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麵：這一對夫婦曾經是我家同小院的鄰居也是我家的好友。家父出身貧寒，祖父母7個兒子，活到成人隻有4人，老大中了鄉試以後肺炎去世，一家的擔子落在老二的家父身上。少小去縣城學徒，參加了犧盟會外圍組織，幸運地接受了大概一年速成師範。七七事變，加入了地下反戰運動。因為沒有接受過正兒八經的教育，所以進北京以後，一直從事行政工作。可他熱愛文化藝術，結交的朋友也很廣。因此，記得小時候家裏除了我的小房間有一副拉斐爾的聖母像以外，有不少水墨畫動物，蝦與蓮/奔馬/驢子/猴子和貓頭鷹，還有牧牛圖。那些水墨畫裏麵有不少畫家本人送的，也有名人畫的模仿畫。記得那時，大人們都很隨便，周末去那個院子，走這個家。我們兩家也同樣，叔叔阿姨們聚在一起談古論今，賞菊作詩作畫，好不熱鬧。
今天為什麽要先轉發這一篇呢，因為曆史上的這一天，的確關係到很多很多人和他們的家庭的命運的。他們都比我父母大一些，因此我應該稱呼曹伯伯和趙阿姨。可是，我從來就沒有叫過一聲曹伯伯，因為什麽？就因為他是右派。其實，我的父親也降級差點被開除黨籍，隻因一位王叔叔堅決反對，改為留黨察看的處分。而我在外婆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五歲才被從外婆家接回父母身邊。在我小小的年紀的印象中，右派的形象是非常不好的人。雖然他高大的身軀，總是微微彎曲上身，對我們小朋友和藹可親，可我就是很怕而且躲著。我和他家的一雙美麗的姐妹花東東和西西很要好，但也在幼兒園吵過架，一起演過小熊請客，我是胖小熊，她演小狐狸。文革一開始，估計當時我肯定心理上有優越感。直到我的父親也被關起來了，被批判了，我才多少有些萌生歉意，可是，我已經叫不出來了。再以後，我們小的都各自去上山下鄉，家長們都被趕去了湖北鹹寧幹校，小院搬進了別的人家住進來，我們就再也沒能見過麵。今天伏案閱讀，意外找到了這篇網文，轉發，借以追念這對文人夫婦。趙友蘭夫人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社科院學部恢複後，調入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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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出版博物館（籌）開始整理出版《曹辛之集》，獲曹辛之夫人趙友蘭女士傾力支持。趙友蘭女士曾專程由京赴滬，將她收集整理的曹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詩歌、文稿、書信、日記等資料及曹先生設計的封麵原稿等，交由出版博物館（籌）整理。今年7月，《曹辛之集》三卷終於問世，趙友蘭女士沒能等到這一天。本報特刊發她於2010年初為《曹辛之集》撰就的長文（未曾發表），以致緬懷。
風雨同舟四十年（作者為曹辛之先生的夫人趙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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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曹辛之與夫人趙友蘭在北京天壇公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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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美國聖地亞哥大學教授葉維廉與在京的“九葉”詩人晤談於曹辛之寓所（由左至右：鄭敏、陳敬容、杜運燮、葉維廉、曹辛之） |
