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生的“重要指示”
1967 年 9 月，盛夏已過， 但文化大革命仍如疾風暴雨般的進行著。 9 月 22 日晚飯後， 在頤和園北麵的中央黨校的校園裏， 我們這些參加了黨校群眾組織“紅戰團”(因反對康生年 初被中央文革小組打成“反動組織”) 的青訓班學員 (“青訓班”是 1965 年中央黨校校長林楓主 辦， 並報中央書記處批準的黨校唯一從北京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的青年幹部訓練班。)，剛剛經 曆了殘酷的清理清查 ，餘悸未消，忽然聽到大禮堂前麵的高音喇叭連續高聲呼喊：“全校革 命師生請立即到禮堂開會，傳達康老的重要指示！”
我急忙走出所住的 6 號學員樓，正準備去大禮堂，隻看見智純 (也是青訓班學員，因寫 揭發校長林楓而出名的造反派，當時黨校實際負責人之一) 在樓門口，她看到我急忙對我說： “你就不要參加了。”一起被阻止參加大會的還有青訓班同學潘小平。我們兩人無奈的相視 ， 尷尬一笑， 便惴惴不安地走回到自己的宿舍，實在不知其中的原委。
後來我才知道， 那一天， 對於我，對於我的家庭， 特別是對於我的父親，是一個苦難經 曆中的又一劫難的開端！
那天晚上是由黨校“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傳達康生 的指示。當天從淩晨兩點到早晨八點，康生對黨校文 革的新貴造反派們做了整整六個小時的指示，他凶相 畢露， 惡狠狠的，也是無中生有，胡言亂語， 信口雌 黃的說：
“不久前‘紅戰團’的人出了什麽報(有人回答： “紅衛兵報 。”)這是動向，有好處。
這種人完全陷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泥坑中，但 還自認為得意， 了不起。所以江青報告(指江青的“9.5 講話”，主要內容是說要維護中央文革小組權威，反對 挑撥離間) 中首先提到這一點。
這點我們設想一下，不敢說黨校沒有美蔣特務或 蘇修特務， 走資派在暗中甚至用間接辦法破壞，這點 更值得注意。
你們看看青訓班為什麽分化？從這個問題想想。
(1952 年父親和我在北海公園)
我們黨校有張際春的女兒，她不是青訓班的， 是幹部， 是寒暑表。有蘇振華的兒子，有 特務、最壞的東西任彬的兒子。任彬就是介紹反革命分子王光美到我們黨內的一個主要人物 之一。他們的兒子在黨校。潘小平父親在華北局怎樣？調查一下。
總而言之， 那裏幹部子弟很多， 有父母被整的。李赤的父親叫李樹榮。宋之光的兒子宋 揚之， 他的聯係更多，鄧拓、廖沫沙都聯係。走資派會不會通過他們的子弟把他們文化大革
命的黑手伸進黨校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這種人自然要反對中央，反對人民解放軍，反對 我們的紅色政權。”
(以上康生點名的蘇振華的兒子蘇承德、任彬的兒子任小彬、潘小平、李赤、宋揚之等 均為青訓班學員，其中宋揚之、蘇承德年初已被康生點名羈押，一個關進監獄， 一個關在公 安部 。1966 年 10 月，宋揚之 、蘇承德、任小彬、王東曉聯名，曾給周恩來寫過一封信，向 中央反映康生在黨校的問題，結果此信轉瞬就到了康生手中，康生多次在黨校講話中提到“他 們給中央寫信告我”，對我們這幾個青訓班學員恨之入骨， 多次點名批判。)
而在前一天， 就是 9 月 21 日，康生以“中央專案組負責人”的身份在“劉仁專案組”《劉仁 專案簡報(八)》做了批注：
“原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任彬是劉仁地下城工部秘書長(或是組織部長)，又是王光美 混入軍調部我方代表團的重要介紹人之一。為配合對王光美和劉仁的審訊，建議將任彬逮捕。 任彬是 CC 特務。”
同時還批注：“ 任小彬是黨校紅戰團頭頭之一。”
(其實我從未擔任過什麽頭頭，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胡說。)
(中發<1980>77 號文件附件三 P41)
這就是黨內資深的， 長期從事情報 和審幹工作，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掌 握幹部生殺大權的康生的信口開河， 草 菅人命的指示！
批示當天 ，我父親在原北京市委幹 部集中地北京市委黨校被北京衛戍區 逮捕， 關押到秦城監獄， 屬中央專案組 審查， 直到去世，再無音訊。
