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舅舅和姨都叫我母親“二姐”。這就是說家裏應該還有大姐。小時候我媽媽告訴我們，大姨乘船出事了。這事到文革時就瞞不下去了。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就有人把這事 — 我大姨去了台灣 — 公布出來。不外乎我大姨是台灣特務，要不就是我母親是台灣特務？具體怎麽說的我也不知道。
這層台灣關係影響到我母親這邊所有的親戚，當然我大姨父家的所有親戚也跑不了。就連我都被影響到了。其實我根本沒見過大姨，直到1987年兩岸解禁，大姨第一次回來探親才見到。大姨說，她們早就不在台灣住，而是在日本做生意。不過這也沒有什麽差別，無非是台灣特務變成日本特務。後來母親說，當時大姨父的大弟和我大舅都是大學生，準備留蘇的。大姨父的大弟自己跟組織上交代說，大姨父從福建寫來家信（不知在信中是否提到要去台灣）。至於他們最後去了台灣沒，誰也不知道。就這樣他自己和我大舅都沒去成蘇聯。至此這台灣關係就躺在每個人的檔案裏，關鍵時刻就出來鉗製一下。
大姨父的大弟是不是傻呀！八字沒一撇的事去交代什麽？不是應該什麽都不說有人問也要說“不知道”嗎？隻能說那時的人太實誠了。害人害己呀！
後記：大姨和大姨父後來回來大陸幾次。有意思的是大姨父說起話來就像共產黨的幹部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