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三天兩頭就要按那位偉大人民領袖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教導折騰老百姓，每天都“其樂無窮”地變著花樣從人群裏清理各色“階級敵人”。在那些典型的專製工具箱裏，威逼，體罰，誘供，栽贓，告密，連坐，保甲，洗腦就是鷹犬們最稱手的器械。在那裏，為了“紅色江山”的延續，他們能耗上所有的時間和資源來創造發明和使用控製人民身心自由的工具。要是給這些工具申請專利，這些“專利”可集古今中外虐待人類的大全。
一
我一前輩，是1926年從美國教會辦的廣州夏葛醫科大學(後來易名為中山醫科大學）的八位畢業生之一，而且是那時罕有的女性畢業生。那個教會醫科大學是循美國教育標準培養的醫生，我一個文革前讀醫科大學的姐姐曾見過前輩當年實習時寫的病曆和課堂筆記，均是令人嘖嘖而歎的工整的全英文紀錄。當年那位前輩畢業後，念及家鄉父老缺醫少藥和老年寡居的母親，遂棄海外留學或留在廣州發展的機會，回到粵北一客家縣城裏掛牌行醫。她的婦產科造詣頗深，方圓百裏皆有名聲。在1949年後在當時政權收緊私營經濟後就在當地縣醫院任婦產科主任，那時的官方會掛起“統戰”的幌子弄一些地方名人去“政治協商會議”掛名當個政協委員以示民主。我的親戚也被收集起來，插進這種政治花瓶裏。
文革罡風驟起，無人可避。這位醫生是當地名人，兼有“反動學術權威”“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的原罪，一夥接一夥的“革命者”就不斷地上門抄家，掘地翻箱倒櫃地找罪證。據說最能證明她企圖顛覆現政權的罪證是找到她家裏留有一張1949年以前的商業廣告照片，背景中有前政府的徽記，當然也搜出她藏在屋簷下但不許老百姓擁有的金條和珠寶首飾。結果是把她扣在醫院裏一邊看病人，一邊做清潔雜工，一邊在棍棒和嗬斥交加的場麵裏交待“罪行”。這位親戚一生篤信基督，以善為人，醫術精湛，救人於危難，為人世間迎接了無數新的生命，素受人尊敬，然而現在卻要麵對許多強加的罪名和侮辱，實在難以忍受。一日在做清潔時趁監守者不備時投井自盡。當時被撈出時還有微弱氣息，但因她是“階級敵人”，且是“自絕於人民”，無人敢施援手。
人不被逼到無可容忍的極端，誰願撒手骨肉棄世人生？！
若幹年後，家屬得一“平反通知”稱有誤致此。抄去的金飾除了讓人順走的以外，按20多元一克的收購價格折了幾萬退回。一活生生的生命就一紙輕飄飄的話打發了，按那裏行事之規，領那份通知，家屬還是要感謝“組織”開恩沒有繼續把人列入社會另類中。
二
我的一個姑媽早年和一從雲南講武堂畢業的軍人結婚，1949年前已經退役多年的老軍人帶著兒子為了避禍去了台灣。這位留在大陸的姑媽虞於環境而慎於言行，但求平安可度晚年。然而長期的兩岸對峙，無音信可解骨肉隔海相望之懸念。後來母子輾轉托香港的親戚偶爾轉寄信件以求告慰彼此的羈念。
我家這位長輩雖說年事已高，並無工作，但因是“蔣匪”高官的家屬又有“台灣關係”，仍屬雙料被管製的對象。街道居民委員會，夥同當地的派出所三天兩頭就要明裏暗裏地把老太太敲打一番。
