起了這家小酒肆的店主。他是老板,單慧珺因有烹飪之長,遂主持一應廚務。至於采買食材酒水、迎送食客、端菜上酒、結算賬目,則由兩口子伺機行事,並無定規。原先幫老羅烹飪的老廚子金老二,也已六十掛零,早就多次提出要告老返鄉,回銅山老家以享天年,每每均被老羅苦苦挽留,此次羅霜至接掌一應店務,於他來說是一個獲得解脫的良機,當天即打點行李告辭。羅氏父子都很江湖,各有不菲贈金,一時在徐州地麵上被傳為美談。
羅霜至接掌“羅漢酒肆”後,全盤繼承老爸的經營風格,除了在菜肴烹飪方麵摻和了南京菜口味外,其餘一概保持原樣。坊間原先對酒肆創始人羅白郎的稱謂是“羅漢老板”,如今老爺子退居二線,所以最初食客們對羅霜至仍以“羅漢老板”相稱。羅老爺子對此並無想法,但羅霜至卻認為此是僭越,堅決不接受,要求眾人稱自己“羅漢酒保”,並請印刷社印製了廣告張貼在酒肆內外,還製作了“羅漢酒保”字樣的工作服穿在身上。如此,大夥兒也就一致改口了。漸漸地,徐州城裏都知道大同街“羅漢酒肆”如今的店主是“羅漢酒保”。
這樣過了半年多,忽然一日,老店主羅白郎在飲酒後一覺睡下,竟然就此長眠。羅霜至安葬養父後,照常營業。
轉眼到了1948年的最後一個月,徐州解放。“羅漢酒肆”照常營業,羅霜至、單慧珺夫婦隻管經營酒肆,不問時勢政治,對於軍管會張貼的包括“擔任一應偽職及反動會道門組織、道首骨幹限期登記”、“收繳民間槍支彈藥”等在內的布告通令漠不關心。公安機關也沒有接到對這對夫婦的任何形式的檢舉信函或群眾口頭反映,所以並未懷疑這兩口子有政治問題。
但是,現在警方根據資深情報工作者穆世觀同誌所反映的情況指派專人進行調查後,發現羅霜至確實存在敵特身份嫌疑,是“曆史身份”還是“曆史+現行”目前尚不清楚。張洪範在聽取調查小組的匯報後,與市局政保領導進行了研析,初步認為以“曆史+現行”的可能性居多。因為羅霜至很有可能在當時就已由郭永遂引薦進入複興社特務處或者稍後的“軍統”,這也是羅霜至離開徐州前往南京“幹事”後,多年呈現那副“神龍見首不見尾”詭譎現象的主要原因。結合羅霜至那身由其少林武僧出身的養父羅白郎傳授的散打格鬥的功夫,以及穆世觀回憶起的其所見到的那個鋤奸對象四個保鏢照片之一係羅霜至其人的情況,政保部門認為羅霜至很有可能是“軍統”的一名行動特工。
如果上述研判準確無誤的話,那麽,對羅霜至身份的大致判斷如下:
這家夥係“軍統”行動特工,抗戰勝利後“軍統局”搞複員,他在領到一筆複員金後回原籍徐州自謀出路,正好其老爸要關閉小酒肆,於是接盤作為謀生職業。但不久國民黨政府卻撕毀協議發動內戰,由“軍統”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召喚部分複員特務“回歸團體”,估計羅霜至就重新有了特務身份,他所接受的指令是“潛伏隱藏,靜伏待命”,成為一枚特工界行話裏的所謂“冷棋”。這種“冷棋”一旦接到激活指令,必將立刻響應,猝然間發作或將使我方遭受重大損失!往下應該采取什麽措施?一種方案是立即逮捕,還有一種方案則是對其秘密監視。張洪範要求政保部門對此進行研究後,拿出兩個不同的方案來,由局黨委開會討論決定。通常,像這樣的情況在經黨委會議定奪後,還須向省委社會部上報,獲得準許後方可實施。張洪範是個紅色老公安,早在抗戰初期就已擔任中共淄博特委保衛局長、魯沂特委保衛局長,之後十年間先後出任中共山東局二地委(沂蒙地委)、五地委(魯東南地委)社會部副部長兼莒(縣)、日(照)、贛(榆)、臨(沭)辦事處公安局長,濱海專署公安局長,濱北專署公安局長,昌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濟南市公安局副督察長,在長期對敵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工作中養成了慎而又慎的良好作風。所以,此時他又責成政保部門須盡快布置便衣先行對“羅漢酒肆”進行秘密監視。
張洪範下達這個指示時,是1951年4月4日午夜。政保部門還沒來得及落實,次日早上七點多,“羅漢酒肆”的老板娘,兼廚師單慧珺外出返回時發現丈夫躺在血泊中。
二、“羅漢酒保”殞命
單慧珺發現丈夫死亡,當下退出臥室,衝到大門口呼天搶地哭號:“來人啊!救命!”
當人們從單慧珺的哭號聲中分辨清楚內容後,得知竟是“羅漢酒保”被人殺害在床上,皆感震驚。也不知是誰帶的頭,喊了一聲“看看去”,然後就擁進“羅漢酒肆”,直趨內宅臥室。很快,小酒肆就連店堂都擠滿了人。稍後經過的路人還以為“羅漢酒肆”今天搞促銷活動,大夥兒這是在搶便宜。這時,看清了“羅漢酒保”確實是被人捅死在床上的幾人從裏麵擠出來,其中有一人潛意識中知曉此類案件是需要保護現場的,忽然醒悟,大叫:“不要進去了,裏麵的人也統統出來,注意保護現場!快報警!”其實沒等那人提醒,早已有人向派出所撥打了電話。
當時的大同街屬於徐州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的管轄範圍。看熱鬧的人剛開始退離小酒肆,派出所的三位民警便已經匆匆趕到了現場。為首的一位民警去向猶在哭泣的單慧珺詢問事由,另外兩位則一邊叫著“裏麵看熱鬧的人統統出來”,一邊準備逆向入內。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冒出了三個穿便衣的精悍漢子,扯住了那兩位正要進入酒肆的民警,示意他們隨同正在退離的人們一起退出。民警自然不解,用頗為嚴厲的語氣質問他們是什麽人。隻見為首的那個瘦高個子從衣袋裏掏出證件亮了亮,兩位民警頓時點頭,隨即退到門口,開始協助驅散閑人。
這三個精悍漢子,係之前奉命對“羅漢酒保”羅霜至展開秘密調查的市局政保部門偵查員包忠仁、宋洪、周宗耀。昨夜今晨,張洪範局長向政保領導下達了指派專人先行對“羅漢酒肆”進行秘密監視的指示後,政保部門隨即落實。
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清晨六點接到領導通知,讓他們從當天上午八時開始,對大同街上的“羅漢酒肆”實施秘密監視。作為幹了些年頭兒的偵查員,三人對此都有相當經驗。剛才,三人來到大同街,按照事先擬定的工作方案,裝作尋常路人,保持一定距離前往“羅漢酒肆”。不料,進入視線的竟是這番情景,剛成為他們工作對象的監視目標突然橫死。包忠仁馬上意識到,看來之前組織上對羅霜至的懷疑沒錯。這起凶案,極可能是敵特組織對羅霜至的一種滅口行為。這種案件,基層派出所是無力承擔偵查責任的,分局也不行,必須由市局出麵。包忠仁果斷作出決定:阻止派出所民警進入現場。他朝已經向他靠攏過來的宋洪、周宗耀發出一個暗號,三人遂合為一股,阻住了正要進入現場的派出所民警,自己入內清場,讓一應閑人退出酒肆,隨後從店堂裏找出一根繩子,在門口拉了一條警戒線。同時,他讓周宗耀與一名民警把單慧珺帶往派出所保護起來,叮囑周宗耀抵達後使用派出所的內線電話向張洪範局長報告該案的情況。
張洪範接到電話後,即命政保領導組織偵查員、刑事技術鑒定員和法醫前往大同街“羅漢酒肆”勘查現場;同時指令包忠仁三人調查小組,馬上向已被保護在彭城派出所的死者遺孀單慧珺訊問一應情況。
經法醫鑒定,確認羅霜至死於謀殺。市局當即決定立案偵查,專案組成員共有七名,是由政保部門提出二十名人選後,由張洪範親自從中圈選的。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因為之前已經在對羅霜至進行秘密調查,理所當然成為其中三員,包忠仁還被任命為專案組副組長。專案組組長由薑立龍同誌擔任,他是老區武工隊出身,濟南解放後奉命參與接管舊警察局。
徐州解放後,薑立龍隨同唐勁實、張洪範率領的接管隊伍來到徐州。但還沒著手參與接管工作時,就接到華東局社會部的通知讓其去報到,卻又沒說是臨時借用還是正式調離。讓這位同誌去幹什麽,當然也不可能透露,所以連唐勁實、張洪範都不清楚他是去執行哪方麵的任務。薑立龍這一去,一連兩年無影無蹤,亦無任何信息,徐州這邊的同誌幾乎已經快要忘記這個人時,忽然有一天他露麵了,出現在張局長麵前,說已經完成華東局社會部(當時已經改稱華東公安部)的任務,奉命回歸原單位報到,這是上月20日的事。局領導考慮到薑立龍很辛苦,就讓他先休養一個月,再由組織上安排工作。
今天上午局辦公會議上決定對“羅漢酒保”之死立案偵查後,張洪範因在政保部門送上的專案組備選對象中一時物色不著合適的組長,忽然想起正在療養院休養的薑立龍,便親自往療養院打電話,先與院領導通話了解到薑立龍的健康狀況良好後,直接跟薑立龍通話,一說讓其提前結束休養主持偵查該案,薑立龍馬上一口答應。
當天下午,專案組在徐州市青年路城隍廟(當時的徐州市公安局所在地)後院牆外擴建出的小樓駐地,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薑立龍具有遇事冷靜、慣常沉默的性格。換了旁人,在出任專案組組長後,都會在舉行案情分析會之前跟參加現場勘查的偵查員、刑技員和法醫有個簡短接觸,了解關鍵簡況。薑立龍卻不然,沒跟那三方麵的人員有什麽接觸,大夥兒聚集一起後,他先讓專案組成員簡短做了個自我介紹,然後就宣布開會,請法醫、刑技員和參加現場勘查的包忠仁等偵查員向與會人員通報情況。
綜合法醫的解剖檢驗、刑技員的痕跡提取鑒定和偵查員現場勘查的情況如下:
死者羅霜至的死亡時間大約在4月5日零點到一點半之間,致死原因是胸口被紮了一刀。凶手使用的凶器於大眾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在以刀具作為凶器的凶殺案件中卻是屬於比較罕見的一種刀具——那竟是一把外科手術刀,從創口深度估測,這把手術刀的刀柄比較長。行凶過程很簡單,羅霜至生前曾喝了不少於半斤的高度白酒,酒後上床以仰姿躺臥。當晚由於空氣濕度高且無風,體感溫度顯高,加上酒精作用,所以羅霜至是把雙臂伸出被子入睡的。凶手潛人現場後,躡足悄行踅至床前,伸手輕輕把被羅霜至雙臂壓住的被子稍稍往下扯了扯,然後對準心窩位置一刀紮下,隨即攪動刀柄,致使心髒創口擴大,以加速死亡。凶手行凶後即拔出手術刀,由於被紮的是正在搏動的心髒,因此拔刀之後血液狂噴。凶手顯然對此後果有所預料,且動作非常敏捷,現場痕跡雖已遭到群眾破壞,但根據提取到的凶手不甚完整的足跡判斷,他身上並未濺著鮮血。據此推斷,凶手應該是一個身高約一米七、體態偏瘦但比較精悍的男子。從其作案時的那份鎮定,以及選擇下手行刺的位置來看,不排除其係一個具有同類作案前科的累犯,甚至可能是職業殺手。
凶手出入作案現場“羅漢酒肆”係用純鋼小型撬棍撬開店門後潛入酒肆,店門上的路徑:係用純鋼小型撬棍撬開店門後潛入酒肆,店門上所裝的鎖具係德國“將軍牌”司必靈鎖,這位把門的洋將軍委實了得,即使是純鋼撬棍也難以撼動其本體,凶手是把裝在門框上容納鎖舌的配件給撬開了。凶手作案後逃離現場時,把店門關上了,從外麵看去與平時並無兩樣。凶手把羅霜至幹掉後,並未立刻逃離“羅漢酒肆”,而是把臥室另一側的立櫃以及隔壁那間羅霜至專用的小書房的書桌抽鬥、附櫃都撬開,把裏麵的物品搜翻了一遍。稍後,單慧珺從派出所回家後,偵查員讓其做了清點,發現男女主人的首飾足赤黃金項鏈兩件、戒指五件、銀洋五六十枚、美金三百元、女式手表一塊、人民幣現鈔約五百餘萬元(此係第一套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被劫,羅霜至手上戴著的黃金戒指一枚、手表一塊仍在。
凶手是戴著手套作案的,刑技員對在現場提取到的隻能用高倍放大鏡才可分辨的從手套上脫落下來的纖維進行了技術鑒定,認為那是一副普通勞防手套。羅霜至的屍體被運走後,偵查員對“羅漢酒肆”進行了全方位搜查,最初並未發現有甚違禁物品或者特務活動器材藏匿。偵查員正要撤離時,包忠仁讓宋洪、周宗耀在派出所跟單慧珺談話以了解情況,自己則騎了輛自行車返回“羅漢酒肆”,聽現場偵查員對情況作了簡單介紹後,說請諸位暫時留步,咱們再全宅轉一下。
