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中國名字曰孫平）的《延安日記》是上個世紀蘇聯的觀察員的一本類似回憶錄的作品，在它出版後一度成為人們研究延安時期中共內幕活動的一項文獻參考資料，特別是近年來這本書更加受到黨史研究者的關注，互聯網上的一些人很以擁有此書或者通讀此書為榮，四處宣講、言必稱之。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本喧囂一時的《日記》係出偽造，偽造者就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和蘇共中央國際部。
實際上從《日記》出版那天起，中共正牌黨史研究者就沒有斷了對它的質疑，很多黨史專家和研究論者紛紛撰文指責這本日記的荒誕和無知，任弼時的秘書師哲曾經指出“孫平,一個老黨員,怎麽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隻有偽君子、兩麵派、沒有良心的人才寫得出。”（師哲著《在曆史巨人身邊》）《延安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高向遠著文《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記”》認為“此書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當年的著述,它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就值得懷疑。”但是，類似這樣的指責因為隻是立足中共自己的立場，越到近期越是容易引起一部分人心中的逆反心理的泡沫，在當今這個“言必稱希臘”的時代中，似乎美國人、日本人甚至香港人、台灣人說的都要比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動聽，那麽，好吧，就讓我們看看原偽造者是怎麽陳述這麽一本《日記》的出台真相的吧。
事實上，早在弗拉基米洛夫日記出台後的幾年中，國際上就已經有一些比較了解中共曆史的外國人士表達了對這本日記的異議，美國人約翰·謝偉思就曾經在同貝爾納 德·格維茨曼的談話中指出這本日記是“主要是為反華而偽造的”，這番談話載於《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76年2月13日。此外，《東歐》雜誌1991年第一期發表的Peter M.Kuhfus的文章《重新看待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記》一文也對日記提出了較於當初一邊倒的不同看法。然而，在蘇聯解體之前、在蘇聯有關檔案解密之前，這些個異議還不能受到冷戰氣氛的敬畏，相反準備群毆中共的國際反華勢力對日記的吹捧也達到頂峰。1990年作為弗拉基米洛夫的兒子尤裏·弗拉索夫開始道出這本日記的偽造的前後工作中的點滴，他在《論據與事實》雜誌1990年第18期撰文《關於父親的真相》，和在雜誌《遠東問題》1990年第六期、1991年 第一期的文章《關於父親的故事》中對《延安日記》炮製的全過程做了追憶。適時，蘇聯的政治空氣早就對這些東西開始淡化，而取證類似的史料也不再是什麽難上 加難的事情。作為弗拉基米洛夫日記的主要編造者的尤裏·弗拉索夫，他說，這本日記的另一個編撰者或者說指導者就是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副部長奧列格·拉赫 曼寧（一作蘇共中央國際部）。日記的資料來源主要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麵。1.弗拉基米洛夫用密碼發給莫斯科的無線電電報。2.蘇聯情報部門提供的其他信息資 料。3.和弗拉基米洛夫一起住在延安的另外兩個人的提供的信息資料。4.弗拉基米洛夫在1948年到1953年和尤裏·弗拉索夫的談話。
從上述四個來源我們可以看到，弗拉基米洛夫本人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果說這些個資料都是來自於弗拉基米洛夫一人所為然後再以日記體的形式出版或許可以理解，但是，事實情況並非如此。尤裏·弗拉索夫披露的一些史實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的39號全宗、1號目錄、31號案卷中的電報來往中得到了足夠的證實。（也就是人們一直懸疑的弗拉基米洛夫之死的謎團）而參閱過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的德國著名學者、德國聯邦東方學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兼亞洲部主任的迪特·海茵茨希博士也在他的專著《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曆程》中對於弗拉索夫取證的原始資料給予肯定。尤裏·弗拉索夫承認，這本日記形成的過程中受到了拉赫曼寧來自蘇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加入了相當部分的杜撰和修飾，對於弗拉索夫的坦誠的披露當時蘇聯黨史學界就有積極的回應，著名漢學家康斯坦丁·謝維列夫、傑柳辛等人都曾以訪談或者撰文的方式詳細的談了這樣一個過程，其中傑柳辛的《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過去》發表在《論據與事實》199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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