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的下場遠比劉亞洲披露的更悲慘、更恐怖

來源: 千裏於 2023-05-11 18:03:1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5471 bytes)

　　1936年10月，準備渡河的紅四方麵軍一部網絡圖片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過對當年“西路軍”的曆史的發掘，得出了“黨內鬥爭如此的複雜而殘酷無情”的結論。

　　相比於李新，當年劉亞洲在其有關“西路軍”史實的著述內容中，根本未著眼於揭露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或者說“追責毛澤東”的角度，隻是更多著墨於西路軍犧牲將士們的慘烈和幸存者的苦難。但這也正是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所嚴厲批判的所謂“拿黨史國史說事”，“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形勢說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與長征》一文中，劉亞洲回憶說：嶽父（生前）不能看有關西路軍的書籍和影視作品。那慘烈的情景一直噬著他的心。他曾對我講：“石窩分兵時，我和李特、徐帥在山坡上開會，點著篝火，往下一看，真慘哪！密密麻麻，全是紅軍的屍體。”嶽父語調尚平靜，我心卻悸動了。鼻翅發酸。

　　按照劉亞洲提供的史料統計，當年參加長征的女性人數，紅一、二方麵軍約六十名，紅四方麵軍近三千人。1932年，紅四方麵軍建川陝蘇區，發現當地男性深受煙毒之害，而女性承擔著艱苦的勞動，有反壓迫的要求，她們在體力和精神上都具備了成為紅色軍人的條件，於是建立了通江婦女獨立營，長征前擴編為婦女獨立師……。

　　劉亞洲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三十年來，我不斷接觸西路軍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紅軍的壯舉深深震撼。她們何來如此堅強的意誌？隻能有一個原因，緣於她們深重的苦難。男權社會最大特征就是無情壓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慘，這從長征的戰場上也可見一斑。西路軍一個女戰士掉了隊，大家找到她時，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從頭到腳已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卻還未斷氣。一次，婦女獨立團經過一個激戰過的戰場，看見被俘的女紅軍受盡淩辱的遺體，一個女戰士一頭撞上岩石自殺。

　　後來，女子獨立師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沒，多數戰死，少部分滯留當地，被馬匪軍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難開始了。2006年，我聽說在河西走廊還剩下十六名西路軍女戰士，都已經回民化，生活異常困苦。我剛得一筆稿費，於是帶十六萬元趕赴河西。我來到一個叫鄔秀蓮的女紅軍家裏，她有一個五歲的孫子，因為窮，隻有孩子生病時才給他做了一碗“二米飯”。孫子說：“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鄔秀蓮一麵流淚，一麵從“二米飯”中揀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孫子吃。村頭垃圾裏有兩分錢，孫子撿回去給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孫子在前麵走，鄔秀蓮顫巍巍地跟在後麵。

　　劉亞洲介紹說：苦難給予中國女性非凡的勇氣。西路軍因被當作“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而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其中命運最悲慘的是婦女團戰士，她們遭受了三重折磨：新中國成立前，遭受敵人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國成立後，她們被視為叛徒飽受歧視；同時她們還遭受封建主義“貞節”觀的折磨……

　　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所作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對待問題必須持正確態度，不能遇到一些問題就全盤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論、製度，就全盤否定自己的曆史和奮鬥。”

　　習近平還說：“現在，在一些單位和一些人那裏，黨的意識淡漠了，黨性原則講得少了。有的對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有的還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習近平這裏所說的“問題”，就包括了對“文革、對“反右”……,以及對“西路軍”等曆史遺案的評價問題。習近平在這篇講話中開列出的“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麵臨的鬥爭和較量”的內容之一是“宣揚西方價值觀”；之二就是“專拿黨史國史說事”....,並警告全黨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斷措施給以回擊，政權將會因此瓦解。