縱觀辛之的一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一九三六年到新中國成立，曆經十三年。在這一曆史階段裏，他一直跟隨中國共產黨，為了抗日，為了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在文化出版戰線上做過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在他的家鄉宜興，為宣傳抗日，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與吳啟章（吳伯文）、沈毅（孔厥）等同誌，共同創辦了《平話》文藝周刊。他為該刊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刻木刻等。這是他走上文化藝術道路的開始，那時他就已顯露出對工作的那種熱忱與執著精神。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先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學習，一九三八年到了革命聖地延安，先後入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學習，後又調入李公樸同誌領導的抗戰建國教學團，赴晉察冀邊區工作。在敵人的炮聲火光中，為動員民眾，鼓舞士氣，無論是演劇、歌詠、寫詩，或是在牆上刷大標語、畫漫畫、辦牆報等，隻要工作需要，他都積極地投入。
一九四○年，抗戰建國教學團結束，辛之隨李公樸同誌到了重慶，調入生活書店工作。當時在國統區，生活書店有著很大的影響，許多愛國青年，讀了生活書店出版的進步書刊，走上了革命道路，辛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生活書店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是高大和無比神聖的。當他得知將要到生活書店去工作時，真是欣喜若狂，他下定決心，無論工作條件怎樣困難，生活如何艱苦，也要堅持書店工作，終生為出版事業服務，他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實踐著這一誓言。
辛之剛到書店工作時，是在鄒韜奮同誌直接主持的《全民抗戰》周刊工作，並擔負著讀者來信，計算稿酬等任務，後來書籍裝幀設計工作也交給了他。一九四一年國民黨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生活書店在全國的五十多個分支店，除重慶外，全部被查封，有些工作人員遭到逮捕；韜奮同誌秘密離開重慶，出走香港，書店也被迫遷往香港，辛之被組織委派護送韜奮夫人及其子女，也隨後前往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辛之又隨書店領導，經東江遊擊區撤退到桂林，一九四二年回到重慶。當時在國民黨迫害下，書店無法正常開展業務，工作人員也不得不疏散隱蔽。辛之被疏散到一家煙草公司工作，但仍與書店保持密切聯係，並擔負著書店的裝幀設計工作。生活書店的總經理徐伯昕同誌當時在桂林，他是韜奮同誌的親密戰友，對創建生活書店以及它的發展方向，有重要貢獻。他對書籍的裝幀設計，以及印刷、用紙等都有嚴格的要求，他經常給辛之寫信，很關心辛之的工作，學習及生活情況，其中有一封信談到：“……我總覺得國內還沒有產生一位出色的裝幀家，……這任務我希望你能擔負起來，平時對學習方麵能多看這類書報，和搜集這方麵的材料，能學習一種外國文更好。……字體和風格上盼望你有更新的出現。……”從此，辛之就把領導的囑咐與期望，牢牢地記在心上，努力鑽研業務，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和思想水平，把書籍裝幀工作，當做自己畢生的事業，為之奮鬥，為之追求，並做出了成績，沒有辜負領導對他的期望。伯昕同誌已去世多年，我想如果前輩地下有知，當會感到欣慰的。
一九四二年的重慶，籠罩在白色恐怖下，環境十分險惡。生活的動蕩與精神上的壓抑，使辛之倍感苦悶，因此寫了一些小詩，以抒發心中的抑鬱。他把這些小詩油印了一些，裝訂成冊，取名《木葉集》，分送給友人，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的胡繩同誌，收到這本小詩集後，對這些詩提出意見，認為詩中所表現的情緒過於晦澀低沉，內容也較空泛。辛之聽取了他的意見，在以後寫的詩中，這些低沉的情緒，逐漸被積極高昂的調子所取代。這本《木葉集》早已沒有了，詩稿也大部分散失，隻存有一小部分，收入他後來編的詩集《擷星草》中。與此同時，辛之編輯出版了普希金的兩本詩集《戀歌》和《高加索的囚徒》，一九四四年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臧克家論》，對臧克家先生的詩創作，做了較全麵的係統地論述。
抗戰勝利後，生活書店在上海恢複了正常業務。辛之於一九四六年調到上海，負責書店的出版業務，並繼續擔任裝幀設計工作。這時在重慶相識的一些文人名士，有些也先後到了上海，像郭沫若，當初在重慶時，辛之就常去聽他的演講和詩歌朗誦，此時相聚在上海，辛之又去他的寓所拜訪和求教。