那個惹出潑天大禍， 被康生視為重 要“動向”的“紅衛兵報”，是我和潘小平被 清理清查後， 閑極無聊， 刻蠟紙油印出 的一張 8 開(也就是現在 A4 紙的兩倍 左右) 的小報， 上麵主要刊登的是潘小 平屬筆名寫的一篇應景的大批判文章， 還有幾篇忘了誰寫的小雜文， 我負責排 版刻印，最後空出一小塊地方， 我就用 了一條消息補白：“據可靠消息，學部的 紅衛兵聯隊垮台了， 聯隊的後台也受到 了清算。”
參與小報編寫的還有幾個同學，小 報隻印了十幾張，大約 9 月中旬貼出，這在黨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小字報之中實在是很不 起眼。
但時過不久，我和潘小平正在餐廳吃飯，智純忽然來到我們桌邊，破天荒的和我們聊起 天來： “你們那個小報的批判文章寫的很好啊， 是誰寫的？”潘小平聽到表揚，未及思考立刻 得意地說：“是我寫的！”智純又問我：“是你刻印的吧？”我的字跡無法隱瞞， 隻好承認。她
撂下一句：“好好參加大批判！ ”就揚長而去。事後想來， 她把了解到的情況立刻向康生做了 匯報。才有了康生指示中對我和潘小平，原來在黨校運動中並不起眼的兩個人的“特殊關照”！
其實，經曆過文革，深得其中三味的人才能領悟， 學部紅衛兵聯隊在當時文革中曾是呼 風喚雨的力量，它的前台風雲人物是吳林(吳傳啟、林聿時) 後台是王關戚 (王力、關鋒、 戚本禹)，聯隊在中央黨校的文革中也曾為黨校造反派組織奪權助威，直接參加了黨校的打 砸搶。而王關戚後麵的直接支持者之一就是康生！
王關在八月份已經倒台， 那條消息已算不得新聞。我把它編入小報，現在想來， 確實有 幸災樂禍的意思。康生當時正急於與王關擺脫關係，準備拋出被他封為黨校最堅定的革命左 派，和關鋒關係密切的李廣文 (當時被康生從黨校調到中央文革宣傳組任負責人)， 因此這 條不起眼的的消息，觸動了康生這個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極其敏感的神經，被他視 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使得他咬牙切齒， 氣急敗壞，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的父親任彬 ，1911 年出生在山 西省汾陽縣的一個農民家庭 。1937 年 畢業於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經濟係。他在 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 動， 於 1936 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 (簡稱民先，共產黨的外圍組織)，1937 年 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前在劉 仁領導的華北局城工部長期做地下工 作。解放後在北京市總工會、市委宣傳 部、市人委人事局、市委組織部工作。
(父母在六十年代初合影)
文革前任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兼市人 委人事局局長。是一個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為黨工作多年的幹部，用和我父親共事多年的宋 汀(鄭天翔夫人)的話，“是個非常仁義的好同誌”。
至於北平地下黨介紹王光美參加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實際情況是這樣的：
1946 年 1 月，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並各自發布了停戰命令。與此同時，由國民 黨、共產黨及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 (簡稱軍調部) 在北平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 葉劍英為中共方的代表 。我父親那時是城工部學委的負責人之一 。1946 年 2 月下旬 ，葉劍 英在北京飯店找時任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武光，親自向他布置任務，為開展工作，要求 地下黨介紹一些工作人員，包括一名英文翻譯到軍調部。武光找到城工部學委在城裏的負責 人我父親交代了任務。我父親與地下工作人員崔月犁 (當時聯係各學校進步青年) 商量，崔 月犁推薦了他所聯係的輔仁大學青年教師王光美。 經武光同意，由我父親寫介紹信將王光美 介紹到軍調部 。 國共談判破裂後，王光美也隨軍調部的同誌撤回延安。
