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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鴉片戰爭對中國意味著什麽，國人無不知之。上海書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英國國家檔案館藏鴉片戰爭史稿》，英文原稿由英國陸軍部戰史館依據各類一手史料於1900年前後編纂，撰成後即先後藏於英國國防部檔案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書中所依材料，雖然不免站在英國侵略者的立場，但對鴉片戰爭及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值得以批判的眼光借鑒。今特刊發本譯著審校者王宏誌教授為本書撰寫的前言（節選），希望能幫助讀者對本書有一全麵了解。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鴉片戰爭史稿》
黃若澤 莊馳原 吳慧敏 翻譯
王宏誌 審校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鴉片戰爭史稿》（以下簡稱《史稿》）原稿名為《官方中國戰爭史稿（1840-1842）》（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a War, 1840-1842），327頁，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UK），編號WO 30/146。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原檔封麵及檔案號
可以說，《史稿》是一本非常純粹的戰爭史，它最大的特點在於對鴉片戰爭主要的戰役過程做了詳細的描述。很明顯，這是因為它是由陸軍部統籌編寫的緣故。
《史稿》主要以前麵兩章來交代戰爭爆發前的曆史背景以及開戰的原因。毫無疑問，這是鴉片戰爭史主要的構成部分，在一般情況下，這應該會占去相當的篇幅，我們甚至見到一些專著來詳細交代戰前的背景和狀況。[1]但在《史稿》中，這部分的比重很輕，第一章以“1834年以前的中外關係”為標題，從公元前1000年說起，直至1834年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壟斷權結束，才用上7頁多的篇幅；然後第二章“英國商務監督任命後的事件：1834年至1839年”，共18頁。可以預期，這兩章的分析不會很深入細致。不過，盡管篇幅不多，但這兩章要表達的訊息卻異常明確，且能夠充分體現《史稿》的官方身分。
在第一章“1834年以前中外關係＂裏，七頁的篇幅隻有一個重點思想，就是強調自古至今中國人都十分抗拒與外國交往，整部《史稿》的第一句就開宗明義地說“大中華帝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大約發端於公元前3000年。據說在最久遠的時代，中國人就一直反對與外國開放交往。”不過，《史稿》又接著簡單羅列曆史上外國商人到中國來的情況，隻是這些描述都是負麵的，包括葡屬印度總督所派遣的特使皮萊資被處決，天主教士被逐等，然後就是英國由威德爾帶領船隊第一次的來華貿易，但作者的評論是“英國與中國的交往就在衝突中開始了”，就是馬戛爾尼使團也“沒有給英國商人帶來任何重大好處”。在這一章裏，行商製度和鴉片問題都給帶出來了，隻是篇幅很少，沒有太多的評論，結論是“廣州英商和當地官員的關係始終不如人意”。必須指出，這種中外關係的論述和觀點是當時英國的主流模式，其實從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大量出版回憶錄以後便開始了。
▲“皇帝的傳旨官”，威廉-亞曆山大
（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團隨團畫師）繪
我們可以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那一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七版有關中國的條目來說明這問題。這條目在開首用上了近400字來描述自1807年1月即到廣州，一直以各種方法進入中國內陸，最終成為第一位到達西藏拉薩的英國人萬寧（Thomas Manning, 1772-1840）在中國的遭遇：他怎樣付出努力，學會中文、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希望能進入內地，但盡管他的意圖是非政治性的，也不是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而來的，隻不過是純粹出於一種追求知識的良好意願，卻一直被嚴拒於門外。顯然，這條目借助萬寧作為開場白，是要帶出對中國的批判：中國是一個極度封閉的國度，所有外國人都沒法自由在這國家活動，全都局限於一個口岸，貿易活動以至日常活動都受到嚴格限製，甚至不可以跟一般人民交往。條目的作者說，這不單說明中國跟世界其他國家不同，實際上足以證明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采取敵對的態度。[2]雖然《史稿》沒有作出這樣明確的評論，但態度和精神上是一致的。