在重慶時辛之與幾位愛好文藝的青年林宏、沈明、郝天航等人曾醞釀辦一個出版社，並得到臧克家先生的讚同。在臧老的大力支持下，籌募資金、征集書稿等，交給辛之到上海創辦了星群出版社，由辛之主持日常工作，從編輯、校對、跑印刷廠、購買紙張，甚至財務等，所有的工作都由他來處理，同時還擔負著生活書店的工作，又要抽出時間來寫詩，工作十分緊張。一九四七年，他與臧老、林宏等人創辦了《詩創造》月刊。一九四八年又與辛笛、陳敬容、唐祈、唐湜等創辦了《中國新詩》月刊。這兩個刊物發表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反映時代的步伐，勞苦大眾的呼聲，以及對國民黨的抨擊，具有強烈而深沉的感情。圍繞著這兩個詩刊，團結了一大批進步詩人，還以叢書形式出版了《創造詩叢》和《森林詩叢》，《創造詩叢》共出版了十二冊。其在星群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有的作者如馮雪峰、蔣天佐都是地下黨員，這就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兩個刊物及星群出版社，全部被查封。由於特務的搜捕，辛之二次出走香港，至此，他的詩創作也隨之終止，他的最後一部長篇政治抒情詩《複活的土地》，在他到香港後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元月，在上海出版。
辛之對詩歌的傾心，雖說很早，三十年代即開始寫詩，但他詩創作的提高與發展，是在與艾青、臧克家二位前輩相識之後。一九三八年，辛之在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學習時，艾青是他們的老師。一九四○年辛之從晉察冀邊區調到重慶，艾青也到了重慶，在一所學校任教，那時辛之與艾青經常一起參加文藝界的活動，這期間艾青發表了大量的作品，無疑是給辛之的詩歌創作，注入了豐富的營養。與臧克家先生則於一九四二年相識於重慶，他們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臧老給辛之很多教誨與鼓勵，辛之更是視臧老為老師與長兄。辛之與他們二位前輩的接觸最多，因而在詩歌創作上，受其影響也最深。
在上海短短的三年裏，可說是辛之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他日以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大部分詩作也寫於這一時期，同時還擔負著生活書店與星群出版社的書籍裝幀工作。他的作品，感情強烈而深沉，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舊社會的抨擊、對光明的渴望與追求，幾乎充滿了每一首詩作。他用“杭約赫”作為筆名，這是勞動號子“嘿喲嗬”的諧音，表示他自己的命運與勞苦大眾連在一起。他的詩作被國內外，包括港台的許多新詩選集、文學大係、辭典等所選入。
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多人隻知道有個“畫書皮子”的曹辛之，卻不知道四十年代活躍於上海詩壇的那個“杭約赫”的去向，有人說他已不在人世，也有人說他去了台灣後又去了美國。一直到一九八一年，由辛笛、穆旦、杭約赫、袁可嘉、杜運燮、唐祈、唐湜、陳敬容、鄭敏合著的九人詩集《九葉集》出版，才逐漸被人知道，裝幀設計家曹辛之，即當年活躍於詩壇的“杭約赫”。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這四十六年的曆程是辛之人生中的第二個階段。一九四九年夏，辛之從香港三聯書店（此時生活書店已與新知、讀書二書店合並成為三聯書店）調到北京三聯書店總管理處。一九五一年又調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先後任宣傳科長、版權科長、設計組組長、圖片畫冊編輯室編審。