據我媽媽回憶：“60 年代以後， 當時王光美隨劉少奇主席參加國務活動逐漸多了， 一個 極其偶然的機會，任彬對我提及此事。他說， 當時軍調部我方代表團向地下黨要翻譯， 我找 到老崔(崔月犁) ，後來崔月犁推薦了王光美。至於誰向他交待的任務， 他和崔月犁又是如何 介紹的王光美 ，他沒有細說。 ”
那時經北平地下黨通過郊區妙峰山等各種渠道介紹到共產黨方麵和解放區的幹部成千 上萬， 這在當時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項工作，我父親一直沒有把它當回事。但是在顛倒是 非的文革中，為了徹底打倒劉少奇，江青無中生有，捏造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打入共產黨
內部的“美蔣戰略情報特務”，夥同康生將王光美關入秦城監獄。我父親也由此惹來殺身之禍！ 此後弟弟妹妹相繼到內蒙吉林插隊， 媽媽也被疏散離京， 不知所蹤，一家人從此離散， 天各 一方。
二 、“右傾翻案風”中的追悼會
1970 年夏， 我和愛人柳可白(同為黨校青訓班學員)， 因為反康生問題， 雙雙被開除黨 籍，從黨校分配到河北農村中學當老師。她是因為和我談戀愛而受到牽連。要命的是我們的 檔案裏寫的罪名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並無具體所指，他們以為這下可以讓 我們背一輩子黑鍋， 永世不得翻身了。
學校地處河北、內蒙、遼寧三省交界的貧困山區， 雖然生活艱苦了些， 但每年秋天和春 節都有二十多天的假期。
1972 年春節前， 也就是“親密戰友”折戟沉沙的那年年底， 雖然天氣仍然寒冷，但我們感 到文革勢成強弩之末，已有了一絲暖意。我們從農村回京度春假，當時我們家已從過去達智 胡同的住所掃地出門，搬到頭發胡同的一個隻有 7-8 平方米的小平房裏， 還曾遭過盜竊，因 實在沒什麽財產，隻是被砸了鎖，丟了一些糧票布票等。我弟弟小京和妹妹小寧分別從內蒙 和吉林插隊處回京住在那裏，我們兩人隻能住在我嶽母家中。
一天突然接到弟弟和妹妹的通知，說那個簡陋的家來了一輛汽車， 幾個人不由分說就把 板凳支起的硬板床、箱子和行李運到一個叫“向陽大樓”的簡易樓房， 來的人一反原來對黑幫 家屬冷漠鄙夷的麵孔，態度特別的好，還說北京市委通知，我媽媽杜若從流放地山西省屯留 縣即將回京安排工作。這真讓人喜出望外！弟弟任誌也從內蒙插隊的農村趕了回來。
春節前夕終於見到臨時安頓在簡易樓房的近六十歲的媽媽，我們都激動萬分， 算來已經 有四年多沒有見麵了。母親和子女見麵的悲喜不必細說，多年來總算是過了一個團聚的春節。 春節期間， 媽媽除了和我們訴說了幾年來不堪回首的經曆之外，還告訴我們兩個令人震驚的 消息。
一個是在回京的路上，市委派去接媽媽的人正式告訴她， 父親已經在近四年前就在秦城 監獄關押中去世了，骨灰沒有保留， 到目前還沒有審查結論，所以詳細情況並不清楚。自從 父親被逮捕以後幾年了， 我們雖然隱隱感到他可能凶多吉少，遭到了不幸，但始終沒有確切 的消息。現在終於等到了一個讓人悲痛萬分又十分無奈的結果，這真是個壞消息。
另一個是好消息，據汪家璆(原北京團市委書記，也是剛從流放地回北京準備安排工作) 在回京的火車上和我媽媽說， 這次能被解放，緣起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陪毛主席接見 完外賓以後，向毛主席匯報說現在北京缺幹部時， 毛主席問起：“你們北京市原來不是還有 一個挺能幹的女區委書記嗎？”這才開啟了落實一批原北京市幹部的政策的工作。
毛主席指的就是我媽媽杜若。
我媽媽 1913 年出生在山西省柳林縣一個農民的家庭，幼時失父， 家境貧寒， 生活困苦， 在柳林一所美國傳教士辦的小學(免費教育) 讀書。由於成績優異， 畢業後被保送到著名的 山西省汾陽縣“銘義中學”(1914 由華北基督教公理會創辦) ，1935 年秋考入北平燕京大學社 會學係。接近年底，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並加入黨的秘密外圍組織“社聯”，1936 年 2 月， 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 3 月轉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後從 1950 年起在北京市西單區，後擴為西城區任區委主要領導長達十六年， 直至 “文革”開始。期間在人民代表普選時，西城區專門在中南海設投票站，毛主席來投票，她也 因此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見。 1958 年的5 月 18 日，毛主席投票後，我媽媽和主席握手，毛 主席問她叫什麽名字，我媽媽回答後，毛主席忽然大聲對她說：“你是芳草！”因為主席是濃