至於第二章所交代的則是英國派遣商務監督來華以後的事情，先交代律勞卑在廣州的遭遇，然後是義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接替後怎樣先以委曲求全的態度來跟廣州官員交往，但最終也因為鴉片問題及林維喜案件而爆發衝突。在整個論述中，尤其有關律勞卑事件以及義律前期所采取的立場，盡管《史稿》作者沒有用上國家榮耀之類的說法，但訊息也是很清晰的，就是中國要處於天朝上國的地位，作為英國官方代表的商務監督要以“稟”來跟中國地方官員溝通。這點是英國政府——通過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多次發給義律的指示——所不能接受的。不過，這一章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鴉片問題的交代。作者指出，鴉片問題從1836年再次突顯出來，經過許乃濟（1777-1839）的奏折，清廷加強禁煙，但鴉片買賣持續，原因是地方官員沒有阻止，然後是林則徐（1785-1850）嚴厲執行，加上林維喜被殺案，中英雙方爆發零星的衝突。應該同意，《史稿》的相關描述是平麵的，也就是平鋪直敘地把一些事件羅列出來，沒有作太多的評論。這是全書的一種書寫風格。
那麽，戰爭爆發的原因呢？如果說第二章中有關鴉片問題的描述沒有顯示作者的立場，那麽，在第三章開首有關英國政府決定派出遠征軍的描述，便是要把鴉片作為開戰的原因抹掉。
▲北京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 “虎門銷煙”
這一章以英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 1819-1901）的一段話開始：“中國近期發生諸多事件，致使我的子民與對方的商業往來中斷。凡此嚴重影響本人子民利益及皇家尊嚴的事情，我已給與嚴正關切，且會繼續這樣做。”這段引文來自維多利亞女皇在1840年1月16日在上議院所作的演講，整個演講中就隻有這一段是涉及中國的，當中沒有提及鴉片問題，強調的是國家尊嚴、國民利益，顯然就是表達一種官方的立場，不要讓戰爭與鴉片扯上任何關係。[3]作為官方史，《史稿》完全反映和表達了這樣的一種立場。除以這一段引文開展有關戰爭的論述外，另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全書極少出現opium（鴉片）一詞。全書中唯一一次提及鴉片與戰爭爆發的關係的是格雷厄姆爵士（James Graham, 1792-1861）在1840年4月7日在下議院的動議，他批評英國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做法缺乏遠見，並呼籲“要特別注意英國在鴉片貿易的軍事行動”，但《史稿》馬上接著說：“這項批評以262比271的票數被否決。”雖然確是史實的陳述，但也是說格雷厄爾的觀點不成立。至於書中其他為數不多提到鴉片的部分，幾乎全都隻是有關收繳鴉片和鴉片買賣的情況、以至充公鴉片後的賠款等，從沒有表述或暗示鴉片作為戰爭的導火線。這就是一部作為官方鴉片戰爭史的作品所要表達的訊息，或者更準確的是把它倒過來說：這是一部作為官方鴉片戰爭史的作品所不要表達的訊息，也就是盡可能把鴉片從戰爭中消失。由此可以明白，史稿以及不少的西方著作都會把這場戰爭稱為中國戰爭，而不是鴉片戰爭了。
不過，盡管《史稿》在分析爆發戰爭的原因時帶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但有關戰爭過程的交代則是以一種相對客觀的史實陳述方式進行，也就是說，《史稿》主要以報導曆史事件和羅列曆史材料為主要陳述模式，很少有評論的成份。當然，這些所謂史實陳述也無可避免地是從英國的視野出發。這固然是因為這是一部來自英國政府的一個部門所主持編寫的官方史，代表的隻能是英方的立場，因此全書出現大量“我方”、“我軍”、“我們”等說法，充分展現英國官方史的定位。但另一方麵，我們在上一節已指出過，史稿所運用的資料是全無例外地來自英方的。如果我們要求一本高水平的鴉片戰爭史學術著作，完全沒有參考中文以至中方資料明顯是不可取的。不過，對於一部由英國陸軍部主持編寫的官方史來說，這不但沒有構成嚴重的問題，反成為書稿的最大特色，因為它要做的是從英國軍方的角度去細述這場戰爭的過程。
▲史稿原稿檔案的內頁
（顯示英文原標題的內封）
