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鎮西：在胡適紀念館
（胡適生於1891年12月17日。今天是先生誕辰125周年紀念日。特重發這篇三年前在台灣寫的文字。）
對我來說，台北最應該去看看的名人紀念場所不是“國父紀念館”，也不是“中正紀念堂”，而是“胡適紀念館”。上次來台灣就想去看看胡適紀念館，但隨團旅行沒能如願。這次台灣自由行的最後上午半天，我專程去“拜見”了胡適，讓我這次台灣之行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不，應該是歎號。
我從“百度”搜索到胡適紀念館位於台北南崗區研究院路二段。台北交通非常方便，從住的酒店出發，乘地鐵坐公交，四十分鍾後我來到了研究院路。研究院路以“中央研究院”命名，而胡適紀念館正坐落於中央研究院裏。
走進“中央研究院”大院，我心砰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從抗戰到內戰，從大陸到台灣，中國最優秀的一群知識分子和民族一起艱苦卓絕，輾轉前行。這個院子的許多大學者大科學家不但成了我們民族的驕子，而且也成為人類天空中永遠不滅的星辰。胡適，正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
胡適紀念館由三部分構成，一為故居，這是胡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期的住宅；二為陳列室，是1965年有美國美亞保險公司史帶先生捐贈建造的；三為胡適墓園。
我先踏進陳列室，映入眼簾的是迎麵牆上胡適的巨幅照，儒雅睿智的胡適笑眯眯地注視著我。這笑容，我太熟悉了，因為我在許多不同時期不同年齡的胡適照片上都看到過，但今天在這裏看到這笑容，我感到格外親切。
陳列室裏有胡適先生的著作、手稿、照片、遺物、紀念品及紀錄片。這一切，都展示著先生在思想文化和學術教育領域為20世紀的中國所做出的開創性傑出貢獻。我仔細看著玻璃櫃裏的一件件物品，無論是先生的文稿，還是他用過的筆墨，戴過的眼鏡，還有放大鏡、領帶夾，都無聲地訴說著先生生前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治學。玻璃櫃裏有許多先生的手跡，寫著一句句一段段振聾發聵的真理——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要怎麽收獲先那麽栽。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沉默的自由”比“言論自由”是更基本的人權！
……
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是我一直感興趣的問題，而陳列室正好有一這個專題。書信、日記、文章、圖片……向我們客觀地展示了胡適與蔣介石這“文武雙星”特殊而複雜的關係——“道不同而相為謀”。
從1928年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中國開始，胡適就對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黨文化公開撰文予以尖銳的批評，因而遭到了國民黨黨報黨刊的“圍剿”。但國難當頭，麵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漸漸由批評轉為不敵對，進而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為民族抗戰盡自己的力量。1949年，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但反共的立場使胡適選擇站到了國民黨政府一邊，他公開說：“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但到了台灣，他依然多次公開批評蔣介石。1958年4月10日，在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典禮上，胡適當場對蔣介石的致辭表示異議，令蔣介石氣憤之極，在當天的日記中批評胡適“真是一狂人”。身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在1949年之後，把實現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寄托在號稱“自由中國”的台灣，但胡適向蔣介石提出的許多建言，收效微乎其微。在著名的“雷震案”中，胡適更是公開支持雷震，並向蔣介石的專製叫板。
有人說，在大多數時間裏，胡適是蔣介石民主路上堅定的道義支持者和獨裁路上頑固的“麻煩製造者”，也是蔣介石口裏譽之為聖人而心裏斥之為仇讎的人。我同意這個分析。
陳列室有這樣一段文字評價胡蔣二人的關係——
在胡適與蔣介石兩人的終極關懷裏，固然都構築出一幅“理想中國”的圖像，對自己的憧憬各也思考不懈，奮力以進。隻是，對於中國國族的現實處境與未來前景，雙方自有認知：如何建構理想的政治社會秩序，塑造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思想傳統，彼此各有藍圖設想。兩人之間，或是同聲共應，合作無間；或是衝撞激蕩，時有矛盾。
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
其實，蔣介石骨子裏並不喜歡胡適，胡適逝世後，他雖然親手寫下“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挽聯，卻又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複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但是，蔣介石不但總體上容忍了胡適，而且始終善待甚至尊重胡適。盡管他曾經給胡適扣上過“反黨”（當然是反國民黨）的帽子，但並不因此而送他去勞改或幹脆“把他給做了”，相反，還多次請他擔任黨國要職。如果說1948年蔣介石提名胡適為總統候選人“實屬虛偽”的話，那麽195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從美國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則是真誠的——今天我所見到的胡適故居，正是蔣介石當年的饋贈。當年胡適從美國回台應蔣介石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蔣介石將自己《蘇俄在中國》的版稅撥下，再由中研院補足餘款，為胡適蓋了今天我所見到的這座小洋房作為住宅。
這說明蔣介石畢竟還不是斯大林。如果胡適留在大陸，情況會怎樣？真是不堪設想。當然，他也不會留在大陸的。毛澤東曾經希望他留下來，許願讓他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但胡適拒絕了。如果他答應了毛澤東，他就不是胡適了。
先生的故居緊鄰陳列室。這座小洋房坐北朝南，屋內的公共空間是以水泥為底，而私人的部分則以日式墊高地板設計，兼具防潮與防蠹功能。盡管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這裏依然大體保持著先生生前起居生活的風貌。會客廳、臥室、書房……潔淨而簡樸，洋溢著濃濃的書卷氣。先生為人熱情好客，上至學者、官員，下至販夫走卒，皆可結交，所以他的客廳裏經常訪客不斷，高朋滿座。1959年4月先生曾定下“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點至四點半為會客時間，周六周日則為休息時間不會客”的原則，但卻從未遵守，因為他的客人實在太多。讓我感動的是，在這客廳裏和先生交談的，不僅僅有學者教授，也有農人販夫。有一次，一位買芝麻的小販正與胡適談話時，幾位院長和教授前來拜訪先生，小販原要離開，先生卻留他下來共用午餐，並向眾人介紹“這是我的朋友”。劉禹錫曾自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而胡適先生卻“談笑有鴻儒，往來兼白丁”。
先生所居地處郊外，青山腳下，田野之上。晨間散步，常常遇到路過的普通百姓，先生總是和顏悅色主動問候。不認識的人往往感到好奇，為何常見到這位老先生在此與人打招呼？有一次，一位買菜的婦人與先生互相問好後，聽到有人叫“院長該吃早飯了”，才知道這位長者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胡適先生。這種親和力與先生所說受母教影響而“學得一絲一毫的好脾氣與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有很大的關係。可見，在他的心目中，所有朋友是沒有身份高下之別的。而這正是先生之平等理念和民主精神在生活中的自然流露。