重的湖南口音，我媽媽聽成“荒草”，開始一怔，很快反應過來了(“杜若”是《楚辭》 裏多次 吟詠過的一種香草)，兩人都笑起來了，攝影師捕捉到了這一珍貴鏡頭。
多麽令人感慨啊！他夫人的一句話， 使 我父親墜入萬丈深淵！而他的一句話，又使 我母親從萬丈深淵中被撈出！ 卻都是因為 多年前的一段正常的工作經曆，這真是荒 唐已極！對待幹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草率， 哪 裏有什麽規矩和道理可言，就是“口含天憲” 的一句話。
我媽媽安排了工作以後，盡管當時旗 手和軍師等人仍在肆虐， 讓人不能不有所 顧忌， 但我們仍然開始不斷向上反映，要求 盡快結束對我父親的專案審查，落實相關 的政策。
(1958 年 5 月 18 日中南海紫光閣)
轉瞬三年過去了。
隨著黨內上層文革新貴和傳統體係兩種政治力量的博弈，曆史舞台上象走馬燈一樣令人 目眩，複出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以恢複秩序為名，開始全麵糾正文革的亂象，在科技、教育、 生產領域， 胡耀邦、周榮鑫、萬裏進行的整頓初見成效， 落實政策在各方麵展開， 扭轉文革 所造成的破壞勢在必行， 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的政策開始落實，所謂“右傾翻案風” 隱然成形。這就是 1975 年夏的大形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們終於接到了來自上麵的消息，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 曆經 近 8 年的時間，於 7 月 2 日對我父親做出了審查結論：
“為審查王光美如何進入北平軍調部我方代表團的問題，經中央批準，於 1967 年 9 月 21 日逮捕審查。1968 年5 月 10 日在醫院病故。經調查核實，任彬 1946 年 2 月在北平任我 黨地下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時，北平軍調部我方負責人，要地下黨物色一英文翻譯。任彬與 地下工作人員崔月犁商量，崔推薦王光美。經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武光同意， 由任彬寫介 紹信將王光美介紹到軍調部我方當英文翻譯。任彬與王光美未有接觸， 介紹王光美去軍調部 屬工作問題。由北京市補發生前被關押期間的工資。”
在當時製造冤案的江青、康生還在大權在握， 而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和王光美“美蔣特 務”的問題還沒有改變之前，一句“屬工作問題”算是給我父親卸下了千鈞重擔！ 不能不說還是 比較少見的。
是解凍前報春的一隻燕子嗎？ 內心還是抱著這樣的希望。
隨即媽媽帶領我們子女開始和北京市委就落實後續問題進行了多次交流，市委出麵的是 在陶然亭的市委組織組第二學習班。 我們子女寫信給市委書記吳德，提出中央專案組的結論 隻是就具體問題的審查結論，我們要求：
1 ， 對我父親的一生要由組織做出全麵評價
2 ， 要發文件消除因審查造成的錯誤影響
3 ， 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骨灰盒 (空骨灰盒) 並補開追悼會
市委開始可能考慮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怕造成不利影響，想低調處理，不同意我們開追
悼會的要求，幾經反複， 盡管原則上同意了，但是在具體做法上進行了多次討價還價， 如是 不是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開， 參加人數(開始限製在 20 人以內)，放不放哀樂，致不致悼 詞， 花圈要多少，在外地的親屬來京的費用等問題。
我們在過程中表示， 如果不寫悼詞， 不放哀樂，限製人數 ，我們就不開了。