有一回又把老太太傳喚去那種用“偉大思想”冠名的“學習班”裏，宗旨就是深挖狠批這些被劃為另類的老百姓有什麽新舊反動言行。那些“革命者”向被專政的對象們宣布，老太太如果不坦白交待，不但死路一條，還要把她清末出生的90多歲的老母親也拉進學習班裏逼供。結果老太太隻能每天都得搜腸刮肚地想自己有什麽不見容於現政權的言行，當然包括“腹誹”不滿這類。最終想到自己和在台灣的兒子通過幾次信可能是非法行為。接下來就要把信中寫了什麽要詳細地回憶出來交給黨和人民審查。老太太交待中提到曾經為了讓兒子免去牽掛，在信中說自己生活很好，經濟沒困難，牙膏才三，四毛一支。一個主持學習班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很高的“人民警察”當即指出這是向台灣的敵匪機構提供經濟情報。那種指控在當時大概就是屬於蹲監獄的等級，碰上“嚴厲打擊”的勢頭就可能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行。
這大小店鋪都在擺賣的牙膏雖說要憑證供應，說是情報也真夠有想象力的。
三
在那種專製下，每個人都是被監視和告發的對象，言行稍異，既被人密告。若名列“反革命分子，右派，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家屬則更無社會生活的空間，但卻享有被抄家，查戶口這類專政行動優先權。我從少年時既屢屢經曆那類場景而印象深刻，以至於來美多年以後聽到或重或急的敲門聲，或是急驟的上樓梯聲都依然心裏匍然一緊。
記得有幾次是街坊的大媽偵緝隊帶著警察來查戶口。而且他們都要挑午夜才上門“查戶口”，也就是核對每家戶口上登記的人和住在屋裏的人是否相符，不在冊的人，輕則命人限期離開，重則帶回派出所查個底掉。
一位常光顧我們家的人民警察得組織多年熏陶，容不得他的治下的“階級敵人”有任何機會破壞那個由偉大領袖製定的世界革命戰略部署。所以他一得到線報，就要代表黨和人民來“關心”我們這種人。通常在重重的午夜敲門聲之後，我們一家人就要站著被審視，對我的典型的訓斥是為什麽還不回去鄉間“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那時已經被人攆到鄉下，一身襤褸，終日勞作，食不裹腹，偶爾偷閑回家緩和一下身心的極度饑餓感。那時和幾個“狗崽子”一類的政治賤民來往，有時會借到一些逃過焚毀命運的舊書慰籍空空如也的心靈。當然，膽敢藏匿和閱讀非官方讀物是冒這個製度之大不韙的。
那些被豢養的鷹犬對毀滅文明剝奪自由有著天然的嗜血本能，查戶口這種咬人的機會當然是不會輕易放過的。這些警察和街道大媽還要仔細地巡視各個房間是否有可疑的跡像。那位臉熟的戶籍警察的眼賊精，好幾次我來不及收好的借回來的書在枕頭下露了一角，他一把就抽出來：“黃色書籍，沒收!” 不會有收條的。後來有認識他的人告訴我們他家裏這種沒收回來的書多了。我記得我一位堂兄自己練習英語的手譯本【混血姑娘】就這樣讓他給收走了，還有一本【斯巴達克斯】也遭此不測，弄得我在借書給我的朋友麵前好久都抬不起頭。
四
我家附近一鄰居，早年去美國讀完書以後考了個注冊護士並已安居。五十年代覺得新政權在多年戰亂之後會還老百姓一安寧康盛的生活，遂束裝歸國，在校醫院中當個護士。文革初，逃不開那種無中生有“特務嫌疑”和腐敗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指控。記得罪行之一是指控她上廁所居然用“高級”手紙。我見過那“罪證”，其實也就那年代的一種很粗糙的馬糞色的廁紙。而當時的人都用舊書報當手紙。
說真的，幸虧她用的是那種手紙而已。那年頭，紅太陽的光輝籠罩著一切，印製的讀物裏無處不在的毛氏語錄和照片出現的篇幅淹沒了印刷術發明以來的其他文字。因此用舊書報的風險忒高，讓哪位被逮住到汙損老人家的“光輝”，那就得準備付出生命做代價。