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由於新中國剛剛建立，各項工作都處於上升時期，辛之更是為終於迎來了革命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工作熱情十分高漲，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榮獲一九五九年德國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博覽會整體設計金質獎章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藏畫集》，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為我國出版界獲取的第一枚金牌，標誌著他的裝幀藝術所達到的高度。然而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厄運突然降臨在他的頭上，此後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風風雨雨中度過，長達二十餘年。
一九五七年，為了改進工作，在大鳴大放中向領導提出成立一個裝幀設計研究機構的建議（也就是在三十年後，經有關領導研究決定成立的裝幀藝術研究會，後改為裝幀藝術委員會，辛之被推選為首屆會長），並與裝幀界的同行們在一起開過幾次座談會。不想反右開始，辛之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當時《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用特大號字體，刊出了題為“大右派曹辛之，搞獨立王國，是向黨奪權”的文章，於是被劃為“右派”，工資連降五級，一九五八年底，被送往北大荒勞動改造。
初到北大荒，在一眼望不到邊的黑土地上，隻有幾座帳篷，是他們的宿舍，夜間氣溫降到零下四十度，饑餓的野狼在帳篷附近竄來竄去，隻得燒起一堆堆的篝火，以驅趕這些餓狼，清晨起來，被子上一層白白的霜花。後來他們總算用自己的雙手蓋起了房子，壘起了土炕，大家輪流燒火炕取暖，總比帳篷溫暖多了，也安全多了。白天下地幹活，上山伐木，晚上寫檢查，批判自己的反黨思想。但是不久，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沒有東西吃，每頓飯發給每人一臉盆用鹽水煮的老玉米豆，東北人叫做“大碴子”，辛之說：那個時候這麽大一臉盆的老玉米豆，居然能全部吃下去，還意猶未足。每天被饑餓感所包圍，但是勞動強度並未稍減，依然要種地、伐木、修水利等等。有一次他們這個小組幾個人，在上工的路上，意外地遇到半隻死鹿，可能是被狼拖剩的，大家喜出望外，立即架起了篝火，就地燒烤，在半生不熟的情況下吃起來。辛之說：“當時什麽佐料都沒有的鹿肉，吃起來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覺鮮美，在這種饑餓的煎熬下，人的腦子中隻有一個‘吃’字。”冬季零下四十多度，本應是農閑季節，但是要去修水利，挖河泥積肥，天寒地凍根本挖不動河泥，一鎬刨下去，火星四濺，虎口被震裂。令他們最怕的是月圓之夜，因為在月光照耀大地時，隊長就會下令“夜戰”，所以每當月圓，大家就提心吊膽，不安地等待命令。在這種強度勞動，吃不飽，又得不到很好休息的狀況下，辛之與很多人都患了水腫病，他們拖著腫脹的雙腿，列隊下地幹活。有一天，隊伍在下地途中，辛之前麵一個人突然跌倒，從此再也沒有起來。過了兩天，與辛之同睡一個火炕的另一人，也在早上沒有再起床。見到連續出現的問題，隊長向上級匯報後，不得不把這些患水腫的病人，送進了醫院，這時已是一九六○年下半年。辛之在醫院裏得到了休息，更主要的是能夠吃飽肚子，身體逐漸恢複，保住了一條命。到一九六○年底，被調回北京。
北大荒的生活，雖說曆盡磨難，卻沒能把辛之壓垮，他常說兩年的“煉獄”生活，使自己更加頑強，今後再沒什麽可怕了。其實辛之並不怕吃苦，他七歲失去父親，家境貧寒，由年輕的寡母用雙手縫補洗涮，撫養他和他的弟弟，所以吃苦耐勞是他的本色。但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不是勞動本身，而是要背著莫須有的罪名被強製去勞動，以及對人的尊嚴的踐踏。
一九六○年底，辛之從北大荒調回北京，回到原單位報到。等待安排工作期間，他與北大荒“同學”聚會了一次，因為今後將要各奔東西，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頓烤鴨，不想被單位一位某室主任碰到，這位主任向領導匯報“右派分子曹辛之，沒有改造好，竟然去吃烤鴨？？”，為此，辛之被認為需繼續改造，於是又在本單位做了大半年清潔工，掃樓道、掃廁所……一九六一年底，經領導與群眾的審查，認為可以摘去右派帽子，安排在編輯室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像辛之這樣的“摘帽右派”，理所當然地被關進了“牛棚”。幸運的是在這場大風暴中，他沒有像有些人那樣被革命派揪鬥、毆打，算是上天保佑，平安度過了這場災難。