經過反複權衡， 最後我們和市委達成的意見是：以“骨灰安放儀式”為名， 實際內容是追 悼會，在八寶山當時最大的禮堂舉行，由市委相關負責人致悼詞， 做全麵評價， 參加人由組 織上和我媽媽共同通知。 在外地的非直係親屬來京安排住宿並報銷路費，據說開會前某市委 書記 (有人說是丁國鈺) 發話， 按現職幹部的追悼會待遇辦理。
因為我父親的落實政策的追悼會當時在北京市沒有先例，這些做法竟成為後來有同樣要 求的幹部家屬的依據。
9 月 25 日，追悼會終於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禮堂的正麵放著我父親的遺 像， 空骨灰盒裏放著他僅存的工作證，上麵覆蓋著黨旗。 禮堂內外擺滿了花圈， 哀樂緩慢的 奏響著。
市革委會副主任賈汀主持，市委組織組組長王少林代表市委致悼詞。
(1975 年 9 月 25 日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
那天到場的除了我們親屬外， 還有我父親革命經曆中相熟悉的 戰友，有所謂“舊北京市委“的一些 同誌， 還來了幾位有分量的領導， 他們是肖克、程子華、周榮鑫、姚 依林等，他們也利用這個悼念我 父親的機會，和多年未見的老戰 友難得一聚。最後由於幹部奔走 相告， 算來竟有 400 多人，以至 參加的人有的都站到了門外。
來的人裏有很多是剛剛解放的， 甚至還有一些是尚未解放的老同誌，他們一方麵是悼念 我父親的去世， 控訴文革對革命同誌的殘酷迫害， 另一方麵把這個追悼會當成一個老同誌難 得的聚會和交流的機會。那天在會場內外，老同誌們劫後餘生，激動的打著招呼， 熱烈的握 手擁抱，滔滔不絕的訴說著多年不見的思念！從 1966 年算起，壓抑了近十年了！
(追悼會會場全景)
結束時，我媽媽在她的親人和同誌麵前， 把積壓多年的委屈、痛苦、悲憤和對我父親的 思念一齊發泄出來， 化作撕心裂肺的一哭！在場的人無不動容！這確實不是一般意義的追悼 會了， 而成了老同誌的信息交流會， 血淚控訴會，成了反對文革的一聲呐喊。
(追悼會上肖克上將和程子華同誌慰問家屬)
後來好久，還有一些參加了或沒有趕上參加追悼會的老同誌到我家裏來詳細詢問整個過 程， 以取得有益的經驗。 我記得其中有文革中含冤自殺的原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的夫人李莉 等 。有一天， 鄧拓的夫人丁一嵐在廣電部宿舍所在的真武廟二條胡同口等著我愛人柳可白， 向她詳細詢問了辦追悼會的全過程。 丁一嵐參加了追悼會。她是可白父母的老戰友，40 年 代就在晉察冀日報和廣播電台一起工作， 後來到北京也一直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她的兒 子鄧雲是可白的發小，我們的好朋友，也是我們邀請的追悼會的攝影師，幫我們照了許多具 有紀念意義的照片。 丁阿姨聽了我們的介紹， 心中似乎升起了一些希望。
但是政壇風雲突變， 75 年年底， 伴隨著刺骨的寒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呼嘯而來， 再一次冰封大地。《北京日報》上刊登的大批判文章，直指“走資派還在走”，“還鄉團”在反攻 倒算！ 要“誓死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那幾個文革頭麵人物在整頓中被整得灰溜溜的， 現在又趾高氣昂，殺氣騰騰！把人們剛剛有的一些希望和信心，又一次打壓下去。 整頓中卓 有成效的教育部長周榮鑫被批鬥而死，我父親的追悼會也受到質疑，認為是“右派翻天”，“用 死人壓活人”！1976 年清明前我們去掃墓時，發現父親的骨灰盒曾被人打開， 看來有人在進 行調查，想發現裏麵藏著什麽“變天帳”吧？ 但這已是最後的瘋狂。
隨著 10 月裏的一聲驚雷，“四人幫”垮台了，曆史又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大的形勢迅速 好轉， 我們感受到有關政策也逐漸得到落實。
但是作為親屬， 我媽媽和我還是對 1975 年 7 月 2 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審查結論中關 於我父親的去世的說法(在醫院病故) 心存疑慮，當時正是為了準備召開“九大”，徹底打倒 劉少奇，中央專案實施“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毛主席的原話)，整人非常厲害，刑訊逼供， 劉仁、 崔月犁等都遭到殘酷迫害， 更何況康生早就給父親和城工部作過這樣的定性：“任彬 是劉仁的親信。北京主要是劉仁城工部的人。晉察冀時， 劉仁組織城工部， 負責敵後區域工 作， 宋碩就是。崔月犁就是， 張文鬆更是。這個組織不僅不好，甚至同日本人、德國的、國 民黨、英國的海關特務都有些關係。張文鬆老婆黃甘英同英國海關特務王華民有關係。”(1967. 年 2 月 11 日在人民大會堂西會議廳接見黨校造反派紅旗隊 15 人時的講話)