“羅漢酒肆”是一座單開間門麵、進深卻有五進的狹長宅子。當初羅白郎置地造屋時把房子的高度設計得超出尋常民居,平房內部足有一丈多高。老爺子去世後,羅霜至對宅子內部做了一些修改,利用超常高度在靠街麵的酒肆店堂上麵加了一層閣樓,屋頂上開了個老虎窗,閣樓前麵弄了個陽台。這樣,夏天就可以在陽台上納涼,從屋裏拉一盞臨時電燈出來,還可以看書。有朋友來時,常在陽台上飲茶喝酒,閑聊胡侃,來過的朋友都說有一種不亦樂乎之感。當然,最樂乎的應該是主人“羅漢酒保”,因為他在陽台外麵“羅漢酒肆”的那塊招牌後麵設了個暗櫃,陽台欄杆用木頭做成鏤空雕花式樣,設計了錯落有致的格子,擺放一些盆景、紫砂壺、假古董之類的物件,使這些格子成為如今人們搞裝修時為顯示品位而設置的所謂“博古架”。
先前偵查員勘查到陽台上時,對“博古架”上擺放的那些玩意兒倒是很在意,費了些時間查看,卻沒意這個“博古架”是否暗藏機關。再度複勘時,包忠仁在重新把架子上的物件一樣樣拿下來看過並無發現後,對這個製作精巧的架子產生了興趣。因為在他看來,這個簡陋閣樓內的“博古架”似乎製作得過於精致,跟閣樓很不匹配。用偵查思維來考慮,這可能算是反常了。包忠仁便想到了一句不知出處的名言: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值得研究的價值。於是,他就開始檢查“博古架”。果然,包忠仁幾經鼓搗撥弄,終於破解了羅霜至親自設計的機關,打開了暗櫃,裏麵暗藏的物件還真令人大開眼界:手槍及子彈、微型高爆手雷、毒藥、密寫藥水及顯示劑、密碼本,還有一個裝著空白假證件、假證明、現金、金條的可拴可挎可背的防水布小包。
死者之妻單慧珺年近三十,蘇北鹽城人,倘若回憶身世,應該有一把辛酸淚:自幼父母雙亡,是從行乞要飯——當童養媳——淪落風塵——從良嫁人這麽一條艱難道路上掙紮過來的。舊時灌輸給婦女的理念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婚後不久羅霜至回徐州老家定居,單慧珺自然心甘情願地相隨。羅霜至接掌“羅漢酒肆”後,因單慧珺能燒得一手好菜,而且做事麻利,也就不再另聘廚子了,廚房交由其打理即可。夫妻倆互相配合,把“羅漢酒肆”辦出了一份新鮮韻味,一度竟然食客盈門,名揚全城。
單慧珺和羅霜至的家庭內部關係也處理得很融洽,單慧珺告訴偵查員,他們婚後從未發生過爭吵。當然也有意見不統一的時候,但兩人都能通過充分交換觀點並做分析後達成諒解,取得統一。有無法統一的,就擱置一旁,日後再說。當然,她沒有想到丈夫竟然會在今年一個溫暖的春夜裏突然遭遇不測,以至於夫妻倆不得不陰陽兩隔,永遠分離。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她在有些不同意見的事情上不作讓步,拒絕擱置,丈夫或許能夠逃過一劫,免於殞命。
單慧珺所說的其實就是羅霜至的嗜酒。兩人當初在南京相識時,羅霜至雖然也經常喝酒,但比較節製,一般隻喝二三兩燒酒就主動擱杯了,最多不會超過四兩(十六兩製老秤)。但是,回到徐州做了酒肆掌櫃後,他卻沒了那份自律,每天晚上打烊後喝酒,一天比一天喝得多。雖然他從來不曾醉倒過,但單慧珺反對他喝酒的原因並不是以“是否喝醉”為標準的,所以隻要發現一次就要說一次。
偵查員問單慧珺反對丈夫喝酒的理由是什麽,是不是因為有一種預感認為“喝酒會誤事”。單慧珺說不是。那麽究竟是什麽呢?她回答得倒是挺簡單:多花錢唄!原來,這個“羅漢酒肆”的女主人生就一副鐵公雞稟性,慣於錙銖必較。這一點,在偵查員稍後跟羅氏家族的一些親戚接觸了解情況時也得到了印證。羅霜至因為不想把老婆的嘮叨作為下酒菜,所以不得不經常故意磨磨蹭蹭地結賬,讓習慣於早睡早起的單慧珺休息後再踅到閣樓上去喝小酒。昨晚打烊後剛剛收拾結束的當口兒,單慧珺的一個同鄉好友柳金枝風風火火地趕來,扯著單慧珺去她家為其夫婦吵架作調解時,羅霜至便有一份“喜出望外”的感覺。柳是單慧珺在徐州唯一的一個同鄉好友,兩人關係密切,可以用親如姐妹來形容。單慧珺聽說柳金枝被其夫毆打,當下火就不打一處來,二話不說解下圍裙,洗洗手,立馬出門,坐上出租馬車急急而去。
柳金枝家住城外九裏亭,出租馬車送單慧珺過去後不可能留下來等到她調解結束再將其載回來,所以,她隻有到次日清晨搭乘同村鄰家進城的馬車方能回城。因此,單慧珺這一走,羅霜至肯定會立刻喝酒。自己開著酒肆,酒菜都是現成的,隻需舉手之勞即可滿足口腹享受,何樂而不為?這一喝,可以想象,肯定超出半斤的量。因為“羅漢酒肆”的燒酒是從酒坊整壇批入後再給食客零打的,不存在留空瓶的現象,所以,他究竟喝了多少無法判斷。
單慧珺對偵查員說到這裏的時候,已經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哽咽道:“如果我不是……那麽老是頂真……不讓他喝酒,他應該不會一下子喝那麽多,也就不會睡得那麽沉。憑他那份練武人的機靈勁兒,是能察覺到有人撬門入室摸進臥室的……”最後,偵查員把話題轉移到了會是何人衝羅霜至行凶。單慧珺認為很有可能與其妹夫井關中有關係。
井關中係微山湖悍匪“名響四湖井大頭”井勝天之子(微山湖與南陽湖、獨山湖、昭陽湖相連,這四湖稱為“南四湖”,因微山湖水域最大且名氣最響,故人們將其統稱為“微山湖”)。上世紀三十年代,井勝天被江湖同道聯手暗殺後,井關中隨其母來到徐州生活。因其外公係當地幫會名人,其勢力罩得住女兒和外孫的平安,所以母子倆未曾受到江湖黑道仇家的追殺。井關中長大成人後,雖未子承父業走上黑道,也沒像外公那樣加入幫會,但因其童年、少年時在老爸執掌的匪窩裏生活了多年,潛意識中沾染了匪氣,所以行事一貫蠻橫霸道。他動不動還喜歡拔拳揮刀,尋常人與其發生糾紛時會情不自禁地對他產生一種畏懼,所以,隻要知道他是什麽角色的人,都不願也不大敢與其對抗,抱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想法避讓三舍以求太平。
1940年,羅霜至十七歲的妹妹羅小雨因追求刺激崇拜梟雄,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嫁給了井關中。“羅漢老板”羅白郎的哥哥羅白晝(即羅霜至的生父)大怒之下,登報聲明與其脫離父女關係,永不相認。數年後羅白晝病危,口述遺囑後,由數名在場的親朋好友簽名作證:將其全部遺產留贈兩個兒子,一切均與羅小雨無涉。羅霜至與其兄長羅大晴在一幹親友的見證下,按照羅白晝的遺囑分割了遺產。羅小雨、井關中夫婦不高興了。原本羅小雨已因嫁了井關中,與其父脫離父女關係了,但她卻叫上丈夫前來攪局,她認為羅霜至比她早脫離家門——指的是其過繼給羅白郎做兒子,既然他能分得遺產,那麽她這個女兒也應該分到遺產,她要求把遺產均分為三,每人一份。
羅家大兒子羅大晴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工程師,體弱多病,這次是坐著輪椅赴徐州奔喪的。老爸走了,長兄為父,按規矩應該是他說了算,他說此刻是家族會議,讓羅小雨先離開,有話可以稍後再說,大家如果商量不成的,還可以上法院。話音未落,井關中就倏地衝進來意欲動武。羅霜至是高手,當下從旁邊攔住妹夫,不知怎麽一弄,井關中的一條胳膊就耷拉下來了。從此,便是仇上加仇,以井關中的性子,自是“六月債,還得快”,恨不得立刻就滅了妻兄。可是,羅霜至功夫了得,估計若論單挑獨鬥的話,隻怕井關中將其老爸從棺材裏請出來上場,勝算也是甚少。於是隻好忍著,自此兄妹之間也就絕了情斷了關係。
解放後,井關中因以替私營倉儲公司守夜為業,評定成分時算是工人。羅小雨的職業是食品廠包裝工,也是工人。兩人頓覺底氣充沛,於是開始向羅霜至索討老爸遺產。最初是羅小雨出麵,隔三岔五來酒肆軟磨死纏,無效。今年則是由井關中出麵了,前段時間幾乎天天登門,都被羅霜至趕走了。他知道解放後羅霜至這種開小酒肆的主兒,成分最低的也是小業主,跟他這種“工人階級”是沒法兒比的,所以態度非常囂張。過了元宵節,他卻不來了,羅小雨也不再登門。單慧珺偶然聽人說井關中不知被什麽人暴打了一頓,躺了數日才能下床。單慧珺便問羅霜至是否是他叫朋友給井關中的教訓,丈夫否認。此後總算太平了。但僅僅過了一個多月,羅霜至就慘遭橫死。所以,單慧珺懷疑是井關中衝丈夫下的手。偵查員向單慧珺了解井關中的身高體態,倒是符合與現場足跡相應的案犯特征。專案組據此將井關中作為嫌疑對象,決定對其進行傳訊。同時,還議出了包括對被劫贓物的去向布控等另外幾條偵查措施,包括對凶器-手術刀來源的調查。
三、嫌疑人午夜落網
當天下午四時,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名鎮查員前往第一區複興北路井關中、羅小雨夫婦住所執行傳訊任務。事先,包忠仁曾與井、羅兩人的工作單位聯係過,得知這對夫婦這天沒上班,井是常夜班,每天晚上七點到次日早晨七點,一周做四休三;羅是每周休一天,這天正是其休息日。
過去一看,羅小雨在家,她已經知道其兄死亡,據說午後曾去“羅漢酒肆”吊唁,但被親屬攔住不許進門,因為她當初不聽勸告執意要與井關中結合後已被其父登報聲明脫離父女關係。但井關中卻不在家,一問,得知這主兒去釣魚了,據說這是他的一門愛好。
偵查員進了門,一人跟女主人說話,另兩位則在各個屋子轉了轉。一會兒,井關中回來了,進門見有公家人模樣的陌生人在家待著,臉色倏變,故作鎮定地放下漁具,開口問道:“您幾位是何人?有何貴幹?”
包忠仁告訴他是警察,奉命執傳訊公務。井關中說:“我犯了啥歹事兒,值得你們一下子來三人請我?咱是工人階級,跟黨和政府一條心,守法奉公,你們別是看錯門牌找錯人了。”
他的話被偵查員不客氣地打斷了:“別那麽多廢話,乖乖跟著咱們走就是了!否則,根據規定,少不得賞你一副銬子,那你在街坊鄰居麵前可就丟臉了!”
羅小雨說:“公家人叫你走你就走嘛,不就是去一趟城隍廟嗎?咱又沒幹啥壞事,真金不怕火煉,怕啥呢?”
於是,井關中也就不說什麽了。可是,到了市局,這塊“真金”就露了餡兒。這倒不是他進門坐下後就招供了,而是做了一個令專案組出乎意料的舉動:竟然來了個不辭而別!專案組駐地位於城隍廟後院依牆擴建出來的那幢三層小樓的最高一層,那裏有四間辦公室、一個小會議室。偵查員把人帶到後,組長說先讓他在會議室待著,把腳上的鞋脫下,咱們看看,研究一下跟現場足跡是否符合。這幢擴建不久的小樓,從一樓到三樓的所有窗戶框上都裝著鐵柵欄,會議室的牆壁上還鑲砌著一個個鐵圈兒。偵查員讓井關中脫下腳上所穿的那雙坊間俗稱的“解放鞋”後,包忠仁生怕發生意外,還把井關中的一隻手用手銬銬在牆上的鐵圈兒上。
鑒定比較腳印之類是刑技員幹的活兒,但是,在場的幾名偵查員曾經接受過這方麵的培訓,在辦尋常小案子遇到刑技員忙不過來時也有實踐。當下對著已經衝印出來的現場足跡照片用放大鏡一比照,不禁大喜:這雙八成新膠鞋底的印痕竟然跟現場提取到的足跡完全一致!如此,就是一網下去一兜一個準兒,竟然直接捕著了這條大魚。這就不必像平時跟傳訊對象“閑聊”那樣一點點切入了,直接把話題點到凶殺案上就行。不過,這已是正式訊問了,這麽一起涉特案件,提審時必須得做好方案。這是專案組領導的事兒,於是宋洪、周宗耀兩人互相使了個眼色,起身回避。
這一走,自然是去會議室。哪知,井關中已經不見了,銬住他一個手腕的那個銬子箍套,已經被其卸脫,跟牆上其他幾個鐵圈兒裏銬著的銬子一樣垂掛著。
經查,井關中應是用自己隨身帶著的鑰匙串上的掏耳勺之類的小玩意兒捅開了手銬,然後,拗下椅子上的硬木橫檔,作為撬棍把窗框上的數根鐵柵欄撬開,鑽出去後順著牆上的水落管下到地麵。
由於井關中所穿的膠鞋底下的印紋包括磨痕均與在凶殺現場提取到的腳印完全相符,因此專案組已經確認這廝是作案凶手。於是,經急報市局領導,隨即啟動緊急追逃措施。
天黑時分,專案組偵查員包忠仁、宋洪、周宗耀奉命前往複興北路,在派出所的協助下對井、羅夫婦住所實施搜查。七八位警員進行了一番辛勞操作,竟然沒有任何收獲。
其間,包忠仁跟羅小雨在客堂間作了談話,向其了解井關中的相關情況,綜合如下:
“昨晚井關中在幹什麽?”
“這個我不清楚,因為他是“私營鴻運倉儲公司'的守夜人,長期以來一直上夜班,每個星期做四歇三,昨晚他是輪到上班的,自行車出門去上班了。當時我剛下班回到家裏,和他匆匆打了個照麵。您要了解他上班時在幹什麽,這要去“鴻運倉儲'打聽。”
“井關中的情緒是否正常?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跟平時異樣的行為表現出來?”