“文革”後期，辛之隨單位下放湖北鹹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開始時，他和大家一起下地勞動，後來安排他值夜班，這樣一來，白天除睡覺外，就有了些空閑時間，他是個從不浪費時間的人，有空一定要找些事情做。幹校所在地屬於丘陵地帶，各處小山包上，生長著大片的竹林，竹林中經常有些被丟棄的竹片、竹根等，辛之見有些竹根形狀怪異，就撿些回來，刮一刮、磨一磨，隨意刻了些臂擱、筆筒等，刻好後效果不錯，他就開始認真地鑽研起竹刻來。他認為他能刻石，刻竹與刻石應有相通之處，然而石頭有其天然的花紋與色彩，而竹子卻隻有一種顏色，必須要經過加工才行。他找了塊碎玻璃片，把竹子的表皮刮去，然後又用砂紙打磨光滑，弄得滿屋粉塵飛揚，他的手上，甚至頭發眉毛上，都沾了許多粉塵，他卻樂在其中。我問他為什麽不直接刻上去，這樣打磨又麻煩又髒，對呼吸也不好，他說竹子的表皮叫做“竹青”，必須刮去“竹青”才好著色，否則，顏色不易滲入竹子裏麵。他把刮好的竹片、竹筒，放在臉盆裏，加上所需的顏色，煮上一刻鍾，取出陰幹，凡所需的各種顏色，如紫檀色、青銅色、黑陶色等等，都是用這種方法上色的。上色後即可雕刻了，這一道道工序，使辛之忙得不亦樂乎，就像有什麽力量在推動著他。果然，經過他的精雕細刻，一件件精美的竹刻藝術品，展現在眼前，有仿宋瓷、仿青銅器，有中國傳統形式，也有洋味十足的作品。為了保持光澤，不致幹裂，他經常用核桃仁塗抹在竹筒上，然後再用幹布使勁地磨擦，這樣擦拭出來的竹筒竹片，光澤自然、潤滑，真花了不少工夫。他把刻好的這些作品，一件件地擺在桌上，窗台上，幹校這間宿舍很小，幾乎擺滿了，引得大家都跑來參觀。辛之的竹刻藝術在幹校頗有些影響，曾帶動過不少人搞起了刻竹，其中已故前國家出版局老局長王子野同誌，和已故老木刻家鄒雅同誌，都曾以極大的興趣，投入到這一活動中去，用現在的一句時髦話，他們當時是竹刻藝術的“發燒友”。
從幹校回到北京，辛之帶了些竹根竹片，也曾刻過一些筆筒、壁掛等，但終因北方氣候幹燥，花了不少時間和心血，刻好後，有的不久就幹裂了，最後隻得放棄。但畢竟還是有些保留下來，這些能夠保留下來的竹刻作品，在辛之的藝術生涯中，是一個新的閃光點。
辛之除了裝幀設計之外，又徜徉於其它藝術領域裏，如書法、篆刻、刻竹、裝裱等方麵，並且都能取得輝煌的成就，主要是由於他那種對藝術的追求，那種對工作的認真態度，那種全身心地投入的忘我精神。但這其中也另有原因。
從幹校回到北京後，辛之患上了冠心病，不得不遵醫囑在家休息，後來雖然醫生認為可以恢複工作，卻又由於某種人為因素，沒有安排他的工作崗位，又被閑置在家，這種狀況持續了十年之久。在這十年當中，除了生活上的艱難（那時他的月工資隻能拿到四十二元），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視和工作權利的被剝奪，他內心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就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了對書法、篆刻等的鑽研。那時他刻了一些閑章，最能說明他那時的心情，如：“閑愁最苦”、“一蓑煙雨任平生”、“更能消幾番風雨”、“他生未卜”、“不名一文”等等，對前途的茫然與對現實處境的無奈，都蘊含在這些無言的石頭中，雖然如此，由於他對工作的那份投入，對藝術的那份執著，使這些憂愁的結晶，具有深沉的內涵與極高的品位。
在十年動亂期間，“四人幫”的橫行無道，使所有有識之士，無不憤慨，然而在那個暗無天日的時代，誰又能痛痛快快地表達出自己真實的心情呢，也隻有詠物寄情，或保持緘默。辛之身處這種環境中，每天以練習書法、刻石裱畫排遣鬱悶。常用的一方端硯，是他珍藏多年的上品，此硯石質細膩潤滑，造型不俗，他想起當年馳聘詩壇的情景，如今曲背躬腰步入老年，感慨萬端，於是捉刀在硯背刻下一首小詩：“詩卒杭約赫，而今老曲公。石硯固猶在，無心寫秋風。”並為自己取一筆名“曲公”，意為政治上低人一等，隻得曲背躬腰，默默地送走歲月流年。又在硯盒的蓋子上，刻陸遊《草書歌》一詩中的兩句：“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痛罵“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得昏霧漫野，日月無光。有友人來，見此硯大吃一驚，極力勸他趕快把硯毀掉，免得惹出麻煩。我當時也很擔心，因為那個時候所謂的“黑畫”事件，正搞得人心惶惶不安。黃永玉因畫“貓頭鷹”一眼開一眼閉，被批為對現實不滿；許麟廬畫三個柿子一棵白菜，題為“三世清白”，被批為資產階級翻案……這種從字裏行間尋找“影射現實”的罪名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人不寒而。我勸辛之還是磨掉為好，但他終不忍毀去，於是重重包紮，收藏起來。