在這種背景下， 我父親真不知遭受了怎樣的折磨。我們總想進一步弄清秦城監獄那時的
真相。
三、到中央專案材料組查檔案
胡耀邦在 1976 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考慮中國以後的走向了。10 月 12 日，抓捕“四人幫” 沒幾天，胡耀邦向葉劍英提出三條建議。胡耀邦說：“現在我們的事業麵臨著中興，中興偉 業，人心為上。什麽是人心？我說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獄一理， 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 人心樂開花。” 他的思想非常明確，那時就已經提出來必須 進行包括思想路線， 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
1977 年 3 月，胡耀邦剛恢複工作，調到中央黨校作常務副校長，就在黨校進行了平反 冤假錯案，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並在全黨掀起了撥亂反正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頂著種種壓力， 為文革中反對康生而被打成反動組織“紅戰團”平反， 是胡耀邦在文革後 進行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案”， 當時盡管康生去世時位居中央第三號，備極哀榮， 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是耀邦提出：不管是什麽人定的，不管是什麽時候，隻要是錯案， 就一定要糾正過來。 8 月 10 日， 我們青訓班幾個被開除黨籍的學員，被耀邦請回了黨校列 席了為“紅戰團”平反的會議。 反動組織紅戰團的所有成員都得到了平反。
12 月底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1978 年 3 月，我調到中組部工作，擔任剛剛恢複工作的副部長陳野蘋的秘書，參與了 從 1977 年到 1983 年波瀾壯闊又驚心動魄的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全過程。
1978 年 6 月 9 日，當時主管中央專案審查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 耀邦與陳野蘋談話， 把經中央領導批示的幾個專案材料移交給了中組部，胡耀邦提出為了便 於開展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要求把中央專案組在文革中審查幹部形成的全部檔案材料交給 中組部使用。汪東興當即指出，中央專案組經辦的案子，很多都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 才定案的， 不能隨意翻過來。並拒絕了胡耀邦要求使用全部中央專案檔案材料的要求。
會後，胡耀邦對組織部負責審幹的同誌說， 中央專案組作的“結論”所依據的有關材料， 都是中央專案組已整理好的。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調查。他們認為不合“口徑”的，就不會寫 到結論上去。所以，我們要另起爐灶，必須下功夫對能夠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訪一 遍，看看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 究竟是怎麽回事。這樣才能還曆史事實本來麵目。
麵臨當事人日漸衰老，曆史見證人相繼去世的的局麵， 耀邦決定， 刻不容緩， 甩開中央 專案組，另起爐灶， 重新調查，這是以“我不下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的精神做的決定， 也是為搶救曆史真相，搶救幹部生命做的決定！
