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貸簡史：吃了五千年的人血饅頭
說起高利貸，大多數人聽到這個詞覺得挺嚇人的，馬上能想起港片裏麵，古惑仔們在垃圾巷裏死揍欠財務公司巨款又還不上的窮屌絲。高利貸固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麽恐怖，但也確實在吃著人血饅頭。說白了，高利貸就是一門生意而已，我們既不能以道德扼殺高利貸的合理性，也不能以純粹的商業邏輯來美化它。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該意見明確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範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通知對如何定性和處罰利率超過36%的放貸行為做了詳細規定。
正是這條規定，讓大眾將高利貸聯係起來，紛紛解讀內地要嚴厲打擊高利貸。這樣的解讀，也有合理之處，畢竟之前的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將高出36%的部分作為無效約定要予以返還，而此次則是直接按犯罪處理。可見，在國家眼裏，高於36%的年利息，就是在放高利貸。
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都存在高利貸，且曆史悠久。
在歐洲，受宗教因素影響，高利貸曆史就是一部猶太人的血淚史，猶太人幾乎成為高利貸者的代名詞，充滿悲劇色彩；在中國，曆代統治者對高利貸的態度相對寬容，許多地主階級就是高利貸者，有些朝代的政府則直接從事高利貸業務，不過，打擊高利貸，則是政治統治之需。
（一）歐洲高利貸：猶太人的血淚史
宗教在歐洲曆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公元4世紀開始，基督徒神職人員被禁止放高利貸；到7世紀，禁止放高利貸的禁令，擴大到在俗的普通教徒；公元800年，教會在查理曼大帝的統治下將高利貸禁令擴大到所有人。
基督徒無法從事信貸行業，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不受此約束。薩羅·巴倫及合著者1975年出版的《猶太經濟史》一書中說：“從比利牛斯山到蘇格蘭，從大西洋到易北河，這中間各地的猶太人，大都是靠放高利貸生活的，從12世紀到15世紀都是這樣的。”
猶太人的信貸業務為什麽會變成高利貸呢？因為這項業務被當權者當成了壓榨的工具，猶太人放貸收貸，國王再向猶太人課以重稅，拿走利潤的大頭，而猶太人不過是取蠅頭小利。猶太人經常因為各種名目被起訴，課以巨額罰款，或者沒收財產，驅逐出境。如果公眾對猶太借貸者的仇恨沸騰起來，基督教的國王又會出賣猶太人，讓暴民攻擊他們。
以下事例可見放貸的猶太人是如何得悲慘：
12世紀中葉，英國規定猶太人的每筆貸款必須交10%的稅，而猶太人遺產的1/3要交給國庫。法律以外，還無休止地對猶太人進行敲詐勒索。
1298年，法國洛林的猶太人被控偷走了獻祭用的聖餅，玷汙了聖餅，因為這種莫須有的罪名，140個猶太定居點被洗劫，猶太人被驅逐和屠殺。
1348年，歐洲流行黑死病，基督徒也歸咎於猶太人，以此為由洗劫燒毀了350個猶太定居區，很多猶太人喪生火海。
1391年，西班牙的猶太人被洗劫，官方宣布他們喪失一切經濟權利，勒令他們皈依天主教，否則死路一條；皈依之後的猶太人又被視為異端，僅僅15世紀西班牙的宗教審判所，就判了3萬猶太人死刑，40萬猶太人坐牢。
中世紀詩人但丁筆下的《神曲·地獄篇》，放高利貸者不僅作為罪人被打入地獄，而且是與犯淫邪雞奸罪的人待在地獄的“同一環”。
《威尼斯商人》中，猶太人夏洛特是個完全的反麵人物，盡管如此，這部作品通過夏洛特之口揭露了曆史真相：“他（安東尼奧）罵我是異教徒……曾經羞辱我，奪取我幾十萬塊錢的生意，譏笑我的虧損，又挖苦我的富餘，侮辱我的民族，破壞我的買賣，離間我的朋友，煽動我的仇敵。他的理由是什麽？隻是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
高利貸曆史的轉折，始於16世紀。隨著宗教改革的深入，荷蘭、英國先後將高利貸禁令廢除。在威尼斯這類自由商貿的城邦國家，高利貸變得普遍起來。在此基礎上，現代金融業開始萌芽。