　　習近平這裏抨擊的所謂“專拿黨史國史說事”，當然不是單指劉亞洲一人。但筆者在習近平這篇講話被“泄密”後不久，確實聽劉亞偉的朋友說過，曾經擔任過王震秘書的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向習近平和時任中共宣傳總管劉雲山“反映了劉亞洲‘專門揭露黑暗麵’的嚴重問題”。

　　但事實上無論是劉亞洲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來的那些內容，遠還沒有縱深到觸目驚心處。筆者本人年輕時在當年中共西路軍浴血沙場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許多西路軍的血淚故事，見過無數西路軍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過一些幸存者日後數十年來的悲慘遭遇。

　　劉亞洲文章中說他到河西走廊尋找流落當地的西路軍女戰士的時間是2006年，而筆者親眼目睹西路軍女戰士悲慘遭遇的時間，比他劉亞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中共西路軍當年戰敗的甘肅永昌、高台等地都位於祁連山北酈，山南是現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縣城東一直有一片綿延十幾華裏的亂墳崗，少說也有上萬座。當地上歲數的老鄉們回憶說: 當年與中共西路軍作戰的主要是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武裝“馬家軍”，分屬馬步芳和馬洪逵兩股。而承擔與中共西路軍作戰主攻任務的主要是馬洪逵部。因為這支軍隊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組成，所以當地人稱他們為“回回兵”。

　　“馬回回的騎兵就是在這片墳地上圍住了共產黨的紅軍。回回兵殺人比殺羊還麻利，再加上他們省下子彈能換大煙土，所以，死了的紅軍沒有幾個是被用槍打的，大多是馬刀劈死或者戰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離，或殘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馬踏致死，死後又被奸屍者亦有之……。“那個陣勢，著實怕人的很!”

　　慘案發生的幾十年之後，一個當時親眼目睹過馬家軍屠殺中共西路軍將士場麵的當地老人一說起那件事情仍還是滿臉驚恐的表情。

　　血戰結束以後，馬洪逵揮師乘勝向西追擊，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屍體。幾天後，當地人實在受不了屍體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惡狼的日夜嚎叫，鳴鑼召集各戶青壯勞力出工就地掩埋屍體。

　　因為懶得挖坑，所以哪裏有屍體就在哪裏就地堆起一堆土來，成千上萬個墳堆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個小的墳堆裏可能埋一個，兩個；一個大的墳堆裏埋五個、八個不等，埋十來個的也有。

　　老鄉們說，回回兵當然也有死的，但比紅軍少多了。平均埋十個屍體裏最多有一個回回兵的。他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屍體，隻是還記得當時周圍幾個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馬肉。連著幾十天還吃不完。

　　就在這片亂墳崗中間，當年坐落著中共建政之後為“專政”的需要建立起來的甘肅省最大的勞改農場——土佛寺勞改農場。其中的一個勞改中隊關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肅、寧夏、青海幾省捕獲的國民黨低級戰犯(團級以下，連級以上)，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馬步芳、馬洪逵的舊部。

　　從落入中共之手開始，這些人沒有節日，沒有假期。沒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們的休息日。平時見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時就一人倚一座墳堆卷支煙抽。服刑時間最長者，前後伴著這無數個墳丘渡過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個春秋。

　　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像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被黨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真的從內心深處向他們腳下的無數冤魂千萬次的懺悔；誠心誠意地“要用勞動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滿自己雙手的紅軍烈士鮮血”；發自肺腑地感謝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念舊惡，沒有讓他們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可惜，他們無法想象當年他們欠下的血債實際上正是他們千恩萬謝的毛澤東借刀殺人、剪除異己之過。不然，又該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筆者來到了坐落在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生產隊，當時屬於永昌縣南壩公社。剛被接進村的時候，正好碰上一個姑娘牽著她的盲眼爺爺在路邊賣唱。從口音可以聽出他們是從被共產黨稱為“革命老區”的隴東兩當、會寧一帶來的——當年習仲勳在這裏發跡，中共紅一方麵軍(即毛澤東率領的所謂“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也是在這一帶。

　　在毛澤東時代，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幾乎到處可見從習仲勳當年建立的“革命老區”來的要飯者，而且手裏都持有蓋著某某公社“革命委員會”大印的“介紹信”……。

　　盲眼老漢一遍一遍地用《隴東道情》的調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飯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麵有地是，肚子吃得飽飽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來向圍觀者哀告著:“人都餓得路也走不動了，行行好給上些吃的吧，給上些吃的吧!”