上麵的壓力並沒有延緩耀邦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夜以繼日地進行， 同時真理標 準大討論也在耀邦的積極推動下深入展開。在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上， 為年底的中央工作會 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全黨工作中心從階級鬥爭轉到經濟建設的轉移，奠定了基礎。 耀邦在剛剛粉碎“四人幫”就提出來的“理冤獄”、“抓生產”正得到逐步落實。
在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 落實政策， 平反冤假錯案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終於在 12 月 19 日， 中央決定撤銷中央專案機構，將這方麵的工作移交中央組織部。汪東興、紀登奎、 吳德召開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各辦公室的負責人和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 邦、副部長陳野蘋、公安部長趙蒼壁。會議宣布，自即日起三個專案辦公室撤銷， 所有專案 工作， 一律交中央組織部辦理。
為此，中組部專門成立中央專案檔案接收小組，由辦公廳副主任劉向一 (後來香港鳳凰 衛視老板劉長樂的父親) 負責，在東城鐵獅子胡同開辟一個大院，接收了中央專案組在文化 大革命中形成的全部檔案材料。在隨後的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這批檔案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在想來，當時汪東興不肯交出全部檔案，也有他的考慮，誰能料到這批材料到了組織 部，最後成了眾目睽睽之下燙手的山芋， 吃不得， 丟不得呢！ 那是後話。
耀邦同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調離中組部，部長由宋任窮接任，陳野蘋作為協助宋任窮 主持全麵工作，並分管幹部審查局的副部長， 一直在落實政策工作的最前線。具體的過程有 很多文件、文章、著作等都做了詳細的介紹， 中央也做了肯定的結論， 已為人所共知。
直到 1983 年 2 月陳野蘋接替宋任窮為中組部部長，大規模落實政策的工作已接近尾聲。 7 月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主題已經是“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領導班子的和幹部隊伍的 四化建設”。當時陳野蘋和協助他主持全麵工作的副部長李銳， 主要精力已放在“第三梯隊”建 設和幹部年輕化上來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場景，就是劉向一 同誌愁眉苦臉的來到陳部長的辦公室，匯報說中 央專案組的檔案材料，按照規定應當移交給中央檔案館永久保存， 但是他們在整理好這批檔 案材料做好移交準備時， 發現有很多重要檔案材料實在拿不準，要請示部領導，召開辦公會 議來決定。陳部長和他商量， 因為需要斟酌的檔案材料較多，不可能抱著一大摞給各位部領 導傳閱。就利用五樓西南角可容納一二百人的會議室， 把桌子擺成 U 形， 由材料組的同誌把 拿不準的檔案在桌子上攤開， 請部領導沿桌子走上一大圈，邊走邊看，領導們都看過以後再 開辦公會議決定。
看過後部領導麵麵相覷， 對是否移交中央檔案館， 大家都拿不定主意。原來這些檔案材 料多是當時專案組給中央的報告和附件，報告上有當時專案組主要負責人的批示和中央領導 人的傳閱批示，內容相當敏感。附件很多是上層在文革條件下互相揭發的材料。陳部長是多 年的組織工作者，經驗豐富，處事穩重，他經過深思熟慮後， 覺得處理這件事實在沒把握，
就把事情拖下來了。
這給了我一個機會，我和母親一直想了解 父親在中央專案審查中和在秦城監獄的情況， 這批材料要是移交給中央檔案館以後再要查 看起來就麻煩了。我和媽媽一商量， 我給當時 主管辦公廳的副部長王照華寫了報告，要求查 看我父親去世時“當時醫生和法醫檢查的證明 材料”， 以解我們對我父親去世情況的疑慮。 照華同誌批給了材料組負責人馬雲龍，讓了解 一下可以不可以。馬雲龍和辦公廳主任穀誌瑞 商量後答複照華同誌“可以看”。
