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8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學生，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在家庭問題上，我們這類人的出路就是“劃清界限”。所謂劃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間，拒絕支撐了十幾年生命的親情，將愛轉化為恨，這無疑是一種強迫，但當時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將“強迫”轉化為“自願”的。因為“劃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著被劃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是我別無選擇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最講血親關係的：“親親，仁也。”（《孟子》）。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使子女擺脫了“長者本位”倫理觀的約束，獲得獨立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但魯迅再三強調不能因此而否定“人倫”的“天性的愛”，因為它是人世間“隔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愛”！——這是一條“底線”！如果除了作出不同於父輩的選擇，還要視父輩為仇敵，傷害自己的親人，那就過了“線”！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主張，應該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有著血緣關係的親屬之間的愛是“隔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是絕對的！是同樣不能讓步的！這是一條人獸之界，過了這條界限，人就不成其為人！人內在的獸性一旦被如此徹底的誘發出來，可以任意的傷害自己的親人、骨肉，那末還有什麽傷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來？！
我們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著這樣“劃清界限”的教育，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到周總理為革命事業背叛剝削階級家庭，再到“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等等，連遇羅克這樣的先驅都曾不懈的與其家庭作過鬥爭。而“紅八月”在中學，真正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的主題歌。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讓步！一旦開了頭就會身不由己，按照這個邏輯，順流而下，會引出各種可怕的行為。這裏也隱含著一種道德觀、倫理觀，即隻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擇手段，所謂“崇高”，不過是自欺欺人！其實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麽事都可以幹，什麽人都可以背叛、傷害，如此為一切反人性行為開路的倫理哲學，在我們的教育中，曾經打著“革命”的旗號風行一時，至今仍然有影響。……
當時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學校，學毛主席指示，看大字報、參加鬥爭會。我們教室的前方有一個施工的水泥坑，學校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張乃一被鬥爭了之後就常常在那坑裏，她渾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濕水泥，頭發、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見，隻剩了一對幽幽的目光，像一個古怪的灰色精靈。有的時候高中的紅衛兵來對她訓話，有的時候初中的紅衛兵，掄著皮帶抽打她，她發出一聲聲的慘叫，當抽打聲實在不堪忍受時，坐在教室裏的我有過衝動——喊一聲：“別打了！”或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什麽的？！但這一閃念即刻被一種畏懼甚至是恐懼壓滅了。在那個“紅色恐怖萬歲”的八月裏，此類內心活動不隻一次的反反複複。我曾是個任性而好衝動的孩子，幼兒園時就好打抱不平，敢當眾和老師頂嘴（哈！兔貝貝至今記憶猶新），小學時喜歡和男孩子一起舞槍弄棒、爬樹上房，8歲時因為受不了委屈，從住宿的學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幾個小時才找到家。雖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戲稱為“拚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滿16歲那年的紅八月裏，支撐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樹，突然被攔腰折斷了！怯弱！我突然變成了一個怯弱的人！
即使變得怯弱，今天我也還慶幸自己沒當成耀武揚威的紅衛兵，沒作出更愚蠢和瘋狂的事情！這裏我想引丁東《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話來說明：“我和那些在‘紅八月’裏當過凶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二）
我們班開始鬥同學了！被鬥的是班裏的團支部書記，趙留柱，下中農出身。北京女一中與中南海一牆之隔，幹部子弟集中，高幹子弟較多，我記得初二時學校開始著力培育幹部子弟的優越感，班主任在班裏召開幹部子弟的秘密會議，內容是要幹部子弟努力學習，國家需要你們這樣“紅專”的接班人，出身不好的同學學習好就是“白專”，我們的黨要保衛紅色的江山永不變色。一些學習紀律差的幹部子弟在這樣的秘密會議上獲得激勵和優越感。後來的文化革命，我看到，無論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長的還是在我們班主任老師背上釘圖釘的，都無一例外是校長老師們親手培育起來的不可一世的幹部子弟。