在《史稿》裏，我們見到的是詳細交代英國備戰的過程、戰爭的部署、軍隊和艦艇的調動，以至每場重大戰役的具體狀況，包括英軍進攻和防守的戰略與安排、對戰的過程、傷亡的數字、船隻損毀的情況等。另一方麵，在《史稿》中我們並不怎樣見到交代中方的情況，諸如中方的部署、反應和態度，甚至連中英雙方討價還價的交涉細節也沒有。舉例說，重要如《南京條約》的談判、內容和簽署等，在整部《史稿》中隻占去兩頁，實在不成比例。因此，與其說《史稿》是一部完整的鴉片戰爭史，倒不如說它是一部詳細記錄英國在鴉片戰爭各場戰役的軍事史。
▲1841年英軍攻打定海
（British Troops At Tinghai）
在明確《史稿》的定位後，我們便可以更清楚地見到《史稿》的作用和價值。可以肯定，在現在已出版的所有鴉片戰爭史中，不論中文還是英文，沒有一種在戰爭過程上作出像《史稿》這樣詳細的描述。當中所交代的細節，隻有陸軍部內部的資料才可能提供，而《史稿》也不厭其煩地羅列。我們可以被視為鴉片戰爭第一役的舟山之戰為例，《史稿》記錄1840年7月5日下午半小時左右的戰鬥，那些艦艇參加了戰役（“阿特蘭特”號、“威裏士厘”號、“康威”號、“鱷魚”號和“響尾蛇”號）、它們開戰前的部署（“英軍戰艦在距離碼頭約200碼的位置排成一行，船舷朝著城鎮的方向”）、正式開戰的細節（“下午二時半”，“‘威裏士厘’號瞄準前文提到的圓形塔樓，射出一發炮彈。”），然後炮擊的情況（“英軍艦隊則以重炮回擊，立即驅散碼頭和東嶽山頭的炮火，擊穿四艘中國戰船，並打散其餘船隻。這陣炮擊僅僅持續七八分鍾，岸上的中國士兵就從視野中消失。”），最後是登陸和占領舟山（“布耳利將軍帶領部下從‘威裏士厘’號登上艦隊的小船，在戰艦的掩護下排成兩排。半小時後，他和大部隊先後上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二時五十分，英國國旗就在舟山島上升起。”）可以見到，無論是人物、艦隻、時間、地點、過程等，《史稿》都詳細記錄下來。這些細節全是英軍當時實際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更清楚知道舟山之役的具體情況，而這些細節並不怎樣見於其他的鴉片戰爭史中。
▲占領舟山前一日中英雙方談判
Chusan Conference, 4 July 1840
▲英軍首次占領舟山
這例子其實很好地說明《史稿》的價值，就是為我們提供鴉片戰爭中主要戰役（主要是英方）的詳細資料，這包括幾個重要的方麵：
一是軍隊的調配情況：在海麵上，哪些艦艇參加了那一場戰役，它們的噸位是多少，火力怎樣，船上的人數有多少，是哪個部隊的人員，誰是指揮官，它們什麽時候開往什麽地方參戰，它們遭遇什麽的問題，哪些是遭中方擊中或擊毀，哪些因為觸礁而不能參戰甚至沉沒等；在陸地上，什麽部隊參與戰役，人數多少，誰是指揮官，他們的裝備怎樣，用的是什麽火槍等。這些資料讓我們更清楚知道英軍的實際戰鬥力量，更好地解釋勝敗的原因。
二是戰役的狀況：英軍在戰役中的部署，戰鬥的具體情況，包括什麽時候開戰，采取什麽的戰略，遇到怎樣的反抗，英軍怎樣應對反抗，戰役的結果，俘虜多少清兵，繳獲的軍械火炮數目和種類等。除了英軍的部署和戰略外，有時候《史稿》也會頗為詳細地報導中方的要塞工事和軍事裝備情況，例如在哪裏設置了多少大炮，型號是什麽，射程怎樣等。
三是英軍傷亡數字。在《史稿》裏，我們見到各場大小戰役，甚至包括一些小規模衝突中英軍具體的傷亡數字，而且，這些數字十分精準，往往是計算到個位數字，而不是大概的約數。這對於理解鴉片戰爭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雖然大家都明白當時虛報軍情，誇大戰功的情況非常嚴重，但由於缺乏更準確的資料（其實英國外交部檔案全宗號FO 17中的檔案藏有不少當時戰事的匯報，也有準確的傷亡數字），不少史家都以中方官員上奏朝廷的數字作準，這無法展示戰爭的真實狀況。此外，這些具體傷亡數字也進一步反映出兩軍戰鬥力的懸殊，因為在不少戰役中英軍的傷亡極為輕微，甚至低至隻有一人受傷的情況，例如上麵提過的第一場舟山戰役，“英軍全天［1840年7月5日］唯一的傷情來自中方向戰艦開出的第一炮，導致‘康威’號上的一名水手負傷”；而1840年8月19日在澳門關閘的一場戰鬥，“英軍全天隻有四人受傷，其中兩人是軍火庫爆炸所傷。”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這些數字的真誠性。但由於英國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而這本官方史稿是在戰爭後半個多世紀才編寫的，對英國政治沒有什麽影響，沒有造假的需要和動機；而且，上麵剛指出過，《史稿》所提供的英軍傷亡數字很多時候是計算到個位數字，如果是造假，大概以一個約數來含混過去會較容易。此外，對於個別戰役英軍有重大傷亡，《史稿》都直言不諱，詳細報導，例如英軍在1842年7月21日進攻鎮江，受到城牆守軍頑抗，《史稿》便明確說“英軍傷亡慘重”；而派出的小船又遇到岸上猛烈的炮火，“24名船員中有16名受傷”，最後總結一天的戰鬥，“是日，英國軍隊的傷亡比其他任何戰役都要嚴重。海陸兩軍共戰死或中暑死亡37人，受傷128人，失蹤3人，共計傷亡168人。”看不出有刻意隱瞞傷亡數字的情況。
