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天之功的無恥小人
1989年11月，85歲高齡的鄧小平接見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寫者時，回憶淮海戰役說：“淮海戰役成立了總前委，由五個人組成，其中三個人為常委，我當書記。毛主席對我說：‘我把指揮交給你。’這是毛主席親口交代給我的。淮海戰役的部署決策，是我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主持決定的。”
這時候，總前委“五個人”中的四個--陳毅、譚震林、粟裕、劉伯承以及當時的最高統帥毛澤東，早已先後作古。於是，鄧小平的說法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成為官方正史的定論。
諸多熟諳軍史的研究者與在世的知情人十分驚訝，表示不好理解。也有人認為，人到垂暮之年，記憶衰退，回憶時出現差池情有可原。
其實，這個說法並非回憶者鄧小平心血來潮，而是數十年以一貫之的觀點。
早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著中共中央八大召開，鄧小平與林彪先後進入中共中央常委，前者似乎便不滿足於政委亦即“文官”的出身，以“我真正的專業是打仗”自詡，有與軍中公認的名將、長期擔任野戰軍軍事主官--司令員的林彪比肩之念（粟裕因官銜低，地位淺，自然不在考慮之內），言行便時有表露。
林彪是平津戰役貨真價實、經得起檢驗的總前委書記，統率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野戰軍作戰，是名副其實指揮過兩大野戰軍打仗的統帥。鄧小平也是淮海戰役的總前委書記，盡管戰役已打響了好幾天，還沒有總前委這一機構，全局的戰役籌劃、指揮更不見經傳，他擔任政委的中原野戰軍也僅在華野的支援下，參加了第二階段的戰役，但他名義上曾是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確堪與林彪比肩。
這個看名不看實的說法，居於高位時尚無人敢詬病，最多隻有腹誹；一旦冰山倒塌，不服者自然挺身而出。
1967年3月19日，鄧小平不幸被打倒，許多人便公開站出來，指出其說法的不實。楊成武即是其中的一個。
他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上點名道姓地說：“鄧小平認為自己有兩大功勞，一是他認為淮海戰役有了不起的功勞。這個問題要戳穿，誰都知道，淮海戰役從頭到尾，整個的都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在前線工作的有劉伯承同誌等許多人，有廣大群眾的努力，怎麽能說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呢？他自認為‘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你有遼沈戰役，我有淮海戰役’，自以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勞都歸到他的賬上。他在《毛主席選集》裏麵，特別注了一條，他是淮海戰役總前委的書記。這就是說，他是第一個，其他的人都不算賬。”
這是楊成武當著全軍高級將領說的，其中不少是當年淮海戰役的參與者，譬如粟裕等人，楊成武如非把柄在手，自然不會如此理直氣壯地加以責難。
同時，楊成武能獲悉鄧小平“我有淮海戰役”的說法，可見鄧小平說話的場合不止一個；楊成武也並非中原野戰軍或華東野戰軍的將領，能如此酣暢淋漓責難，也可見淮海戰役指揮體係的實情，軍中高級將領知者不少。
由此可以斷定，鄧小平並非晚年才認為“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這個念頭在其腦海中由來已久，揮之不去而已。
1977年，鄧小平複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隨著加強軍隊領導權，與當時“乳臭未幹”的最高統帥以及眾多深受毛澤東影響的軍頭較量、震懾的需要，“我有淮海”的說法再次登台。曆史教科書與《毛澤東選集》的注釋，“總前委書記”重新成為強調的重點。
這雖然是政治，卻違背了曆史的真實，事實上抬高了偏師中原野戰軍，抹殺了主力華東野戰軍的作用，是對數十萬華野將士的不尊重，引起尚健在的華野高級將領的不滿意（後來的電影《淮海戰役》，諸多華野將士不滿又是一例）。
粟裕有個說法：“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問題，它關係到正確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正確總結華東解放戰爭的曆史。”他說的是華東整個戰史，自然也包括了淮海戰役。
1978年7月，後來成為南京電影製片廠編導的石征先與傅繼俊等人，為撰寫《淮海戰役史》一書，專程采訪粟裕時，一向低調的粟裕忽然說了句：“淮海戰役是我指揮的。”在石征先驚訝的時候，粟裕向石征先談了幾個小時的淮海戰役來龍去脈。
隨後，粟裕意猶未盡，親自給當年的華野副政委、濟南戰役後一同籌劃淮海戰役的譚震林打電話，請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見石征先（參見石征先《我與粟裕不解之緣》手稿）。
譚震林和葛慧敏夫婦接電話後，滿口應承，很高興地接待了石征先等人。石征先後來回憶說：譚震林比粟裕更能暢所欲言，“對我政策更寬，登門不用預約，有問必答。”
石征先回到徐州後，譚震林和夫人不久也來到這裏，聽說他得了病，還特意從北京帶來名醫焦樹德給他治病。
這一次，譚震林專門在淮海戰役紀念館作了報告，他隻允許石征先一人在他旁邊作記錄（在淮海戰役紀念館裏，至今可見譚震林與石征先等人的合影）。也就在這次講話中，針對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的“我有淮海”，譚震林大有衝天之怒，十分氣憤地說了八個字：“貪天之功，無恥之尤！”
顯然，譚震林與粟裕一樣，並非為個人爭某種戰功，而是在為自己當年統率的野戰軍，爭取還原一段真實的曆史。二野的老人都知道，鄧政委不會打仗，喜歡資本家的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