“包同誌,您已經知道我們兩口子的上班作息時間,關中他是常夜班,我是常日班,所以不像其他大多數夫妻那樣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互相之間的交流也就少了。再加上孩子是跟他奶奶一起生活的,所以平時家裏冷冷清清的。不瞞您說,我還真沒覺得關中他最近跟以前有啥兩樣的呢。”
接著,羅小雨沒等包忠仁繼續往下發問,而是反問:“井關中發生了什麽情況?”
當她聽說其夫被帶往市局接受訊問時竟然來了個不辭而別時,不禁大驚,連問“這是為什麽”。可以看出,她對丈夫此舉感到難以理解的同時,對自己之前認為他沒有什麽違法行為的觀點發生了動搖。因此,對偵查員要求她提供井關中的親朋好友等社會關係顯得很配合,因為她說得太快,包忠仁記錄跟不上,所以她主動提出由她直接寫在紙上。井關中的社會關係還真不少,光羅小雨知道的就有三十多個。“最近一段時間,
可以想象,這個夜晚肯定是專案組諸君以及市局臨時調派給他們的十二名警員的不眠之夜了。對於偵查員來說,辛苦些不算啥,問題是這種辛苦竟然是白費勁兒,一幹人一直折騰到次日上午,羅小雨提供的社會關係名單以及這些關係人提供的新的關係人,加起來總共上百,一一走訪,均未發現井關中的行蹤下落。薑立龍下令:睡三個小時,然後接著調查。
薑立龍自己卻沒有休息,而是悄悄去了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因為他突然冒出了一個新念頭:據了解到的情況表明,羅小雨跟井關中的感情很深,這個女子會不會向偵查員隱瞞了什麽,或者她的確是沒有想起某個可能被井關中認為最安全可靠的落腳點,屬於非故意隱瞞。應該再去找她一次。不過,薑立龍又考慮到羅小雨生性剛烈任性衝動,如果再次登門去了解,很有可能會被她認為警方不信任她,以這種人的思維,很容易因此而任性地冒出一個“既然你不信任我,那麽我也不信任你”的念頭,不管偵查員如何啟發、說服,她以不變應萬變,對來人一口封死,那又怎生奈何?因此,薑立龍想出了試著走一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棋子。怎麽走法兒?薑立龍沒有主意,不過,沒有主意可以找到主意,於是他就去彭城派出所。
通常說來,派出所也不可能有合適的主意,不過,通過派出所可以幫他找到提供主意的人——死者羅霜至的親屬。一會兒,薑立龍就跟被戶籍警請來的羅家親友中的三個親戚見麵了。開門見山說明情況後,向他們請教應該如何規勸羅小雨向專案組說實話,提供井關中可能藏匿的地點。這三個親戚中,一個是昨天接到噩耗急電後即刻登上火車,一小時前剛剛抵達的羅霜至的嫡親哥哥羅大晴,另兩位則是羅小雨的嫡親舅舅。三人在當初羅小雨執意要嫁給井關中時,都應其父羅白晝的請求跟羅小雨做過多次談話,苦口婆心地進行規勸,均無效。其父羅白晝最後決定登報聲明與女兒脫離父女關係時,三人均是堅定的支持者。他們都是看著羅小雨從小長大的,對其性格了解得比較透徹。此刻聽薑立龍介紹情況後,都即作表態:別說井關中是凶案重點嫌疑人了,即便被害人不是羅霜至,而是其他不認識的人,他們作為新中國的一名公民,也有責任和義務協助警方查緝井關中這廝。他們建議薑立龍和羅小雨聊天時,從她的兒子小井聊起。
午後,薑立龍叫上專案組年齡最大的偵查員朱正,兩人一起前往複興北路派出所。戶籍警通過居委會把羅小雨叫了過來。薑立龍、朱正跟她聊天樣地談話,把其兒子作為這次談話的切入口。羅小雨一聊到兒子,頓時眉飛色舞,活脫一個話癆。偵查員先聽她說了一會兒,然後把話題轉到小井的成長上,結合國家形勢和社會現狀,點明若要小井長大後成為一個有學問能接受高等教育繼而對國家建設有貢獻的人才,與其自幼應當充分接受正義、道德教育是分不開的。之後就說到了井關中,他們把帶去的那雙解放鞋和現場拍攝的鞋印照片指點著讓她看。羅小雨對於刑事勘查再外行,有兩個行家這麽一指點也就明白了。事後查明,她還真不知道丈夫做過的事兒,隻認為警方傳訊井關中去了市局被他脫逃是因為賭博的事兒,沒想到竟然涉及命案,而且被害人是她的嫡親哥哥、小井的舅舅!羅小雨決定把前一天偵查員來向她了解井關中社會關係時,她故意隱瞞的一個情況向偵查員和盤托出。
這個情況是:井關中有一個平時很少來往,但卻是生死之交的朋友,那人名叫阮鵬,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那人原是井關中老爸“名響四湖井大頭”屬下的一個小頭目,據說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悍匪。後來井大頭遇刺身亡,阮鵬突然看透人生,決定放下屠刀,遁入空門,出家隱世。於是,徐州南郊那座默默無聞的小小道觀三仙觀就悄然增加了一名道士,法名清明。多年過去,如今這位清明道長已是三仙觀的住持。羅小雨估計井關中從市局潛逃後,極有可能前往三仙觀。以兩人的關係,井關中過去後,會被暫時安頓下來,然後清明道長很可能會把這個小輩好友介紹到遠方的某座位於深山老林的道觀出家。
當天午夜,藏匿在三仙觀的井關中被捕,悍匪阮鵬同時落網。阮鵬自知罪行深重,料無生路,不久即在看守所自殺身亡。
專案組前往三仙觀把井關中以及阮鵬拿下後,因為考慮到三仙觀地處偏僻,不清楚阮鵬和井關中是否有敵特背景(羅霜至是有重大嫌疑的敵特分子,其若真是被井關中所殺,就不得不懷疑井和阮的政治背景),不排除附近可能藏匿的匪特分子聞訊出手搶奪被捕人犯,因此必須考慮保護抓捕成果。按照事先製訂的方案,專案組在抓捕成功後的第一時間即把兩名人犯押解回城,留下薑立龍和兩名偵查員,在協助抓捕行動的當地區政府治安幹事率領的武裝民兵的配合下對三仙觀進行搜查,結果意外發現了“羅漢酒肆”老板娘單慧珺報失的那些贓金贓物。他們問了三仙觀另外兩個道徒,一個說他晚上一向睡得沉,不清楚;另一個說4月4日下半夜有人敲門,是他去應門的,一問,來人是清明道長的朋友井先生,於是他就開門迎客。之後,井先生就去了清明道長的臥室,他則回房繼續睡覺。這些搜出來的錢鈔物件可能就是井先生帶來的。
如此,薑立龍心裏就有了底。返回城裏抵達市局後,薑立龍立即去提審阮鵬。他沒點穿已經知曉阮鵬底細,隻問從其臥室搜出來的贓金贓物的來源,並暗示其徒弟已經透露過是什麽情況了。阮鵬其時可能還抱有隱瞞曆史身份的僥幸想法,便交代說是井關中夜訪道觀時帶來的,要求代為寄存,他同意了。現在,薑立龍就把這份證據作為對付刻意狡辯的井關中的利器,前來敲打一下他。
誠如所料,井關中經不住這個敲打,一迭聲連稱:“我交代!我交代!”
井關中最近賭運極差,屢戰屢敗,不但輸光了本錢,數次向朋友商借的錢鈔也很快沒了影子。如今債台高築,預計不日就會被人討債逼得不敢回家。他這人還好色,喜歡拈花惹草,瞞著羅小雨在外麵勾搭了若幹個女性,其中有三人給他生下了娃兒。解放後,人民政府有法規規定“不得歧視非婚生子女”,撫養非婚生子女更是一種必須要履行的義務。這一陣兒還真是流年不利,三個私生子女輪流生病,孩子的母親輪流盯著他要錢為子女治病。井關中想來想去,似乎隻有把主意打到二舅哥“羅漢酒保”頭上去這麽一條路了。然而,井關中不得不承認,他於文於武都不是這個舅子的對手。要說道理,羅霜至的意思是如今解放了,這類經濟糾紛可依法依規解決,你們可以去找派出所,也可以去找區政府市政府,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民事庭起訴。
井關中雖有一股天生的匪氣,可是他遇到的是羅霜至這樣的對手,動起手來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想當初羅老爺子病歿後他曾為遺產的事主動出手,結果羅霜至隻一伸手,他一條胳膊就耷拉下來了!那麽現在該通過什麽手段從羅霜至那裏撈錢以解燃眉之急呢?井關中反複盤算下來,想到了潛入“羅漢酒肆”下手行竊。因為麵臨燃眉之急,井關中想到就幹。他在“鴻運倉儲”上夜班,按說夜間是無法分身的。可是,最近私營倉儲業務量大大下降,倉庫空關的比使用的多,再說解放後的治安狀況一天比一天好,井關中就經常在夜間偷偷溜出去數小時,賭博或者幽會姘頭,一直沒有出過事。所以,4月4日晚上他也玩了這一招兒。他原已取出珍藏多年的老爸傳下的“迷魂香”,準備給已經睡了的羅霜至、單慧珺夫婦加上一把勁兒,讓他們睡得爛熟,保證他們不會突然醒來後再下手行竊。可是他在潛入酒肆後發現單慧珺不在店裏,而羅霜至已經喝多了陷入沉沉大睡之中。於是他就把“迷魂香”省了下來,畢竟這玩意兒的配方已經失傳,如今是黑道上的搶手貨,他手頭藏下的不多,能省即省吧。當年被羅霜至弄傷一條胳膊的陰影還在,所以此刻盡管羅霜至陷於酒後的沉睡中,井關中還是不敢走到床前。他從羅霜至搭在椅背上的褲子裏悄無聲息地拿到鑰匙,悄悄打開臥室另一側的立櫃,能撈多少就撈多少。然後,他又去另外兩間屋裏匆匆掃掠一番。
“這麽說來,你沒對羅霜至行凶?”
“沒有!我已經拿到錢財了,此行目的已經達到,幹嗎要殺人?他應該是被其他人殺的,那家夥在我離開後,潛入店裏把他幹掉了。”
偵查員問了井關中一個細節:“你使用的撬店門的工具呢?”
井關中翻了個白眼:“我有鑰匙啊!是我老婆的,她以前讀書時很受叔叔羅白郎喜歡,羅白郎是把她當女兒看待的。她幾乎天天去酒肆,“羅漢老板”特地給了她一把鑰匙。”
稍後偵查員向羅小雨核實,她說她結婚前一年,奉老爸之命,經常在酒肆忙不過來時過去幫叔父幹些雜活兒。因為要起早摸黑,有時進出不方便,所以羅白郎就配了把店門鑰匙給她。
專案組對井關中的供述進行了調查,所獲結果與其供詞相符。經過研究,最後作出了“井關中與凶案無涉”的結論。
這條線索,就這樣斷了!
四、發現一條線索
4月8日,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重新分析羅霜至命案的一應情況。原說好張洪範局長要到場的,但是,會議開始前數分鍾,忽然接到消息說因另有上級突然下達的重要工作要處理,所以不過來了。事先,薑立龍和包忠仁兩人對這次案情分析會的方向交換過意見,厘清了思路。所以,會一開始,包忠仁就建議大夥兒討論一個問題:羅霜至之死對什麽人有好處?於是,會議室裏就出現了幾番七嘴八舌的發言,有時甚至是大夥兒因為觀點不同而發生的爭論。綜合內容大致如下——
大家首先排除了敵特方麵對羅霜至實施滅口的可能。其理由是:敵特機關能夠在徐州安插羅霜至這樣一枚棋子,還真稱得上“實屬不易”,其既有行動特工的出色技能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基本可以保證不會穿幫暴露的安全係數,而且又是“團體老同誌”,反革命意誌堅決;再則,羅霜至生性比較沉穩,除了喝酒外,似乎沒有什麽弱點。如果處在其上司的視角來看,需要什麽理由才能下決心把他幹掉呢?作為一枚深藏著的棋子,都是有任務下達時才激活,交代任務後,他才有資格掌握有限的機密。這時,如果這枚棋子忽然反悔,拒絕執行任務了,上司才會作出滅口的決定。可是,滅口是為了保守“團體”機密。能夠領導羅霜至那樣的“老同誌”的上司,應該清楚以這種方式將羅霜至誅除後我方公安機關肯定會作出什麽樣的反應,對“羅漢酒肆”進行徹底搜查是少不了的一項程序。這項程序走下來,那些藏匿著的武器和器材顯然是會被發現的,那不是仍然會暴露羅霜至的真實身份嗎?公安機關接下來所要做的動作可想而知。可是,羅霜至被暗殺後,其住所並未遭受過除其妹夫井關中之外的翻檢,藏匿於閣樓秘密機關內的一應特務活動武器、器材均告無恙。這已經充分說明凶手並非來自敵特方麵,而是另有他人。
排除了敵特方麵對羅霜至的滅口可能,那就得往尋常凶殺案件“仇殺、財殺、情殺”這三種作案動機去考慮了。凶手對羅霜至所下的致死重手究竟屬於這三種中的哪一種呢?