6 月的一天上午， 我和媽媽來到鐵獅子胡 同檔案組所在地，我們在接待室，由接待的同 誌把我們所需的材料拿給我們看，不許拍照， 不許複印， 但可以抄錄。
(我媽媽抄錄的“劉仁專案組報告”)
下麵就是我和我媽媽的抄錄的兩個文件：
一、解放軍公安部十三局軍管會給中央專案第一辦公室的報告
(68)局字第 207 號 機密
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十三局軍管會(報告)
罪犯任彬死亡報告
犯人任彬，(68110) 男，現年 57 歲， 於 4 月 27 日下午入獄，29 日經醫生檢查發現有 心髒病，肺氣腫，服藥三天有所好轉。5 月 10 日 10 點 20 (50)分， 監管員王誌芳發現該 犯臉色不好，眼睛發紅， 請醫生急診，醫生 11 時開始診斷， 確認：心髒病，肺氣腫複發。 決定立即送院。
12 時準備送院，但該犯起立離床僅一步遠，發現站立不穩，監管員當即扶臥在床邊， 呼吸極為困難， 醫生趕至搶救無效， 於 12 時 20 分死亡。
我們意見： 不通知家屬， 屍體火化。當否請指示。
(附醫生診斷意見書一份)
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十三局軍管會(章)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主送： 中央專案第一辦公室
抄送： 公安部、衛戍區 (打印五份)
(所附醫生診斷意見書上有醫生和法醫的鑒定意見和簽字，並蓋有“北京市公安局技術 鑒定專用章”。)
二、劉仁專案組給康生謝富治的報告
關於大特務任彬病亡情況報告 順號 5
康生、富治同誌：
大特務任彬(舊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現年五十七歲)， 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中午 十二時三十分， 因肺氣腫和心髒病暴發， 死於秦城監獄， 我們得知後， 立即派人赴秦城監獄 了解。任犯患肺氣腫及心髒病為期已久， 曾送醫院治療數月無效， 經醫生及法醫檢驗， 確係 因病喪命。我們意見，按監獄以往對反革命分子死亡的處理辦法， 即予火化，隻告北京市革 命委員會， 不通知其家屬。
以上處理， 是否妥當，請指示。
劉仁專案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康生、謝富治當天圈閱同意。)
看著十幾年前的有些泛黃的檔案，讓人又傷心又憤怒， 百感交集卻又無語！當時的氣氛 令人喘不過氣來。我一直不敢看我媽媽，她的臉色也一定很不好，能一直堅持下來也真不容 易。
看來，我爸爸確實是因病去世，他文革前身體一直不好，還處在養病期間。從 1967 年 9 月 21 日被捕到 1968 年 5 月 10 日去世，也就半年多的時間。而且他根本不是在醫院去世， 而是死在了秦城監獄中！這點中央專案組公然撒謊！在粉飾自己的罪惡。把一個病人以莫須
有的罪名投入監獄， 本身就是一種殘酷的折磨，但是否還有其他形式的迫害，我們永遠不可 能知道了。
再有，從軍管會的報告，到劉仁專案組的報告，一律是“不通知家屬”！為什麽？從什麽 時候開始的這個毫無人性的規定？曆來判死刑的犯人還要家屬收屍呢！ 家屬不知道，當然骨 灰就無人認領， 就無法保留了！
想起那些受迫害去世的中央領導，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無不是身邊工作人員冒著危 險秘密化名收藏的 ，更有大量被迫害致死的人戴著各種“政治帽子”，屍骨無存 。有多大的仇 恨呀！這些人昨天還是戰友和同誌呢！為什麽要這麽幹？ 這到底是為什麽？長達十年之久的 浩劫， 給無辜的人們帶來了多少謎團！多少痛苦！ 多少冤情！
從鐵獅子胡同回來， 我的情緒很長時間都不好，這次查檔案，極大的衝淡了我在落實政 策後的喜悅心情， “這是為什麽？” 的問題一直在心裏， 揮之而不去。
最後說一句，關於那批檔案， 在 1984 年 4 月喬石接任中組部部長後，礙於某位老大姐 的一再督促，最後也沒進成中央檔案館，這批檔案可是十年浩劫黨內鬥爭的曆史紀錄，是多 少幹部群眾用血與淚凝結成的精華部分呢，我們能說真正接受了教訓了嗎？
這是一段不堪回憶的往事，為了紀念含冤去世的父親，也為了記載那史無前例的十年浩 劫裏無數冤案中的一個荒誕又真實的案例，寫於父親忌日 5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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