趙留柱不是幹部子弟而竊據了班裏團支部書記的職位，紅衛兵中的團員和非團員都對此憤恨不已。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鬥爭會（以前我參加的所有鬥爭會都是操場或廣場的大會，我都是離得遠遠的觀看，而這次的鬥爭對象就是自己朝夕相處的同班同學，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鬥）！……全班同學把她圍在中間，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圓圓的紅臉變得慘白，兩根粗粗的麻花辮子披散開了，她下意識的用頭發把臉盡量遮擋住！但她始終沒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當時全班同學都認為她應該被鬥，但這樣的發生在40多個女同學之中的事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為她說句話！包括我自己！這是我多少年來不願意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後來我問過一個同學，她說：“你想的太多了，這種事無論應不應該它都發生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唯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保護好自己。”……
趙留柱後來到山西插隊嫁作農家婦，至今未回北京。我1995年約她寫了篇農村生活的回憶文章《人生路彎彎》，收在我們編的《50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裏》，在這本書的作者裏，她是唯一的留在當地的北京女知青。1995年她從山西回北京交稿時，我召集了一個全班同學的聚會，希望大家能在近30年後向她說聲“對不起”，但是誰都沒說！我也沒有機會說！
去年春節，趙留柱來京探親和另一個同學到我家，我準備這次一定要說“對不起”了，我剛提起個話頭，她就打斷我說“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個同學趕忙對我使眼色、擺手，……我終於沒能當麵向趙留柱說一句“對不起”，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不想聽。
（三）
1966年的8月裏，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學校時，我們相互不講話，出了校門她就跟在我後麵回我家，我的爸爸媽媽被隔離審查不能回家，雖然家裏到處都貼著封條，畢竟沒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們從這屋竄到那屋，又從那屋竄到那屋，像兩隻熱鍋上的螞蟻！熱！我們就在屋子中間的地上鋪上張大席子，躺在地上，還熱！我們就去什刹海遊泳。……
那天王思沒到學校，我在學校裏一個上午都沒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媽媽卞仲耘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思初二時從女八中轉來，初三就當了班長。
她家是禮士路樓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樓道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滿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家門大敞著，門外站滿了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們許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樓梯上，一個站在高處的女生正慷慨陳辭。我進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媽媽還沒有回家。就是說，人還在學校裏挨鬥，而一部分紅衛兵已經在家門口準備繼續的鬥爭了。門口的喊話內容是要他們子女與其母親“劃清界限”。我和王思，還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裏邊的一間屋裏，誰也不說一句話，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著窗外。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門口傳來騷動聲，王思緊張的對我說：“我媽媽回來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號聲震天響。王思的媽媽卞仲耘到衛生間去洗了，紅衛兵不讓關門，說要防止自殺，王思的妹妹在衛生間裏陪著她媽媽洗，我們站在衛生間外麵，門口的批判鬥爭似乎在不斷升級，人也似乎越聚越多了！……我突然對王思說：“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無言的對我搖搖頭。哦，我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裏有她的弟弟妹妹！還有她的媽媽！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時候（我一直這樣以為）走了！因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聽說王思的媽媽死在師大女附中的操場上。
……
（四）
嗚呼！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是的，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清醒的反省、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再不能阿Q式的始終“自我感覺良好”了，這不能不使我常常想起魯迅說過的話：“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
但是魯迅又指出“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衝突”，為了生存，我們有時不得不以限製（非放棄）“說”的自由作為代價。
魯迅筆下的涓生（《傷逝》）就是如此：當他明確意識到自己與子君之間隻剩下“無愛的婚姻”時，他就麵臨著“說”與“不說”的兩難選擇。“不說”即是說謊，安於虛偽，不免是沉重的空虛；但“說”出真實，不僅意味著要麵對絕望，還將真實的重擔卸給了別人，讓子君在威嚴和冷眼中，孤獨的走所謂人生的路，並導致最後的死亡！“說”，涓生同樣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價！
也許，“說”與“不說”的兩難選擇，將是始終折磨著我們的人生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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