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的恐怖與毛的個人崇拜的開始 陝北情歌改編成《東方紅》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借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采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初步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和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所撰寫的《黨史筆記》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本文所述參考了二位的研究成果。
整風運動源起
整風運動源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其後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共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1943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同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1943年夏季，整風運動初步結束。
何方認為，“整風”其實就是要把延安以及黨內的一切黨員幹部培養成崇拜領袖的馴服工具。事實也的確如此，毛希望通過運動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即樹立“實用第一”的觀點，一切對中共奪取政權沒有幫助的馬列書都被稱作“教條”。肅清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觀念。樹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的觀念。使用感化和暴力手段，培養忠順的中共黨員和組織。
整風運動中毛采用流氓手法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地，毛在整風運動中是極盡其所能，甚至采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黨史，將有礙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蔣委員長”的文字刪除；使用流氓語言，批判其他中共留過蘇的王明、張聞天等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稱他們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
而毛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在以後的運動中一再使用。所謂“引蛇出洞”，就是鼓勵人們發表意見，然後再加以打倒。比如整風運動中，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花》，書中批評了延安的等級製度，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此外，王實味還將矛頭指向其頂頭上司、研究院領導人羅邁，並撰文《我對羅邁同誌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沒有匿名。
王實味的文章轟動延安，而他很快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並在“審幹”過程中遭到迫害。作家蕭軍曾當麵請求毛從輕發落王實味，毛卻不讓他管，稱其“問題複雜，不是一般思想意識錯誤”。
1943年4月1日，負責“審幹”的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6年在中共對“審幹運動”中遭批判的大部分人甄別平反時，針對王實味的最終結論仍然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王實味被秘密殺死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而在以後的“反右”等運動中，如王實味這般坦言批評中共的，基本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整風運動的恐怖
整風運動有多恐怖？《紅太陽》一書中披露了諸多材料。僅選取幾段。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裏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被搶救……曆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物件對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1943年4月10日以後，審幹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誌也逐漸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90%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17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91人次，私自被關押的29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誌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采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而死……僅延安一地自殺死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160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280餘人，被揭發者190餘人。……西北公學500多人，隻有20人沒有被搶救，96%的人是特務……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
據說，當時偌大的延安城，晚上聽不到一點聲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風運動積累中共整人經驗
通過整風運動，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張聞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權威。
此外，整風運動中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後來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不過，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毛除了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權威外，還為以後控製國家、控製幹部和控製人民積累了齷齪的經驗，如控製傳媒、箝製民眾的思想；控製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爐灶”、采取激烈手段在達到目的後道歉等。
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中共其後六十多年的專製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麽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對毛的崇拜開始
伴隨著毛權威的樹立，在延安喊毛萬歲、將各種封號貼在毛頭上、唱新改編的《東方紅》等，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甚至達到了宗教狂熱的程度。
據李雪峰回憶，彭真是第一個在延安喊毛“萬歲”的人。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後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當時，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延安六分之一的幹部，包括大批高幹和文化人，隻要彭真振臂一呼，各機關學校必然群起仿效。而少數不讚成喊毛“萬歲”的如彭德懷、張聞天等，自然招來了毛的記恨。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不喊或喊的“萬歲”少了也是罪過。如“文革”初期，農墾部的王震和陳漫遠打大字報戰，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一就是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萬歲，而他則是經常喊。
與喊“萬歲”同時興起的，是對毛澤東的各種封號。如“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等，毛皆坦然接受。與林彪文革中提出的“四個偉大”相比，此時中共高官們對毛的肉麻恭維絲毫不遜色。
《東方紅》曲調來自陝北民歌
除了喊“萬歲”，將肉麻的詞句貼在毛的頭上，後來家喻戶曉的《東方紅》也是這時出現的。事實上，《東方紅》的曲調取材於陝北情歌《騎白馬》，而《騎白馬》則是根據流傳了百年的山西西北民歌《芝麻油》改編而成的。
《芝麻油》的歌詞共六段，大義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呦，我的三哥哥呀……1938年，中共紅軍劇社一個叫安波的文人將其改成了抗戰情歌，歌詞大義是：騎白馬，跑沙灘，你沒有婆姨呀我沒漢，咱倆捆成一嘟嚕蒜，呼兒嗨呦，土裏生來土裏爛。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呦，打日本也顧不上！
顯而易見，無論是《芝麻油》還是《騎白馬》都沒有脫離當時的鄉土背景，但是《東方紅》的出現，卻與對毛的個人崇拜緊密聯係在一起。
在整風期間的1943年上半年，一個在小學任教的名叫李錦祺的老師將《騎白馬》重新填了三段詞，並改名為《東方紅》，1944年由詩人公木將二三段改編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經中共推廣，《東方紅》在1949年後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出現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而且在文革期間全國上下一片“紅”。有諷刺意味的是，1949年後，中共文藝團體出國演出時，常常是先唱《東方紅》，最後唱《國際歌》；才唱罷毛是紅太陽，“是人民大救星”，接著又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如此的自相矛盾，中共卻是幾十年從不覺尷尬。
結語
無疑，延安整風運動不僅確立了毛在思想上的權威，而且為中共積累了更多的整人經驗，其手段在中共後來發起的曆次運動中屢屢被運用。而由民間小調改成的《東方紅》，在殘害了無數中國人的“紅太陽”死去後，仍在毒害世人，迄今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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