辛之每練書法，所選內容多用以寄托自己的感情，以及尚存的一點渺茫的希望。有一次他選了清人龔自珍的“詠史”詩，用狂草寫了一條幅，詩的內容是：“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封侯？”這幅草書，寫得極為瀟灑有力，配以詩的內容，更覺一種慷慨宏大的氣勢，辛之自己很得意，掛在牆上天天欣賞。這天詩人柳倩來訪，見此條幅非常喜愛，當即索去掛於家中，他的一位朋友見到後十分緊張，叫他趕快取下，免遭不測，柳倩一聽此言馬上取下撕毀，“四人幫”垮台後，柳倩請辛之重寫一幅，被辛之婉言謝絕，辛之說：“如今國事清明，再寫這樣的詩就沒有意義了。”
一九七八年，辛之被平反昭雪，恢複了原工資待遇，一九八三年辦理了離休手續，至此，大半生的風風雨雨，算是結束了。他要重新開始工作，這一段時間，他又刻了些閑章，足以說明他此時的振奮心情，如“不知老之將至”、“老驥伏櫪誌在千裏”、“齒脫心猶壯”、“踏遍青山人未老”、“滿懷壯誌”等，他那種熾熱的豪情，都深深地鐫刻在顆顆印章裏，雖然齒已脫落，依然壯心不已。
離休後的辛之，仍然為文化出版事業辛勤地工作，他先後擔任《郭沫若全集》和《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的藝術顧問。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四十年代九位詩人的詩歌合集《九葉集》，這本詩集的問世，引起了詩壇高度重視，認為這是建國後第一本帶有流派性質的詩選集，從此 “九葉”被列為中國現代十大詩歌流派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獲得了應有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曹辛之裝幀藝術》與詩集《最初的蜜》相繼問世。《曹辛之裝幀藝術》一書，是繼《錢君書籍裝幀藝術選》和《魯迅與書籍裝幀》之後，國內出版的第三部關於裝幀藝術的專集。詩集《最初的蜜》收錄了辛之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的詩作三十三首，他在他自己的這本詩集的設計編排上，花費了很多心思，從封麵設計、版麵的編排，到標點符號的運用，都有其獨創性，傾注了他一生積累的裝幀藝術的經驗與體會，刻意追求意境美、韻律美和裝幀藝術的完美結合，以及民族性與時代性的完美結合。
一九八五年，裝幀藝術研究會成立，他被推選為首屆會長，他為自己能夠在出版事業上繼續發揮作用而興奮。為開展中國的書籍裝幀藝術事業不辭辛苦，努力工作，在同行們的共同努力下，多次組織全國裝幀藝術展覽，理論研討會，為青年一代裝幀藝術家的成長，創造多種發展的條件與機會。
晚年，他以自己畢生的工作成績，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公認。一九九二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終身特殊津貼；一九九三年，榮獲中國出版界最高榮譽獎——第三屆韜奮出版獎。他的作品也多次得到獎勵，應該說他雖然一生坎坷，但卻輝煌，特別是這最後的十餘年。他也是有福的，因為他看到了自己一生為藝術獻身的成果而且是在心情愉快、毫無痛苦的情況下，走完了他的路。
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辛之的道路坎坷不平，我們相伴著，幾經風雨，跌跌撞撞地走過了四十四個春秋。我們就像坐在一葉小舟裏，暴風雨從四麵八方襲來，幾次滅頂又頑強地浮出水麵，飄飄搖搖，總算到了彼岸。
辛之曾為詩人木斧鐫刻印章一枚，木斧答謝詩一首，這首詩雖然說的是刻印，但它的涵義卻遠不止於此，現抄錄在這裏，以為辛之逝世十五周年祭。
那凸出來的
是印在我臉上的笑紋
那凹下去的
是藏在我心中的不平
鏤出的字
就讓它鏤出
總要留些痕跡
留給歲月的河流衝洗
隱去的話
就讓它隱去
總要留些空白
留待栽種後來的詩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