仇殺?偵查員分析下來覺得這種可能性幾近於零。因為羅霜至的個人曆史,專案組已進行過調查,他早年就已是國民黨特務,是受到“團體”紀律約束的一個小角色,應該沒有在江湖黑道結仇而留下嚴重後患的可能。那麽,羅霜至在抗戰勝利後有一段時間跟敵特機關無涉,其間是否會得罪江湖黑道?偵查員認為也沒有可能,因為以其性格和當時的現狀他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利益去冒這種險。而且,這家夥有遇事冷靜考慮後果的習慣,所以也可以排除“衝冠一怒,激情行事產生嚴重後果”的可能。
財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謀財害命。這個,由於井關中的落網交代,專案組已經厘清了案發當夜“羅漢酒肆”被劫錢財的情況,可以排除這種作案動機。
如此,就隻有情殺可能了。但是,案發後偵查員在跟死者之妻單慧珺以及羅氏家族成員的接觸中,已經做過了解,一幹親族都說從未聽說過羅霜至有拈花惹草之嗜,特別是其妻子單慧珺更是對夫君在這方麵的品行讚不絕口。
4月16日,羅霜至被害的第十二天,專案組組長薑立龍在向張洪範局長匯報偵查情況後,張局長與他議了議,然後他返回市局後院的專案組駐地,把其他六名偵查員召集到會議室。這回也不分析案情了,直接下達指令,把全組偵查員分成兩撥:包忠仁、宋洪、周宗耀、金惠達四人前往南京調查死者之妻單慧珺的老底;薑立龍、朱正、武啟誠三人留在徐州,負責對單慧珺隨羅霜至定居徐州後的日常生活等情況進行調查。臨末,專案組組長目光炯炯地掃視眾人,問這樣安排的用意,大夥兒都明白了嗎?在座的偵查員都是具有一定辦案經驗的,於是當下互相交換眼色,點頭。
薑立龍說:“那就行了,大夥兒各自行動,老包記得抵達南京後每天晚上要跟我通個電話,交換兩撥人員的調查情況。”
這個案子偵辦到這一步還沒找到破案線索,往下應該怎麽走?其實全組偵查員根據以往經驗心裏還是有點兒數的:之前的案情分析,定格在情殺上麵,而對情殺的定位則是在羅霜至的情敵方麵。因為通常說來,舊時在江湖上能夠兜兜轉轉的男人,都有拈花惹草的機會,隻要一個把持不住,就會越過那道界限。對於男性來說,這道界限越過後可能會留下的後遺症,一般說來不會很大,因為舊時的風俗男性是可以娶大小老婆的。而根據包忠仁為首的三人小組秘密調查的結果,羅霜至隻有過一次婚姻,那就是他跟單慧珺的結合。他們是1945年春夏之交成婚的,那年羅霜至已經二十八歲,在當時絕對屬於一名大齡青年了。這個因素加上風塵女出身的單慧珺這一點,專案組認為羅霜至如果有情敵,那就是在徐州。現在,已經可以排除男方存在情人的可能性了,於是,調查方向就須轉到女方單慧珺身上。剛才,偵查員聽組長做出上述分工安排,就知道領導的大致工作意圖了。
薑立龍是個偵查高手,他在向張洪範局長匯報偵查情況時,心裏對往下應該怎麽走還沒有底。待等匯報結束,他的腦子裏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工作方案。這個方案的第一部分並無什麽新意,是按部就班進行下去的老套路,查過男方沒有情人之後,那就該查一查女方了。新意是在第二部分,形成文字的話隻有四個字:盯著女方。
單慧珺是孤兒出身,流浪行乞到了南京後,做了人家的童養媳;然後,又被人拐賣進了妓院,被迫做了一名風塵女。舊時坊間稱妓女為“*****”。針對她們的從業特點,又有一個說法,曰“*****無情”。當然,這個說法過於絕對,因為每一個群體裏麵都有另類,風塵女界也有俠女。
單慧珺在南京應該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特殊行業從業者,跟俠女大概沾不上邊。但是,不能因此而得出她沒有追求者的結論。就算平時被老鴇監管得嚴不能私自出去結交異性朋友,情人也可以在嫖客中產生,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大城市中都不乏例子,沒準兒她就有一兩個從嫖客到知音的情人。
因此,薑立龍想出了一個主意。說起來比較簡單,那就是讓單慧珺知道警方派員前往南京去盤她的底。具體做法是由包忠仁去找單慧珺談話,直接詢問其以往的經曆。這樣,單慧珺如果在丈夫遇害這宗案子上存在什麽幺蛾子,即殺害羅霜至的凶手確實是她以前淪為風塵女時結交的情人的話,她就很有可能會立刻提醒對方。這時,我方當然早已安排暗樁,當即悄然跟蹤。如果事情能走到這一步,估摸離破案就不遠了。
這個受到張洪範稱讚的主意,薑立龍並未在大夥兒麵前宣布。他隻是在布置好分工後,示意包忠仁留下,三言兩語作了交代。
於是,包忠仁立刻前往第三區彭城派出所,請所長臨時派一名女警作為助手,前往“羅漢酒肆”跟單慧珺作了談話,其內容是請這個曾經的風塵女把她淪落妓院一直到離開期間認識了哪些給她留下過記憶的人,以及跟羅霜至結識的過程作了一番敘述。
談話結束後,包忠仁直奔火車站,宋洪、周宗耀、金惠達已經等候在那裏,四人會合後,隨即登上了前往南京的列車。
包忠仁在列車上把他剛才詢問單慧珺的一應情況說了說,其中這個風塵女跟羅霜至的相識出乎他們的意料。以羅霜至的拳腳格鬥功夫以及其“軍統”特工身份,在人們的想象中,他與單慧珺的相識可能逃不出經常會聽說的“英雄救美”的老套。可是,從單慧珺嘴裏說出的情況並非如此。
1944年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她所在的秦淮河畔的“尋香閣”的老鴇董迎春突然讓“大茶壺”老梁通知她,今天請她不要接客,一會兒媽媽(舊時妓女對老鴇的稱謂)要請她出去吃個飯。
“尋香閣”由青幫成員龔老七開辦,業內稱其為龔老板。妓院老板隻是投資人,通常是不參與管理的,管理由其妻董迎春負責。1930年,龔老七去蘇州參加朋友的婚禮,這一去就是永遠——他被仇家給暗殺了。董迎春成為寡婦後,沒再嫁人,妓院照開,她身兼老板、老鴇兩職。原先因犯事而被龔老七趕走的“大茶壺”老梁,則被董迎春喚了回來,掌管雜務,兼任情夫。
所以,單慧珺知道老梁來通知她中午參加董老鴇的飯局,那就是這對姘頭共同的意思。她畢竟在“尋香閣”待了多年,對老鴇的心思基本吃透了,尋思多半是要讓她離開妓院了。用單慧珺對包忠仁的說法,並不是所有妓院從業者都是對這門職業深惡痛絕的,否則,真過不下去的,為什麽不在夜深人靜之際打開後窗往秦淮河一跳了之呢!怕動靜大?也可以在房間裏上吊呀!從事這一行的姐妹大多數是孤兒出身或者無家無眷之人,別說你投河上吊了,即使尋死前放一把火也不用擔心老板和老鴇報複,因為他們根本找不到你的父母家眷親朋好友。
包忠仁見多識廣,對單慧珺的這一番言論不予理睬,他隻管按照自己預定的口徑辦理這樁公務,讓單慧珺繼續往下說,最好說得簡單些。單慧珺說這番話倒也不是為什麽階級什麽人辯護,她是為自己當時接下來要遇到的情況作一個說明,以防偵查員對其所言不理解而認為她說了假話。單慧珺往下還真說得簡單了。
董迎春請她吃飯,由老梁作陪,跟她說了一件事:董迎春有一個幹弟弟,已經年近三十,尚未婚娶,最近想結婚成家了,托她留意。她反複考慮下來,決定把單慧珺介紹給這個幹弟弟。董老鴇的這個幹弟弟,就是羅霜至。當時,董迎春告訴單慧珺,羅霜至的職業是洋行業務員,兩人開始交往後,羅霜至也是這樣對她說的。單慧珺對嫁人並不感興趣,因為她知道像自己這種“*****”,盡管長相還可以,但是再可以也不可能嫁到某戶好人家去,肯娶自己的男人十有八九不是這方麵就是那方麵有缺陷、惡習。所以,單慧珺表示不願意離開“尋香閣”。
她這話一說,“大茶壺”老梁的作用就得到發揮了。隻聽得“嗖”的一聲,一把雪亮的小攮子已經紮在桌麵上。“敢抗命?好啊,就讓老梁幫你做個破相手術!”單慧珺知道這絕對不是嚇人之語,當下隻好點了頭。
接下來董迎春說出的一番話,又出乎單慧珺意料,她說現在提倡自由戀愛,對方那位先生的意思是要先跟你交往一陣兒,看看彼此之間性格是否相合,說話是否投緣,等等。你們認為合得來,就結婚,合不來,就隻好拜拜。他已經在新街口備了住房,你明天就搬過去,我就不送你了。等到你正式結婚時,我會來吃喜酒,當然還有嫁妝相送。單慧珺在新街口那處住房裏,跟羅霜至同居了將近半年,兩人越處越感到情投意合,於是就在1945年5月11日結婚了。
這段婚戀過程使偵查員覺得意外,它最初頗有“拉郎配”的意味。為何搞“拉郎配”?估計跟羅霜至當時的特務活動需要有關。這麽想來,四位偵查員都有一種“不虛此行”的預感。這種預感是否準確,那就要看他們抵達南京後的調查情況了。
次日,4月17日。包忠仁等四人在南京市公安局為鎮反運動特別組建的臨時部門“協查辦”的幫助下,前往老虎橋監獄提訊以惡霸罪名被判十三年徒刑的董迎春。至於那個“大茶壺”梁大福,因犯殺害三名妓女的曆史罪行,早在1949年秋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據獄方介紹,董迎春入監後的表現還可以,肯認罪,且有悔罪認識,能積極勞動;對於本地或者外埠前來找她了解情況的外調人員,也願意配合。偵查員與其一接觸,發現確實如此。四位偵查員對她提訊了兩個多小時,獲得以下情況:
董迎春與其相好“大茶壺”梁大福,並未參加過任何黨派幫會。但是,董迎春因其亡夫生前係青幫骨幹人脈廣泛,丈夫死後在南京地麵還是很兜得轉,即使是日偽時期,她照樣能夠正常營業。而且不像其他同行那樣時不時受到騷擾,因為她所結交的對象中,有日偽軍警官員、漢奸幫會(指由日本侵略者幕後控製的,從原國統區幫會中分裂出來組建的幫會組織)、流氓惡霸等。當然也少不了國民黨“軍統”、“中統”組織的特務,這方麵的結交早在其丈夫死亡前就已開始了。抗戰期間,總部已經撤至陪都重慶的“軍統”、“中統”安插了眾多潛伏特務,這些特務中有人是董迎春的朋友,便通過她以及梁大福配合進行某些活動。董迎春每次都是積極行動,對人家提出的要求從未打過回票。然後就說到單慧珺了。單慧珺和羅霜至“拉郎配”式的婚戀,是由當時在日偽警察局的一個區分局副局長老石向董迎春提出的。
老石名叫石中金,抗戰勝利後董迎春才知道這人是“軍統”潛伏特工,戰後去了上海,1948年被調往台灣。老石在日偽警察分局分管的是治安及妓院特種行業,因此,董迎春必須對老石有求必應。那天,老石派人來“尋香閣”捎口信,約董迎春去鼓樓一家咖啡館見麵。董迎春應約而去,老石跟她說了此事,大意是:有個朋友因為生意需要想找一個女友,讓董迎春從她的院裏物色一個。條件要求符合以下諸點:年歲相仿,不一定漂亮但要求耐看,聰明機靈,善解人意。董迎春知道老石這人嚴肅刻板,跟人打交道臉上從來不帶笑意,所以立刻恭敬點頭說“我明白”。
回去後,她跟相好老梁商量下來,物色了單慧珺。老石讓董迎春把單慧珺的照片親自送到另一個約定地點交給他,又反複詢問了單慧珺的情況,最後說還要看人家是否對這姑娘滿意,等他的通知吧。
一個星期後,老石派人傳達口信:行了!董迎春跟單慧珺說此事時,她確實表示不大肯出去,但此事是老石交辦的,絕無商量的餘地,所以單慧珺最後沒辦法隻好點了頭。
董迎春說完,歎了一口氣:“唉!沒想到單姑娘這一去,竟跟那男的情投意合,一去不返了。她的贖身金在當時要二十兩黃金呢!老石一個銅板都沒給啊!”
偵查員忽然想起了另一個問題:聽你說下來,單慧珺小時候家鄉遭災成了孤兒,從蘇北一路行乞到南京,被人拐賣給人家做了童養媳,後來又到了“尋香閣”。當時單慧珺年齡尚小,應該不會有學習烹飪的機會吧?到了你那裏,是有專門廚子做飯的,她不可能下廚房學烹飪,可是她去了徐州竟然能一下子就上手擔任酒肆的廚師,而且食客都認為菜燒得不錯。你說她這手廚藝是從哪裏學來的?
董迎春於是想起單慧珺之前也曾有過一次相似的“出院”事宜,那是1940年,也是老石前來要的人。她推薦的是另一個姑娘,可是老石給人家一看照片說了身世,人家不滿意,要求再推薦一位,如斯三次,最後對單慧珺表示認可。單慧珺“出去”了一趟,去了長江對岸浦口商埠區,待了八個多月,於一個雨夜又被老石派人送回“尋香閣”。當時,老石讓送她回來的兩個大漢給董迎春捎話,任何人不準向她打聽這段時間去了哪裏、在幹什麽,否則……,來人沒有往下說,隻是拍了拍腰間鼓囊處。後來,單慧珺偷偷告訴董迎春,說她去了浦口,跟一個姓郭的廚師以夫妻名義同居。老郭並非是哪家館子的廚師或者某富家的私人廚子,而是廚師行業中的“散仙”,即靠著一手廚藝本著兩相情願的原則受雇於人家,這個“人家”可以是某家館子,因為大廚生病或者有事告假數日而請其去頂班做臨時工;也可以是某公館或富家,請其操辦婚喪慶生宴席。因為老郭廚藝好,所以收費不菲。幹完約定時間的活兒拿到錢鈔後,就可以休息一段時間,一直到手頭兒沒錢了就再去應聘幹活兒。單慧珺的廚藝就是跟老郭學的,她說有時也跟著老郭去某富家或公館幹活兒,她給“丈夫”打下手。至於那個雨夜發生了什麽事,需要由兩個大漢將她護送回妓院,單慧珺則閉口不談。董迎春因為對老石怵頭,所以也沒敢打聽。四位偵查員聽後心裏暗驚:如此看來,那個“散仙廚師”老郭十有八九是“軍統“或者”中統“特務,其潛伏浦口顯然是為了完成某項重要任務。該任務不外乎暗殺、爆炸、綁架或者竊取重要情報,那個雨夜單慧珺突然被人護送回妓院,可能是老郭發生了某種意想不到的情況,比如行動時被人察覺而被捕甚至當場被擊斃;也有可能已經完成了任務,但在撤離時突然遭遇不測。
一般說來,執行這種任務都是配備接應人員的,那兩個漢子有可能就是接應特務。之所以把她送回妓院而沒當場滅口,很有可能是當時的情況非常危急,把她幹掉後來不及毀屍滅跡,日偽特務事後必會以其屍體為依據進行追查。那樣的話,國民黨在南京的地下特務組織就有被發現的可能。此刻,偵查員想通了這一點,隨即就把思維轉到單慧珺那裏去了:這個情況,單慧珺怎麽沒說?