▲伯克式燧發槍及其槍刺
事實上，《史稿》還有另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數字，就是英軍病亡的數字。《史稿》很明確地記下，英軍在開戰不久即麵對疾病的嚴重威脅。1840年7月21日，也就是開戰後第16天，“士兵們已飽受瘧疾和痢疾的摧殘”，“疾病就在英軍中蔓延開來，情況不容樂觀。最主要的疾病是間歇熱和痢疾，特別是痢疾，給各級軍官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史稿》還提供了隨後幾個月具體的病亡數字：在9月裏，“三個英國步兵團中有一名軍官和58名士兵病逝。10月1日的每月報告寫道，部隊中已有767名病員，僅1, 138人可以執勤”；然後在10月，“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26團的情況最嚴重，有79人死亡。歐洲步兵團的病情較輕，第18團僅有一名軍官和11名士兵病逝，第49團有41人去世。整個10月，以上三個兵團的死亡總人數增加到1名軍官和131名普通士兵。11月1日的每月報告記錄，軍隊中有366名病員，僅1, 061人可以執勤”。11月的情況更嚴重：“到了11月，死亡率卻高於以往任何時期。僅僅在11月，三個歐洲步兵團就有166名普通士官身亡。12月1日的每月報告反映，這批病員和剛剛病愈的士兵多達881人，舟山島上隻有874人可以執勤。”《史稿》作出總結：從1840年7月英軍登上舟山到12月31日的5個月裏，因病身亡的總人數達557人。在一段時間裏，由於去世人數太多，他們甚至決定不再按軍隊儀式舉行葬禮，改為土葬。舟山以外，英軍在鴉片戰爭後期的其他戰役裏，也麵對很嚴重的病亡情況。例如在1841年6月底，2, 900名陸軍中，有542人染病；7月底，駐在香港的全體英軍有3, 380人，但竟有783名病號。還有1842年9月在長江流域駐軍的病患情況，在整個8, 524人的部隊中，病患中數高達1, 437人。在這裏，我們見到《史稿》非常精準地把英軍病亡的情況如實報導，就像戰爭傷亡數字一樣，記錄具體到個位數，而且這個數字對當時英國遠征軍來說的確是很大的。
▲馬德拉斯第2、第6、第14步兵團的棕貝絲步槍
其實，除了有關軍事行動和戰役的數據外，《史稿》還有一些資料細節頗為有意思，也許在別的地方不會看得到。舉例說，英軍在7月6日進占定海後，對定海作了這樣的描述：
英軍發現定海城呈不規則的五邊形，南北之間最遠達1, 200碼，平均寬度為1, 000碼。四周的城牆總長約有2英裏，設四道門，每道門外約20碼處還有一道外門。城牆高18英尺，厚15英尺，牆上還有高4英尺、厚2英尺的擋牆。城牆外約30碼處是護城河，寬33英尺，幾乎可繞全城一圈。從護城河中分出一條支流，經南側的水閘流入城中。
在翻查過一些有關定海城的描寫，暫時還見不到這些細節。
其實，《史稿》所提供有關鴉片戰爭的具體資料並不僅見於正文內，附錄的部分更有重大的價值。全書共有7篇附錄，共130頁，當中也許附錄G“中國職官表”對中國讀者沒有很大的參考意義，那主要是幫助不熟悉中國情況的外國讀者的。但其餘6篇附錄全都是鴉片戰爭的重要資料，值得稍作分析。
附錄A是英方海陸軍隊在戰爭的分布情況，包括各主要參戰軍艦、部團和部隊的指揮官姓名，參與的戰役，在戰役中的地理位置，人數，以至病號等。這是全麵理解英國所調派參戰軍隊的力量，每場戰役的動員狀況的重要資料。
附錄B是“各次行動中返還兵力及傷亡情況”，開列出每場重要軍事行動和戰役（共33場）英軍參戰部隊和指揮官姓名，參戰人員數目，陣亡和受傷人數，有些更提供陣亡將士的名字。這是對於理解鴉片戰爭非常有用的資料，讓我們更確定知道英國在這場戰爭中付出的人命代價，各場戰役的具體情況也較為清晰。這附錄同時也開列參戰清軍人數以及傷亡數字，但顯然這部分的資料並不全麵，又不一定準確，往往隻是估算出來的數字。
附錄C是英方參戰軍官名錄，這是一份非常詳盡的名錄，包括每艘戰艦的裝備，船上的主要軍官和人員的名字，甚至提供他們任命和擢升時間，以至死亡日期、地點和原因（如戰死、中暑、溺死）。讓人很感震撼的是這附錄共列出了961名軍官的名字。可以肯定，上麵三個附錄這樣詳盡的軍方資料，除了陸軍部官方的檔案外，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見到，它的價值便可想而知了。
附錄D是英方對參戰將士的表揚書，共31封，讓我們比較清楚知道個別將士在某一場戰役中的表現和功績。這些表揚信原來大都刊登在《倫敦憲報》上，經《國家情報通訊》轉載，《史稿》把它們集中起來，方便查閱。
