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全麵爆發以後，鑒於日本軍國主義力量的強大和中華民族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危及關頭，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根據協議，南方八省遊擊隊奉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即後來我們熟知的新四軍。陝北紅軍則經過與蔣介石多次談判之後，整編為115、120、129三個師，以第十八集團軍的番號開赴抗日戰場。115師是由原紅一方麵軍改編過來，有原師長林彪擔任師長；120師是由原紅二方麵軍改編過來，有原師長賀龍擔任師長；129師由紅四方麵軍改編，但是其師長不是原師長徐向前，而是劉伯承，徐向前成為副師長，這就讓人有點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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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徐向前的資曆，威望與戰功也都十分出色，紅軍時期就曾擔任四方麵軍總指揮，最多時麾下有十數萬之眾。徐向前完全有能力、有資格擔任抗戰初期八路軍主力師軍事主官。那麽，中央為何任命劉伯承為129師師長，而以徐向前擔任輔助呢。
原因是多方麵的。
第一，徐向前在張國燾密分裂中央的關鍵時刻，沒有選擇跟隨中央北上，不可避免地使其本人在黨內產生了負麵影響。1935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一、四方麵軍主力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當張國燾得知中央紅軍經過長途轉戰之後總兵力僅萬餘人之後，便開始了陰謀奪權，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陰謀。張國燾對中央令其北上的命令置若罔聞，繼續堅持南下的錯誤方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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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革軍委把兩個方麵軍的紅軍主力混編為左、右兩路大軍。中革軍委隨一、三軍團所在的右路軍率先北上，此時，張國燾加快了背叛革命，策劃分裂的步伐。他一方麵堅持左路軍南下入川，拒絕執行中央北上路線。另一方麵公開亮出獠牙，公然鼓吹南下是"進攻路線"，汙蔑北上是"機會主義"。原本在毛爾蓋會議上支持北上的陳昌浩，因張國燾的一封電報改變了主義。而右路軍總指揮徐向前為避免紅軍分裂，甚至發生紅軍打紅軍的悲慘結局，隻得在張、陳的裹挾下，率右路軍餘部南下（此前，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已連夜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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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麵軍南下進入四川之後，張國燾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號，蔣介石急調川軍劉湘部在雅安和成都之間的咽喉要道百丈關阻擊紅軍。1935年11月3日，四方麵軍組織15個團，經過一天的激戰，拿下朱家場、太和場一帶陣地。5日後，國民黨軍集結10多個旅，在空軍和重武器的掩護下，向我紅軍指戰員瘋狂反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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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連續7個日夜的反複拉鋸，四方麵軍擊斃、擊傷敵人15000多人，但攻擊兵力所部也遭到極大傷亡，無奈之下，隻得退關據守。百丈關戰役之後，四方麵軍兵力由八萬多人銳減到4萬餘，宣告了張國燾南下策略的徹底失敗。
徐帥在晚年曾回憶道，在當時，沒有從全局和長遠的角度去看待南下和北上兩種方針的根本不同。在張國燾執意南下時，沒有堅決支持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結果導致四方麵軍遭遇了慘重的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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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成為我黨我軍曆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徐向前也因此事件，遭遇了一些批評。
第二，西路軍全軍覆沒，給隨後不久紅軍主力改編時，主力部隊軍事主官的選擇蒙上了陰影。四方麵軍剩餘部隊到達陝北之後，於1936年10月奉中共中央命令，以主力20000餘人西渡黃河。目的是占領寧夏、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交通。由於中央的命令不甚明確，加之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在張國燾事件之後對中央的命令亦步亦趨，絕對服從。西路軍被迫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最終，西路軍在沒有援兵的情況下彈盡糧絕，西路軍將士共犧牲7000多人，餘者幾乎全部被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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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的慘敗，固然有中央指令不明，情報不準，援助不力等不可忽視的原因，但徐向前作為西路軍總指揮，畢竟是打了敗仗。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根據國共協議，紅軍主力整編成三個師。此時距西路軍失利僅一年之久，中央在此時任命徐向前擔任129師師長，恐怕在黨內會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服，甚至提出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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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與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時，毛主席和中央致電負責具體談判的周恩來，博古等人，紅軍要爭取到四個師五萬人左右。當時，在向國民黨方麵通報的四個師長人選分別為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如果此條件達成，徐向前就可以在抗戰初期單獨指揮一支部隊。但是國民黨堅持隻給3個師的編製，無奈之下隻能按序列由林、賀、劉擔任師長。由此可見，無論紅軍如何改編，徐向前都不可能擠掉劉伯承師長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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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除了徐向前個人本身的原因之外，129師由劉伯承擔任師長也是有十分明顯的優勢的，顯示了毛主席和中央的知人善任。
早在青年時期，劉伯承就對軍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是一位既深通中國古代兵法，又諳熟熱兵器時代戰爭的優秀將領。劉伯承不僅有古名將風範，現代軍事理論水平在我軍也是少有的。早在青年時期就接受過較為完整的軍事理論知識。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一步係統地熟練掌握了現代軍事思想和戰術，是我軍少有的博古通今、中西合璧的軍事理論和指揮人才之一。紅軍時期，翻譯整理了大量的蘇軍軍事資料和理論著作，有力地促進了紅軍幹部素質，增強了各級指揮員的軍事理論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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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直至湘江血戰之後，劉伯承對紅軍革命鬥爭形勢和毛主席遊擊戰思想產生了巨大改觀和深刻理解，總結編寫出了《現在遊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多篇具有指導意義的文章與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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