稍後,宋洪開腔讓董迎春說說她所知道的關於羅霜至的情況。董迎春聞之一怔,說她沒聽說過這個名字。偵查員告訴她,羅霜至就是她剛才說到的老石讓她物色一個姑娘去做人家女友的那個男人。董迎春恍然大悟,說原來是單姑娘的那個對象啊,我還真不認識呢!因為老石沒跟我說起過,我也不敢問。
妓院老鴇大都很健談,眼前這個董迎春也不例外,即使處在這種環境中,她一旦打開話匣子,照樣可以滔滔不絕。當下,她隨即又說:“我不認識你們所說的這個姓羅的,不過,我曾經聽說過他……”這個半老徐娘突然住了口,用眼光掃視著一幹偵查員,最後盯著包忠仁說,“警察同誌,可以讓我抽支香煙嗎?以前來找我老郭十有八九是“軍統”或者“中外調”的政府人員都給我抽煙的。不是我饞香煙,是因為我隻要一抽煙,腦子就特別好使。……”
包忠仁以一個手勢表示滿足她的要求,她抽了幾口煙後接著往下敘述。
“尋香閣”的妓女之間互稱姐妹。每年黃梅天,是煙花行院的淡季。1947年黃梅時節,眾姐妹空閑時就湊些錢鈔請夥房加菜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每當這時,老鴇也會端著酒杯各個房間亂竄,聽姑娘們胡吹海聊。董迎春在亂竄到某個房間時,聽見聚在那裏的三個姑娘在聊老石。其中有一個姓常的以前曾被老石接出去“金屋藏嬌”了十天,以後老石來“尋香閣”時,總喜歡到她房裏過夜,所以,她知道的關於老石的信息比董迎春還多。此刻董迎春要向偵查員反映的跟羅霜至相關的情況,就是這個常姑娘透露出來的。
常某跟單慧珺同歲,容貌在“尋香閣”裏屬於一流行列,單慧珺也是。這兩人私交還不錯,平時私下接觸時會互相說一些自己的隱私。而且,常某是“尋香閣”十七名妓女中唯一一個在單慧珺“出院”後曾去會過她還一起吃過飯的人。
據常某說,那是1945年5月單慧珺剛與羅先生結婚不久,單慧珺寫了一封掛號信給她,約她過兩天前去水西門“江南飯莊”見麵。常某是包身妓,不是隨便可以離開妓院的,須獲得老鴇的許可。她當然不敢說是去會單慧珺,便佯稱去見老石。老石是董迎春最怵頭的一個對象,當下隻有點頭的份兒。
她和單慧珺在飯館吃了一頓飯,還喝了一瓶果子酒。席間談得最多的自然是單慧珺從良後的生活,常某聽著覺得非常羨慕,喝了幾口酒後幽幽道:“還是你福氣好,我要是能夠嫁給像羅先生那樣的男人就好了!”單慧珺卻說:“可我也有些擔心,因為我覺得他並不像一個生意人,倒是跟你那位石先生像是一路人。羅先生本人當然沒有這樣說過,但憑我多年在行院閱人無數的經驗,覺得他那副做派倒還真像是特字號。”
常某表示,特字號又怎麽呢?公家人啊,吃穿不愁,無人敢惹,幹得好,以後沒準兒可以混到將字頭,你就是將軍夫人,那多威風,出入有轎車,身邊有保鏢,背後跟用人,有幾個女人能夠享到這樣的福。
單慧珺說這倒也是,活著好像有了個盼頭吧。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眼下我跟著這個特字號,有些提心吊啊!羅先生竟然清楚我有三個相好,而且把他們的姓名、職業、住址甚至家庭情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這也是我懷疑他是老石同行的一個原因——你看他厲害吧!
當時,他什麽話也沒說,笑吟吟地讓我拿一張白紙給他,用鋼筆在上麵劃拉。我以為是要讓我猜謎了,因為那幾天我們兩人在一起時總是互相出謎讓對方猜,這方麵,他不如我,總是輸。哪知,待到他寫完後把紙給我一看,我一下子就慌了,心髒狂跳不已,臉色肯定很難看。待我終於勉強把心神定了下來,鼓起勇氣問他這是什麽意思,他卻已經去了廚房,片刻返回,左手托一個大西瓜,右手拿著一把亮光閃閃的西瓜刀。他把西瓜放在桌上,舉刀便砍,出手之快,令人眼花。隻聽見“嗖嗖嗖”一陣響,一聲“吃瓜”,他已經把西瓜切成了十二瓣,大小一模一樣,用尺量過的也沒那麽準!常某聽得目瞪口呆,語不連貫道:“這……,這不是殺雞給猴看嗎?”
“對啊!這是羅先生在警告我,意思盡在不言中:如果膽敢再跟這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來往,這快刀就要讓你姓單的嚐嚐了!”
偵查員問董迎春單慧珺的那三個相好的姓名和住址。她搖頭說這個可不知道,你們要了解的話,得去找常小豔。
“常小豔住在哪裏?”
“這個,我也不知道。原來她跟單慧珺一樣,都是長住行院裏的,解放後沒多久我就被政府抓進來了,聽說現在政府把妓院都取締了,是怎麽安排這些姑娘的,我不清楚。”
於是,包忠仁就去了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取締全市妓院時,根據妓女的原始情況及原籍地進行了不同的安排:原籍在外地的,安置回鄉參加勞動生產;在本市有對象的,可以領結婚證後留在南京。原籍本是南京的,可以留在本市,出路是自食其力,可以自行選擇職業,投靠親朋好友;無處可投靠、想工作的,則由政府安排進入工廠或者農場;婚姻自主,政府不予幹涉。
那麽,原“尋香閣”的常小豔去了哪裏呢?聽說她是南京本地人。
接待幹部捧來一大遝裝訂好的冊子,翻了一陣兒,終於找到了記載有常小豔的那一頁。包忠仁一看,上麵寫著-常小豔,去向:投親,已落實,住城南飲馬巷,在其親戚所經營的茶館打雜。
偵查員很快就找到了常小豔,聽她說了與單慧珺相關的情況,與董迎春所言相符。
據常小豔說,當年單慧珺臨離開“尋香閣”時,曾把其三個相好的姓名和住址留給常小豔,說萬一她發生了什麽不測,走投無路托人捎信給常小豔求助時,常小豔可以把她的消息傳給他們,相信三人中總有一人會幫助她的。常小豔說著,從她的梳妝盒裏找出了那張顏色已經略微變黃的紙條交給偵查員。
包忠仁發現常小豔的眼神有些許遲疑,便問她還有什麽話要說,不如一下子說清楚,免得萬一情況發生變化,徐州那邊又出什麽事兒了,還得找她。
常小豔一聽,馬上坦言說解放後政府取締妓院時,她曾去跟這三個分別姓伏、戴、茅的男子見過麵,當時是想問問他們是否可以為她自謀出路提供幫助。其中,姓伏名鑫的那人說他正準備去徐州投奔他做醫療用品生意的叔叔,自顧不周,幫不了她,抱歉。另外兩人名叫戴繼興、茅思善,看樣子也已是落魄不堪,都表示無能為力。
單慧珺的相好伏鑫已去徐州定居的消息頓令偵查員興奮,當晚包忠仁跟薑立龍打電話匯報調查情況時,薑立龍也感到很振奮,說南京那邊的調查看來可以結束了,讓他們馬上返回徐州。
五、新嫌疑人伏鑫
4月18日,包忠仁等四位偵查員返回徐州後,專案組立刻開會,匯總調查情況,分析案情和製訂新的調查方案。
話說徐州這邊薑立龍等三位偵查員對單慧珺的蹲點監視情況,很簡單:包忠仁跟單慧珺談話結束後,她沒出門。薑立龍等三人以及從分局借調的三位偵查員,兩個一班分三撥對單慧珺進行秘密蹲點監視,當晚單慧珺早早就熄燈歇息了。次日清晨起來,因為羅霜至死後酒肆已經停止營業,所以她也無所事事,把店門打開,拿了把掃帚把門口人行道地麵掃了掃,然後拎了個竹籃去附近菜場買菜。途中,以及買菜過程中除了跟幾個平時熟識的鄰裏互相打打招呼外,沒有發現其他可疑動作。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今天午前。
昨晚,薑立龍與包忠仁通電話前,薑立龍還在納悶,難道這個女人沒有值得懷疑之處?但是,當他得知單慧珺在偵查員與其談話了解情況時,對這種關鍵內容故意隱瞞後,便推測她應該也逃不了涉案嫌疑。
現在,具體如何著手進行秘密調查?眾人議下來,決定還是分為兩路同時進行,每路各三位偵查員,組長薑立龍負責協調。包忠仁、宋洪、周宗耀這三個老搭檔被指定調查單慧珺的相關情況。這個“相關情況”,包括再次核查前麵曾提及過的本案發生當晚單慧珺的活動情況。羅霜至被害那天的上午,偵查員按照尋常調查命案的慣例,向被害人的配偶單慧珺了解其本人前一晚的行蹤。單慧珺當時的說法是:她當初嫁給羅霜至後不久,便隨丈夫來徐州定居。單慧珺出生於蘇北鹽城,童年就行乞到了南京,之後一直生活在那裏,說一口地道的南京話,但她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鹽城人,凡是有人問及她是哪裏人氏時,她都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自己是鹽城人。在南京生活時,她隻要遇到鹽城口音的人,不論男女老少,就會產生一種親近感,到了徐州後,她還是這樣。當然,由於她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風塵女子從良成了一名正常市民,職業也由妓女搖身一變成了酒肆老板娘兼掌勺廚師,所以就有了想在徐州當地結交幾位同鄉好友的念頭。
“羅漢酒肆”雖然小,但由單慧珺一個人負責一應廚務活兒,其工作量之大,以及占用的時間也是很多的,她甚至很少有走出店門隨意去外麵轉轉的機會。所以,盡管徐州操鹽城口音的人比南京似乎多些,但隻有一個對象具有能夠滿足單慧珺達成這個願望的條件,那就是柳金枝。
柳金枝比單慧珺大四歲,也是鹽城人,其老家離單慧珺出生的村莊隻有十多裏地。柳金枝也是當年家鄉遭災後出來逃荒定居大城市(徐州)的。不過,她的運氣似乎比單慧珺好些,她來到徐州後,被一戶開繩索作坊的小業主收養,其實就是人家撿了一個童養媳。跟單慧珺所不同的是,之後那家作坊並未發生變故,所以她十六歲時就嫁給了與其同齡的丈夫邢某。後來公婆雙亡,作坊落到邢某手裏,因為邢某嗜賭,沒幾年就把作坊給敗落了。好在邢家在城外九裏亭有幾畝田地,於是一家三口就由城市居民變成了農民。此後邢某吸取了教訓,不但戒了賭,連煙也戒了,把原先出租給人家的田地收回,夫婦二人自己種起了蔬菜,還養牲畜,後來又挖了池塘養魚。如此經營了幾年,經濟狀況大為改觀。柳金枝經常把自家種植的蔬菜和魚蝦禽蛋拿到城裏向飯店酒館出售,她跟單慧珺就是這樣相識的。一段時間交往下來,互覺投緣,便以姐妹相稱。
邢某嗜酒,當初下決心戒了煙戒了賭,酒卻沒戒,而且隨著經濟狀況的改觀,喝得似是越發不可收拾了。柳金枝難免會嘀咕幾句,有時丈夫覺得不能忍受,就會發生爭吵。4月4日那天傍晚,柳金枝在晚飯時跟丈夫發生爭執,被邢某抽了一個耳光。柳金枝想起單慧珺之前曾當麵向邢某說過“君子動口不動手,如果你敢對我姐動手,隻要我知道,必會趕來找你算賬”的話,柳金枝挨打後,立馬進城向單慧珺求援。單慧珺聞訊後惱怒不已,跟羅霜至說了一聲,就叫了輛出租馬車連夜直奔九裏亭。
像單慧珺這種煙花行院出身的女性,擅長施展各種手段跟外界打交道,其中不乏刁鑽蠻橫。當然,邢某是生產繩索的專業戶,舊時幹這一行的經常會跟一些特殊客戶比如軍警、土匪、大盜打交道,所以他對單慧珺並不感到怵頭,但他卻又必須對單慧珺點頭哈腰。因為,他知道單慧珺的丈夫是參加過國術大賽並獲得名次的武術高手,因此他不敢不聽單慧珺的招呼,否則,沒準兒就會出現“後果很嚴重”的狀況。因此,單慧珺連夜趕去後,邢某馬上由大灰狼變成了小綿羊,對單慧珺唯命是從,向柳金枝連連鞠躬賠禮,嘴裏一迭聲“我該死”,還取來一根藤條讓妻子打他,最後總算平安無事過了關。這麽一折騰,已是二更時分了,單慧珺已經回不了城,於是就住了下來。
上述情況,案發伊始偵查員在聽單慧珺做了陳述後,因為涉及她是否有作案時間的問題,所以曾特地趕到九裏亭找到邢、柳夫婦倆核實,得到了證實。現在,這份筆錄被薑立龍重新翻了出來,他琢磨了一陣兒,認為此處需要重新了解。這樁活兒,就交給了包忠仁、宋洪、周宗耀三人。
當下,包、宋、周三人就去了九裏亭,邢、柳夫婦倆正在吵架,見來了三位公家人,便都住了嘴,卻仍舊是一副氣咻咻的樣子。偵查員便從眼前的吵架談起,問他們兩口子為何吵架。邢某瞅了妻子一眼,沒吭聲。柳金枝倒是開腔了,說您三位肯定是為“羅漢酒肆”咱妹夫被殺的事兒來的吧?我跟他鬥嘴就是為這事兒。自打半個月前咱妹夫被害後,沒兩天他就把我管住了,堅決不讓我進城去吊唁,白天黑夜都死死地盯著我。問他理由,卻又不說。問急了,他就挽袖捋臂的要動武。他平時對人都很蠻橫,獨獨就怕咱妹夫,現在咱妹夫歿了,他沒啥怕的了,立馬就對我蠻橫起來了。