　　姑娘則把手裏的一隻破碗伸向每個人的臉前。

　　姑娘少說有十三、四歲了，但下身沒有穿褲子，上身一件千補百納的破棉襖上垂下一塊爛布條用以摭羞。

　　幾個自己也是衣不遮體的小夥子猥褻地調笑那姑娘:“丫頭，你把襖往上撩一下就給你個饃饃。”

　　在村子裏，筆者聽到一個老婦人說話居然是四川口音，生產隊長介紹說，這老婆子來我們這搭已經四十年了，剛來的時候，頭上的虱子都滾成了蛋蛋，兩個腳磨爛了的地方爬滿了下蛆的蒼蠅。身上沒件衣服，就是一條破毛氈中間開個洞從頭上套下來裹著身子。她現在的丈夫那個時候是這村裏最窮的一個，一直沒有錢買彩禮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過去後，村裏仍然也沒一人知道這個當年的女紅軍戰士到底叫什麽名字。因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從老人到孩子都稱她“焦家婆姨”。

　　“她怎麽也沒生養?”我問。

　　“紅軍被打敗以後，象焦家婆姨這樣的女共產黨隻要落到馬匪手裏，哪個都要被幾十個回回兵輪著日(奸汙的意思)過，身子都壞了，哪還能養出孩子?”隊長回答說。

　　在公社裏，，我問民政幹事，為什麽政府對焦家婆姨那樣的人不能給點照顧。民政幹事告訴我，整個永昌縣裏幾乎每個公社都有這樣的人，僅南壩一個公社就有二十多個，多數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沒法證明這些人的真正來曆；二是上麵從來沒有指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象焦家婆姨隻能憑一口四川話證明自己的來曆，別的公社還有幾個身上至今保藏著當年的共產黨黨證的老婆子呢。那黨證雖說是馬糞紙印的，但上麵確實也畫著鐮刀斧頭。公社幹部要替她們把黨證送到省檔案館核對，可她們都死活不肯交。

　　當時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中國共產黨當年也還曾有過黨證。

　　當年的這個“焦家婆姨”並不是最慘的。另外一個生產隊召開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會”時，筆者親耳聽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類分子”，一個“戴帽子”的“富農婆”在會上堅持辯白說她當年是紅軍戰士，被馬匪打散以前入了黨，還交過一次黨費。因為她當時被打傷後躺在死屍堆裏，所以幸免沒有被回回兵捕獲。當地人把她救活後即就地下嫁，沒成想她嫁的這個人在共產黨1949年發動“土地改革”時，因為有二十多畝地被定成了富農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農婆”。

　　每次開鬥爭會，她都要哭訴解放前她跟著那個富農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罵，原因是那富農接她回去的當天晚上發現她早已經被“破了瓜”(即不是處女)。

　　貧下中農們由此要求她控訴國民黨匪幫對她的迫害，她卻堅持說自己從沒有被回回兵糟蹋過，被“破了瓜”是因為在革命隊伍裏的時候被首長召去“關心首長身體健康”所導致。首長親口跟她說過，革命成功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娶她為妻。她到底沒有等到這一天是她自己沒有福氣，但也不應該把她當成壞人對待。

　　因為這番言論，貧下中農們認為她態度不老實，所以別的“地富分子”大都陸續被“摘了帽子”(即恢複其公民權)了，隻有她仍然還是“階級敵人”。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包括曆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被統稱作“黑五類分子”，要接受“無產階級群眾專政”的管製。“黨的政策”規定他們同被監外執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實際上還不如。

　　表現好的“黑五類”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結束管製，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對待。但政治上被歧視實際上是終身的，而且還要殃及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