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城牆的十八座城門裏，有這樣一座“外交之門”——含光門，寓意“含弘光大”，它如同加蓋在絲路起點上的一方印章，見證了出使西域的浩蕩商隊蕩起的黃沙，聆聽過鴻臚客館中久久縈繞的異域駝鈴，送走無數綾羅綢緞、瓷器，迎來一車車滿載的石榴和胡桃，含光門是外交之門，更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
在含光門內東側設有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務的鴻臚寺，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膚色、語言各不相同的使節，麵對不同國家的語言，能夠流暢交流成為了很大的難題，於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應運而生了，他們地位不高，名聲不顯，卻是一個國家對外交流離不開的幫手。他們就是翻譯官，用語言打天下、看世界。
翻譯這個職業在我國由來已久，中國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語言不一，與境外的往來也很頻繁，因此曆朝曆代都設有專職翻譯機構。
關於翻譯官最早的記述出現在周朝，那時的“譯”專職從事北方民族語言的翻譯工作。《禮記·王製》如是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誌，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與今天相比，那時的翻譯官更像懂方言的信使，負責將大王的話傳達給周邊藩國。
圖示 | 周朝官員示意圖
漢景帝時期稱“大行令”，漢武帝時期，改名為了“大鴻臚”機構，掌管邊疆諸侯事務，負責對外聯絡，建立友好關係。“大鴻臚”的主管稱“譯官令”，輔佐的官員稱作“丞”。為培養翻譯人才，漢朝時期，官府還設有專門的學校。
圖示 | 漢朝官員示意圖
唐朝時期，朝廷設有“鴻臚寺”，翻譯官稱作“譯語”，由二十人構成。除此之外，中書省也設置一定數量的“直中書譯語”。到了唐代，鴻臚寺機構完善，設置鴻臚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主簿、錄事、及府、史、亭長、掌固等數人，掌管典客、司儀兩個官署，編製為255人。
圖示 | 《客使圖》
宋朝科舉考試增加了翻譯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考試內容。宋代出版的《翻譯名義集》記載：古代精通“六蠻語”的翻譯官稱作“像胥”、主管“七戎”的是“狄鞮”、負責“八狄”事務稱作“譯知”、負責“九夷”事務的稱作“寄司”。
圖示 | 宋朝官員
明朝初年，明太祖詔命應天府設立了“會同館”，編撰《華夷譯語》等工具書，以便於對外交往時解決語言障礙問題。
圖示 | 明朝官員示意圖
清朝是繼元朝之後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實現“大一統”的國家。清代開設滿漢翻譯科，主要是為了選拔一些懂得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官員。這些雙語人才供職在清朝統治係統內部的各個崗位，有巡撫、都統、筆帖式、中書、翻譯庶吉士等，為清政府管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提供了便利。
圖示 | 清朝官員示意圖
家喻戶曉的和珅，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語言天才，他自小聰穎，博學強記，精通漢、滿、蒙、藏四門語言，滿朝文武，也僅此一人。
圖示 | 和珅
由於具備獨特的語言優勢，和珅常常用多種文字幫助乾隆擬定詔書、翻譯少數民族地區呈朝廷的奏文。1780年之後還多次負責接待各國使者。畢竟“陳宮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甘夫也叫堂邑父，生卒不詳的匈奴人。公元前138年，漢武帝任命甘夫為張騫出使大月氏國的向導翻譯。《史記》中明確記載甘夫“善射”，身強體壯還有武藝傍身，甘夫就這樣成為了百人探險隊伍裏的重要成員。甘夫能夠在絕境之時射殺禽獸聊以充饑，幫助張騫渡過難關。
圖示 | 張騫出使西域
一陸一海兩條絲綢之路共同構成了我國古代外貿的兩條大動脈。同為外貿道路隨從翻譯，與甘夫在史記上寥寥數筆的記載不同，隨同鄭和下西洋的明朝通事馬歡，卻給後人留下了許多事跡。
圖示 | 馬歡
馬歡是回族穆斯林，因為精通阿拉伯語、波斯語，曾隨鄭和船隊三次下西洋，同時肩負外事翻譯以及中華文化傳播的重任。馬歡將下西洋時二十多個國家的航路、海潮、地理、國王、政治、風土、人文、語言、文字、氣候、物產、工藝、交易、貨幣和野生動植物等狀況記錄成文，在景泰二年(1451年)串綴成《瀛涯勝覽》一書。該書為研究“鄭和下西洋”不可或缺的原始參考文獻。
圖示 | 鄭和下西洋
在曆史的長河中，這群人在涉外場合上從容奔波，卻很少能站到聚光燈的下麵。他們精通外語，憑借過硬的語言素質為國家與民族間交流牽線搭橋，見證了一個又一個曆史事件，有時甚至影響著曆史的發展，在中國曆史的各個節點上，都活躍著翻譯官們的身影，雖然很少被人提及，但不得不說，他們也是推動中華文化發展和民族融合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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