三位偵查員聽後都一怔,怎麽聽著跟羅霜至被害似乎有關?於是互相對了個眼色,周宗耀便開腔問邢某是怎麽回事,邢某不吭聲。再問,他仍搖頭不語。周宗耀說看來你是有話要說的,是不是覺得這裏不方便說?要不,咱們換個地方,比如去區政府治保幹事那裏(當時農村鄉鎮不設派出所,隻有一個治保幹事,行使警察職能,但係區幹部編製,並非警員),或者幹脆跟咱們進一趟城……
話沒說完,邢某就開口了,甕聲甕氣地說他確實有話要說,不過這個場合不合適。為什麽?有這女人在場就是不合適。柳金枝聽後覺得受了委屈,剛要扯開嗓門嚷嚷,就被包忠仁一個手勢阻止了,然後讓周宗耀把她帶到一邊兒去,讓邢某把話說出來。邢某說的內容讓偵查員頗感興趣:他對單慧珺跟其妻的交往並無反感,覺得單慧珺待人熱情,出手也比較大方。他去“羅漢酒肆”送貨,單慧珺從來不還價,說多少錢就給多少錢,而且還不讓找零。可是,最近兩個多月他卻對單慧珺有了新的看法,這種看法若要他說個明白,卻又有點兒難,因為他說不出單慧珺具體有什麽地方使他不爽。他隻意識到三點:一是這兩個多月裏,單慧珺來九裏亭的次數比以往多,至少有七八次;二是柳金枝在這段時間裏對於進城去賣菜——其實就是往“羅漢酒肆”運送變相訂購(人家沒有明說)的蔬菜魚蝦禽蛋——非常積極,本來這是他邢某的事兒,男主外女主內嘛,隻有在他有事纏身無法離開時才讓她去的,可是這段時間她卻經常爭著要進城,而且來去時間要比以往長;第三就是柳金枝越來越不講道理,動不動就對著他吼,他一個大男人,哪肯被一個女人吼,於是他就以更大的嗓音作為回答。以往他一吼,柳金枝就不敢吭聲了。可是,這段時間他一吼,柳金枝的反應就極為迅速,哭號咒罵不說,還倒地打滾兒,進入4月以後還摔東西。一直奉行大男子主義的邢某被她逼得忍無可忍,4月4日傍晚當柳金枝又一次在飯桌上主動出擊發起語言攻擊時,邢某終於第一次衝妻子動了手,打了她一記耳光。柳金枝挨了一個耳光後,一躍而起。邢某下意識做好了她會把飯桌掀翻的心理準備,哪知她站起來後卻一聲不吭,不吼也不哭,拔腿就往門外跑。一個多小時後,門外馬蹄聲篤篤,到門口戛然而止,然後單慧珺就風風火火地衝進來,後麵跟著柳金枝。單慧珺在客堂正中的八仙桌旁坐定,招呼邢某也坐下,柳金枝則坐在單慧珺側邊,然後,針對邢某的一場聲討就開始了。邢某對單慧珺這麽一個婦道人家可以不放在眼裏,但對其丈夫卻不敢冒犯,所以,當下成為聲討對象也不敢發火,聲討的內容與事實有出入甚至有的是嚴重出入乃至憑空捏造事實,也不敢出聲反駁。最後,他隻好以求饒賠罪作為收場。
次日清晨,單慧珺搭乘同村鄰家進城的馬車返回城裏後,即發現其夫已經被殺。看來單慧珺並不是真把柳金枝當作“我姐”來看待的,男方的一幹親朋好友都報遍喪了,卻沒叫人來一趟九裏亭。邢、柳夫婦是稍後警方派人來核實出事那天晚上單慧珺是否整夜待在邢宅時方才得知噩耗的。事後,邢某回憶往事,發現導致他首次衝妻子動武的誘因,應該是柳金枝欺人太甚,等於是逼著他下的手。這麽想著,邢某就對單慧珺心生反感;再想想,反感升級為惡感。偏偏柳金枝頭腦簡單,對於丈夫的克星已殞竟一點兒也意識不到,思維還停留在4月4日晚上的勝利上,對丈夫來一個“乘勝追擊”,以痛打落水狗的心態繼續對其進逼。邢某覺得忍無可忍,於是就開始反擊。這就是這半個月來這對夫婦猶在纏鬥不已的原因。邢某雖然隻上過小學,平時也不是那種伶牙俐嘴的角色,但他此刻對偵查員的這一番敘述倒是說得既有條理又頗清晰,偵查員聽後暗吃一驚:如此看來,這個單慧珺真不簡單!如果邢某所言屬實,那是不是可以由此進行深層剖析……
於是,偵查員隨即分別向柳金枝和其女兒邢小琴了解相關情況。柳金枝跟其丈夫相比,敘述能力明顯不在一個檔次上,跟她說話,使人有一種答非所問的感覺。最後偵查員將其所言內容做了總結,所獲結果是:從其所述之事實判斷,邢某所述並非虛言。這個結論,同時也得到了邢小琴所言內容的佐證。
如此,專案組經過分析,初步得出結論:柳金枝這兩個多月裏一反常態,跟丈夫頻繁發生爭執的原因,大致上可以認定係受了單慧珺的慫恿。單慧珺在這段時間頻頻與柳金枝接觸,向柳灌輸“新社會婦女翻身,社會地位已經提高,家庭地位也必須相應得到提高,男女應該一個樣兒”的思想,並拿自己跟羅霜至一起生活中的一樁樁已經無法核實是真是假的事例來說明“什麽樣的相處才是男女平等”。這番說辭對柳金枝產生了作用,她開始向丈夫要“家庭地位”。這對於一貫奉行大男子主義的邢某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他懷疑妻子的腦子是否進了水或者被灌了糨糊。於是夫妻倆就開始頻繁發生口角。柳金枝因為背後有單慧珺撐腰,想趁眼下有強大外援的機會把丈夫降服,便不斷主動進逼。單慧珺得知柳金枝的上述“進步”後,予以誇讚,並繼續為她打氣助力。最後,終於使邢某忍無可忍,於4月4日傍晚在飯桌上對妻子動了手。柳金枝隨即進城向單慧珺求援。單慧珺還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來了個“星夜馳援”。此舉對於柳金枝來說,意味著“家庭地位”得到了提高,嚐到了“男女一樣”的甜頭。
而對於單慧珺來說,意味著什麽呢?
專案組認為:綜觀全過程,是否可以認為這個女人是在精心製造一次機會-一次可以證明自己沒有作案時間的機會。
與此同時,另一路由薑立龍、朱正、武啟誠、金惠達四位偵查員負責的調查嫌疑人伏鑫的行動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單慧珺的煙花行院小姐妹常小豔向偵查員提供的那個伏鑫,據單慧珺當初向她透露說伏鑫是其三個相好中關係最親密的一個,如果讓她自主選擇從良對象的話,她會毫不猶豫地選伏先生。可是,常小豔隻知道伏鑫的姓名、長相(確實是一個俊朗小夥)和當時其在南京的住址,卻不知道他所要投奔的那個徐州嫡親叔叔的姓名和地址。
不過,這難不倒偵查員,因為常小豔曾說過伏鑫的那個叔叔在徐州是做醫療用品生意的。通常說來,既然是嫡親叔叔,那麽其叔叔也應該姓伏。這個姓氏比較少見,隻要向醫療用品行業一打聽,大致就八九不離十了。
偵查員通過工商局保衛科向行業協會一查,了解到本市醫療用品行業確實有一個伏姓經紀人,名叫伏龍生,已在徐州做了七八年醫療用品中介生意。
偵查員隨即要求工商局調出私人營運者的登記資料:伏龍生,男,四十七歲,江蘇省鎮江人氏,十七歲開始至今一直從事西藥業工作,從西藥房學徒到西藥經紀人。1940年改做醫療用品中介,在上海和南京兩地奔波,1942年到徐州開了一家類似如今“工作室”的小公司,專事醫療用品中介生意。解放後,他仍操此業。那家小公司的登記地址是第一區中正路115號(中正路於1949年6月改名為淮海路,因該公司工商登記在之前,所以檔案記載是原路名)。偵查員便前往徐州市公安局第一分局,原本是想通過分局跟那家小公司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聯係,把戶籍警請來了解情況的。之所以沒直接去派出所,是因為伏龍生的那家小公司就在派出所對麵,慮及伏鑫很有可能已在叔父的那家公司謀得一份差事了,如果他是殺害羅霜至的凶手,跟單慧珺之間應該有一種目前警方尚未掌握的暗通款曲的方式,他可能已經知曉警方已把調查觸角伸向單慧珺是否有相好這上麵了,從而會引起警惕,估計這兩天已經沒了做生意的興趣,心思全在如何防範上了。
如果偵查員徑自前往派出所的話,沒準兒正好被他在其公司的窗口瞅見而產生懷疑,然後沒等偵查員從派出所出來就來一個滑腳開溜。偵查員的運氣似乎還不錯,分局治安股林股長正好是上月剛從管段派出所調來的原派出所副所長。老林聽說專案組是來調查對麵那家公司解放後是否進了新員工,便說您幾位不必跟派出所溝通了,我就知道。老林是新四軍偵查員出身,行事周密細致,記憶力出眾,幹派出所副所長時,把管段內各個居民街坊的情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當下他便告訴偵查員:這家隻有一個門麵的小公司在1949年12月確實進了一個員工,姓伏名鑫,係公司老板伏龍生的嫡親侄子。此人的戶口是落在伏龍生的戶口本上的,當時戶籍警受理一應材料後上報到他的案頭,伏鑫的材料一樣不缺,有南京市公安局批準遷出的證明,也有在徐州就業的許可證明和伏龍生允其落戶自已家的書麵許諾。另外,還有一份由南京醫療用品行業協會出具的送市工商局審核後直接寄往徐州醫療用品行業協會的關於伏鑫具有經營特殊行業(當時規定西藥、器械行業的中介人員必須申領準予從業的許可證)資格的證明。伏鑫憑著這份證明,就能夠順利獲取徐州這邊的從業許可證。因此,按照規定予以批準伏鑫落戶了。記得稍後因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原因,市公安局還下發通知,讓在1949年10月1日後將戶口遷入本市的居民補填一份《個人履曆表》。
伏鑫遷入戶口的時間在這個規定的日期之後,派出所便通知他前來所裏當場填寫了這份表格。稍後這些表格都匯總到老林案頭後,他抽空一一審閱了一遍,把其中曾有政治問題(包括曾在舊時代參加過北洋、國民黨、日偽政權黨政軍憲特警以及反動會道門組織)的七人記錄了下來,這七人中並無伏鑫其名。上述所說的相關材料均有副本,保存於分局。當下,偵查員便把伏鑫的材料調出來,仔細閱讀並做了摘錄,最後蓋上分局的檔案專用章,留存於專案組卷宗內。接著,偵查員又對伏龍生的那家小公司進行了暗查。該公司成立於解放前,新中國成立後根據規定進行重新登記。伏龍生在向工商局申領營業執照時所填寫的經營範圍一欄裏,寫著“中西醫醫療用品經紀及零售”。偵查員由此想到了羅霜至命案法醫對凶器作出的鑒定結論-係一把長柄手術刀,後麵加備注說明:疑係德國產品。於是,偵查員便去稅務局調閱了伏龍生這家公司的銷售商品目錄,發現確有這類手術刀,但是,稅務記載顯示,這種手術刀屬於少有客戶問津的那類商品,估計是解放前留下的剩貨。然後,偵查員又暗查凶案發生當晚伏鑫的活動情況。所獲結果是:那天晚上,伏鑫作為公司代表去參加了行業聚餐會,會後與另外兩個與會者同乘一輛出租馬車返回派出所對麵的公司(伏鑫是單身,住在公司),他是最早抵達住處下車的,有同行的那二位作證。伏鑫返回公司即住處後,由於是單身居住,無人可以為其活動情況作證。4月20日淩晨,伏鑫被捕。
六、最終水落石出
對伏鑫執行刑事拘留的同時,專案組搜查了其棲身的公司。搜查結果未發現疑似涉案或者其他違禁物品,在庫存商品中發現有兩盒德國製造的長柄手術刀,經與賬目核對,符合正常庫存數。
專案組組長薑立龍和偵查員武啟誠、朱正隨即對伏鑫進行訊問,同時讓包忠仁等四位偵查員連夜按銷售發票及內部登記資料向曾購買德國長柄手術刀的客戶進行核查,看伏鑫是否有利用銷售該款手術刀的機會開了陰陽發票,扣下了其中一件作為凶器。
薑立龍等三位偵查員對伏鑫的訊問雖然沒有遭遇零口供,但也差不了多少。因為伏鑫所供稱的案發那晚的一部分活動情況與之前專案組調查到的相符,他確實是代表公司去參加了行業聚餐會,也確實是與兩個同行同乘一輛出租馬車返回公司兼住所,他是第一個抵達後下車的。
然後呢?然後就上床歇息啦!入睡前看了幾頁小說——《福爾摩斯探案集》。
這當口兒提及福爾摩斯,偵查員便有那種一個激靈的感覺。武啟誠似是隨口樣地問了一句:“你喜歡閱讀偵探小說?”他是想試著從這方麵獲得一個潛在的機會作為訊問切入點。可是,伏鑫的回答令其失望:“沒有,這是前天有個客戶來看樣品時遺忘在公司的,我閑著沒事,隨手翻了兩頁,覺得有點兒吸引人,所以就往下讀了。”
“你睡下後到何時醒來的?”
他的回答是:“我沒有失眠的毛病,每晚都是一覺睡下去,醒來就已經天亮。”
“有人能證明你那晚確實一人在公司睡覺嗎?”