從胡適故居出來，我向胡適墓地走去。穿過中央研究院的一幢幢大樓，我突然看到了“傅斯年紀念室”“李濟紀念館”。傅斯年、李濟……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我以前隻在書上讀到，今天卻離我這麽近。盡管時間緊迫，我還是忍不住走了進去，領略時代風雲，感受巨人的風範。
傅斯年，是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但他的名字最早是和五四運動聯係在一起的。五四運動爆發時，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風雲一時。後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潛心學術與教育，曾擔任北大代理校長，後任台灣大學校長，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而李濟，則是著名的人類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是中國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學者。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李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曆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
原計劃隻是來看胡適的，沒想到還“見”到了傅斯年和李濟，雖然隻是匆匆瀏覽，但我已經感到，今天的我格外幸運。
胡適的墓園在故居不遠處的半山腰，我拾階而上。天下著小雨，滿目青翠，宛如油畫。遠遠地，我看到先生的半身銅像在細雨中微笑。這座銅像是胡適先生逝世周年的時候，由中國公學在台全體師生敬獻的。銅像旁邊便是胡適先生的墓。此刻，這裏靜寂無聲，莊嚴肅穆。
站在墓前，我想象著當年胡適先生葬禮的隆重。我從紀念館中的紀錄片中看到，胡適先生猝逝之後，整個台灣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黨政要人、學者大師紛紛憑吊自不必說，無數普通的老百姓也自發表示哀悼。下葬那天，湧上街頭追隨先生靈柩的普通民眾不計其數，不論男女，不論老少，不論職業，人山人海，盛況空前。尤其是南崗區的民眾，更是對這位平易近人的老鄰居表示了極大的敬意，他們擺設香案舉行路祭。
墓前有一塊用大理石鐫刻的墓誌銘，銘文由胡適學生、著名學者毛子文撰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穀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在先生墓旁，還矗立著小兒子胡思杜的紀念碑和長子胡祖望的墓碑。“胡思杜紀念碑”幾個字讓我心裏刺痛，因為碑下並無墓塚，故隻能“紀念”。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時，胡思杜執意不願隨父離去而留在了大陸。在五十年代大陸清算胡適“反動學術思想”時，胡思杜不但加入批判的行列，而且公開撰文表示和“反動父親”劃清界限。到了1957年，他仍然被劃為“右派”，最後不甘受辱，自盡身亡。而胡適的長子胡祖望曾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畢業後服務於美國斯都德貝克汽車廠，後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台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職，一九八〇年退休。2005年，胡祖望在美國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歲。
同為胡適之子，命運如此迥異。真不知道說什麽好。
先生去世後，遺體上覆蓋著“中華民國國旗”和北京大學校旗。胡適曾經是北大校長，一生對北大一往情深。1948年底，在那風雨飄搖的時刻，胡適將其手稿、文件、書籍一律裝箱，共計102隻大木箱，全部寄存於沙灘鬆公府北大圖書館，但後來卻沒來得及帶走。1957年6月4日，胡適曾在美國紐約立下遺囑，其中有這樣的表示:“確信中國北平北京大學有恢複學術自由的一天，我將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離開北平時所留下請該大學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該大學。”
不知今天的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是否還記得他們的老校長。
就思想創建和文化貢獻而言，胡適無疑是一位巨人。作為中國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他是中國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之一。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與陳獨秀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就憑首創白話文這一點來說，說胡適是“偉人”都不過分。
但在我小時候讀的教科書上，胡適卻是“反動文人”和“戰犯”。當然，撇開政治上的評判不說，即使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世紀以來，圍繞胡適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這種爭議還會繼續下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胡適的思想生命所在。
在眾多的評價中，我比較同意普林斯頓大學東亞係中文部主任周質平教授的觀點——
就社會改革而言，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個人主義到“好人政治”，這些口號和運動都是和胡適分不開的。他幾乎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思潮的總匯；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種種結果，都或多或少的歸結到了胡適的身上。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中，胡適成了一個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兩極人物。
在濁浪滔天，充斥著殺伐革命的中國現代史上，胡適代表的是清流和理性。他不相信權威，不相信捷徑，不相信有“包治百病”的“萬應靈丹”，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他相信要怎麽收獲，先怎麽栽；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會白費；他相信“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在胡適的著作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化嚴厲的批評，和對西洋文明的熱烈頌揚，但這種種都絲毫不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依戀和愛護。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胡適思想在今日依舊是所有獨裁和暴力的死敵。我們深信：隻要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理性、科學的追求不死，胡適思想就有它不死的時代意義。
2014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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