說回來，那位人民領袖是不容忍老百姓追求向往生活質量的改善的，那一概斥之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資產階級法權”，哪怕那種欲望表現僅僅是穿一件稍好的衣服，農家裏多養了幾隻雞。可一點都不妨礙他從強迫人奉為聖訓的印刷著作中聚斂版稅作為個人財產享用。
五
不久前，有朋友看到新鮮物件，給我發一照片，是文革中批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一尊瓷像。我知道這叫“文革瓷”，基本造型都是一帶眼鏡的或是穿中山裝的掛著牛鬼蛇神的牌子被兩個戴著紅衛兵或赤衛隊袖章的人反剪雙手的模樣，那是文革後一種迎合外部世界好奇心的拙劣商品，專蒙老外的錢的。十幾年前我一同事曾給了我一尊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文革瓷，我不好意思拒絕，拿回家覺得晦氣，扔垃圾桶裏了。
看見這些瓷器使我想起文革時那些不堪回首的親身經曆。
那時我家窗口正對學校的足球場，按廣州的習慣我們叫那“大操場。除了讓人踢球鍛煉身體，那也是周末放電影的地方。文革開始以後，那個放電影的檢閱台成了緊跟那個虐待狂“造反有理”的小將們表現他們幾近瘋狂地唾棄人類良知和道德的舞台。
1966年的某個夜晚，各路造反組織雲集大操場，一股肅殺之氣籠罩。我們小學已經停課，但看熱鬧的童心不泯，和幾個同學挨挨擠擠地蹭到舞台腳下坐著。接下來看到的就是教授，學校各級領導被掛上侮辱性的牌子送到台上，按地位高低前後排滿了整個高台。每人都被人雙手反剪，稱之為向人民低頭認罪。稍有異議即拳腳相加，以符合為了“江山萬代紅”而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原教旨。
我的一同學，父親是學校書記之一，抗戰時在山西參加“決死隊”大概能和薄一波，就是那個被薄熙來踢斷肋骨的父親，扯上點關係，後來又在國務院幹過，那就是和“叛徒”和“走資派”雙料相關了。自己還在莫名其妙地想問清楚這罪名怎麽來的，卻讓幾個“革命小將”認為抵賴罪名，劈頭蓋臉就打得跪在地上。那種打在人體空腔的嘭嘭聲讓人驚心，從小就沒見過能這麽打人的。而我的同學就坐在身旁不遠處，老實說，他父親被打時我都不敢擰頭看他。
一個參加過戰爭的係領導保存了一把日本軍隊的匕首作紀念品，被抄家時翻了出來作為圖謀對造反派行凶的工具。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接下來剪他的陰陽頭時怕是連動彈的力氣都沒有了。
一留學美國歸來的物理係教授平時講課時把可以致命的激光叫“死光”。60年代，激光是典型的少為人知的尖端科技。在輪到那位教授被推到前台時，一幫無知者嘲笑一番後逼問他為美帝幹了什麽“特務”工作，問一句打一耳光，接著是一盆墨汁兜頭澆上去。
這種在少年經曆的殘害人場麵印象，終身難以從記憶中卸下。
有一插曲也印象頗深，那幫造反者有來自北京廣播學院的。我站在人群後看熱鬧時忽聽一女聲召喚同伴“媛媛”，聲音極清亮而摻和柔軟的嗲味。我很好奇地探頭去看誰的聲音那麽好聽，當我確定那聲音來自某張其貌不揚的臉時有種奇怪的感覺，這音像怎麽這麽不相稱。不過那個年代公眾媒體是收音機廣播而不是看電視，所以播音員是可以不看臉的。不像現在主持人要聲色俱佳，高官和富豪皆把那些人當後宮之選。視頻那種互聯網傳播工具的物理概念恐怕還在“山的那邊，海的那邊”像藍精靈一樣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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