“我是單身,一向獨自歇息,哪有人證明?既然你們抓我了,這個不會不了解吧。”
偵查員盡管非常希望能把這起已經折騰了半月多的案子拿下,但是他們始終堅守注重證據的辦案原則。因此,他們接著就問伏鑫那晚睡下後是否聽見鄰家或者馬路上傳來過什麽聲響,以便作為可以排除對方涉案嫌疑的一個依據。伏鑫搖頭,說他睡眠質量一流,一覺睡下,肯定會一口氣睡到天亮才醒,連夢都不會做的。
對於專案組來說,此刻遇到這種“無法作證”的情況是有點兒怵頭的。因為此刻手裏掌握的能夠一錘砸實的證據一件也拿不出,審不下來雖然不必同今天這樣必須在規定時間裏放人,但是,再羈押下去也得有證據來定嫌疑人的罪行呀!
於是偵查員隻好“見招拆招”,換了個話題從其跟單慧珺的交往說起。
伏鑫聽偵查員說到“單慧珺”三字,不禁個愣怔,頓了頓方才開口:“你們知道單慧珺?能不能告訴我,她現在在哪裏?”
偵查員說:“你先別往旁題上扯,還是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的問題。提醒一下,你現在已被拘留,正在接受公安機關的訊問,而不是尋常人在喝茶閑聊。”
伏鑫連連點頭,說這個他知道,隻不過他已經找了單慧珺數年,不知她的情況怎麽樣。稍一停頓,他微歎一口氣:“唉!是您幾位來找我,並且問的又是跟她有關的,看起來她的情況不大好吧?”
薑立龍也歎了一口氣:“唉,到這當口兒,你還惦記著單慧珺,我看你還是先把自己麵臨的事兒說說清楚吧……。實話實說,你目前麵臨著一起凶殺案的涉案嫌疑,看你這副樣子,還不當回事,不考慮自己的處境而把心思放在別人那裏。”
隻見伏鑫聞言一個激靈,震驚無比地說不出話來,薑立龍便佯裝同情似的緩緩搖頭,“我知道你想說你沒涉案,那就老老實實回答問題,要用事實來排除自己的嫌疑。”
伏鑫這主兒,相貌端正,白白淨淨,一臉斯文相,用現在的說法是帥哥一枚。當時,偵查員以為這家夥裝傻,認為他是故意有此一問。但接下來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後,一幹偵查員都認為這個帥哥是個典型的情種。
現在,伏鑫在情緒稍稍穩定後,便把自己跟單慧珺的交往過程一五一十地作了交代。
伏鑫是蘇州人氏,東吳大學肄業,讀的是國文專業(舊時中文學科稱為“國文”),曾經在上海、南京的小報做過記者。其生性風流,自幼拜名師學過書畫,雖在業界屬於不成器一類,但在尋常親朋好友眼裏,是被視為“書畫家”的。他自己也以“當代唐伯虎”自居,重點是效法唐氏傳說中的風流多情。隻要手頭兒稍有錢鈔,他便去煙花行院尋歡作樂,單慧珺是他結識的眾多妓女中的一個。也不知是怎麽的,反正跟單慧珺交往下來,漸漸地他就對她產生了感情。他自已認為單慧珺對其也是情深意篤,因為兩人曾多次商量過贖身從良問題。
伏鑫做這件事是認真的,他多方設法,其中不乏變相行騙手段,總算籌措到了一筆錢款。可是,當他興衝衝地奔到秦淮河“尋香閣”想去向單慧珺報喜時,卻聽說單慧珺已經被人贖身了。
去了哪裏?不知道!
伏鑫便開始尋找單慧珺,從1945年一直找到1949年春南京解放前夕,但毫無音信。他因為效法唐伯虎,酒也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酒後被朋友扯進賭場,待了一夜,稀裏糊塗地就把那筆準備為單慧珺贖身的錢款給輸了個精光。從此,他也不再作他想了,有一份職業能讓他吃飽穿暖就可以了。可是,他的那筆贖身款項是連借帶騙從親朋好友那裏弄來的,人家見久無音信,自會找他索債。伏鑫被他們逼得無法安生,萬般無奈之下,隻好悄然前往徐州投奔叔父伏龍生。據伏鑫說,他根本不知道單慧珺嫁人後已經隨夫來到徐州定居,否則的話,他這一年多裏肯定會一有空就全城轉悠,倘若果真有緣,那是應該見得到的。當然,找到單慧珺後她是否能夠跟丈夫離婚,然後嫁給他,那就說不準了。
伏鑫臨末說:“警察先生,我已經把我和單慧珺的關係說清楚了。現在,是否可以告訴我,單慧珺是不是已經被人殺害了?”
薑立龍說:“單慧珺還好好地活著,被人殺害的是她的丈夫。”
伏鑫先是鬆了一口氣,隨即顯然是意識到原來他是被警方作為殺害單慧珺丈夫的嫌疑人而被拘留的,馬上便說:“我沒殺人哦!我也不認識……,不知道單慧珺嫁的是一個怎生模樣的男人。”
薑立龍冷冷地說:“我也希望你是無辜的,所以你需要提供無辜的證據,隻要我們查實你確實無辜,你就自由了。”
“可是我那天晚上確實是一個人待在公司裏呀。”薑立龍雙手一攤,臉上的神情儼然是一副徹底的愛莫能助。
訊問隻好暫停,薑立龍等三位偵查員交換意見,認為眼下嫌疑人未能提供其“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據,那隻能先擱一擱,看另一路偵查員調查伏龍生那家公司德國長柄手術刀的庫存和銷售數額之間是否有漏洞。這一等,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時許,另一路由包忠仁主持的對手術刀銷售去向的調查終於結束了。調查結果證明伏鑫沒有可能獲取手術刀。
薑立龍和包忠仁兩位專案組領導無奈地對視了一下,包忠仁嘴唇動了動,卻沒發出聲音。不過,薑立龍已經讀懂了他的意思,也是嘴唇一動,給出了一個有聲音的回答:開會吧!
當晚,專案組成員再次聚在一起分析案情。先是分析了伏鑫的口供內容,多數人認為盡管他拿不出“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據,但是,專案組也沒有掌握他涉案的證據,隻是根據若幹其以往與單慧珺來往的情況作為懷疑的依據。所以,這人身上的嫌疑可以考慮排除。
薑立龍說那就先把他晾在一旁,咱們另選突破方向。反複研究下來,大夥兒還是認為羅霜至的被害跟情殺有關。有偵查員提出,如果單慧珺的老情人查下來基本可以排除涉案的話,那咱們是否可以考慮她有新情人——指的是她定居徐州後結交的情人。這麽一說,好幾個偵查員都似有共鳴感:對啊!從這個女人以往這方麵的經曆來看,感情方麵似乎與大多數煙花行院從業者有所不同,她當初有選擇從良的意願,但是,她並不像很多同行那樣抱著“放到籃裏便是菜”的觀念——有一個條件尚可的男人可嫁即可,她除了要求男方物質條件達標,還對年齡、相貌、性格、談吐等都有要求。繼續往下分析:如果上述關於羅霜至之死係單慧珺勾結新情人所為,那麽單慧珺以及其情人從開始到結束應該會有哪些動作?
第一,這段時間不可能很短,因為單慧珺與這個男子建立姘頭關係是需要一些時間的,因此,推斷兩人結交的時間應該至少有一年了。
第二,男方應該具有幹掉羅霜至這個目標的勇氣、膽量和力量,其中的勇氣還須是雙份的,一份是殺人,另一份是殺一個獲得過國術大賽名次且是行動特工的對象。因此,那首先應該是一個健壯男子;其次,鑒於單慧珺喜歡結交帥哥,故這主兒的相貌應該不錯。
第三,從單慧珺的經曆和現狀來看,她既不了解醫療器械,也缺乏獲取那件獨特的殺人凶器——德製長柄手術刀的條件。所以那把手術刀應該是那個男子自己選來作為殺人凶器以及自己獲取的。因此推斷那個男子應該做過外科醫生,或者至今仍在做外科醫生,有熟練操作手術刀的經曆,這件凶器是他以前執業時留下的。之所以說“以前”,是因為現在這種手術刀已經不用了。
第四,鑒於單慧珺自打隨其夫來徐州定居後就承擔起酒肆的廚務工作,所以她平時基本沒有空閑時間。從這個角度去推測,她是怎樣跟情人幽會、策劃謀殺親夫的呢?聽著似乎不可能做得到。可是,現在假設她做到了,可以推斷她是利用有限的空閑時間去做的。
於是,偵查員分析了她的空閑時間——每天總是天沒亮就起床忙碌了。而這時羅霜至還在睡夢中,據說他曾向親友炫耀過自己娶了這樣一個勤快的妻子,卻壓根兒設想到單慧珺的勤快裏競有一個特殊項目——給丈夫製造綠帽子。偵查員認為單慧珺的這段自由時間不會很長,所以推測其情人的住所離“羅漢酒肆”不遠,否則,她是來不及在為丈夫製造綠帽子後,回家做一應廚務準備的。
於是,專案組作出決定:排查“羅漢酒肆”附近符合上述分析條件的適齡男子(特別是單身男子),相信凶手就在其中!
次日,4月21日。專案組偵查員前往第三分局彭城派出所,調閱大同街“羅漢酒肆”周邊半裏地之內可能會與單慧珺行苟且之事的適齡男子。大同街屬於市民居住密集區域,乍一查,半裏地範圍內的適齡男子有三百多人。偵查員結合他們分析的單慧珺選擇情人的條件——單身或者雖然已婚,但夫妻分居的,或配偶係紡織廠女工、醫院護士等三班製崗位的,其本人有條件在淩晨四五點鍾獨自在家的,初步篩選後,排除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然後又進行了幾個輪回的梳理,最後隻剩下三人。這三個嫌疑對象,分別是解思遠、金野夫和李光琛,個人情況分別如下:
解思遠,徐州當地人,三十五歲,喪偶,有一子,隨居於銅山縣的祖父母生活。解思遠在鐵路局從事業務工作,每周上六個工作日的常日班,周一至周六的上班時間是上午八點半至下午四點半,也就是說他每天早晨都自己在家,其家就在距“羅漢酒肆”約七八十米遠處。解思遠出身北洋舊官僚家庭,自幼家境富裕,養成了紈絝子弟的習性,生性風流,其妻阮氏就是因丈夫老是在外麵拈花惹草屢屢出軌,再三勸阻無效而投河自盡的。阮氏人甚賢惠,生前相夫教子,對公婆頗為孝順,坊間口碑甚好。解思遠的父親對阮氏自盡極為悲憤,大怒之下,登報宣布和解思遠脫離父子關係,將解思遠逐出家門,然後變賣房產,老夫妻倆攜孫兒前往銅山縣城定居。解思遠數年前曾自己出資在大同街置一二手房,作為其尋花問柳的秘密之處,被父母掃地出門後就搬來居住。這是1948年下半年的事情,不久徐州解放,鐵路局軍管,因解思遠對業務熟練,作為人才留用。領導知道他的毛病,特地找他談話,言明你過去那一套腐朽生活方式可以不予追究,但是,如今解放了,再也不能用舊社會的那一套作為你進入新社會後的生活方式了,否則,隻怕就不是開除那麽簡單了,而是要把你作為典型抓進去吃官司。你如若不信,可以打聽一下北方那些先解放的城市有沒有這種反麵典型坐牢的案例。解思遠嚇得頻頻點頭,諾諾連聲。此後,倒是沒再聽說他有甚尋花問柳的事兒了。
金野夫,江蘇無錫人氏,三十六歲,已婚,妻子是郊區農家女,夫妻長期分居,據說關係不好,已經鬧離婚一年了。隻是因為金野夫對女方的幾個兄弟頗為怵頭,因為他們都是練武的,性格一個比一個蠻橫粗暴,所以女方不肯離婚,他也隻能是嘴上說說而已,並不真的敢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否則,隻怕會遭暗算,被幾個大大小小的舅子弄個半死不活。據說他們有種整治手法屬於秘傳陰功,醫學鑒定無法識別,中西醫師概莫能治,那就要一輩子吃苦頭了。金野夫解放後評定的成分是自由職業者,具體幹的是特種行業-刻字匠。他原先是在青年路城隍廟旁馬路邊擺刻章攤頭的,解放後,城隍廟成為徐州市公安局駐地。金野夫有些社會經驗,覺得在公安局旁邊擺刻章攤頭似乎不妥,於是就主動換了個地方,到第三區彭城路大同街口擺了個攤頭。當時做刻字匠雖然要申領特種行業營業執照,但是對於擺攤的位置那是沒有規定的。別說你換個地方設攤了,就是騎著輛破自行車刻一個章換一個地方,工商局也不會過問。金野夫原先是在鼓樓那邊租的房子,待等把攤頭轉移到了彭城路大同街口,幹脆就把原先租的房子給退掉了,在彭城路上的一條小巷子另租了一處住所。要說金野夫的個人私生活,倒是從未有人聽說過有甚問題,他在跟妻子鬧離婚之前,也不是尋花問柳之徒,沒有聽說他去過妓院進過暗門子,也沒有找過什麽相好。如果一定要說他有什麽嗜好,那就是喝點兒小酒。他的酒量是大還是小不清楚,別人隻知道他並不是每天必定要喝酒,隻是隔三岔五喝喝。據說有一段時間他總是在壩子街那邊一家由一個國軍退伍軍官開的小酒館喝酒,基本都是獨飲,難得有朋友一起喝酒。後來,由於那位退伍軍官經營得法,把一個門麵的小酒館擴展到兩個半門麵的飯館。那老板為招徠生意,不知從哪裏雇了幾個妖嬈的小姐來做跑堂,開創了徐州餐飲史上的一個“第一次”。
那幾個小姐可能見金野夫長得帥氣,身材也高大,坐在那裏有一種別具一格的氣質,就有意識地向他獻殷勤。金野夫生怕惹麻煩,從此幹脆再也不去那家飯館了。偵查員在查摸中偶然從金野夫租居的住所所在的那條小巷子的一個專事做媒的老太婆那裏聽說,她在大約兩個月前的一個早晨,看見“羅漢酒肆”的老板娘挎著一個元寶形竹籃從巷子裏走出來。當時那老太婆見了就覺得不解:這老板娘早上去菜場買菜倒是正常行為,問題是她這種走法,實在是舍近求遠。老太婆出於職業本能,就跟男女交往方麵聯係起來,心裏驚了一下,尋思這巷子裏住著的能夠被這老板娘看得上的男子,隻刻字匠金先生了。媒婆嘴碎,她就悄悄跟鄰裏嘀咕了。不過,老太婆知道“羅漢酒保”不好惹,這種嘀咕也就適可而止,沒等傳開去就已經煙消雲散了。
李光琛,三十四歲,山東日照人氏,未婚。他原是私營劇團的琴師,解放後該劇團解散,正好市文化館需要專業琴師,經過麵試,就把他招聘過去,成為一位當時坊間稱為“吃皇糧”的職員。
市文化館是一個解放後才組建起來的新單位,其成員由幹部、職員、工人三部分組成,由於這三部分成員來自多個渠道,軍地革命幹部有之,專業文藝人士有之,社會閑散人員有之,所以一度被人謂之是具有“五光十色、烏合之眾”特色的一個單位。這種公家單位組建得比較晚,所以辦公場地、集體宿舍的房屋都是由市房管局從全市各處公有產權房的“邊角料”裏挖出來的,光辦公場地就分了三處,集體宿舍最多時分了十一處,最小的一處在大同街,就在“羅漢酒肆”隔壁商店的樓上。
說是一處,其實就是一個十多平方米的房間,安置了四個職員合住,李光琛是其中一個,其擁擠程度可想而知。不過,徐州解放一周年慶祝活動之前,跟李光琛住一處的其餘三人同時離開了,由單位另行安排新的住處。因為李光琛被查出患有急性肝炎,需要入院隔離,但因醫院當時沒有建立隔離病房的條件,聽說患者來自市文化館,知道那是“皇糧單位”,就要求單位自行安排隔離。文化館於是就把與李光琛同住的那三人安排到其他地方去住,讓他獨自居住,一日三餐由附近一家包飯作坊派夥計給他送去。這處住所就成了一個臨時隔離病房。李光琛被隔離了一段時間後,醫院認為可以解除隔離,但還不能上班,於是單位又讓他休息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去年初冬方才完全恢複健康,正式回到文化館上班,仍做琴師,負責指導基層單位的民樂愛好者。因為他也會畫畫,所以領導讓他兼做群眾美術培訓班的輔導老師。李光琛幹得很起勁,經常加班加點,連星期天也去給兩個培訓班的學員進行輔導。可能是勞累過度,今年春節後他又病倒了。這回的毛病有點兒讓人犯怵-肺結核!這種毛病在七十年前容易使人談虎色變,因為可以對付這種疾病的盤尼西林(即青黴素)尚未國產,進口渠道又因被西方國家封鎖而堵塞,所以死亡率較高。不過,這次醫院倒並未要求他隔離,隻是讓他休息,第一張病假條就開出了半年病假。
專案組對這三個嫌疑對象進行了分析,第一個被排除嫌疑的是李光琛。因為像這麽一個剛得過肝炎接著又被肺結核纏上的人,即使貌若潘安,也不可能入單慧珺的法眼。而且,像這麽一個琴師,哪來的膽量去暗殺一個參加過國術大賽並獲得名次的武術高手?