附錄E是3份“官方文書”，包括“給舟山中國官員的勸降書：1840年7月4日”，“占領香港公告”，“對琦善的八條指控”。在這三份文書中，“給舟山中國官員的勸降書：1840年7月4日”已見收錄於《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內，是較容易找到的；[4]但“占領香港公告”中文本則較少見到，甚至不見於《鴉片戰爭檔案史料》，我門經查核材料後，把當時由義律公布的告示原文錄出來。[5]唯一沒法找到原來奏折的是附錄E第3篇怡良彈劾琦善的奏折，在已出版的資料集中，隻見到一份是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上奏的，主要匯報英國人強占香港，並“即在香港地方貼有偽示”；[6]另外亦有奕山（1790-1878）奏報派遣怡良去查探琦善與義律晤麵情況的一份奏折，[7]雖然內容直接涉及琦善的部分比較多，但這也不是怡良的奏折。《史稿》引錄《廣州紀事報》的記載，雖然不是奏折原文，但最少讓我們知道奏折的內容。
附錄F“武器裝備”詳細開列中英雙方在戰爭中所使用的各種武器，從英國步兵所備的不同型號步槍到各種和樣的火炮，資料極為詳盡細致，就是各種步槍的重量，長度、口徑，以至彈丸的重量都逐一列明，並分析說明各種步槍的長處和缺點，又介紹了英軍所使用過的21種火炮，並詳細提供每一種火炮的炮長、炮重、膛徑以至裝藥和彈重等資料。讓人頗感驚訝的是附錄的後半部分竟然是中方的裝備的介紹，共開列28種不同重量的火炮，從最重的68 磅到最輕的2磅，分銅炮和鐵炮等，但整體數據就較簡單。
必須強調，在我們所見到有關鴉片戰爭的資料集或研究著作中，從沒有這樣集中和全麵交代相關的材料。《史稿》的附錄部分確實具備很大的參考價值。
注釋：
[1]例如我們在第一節提過的Glen MeLa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 (Aldershot: Ashgate, 2003).
[2]John Barrow, “China,”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7th ed., vol. 6, pt. 2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42), pp. 548-549。可以順帶指出的是，第七版《大英百科全書》中國的條目的作者是巴洛（John Barrow, 1764-1848）。在條目後的署名是“M”。同上，頁588。在該版的《大英百科全書》所附的署名表（Table of Signatures），“M”注明是“Sir John Barrow, Bart., F. R. S.”。同上，第1卷，頁xlvi。我們知道，巴洛是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出任總管一職。在主要成員有關出使的回憶錄裏，巴洛對中國的描寫可以說是最負麵的，除刻意細述在他眼裏中國落後的一麵外，更多次對於中國人把外國人叫作“夷”明確表示不滿。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to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有關這問題較詳細的討論以及萬寧與中英關係的分析，可參王宏誌：《從西藏拉薩到〈大英百科全書〉：萬寧（Thomas Manning, 1772-1840）與18-19世紀中英關係》，《國際漢學》2018年第3期（2018年9月），頁122-147。
[3]“From The London Gazette of January 17, 1840,” Bulletins of State Intelligence 1840, p.9;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osu.32435071107916&view=1up&seq=5, accessed 2 April 2020.
[4]《英國水師將帥伯麥等為要侵占定海而致定海總兵的戰書》（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十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2冊，頁154—155。
[5]《英國占領香港的兩個告示》，收《香港與中國——曆史文獻資料匯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頁167。
[6]《廣東巡撫怡良奏報英人強占香港並擅出偽示等情折》，《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3冊，頁92-93。
[7]《靖逆將軍奕山等奏複琦善與義律晤談等情折》，同上，頁38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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