然後,偵查員就對解思遠、金野夫兩人的綜合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都不能排除嫌疑,於是對這兩人進行暗查。這一查,解思遠先被排除嫌疑了。據鐵路局考勤記錄顯示,4月4日羅霜至被害那晚,一向上常日班的解思遠竟然非常意外地被領導安排值了一個夜班。偵查員去見了那位領導,了解下來,得知那天下班前,本來應該值班的馮某忽然打來電話說他老爸突發急病,他得陪著去醫院,晚上來不了鐵路局了。當時因為正值抗美援朝,鐵路運輸特別繁忙,人手原本緊張,領導找不到代班人,隻好自己頂上去。領導是革命軍人出身,會打仗,也擅長做思想工作,且很好學,正在一邊工作一邊見縫插針地學習業務。但是,像鐵路局這種單位的業務工作,要想學會然後獨立操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所以,他心裏沒底,想來想去,就叫上了解思遠。如此,解思遠的犯罪嫌疑就被排除了。
與此同時,專案組另一撥偵查員正在對金野夫進行外圍調查。此人的犯罪嫌疑在這三個對象中顯得最大:除了之前分析的符合可以成為單慧珺情人的種種條件,他還是職業刻字匠。幹這一行的,一雙手必須穩,特別是握刻刀的右手。據說舊時這一行的學徒每天清晨有一項必修課,就是在手腕上平放一碗清水,胳膊肘擱桌上,坐在那裏發呆。發多長時間呆?那就要看師傅給你在旁邊插的那炷香的長短粗細,還要看老天爺對當天天晴下雨是否有風以及其時空氣濕度的安排。那條胳膊隻要稍微顫抖,碗就會側翻,那就得重新來一遍。這份苦吃得下來,你就可以挨著往下學其他基本技藝了,比如磨石頭、磨刀、練書法……。試想,用這種手段訓練出來的角色,手該有多穩!金野夫就有這麽一雙手。如果讓這種經過嚴格訓練的手去握一把長柄手術刀,對準羅霜至的心窩一刀紮下去,那正在酒後熟睡中的羅霜至就隻有死路一條了。
4月23日,專案組通過管段派出所傳喚金而野夫,當麵了解他在羅霜至被害當晚的活動情況。
金野夫先是說“記不起來了”,偵查員說既然如此,看來得給你換一處地方去談了。換地方後如果還是記不起來,那也沒關係,我們可以讓你吃住在那裏慢慢想,等你想起來後再跟我們談。金先生你看如何?
金野夫沒吭聲。稍後,偵查員正要再次“提醒”時,他倒是開口了,問能不能給他抽支煙。偵查員說聽說你平時是不抽煙的,今天怎麽要抽煙了?金野夫沒回答。於是偵查員點燃一支煙遞了過去。一般說來,訊問中如果被訊問人要求抽煙,大概率就是他已經在動搖了。哪知,偵查員這回遇到了意外,一支香煙抽掉三分之二的時候,一名民警叩門而進,衝為首的包忠仁做了個手勢示意他出去一下。包忠仁去得快回來得也快,回來後示意宋洪、周宗耀收拾桌上的紙筆。宋洪以為是要把金野夫帶往市局去訊問,不料包忠仁卻衝金野夫做了個手勢,臉上毫無表情地說:“你走吧。”金野夫的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或者說是一臉的漠然。他慢慢地站起來,出門,離開,臨走時沒忘記把門帶上。
宋洪、周宗耀看著包忠仁,不解地問:“什麽情況?”
“局長來電,讓即刻恢複金先生的自由,往下不必盯著他了。”
宋、周二人於是明白這是什麽意思了:這個金野夫很有可能是自己人或者我方的耳目!
好不容易排查出的三個嫌疑對象就這樣都給排除了,專案組諸偵查員難免有些氣餒。當然,再氣餒也還得把偵查工作進行下去。眾人討論下來,認為三個嫌疑對象中對李光琛的嫌疑排除依據似乎顯得單薄,所以有必要對其重新進行調查。
薑立龍說,同誌們忙了半個多月,都挺辛苦的,明天休息一天吧。老包,咱倆明天去一趟市文化局,文化館是該局的下轄單位,咱們去局人事科調閱一下李光琛的檔案,沒準兒可以獲得什麽啟發。
4月24日上午,薑立龍、包忠仁兩人前往市文化局,一查檔案,意外發現李光琛確實是有些“來頭”的,他是聖約翰大學醫學院肄業生,提前離開醫學院的原因是因為抗戰爆發,1940年他大三時棄學從軍,去國民黨軍隊做了一名見習外科軍醫。1944年在前線負傷後方才退伍。李光琛的這段行醫經曆立刻引起了專案組的興趣,因為作為這樣一名在戰爭年代中活躍於前線的外科醫生,跟本案中的“長柄手術刀”、“手穩”、“精準紮心,一刀斃命”等關鍵詞都是非常貼切的。
當下,薑立龍便問人事科科長:此人曆史上曾加入過國民黨軍隊,做過軍醫,按說這是屬於政治曆史不清白一類,你們怎麽把他招收進文化館了?人事科科長解釋道,他在履曆裏自己曾填寫了的,我們也清楚。當時把他招收進文化館,是因為他胡琴拉得好,又能繪畫,都是專業水平,文化館正好需要這種人才,一人可以頂兩人用,領導就決定把他招收了。我記得政審時曾有人提出過其係國民黨軍醫之事,領導讓我找他了解是否有軍銜,他說他是見習軍醫,進部隊後沒有軍銜。當時部隊對他的說法是見習期滿後將會授予中尉軍銜,但是後來他調了部隊,因為胡琴拉得好,就去了部隊演藝隊做專職琴師,此事就沒人再說起。我把這個情況跟領導匯報後,領導說既然他有技藝,就將他招收進來為革命工作發揮作用。至於他曾加入過國民黨軍隊,那就不作為幹部編製吧,讓他做一名職員,這是符合政策規定的。
薑立龍、包忠仁離開文化局後,前往徐州市立第二醫院找一個名叫齊煥濟的醫生外調。這個齊醫生也是軍醫出身,是當初李光琛應聘徐州市文化館時所填寫的履曆表上其在國民黨軍隊經曆的兩個證明人之一。抗戰勝利後,齊煥濟回到家鄉,因其是基督教徒,就進了徐州市立第二醫院的前身——徐州基督醫院做了一名內科醫生。據醫院人事幹部介紹,此人膽小怕事,生性怯懦,比較消極。
果然,當他跟薑立龍和包忠仁見麵得知對方係徐州市公安局偵查員時,便吃了一驚,說:“我除了做過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軍醫外,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組織,做軍醫時也隻是給人看病,不管其他事兒的!”
薑立龍、包忠仁問他是否聽說過大同街的“羅漢酒肆”。齊煥濟說他是徐州人,是知道這家酒館的。薑立龍又問他是否聽說該酒肆的老板最近被人殺害了,齊煥濟搖頭,說他除了上班就是看看報紙聽聽廣播,其他事情一概不關心,所以沒有聽說過。然後又說到李光琛,齊煥濟頓時一個激靈,馬上問:“是不是您二位同誌所說的那宗殺人案件跟李光琛有關?”見薑立龍和包忠仁看著他,卻默不作聲,便知自己的猜測沒錯,於是馬上像是聽到智力競賽主持人說出了搶答題那樣張口便說,“我有罪!我有罪!”
薑立龍和包忠仁一愣,暗忖難道這主兒跟羅霜至命案有涉,或者竟然就是凶手?正要開口時,齊煥濟用比剛才更敏捷的反應再次搶答。薑立龍和包忠仁聽下來,原來這位齊醫生的所謂“有罪”,是指他之前曾接受過李光琛的禮物,吃過李光琛的飯局,幫李光琛做過兩件事兒:出具李光琛患急性肝炎和肺結核的假證明,為李光琛開了長期病假單。在齊煥濟想來,李光琛這樣一個涉嫌殺人的家夥,之前所有違規之舉沒準兒都是在為殺人做準備,所以,他就說自己也有罪。反正不管對不對,先給自己扣上一頂大帽子再說吧。齊煥濟這麽一搶答,為專案組在分析李光琛是否涉案上增加了一枚砝碼:這主兒並無疾病,具備被單慧珺選為情人的資格。當天晚上,李光琛、單慧珺被捕。專案組在李光琛的下榻處搜查到了那把德製長柄手術刀。隨即訊問,這對野鴛鴦對互相勾結共同策劃實施殺害羅霜至的一應犯罪過程作了交代。
單慧珺對於自己在當時無奈狀況下所嫁的丈夫羅霜至始終懷有心理陰影,她說不出這個丈夫有什麽不好,但也說不出有什麽好。這種夫妻之間的狀態,在舊社會是較為普遍的。單慧珺雖然是煙花行院從業者,但她對“愛”和“性”是分開理解的。一直以來,她的想法是在妓院待到三十多歲,然後找一個既有實力為她贖身,又是自己各方麵都看得中的“客人”嫁了,之後就可以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由於職業關係,她喪失了生育能力,但可以領養孩子。這樣,她的下半生就可以與正常良家婦女一樣,從物質生活方麵來說,沒準兒還會比尋常人家要好些。如此,也算是不枉來人世間走一遭了。可是,單慧珺沒有想到,由老鴇董迎春奉老石之命為她做主的一場意外婚姻,打破了她的美夢。她跟羅霜至結婚後,曾試著改變自己,想強迫自己在心理上接受羅霜至。可是,盡管幾經努力,但最終發現自己無法做到。解放後,她曾想到過與羅霜至離婚,但是,考慮到離婚後自己連個住處也沒有,又不可能回到妓院去(解放後,妓院被取締),這就斷了從嫖客中物色一個理想對象娶她的念頭。因此,隻好作罷。在這種情況下,單慧珺與住在隔壁經常來“羅漢酒肆”喝酒的單身男子李光琛相識了,漸漸又在交往中產生了好感。終於有一天,兩人越過了那條界限。之後,單慧珺就想到了自己與羅霜至離婚,然後嫁給李光琛。
李光琛、單慧珺到案後,都堅持說是對方想出的殺害羅霜至後由單慧珺合法繼承財產然後兩人結婚的主意,反正兩人對此都很積極。同時,兩人都說是對方製訂的犯罪方案。具體方案是單慧珺先規勸丈夫少喝酒,然後故意跟柳金枝攀交情,慫恿柳氏“追求婦女解放”,變相唆使其與丈夫發生衝突逼其夫動武,之後單慧珺就去城外九裏亭充任調解員,以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而李光琛則趁機下手。至於李光琛串通齊煥濟開虛假病假證明的伎倆,第一次是李光琛為逃避忙得像陀螺似的連軸轉的狀態而自己想出的主意,同時也是為跟單慧珺幽會製造方便。後來偽裝肺結核,則是已經決定幹掉羅霜至後由單慧珺所提出的“建議”,為的是在殺人之後逃避警方的偵查。羅霜至被害後,李光琛、單慧珺二人得知羅霜至竟是潛伏特務,而且酒肆閣樓上還藏匿著特務活動的武器、器材等,不禁無比驚駭。他們意識到警方絕對會重視這起案子,一定會盯著調查,直到破獲為止,因此,從那時起,他們就已經做好了某一天會落網的思想準備。至於幽會,則在作案之前就已經約定過,作案後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往來。
1951年10月30日,李光琛、單慧珺被徐州市軍管會雙雙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井關中另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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