（二）中國高利貸：打擊是政治需要
在中國，基本沒有過將高利貸視為非法的，但是，在中國有個大的傳統——重農抑商。這是因為，高利貸的過度擴張，往往會加劇土地兼並，影響政治穩定——受高利貸迫害的貧下中農，被迫將土地交出去，在削弱中央政府財權的同時，還製造出大量流民。
春秋時期，就出現了以貨幣為對象的高利貸。據《管子》記載，春秋時期，齊國西部穀物借貸的半年利率高達100%，而在利息率最低的北方借貸利率也達到20%。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嚐君，在其封邑薛地放債取息，作為奉養三千門客的財源。有一年，屬地歉收，很多人沒交利息，他派人催收，仍“得息錢十萬”，可見放債規模相當之大。
不僅平常百姓需借高利貸，連政府也不例外。《史記》記載，景帝三年，為平定諸侯叛亂，需要大量經費，漢朝將領向商人借高利貸。一位母顏氏願貸款給官府，但要求10倍利息，結果三個月後吳楚之亂得到平定，母顏氏如期收回了本金和利息，一舉成為長安巨富。
不過，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農抑商成為曆代統治者的國策：限製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征商稅。
西漢末年，王莽變法，為了抑製高利貸，推出“五均賒貸”。賒是借錢給城市居民作非生產性的消費，如祭祀喪葬的用費，不收利息，短期即還；貸是借錢給小工商業者作資金，期限較長，按借款者的純利潤額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說是月息3%，即年利36%）。
放高利貸，自然會引起暴動。唐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控製嶺南，在廣州大肆濫殺無辜，包括阿拉伯、猶太、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在內被殺者有12萬。一種說法是，這些外國商人勾結唐官府，依勢放高利貸，引起民憤。
就連滅佛，也與高利貸聯係起來。在佛教曆史上，出現過“三武一宗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與後周世宗滅佛。一個說法是，佛教勢力及寺院經濟膨脹威脅到世俗統治，寺院經濟靠的是向農民收地租以及發放高利貸。
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就帶有高利貸的的影子。他推出“青苗法”，將官方儲糧折算為本錢，以20%的利率貸給農民、城市手工業者，以緩和民間高利貸盤剝的現象，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青苗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係列問題，變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的苛政，後來被停止執行。
元代時期，蒙古貴族被明令禁止直接經商，他們通過代理階層（斡脫商人集團）發放高利貸，年息百分之百，次年轉息為本，本再生息，時稱“羊羔利”、“羊羔息”。後來元朝政府設立斡脫所，管理和約束斡脫商人經營商業和放債謀利諸事。到明清時期，典當行、錢莊、票號等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機構逐漸發展成熟，信貸市場更為興盛；清朝末年，銀行正式被引入國內，開啟了中國的現代金融發展之路。
政府放高利貸，民間放貸，時刻都沒停止。就連晚清重臣曾國潘收複新疆，靠的就是借高利貸的錢。左宗棠同樣深受高利貸之害，在該過年時跑到他處躲避，他比其他涉高利貸者好的地方在於，放貸者礙於他的地位，不敢敲詐他。
新中國建立後，政府對高利貸開始整頓，一直到改革開放前，高利貸幾乎消失了。著名的楊白勞與喜兒的故事，就是以舊社會的高利貸為藍本創作的。
改革開放後，民間借貸逐漸恢複，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都處於地下狀態。在溫州，由於高利潤的誘惑以及政府管控的缺失，民間集資組織“抬會”盛行，最終在80年代中後期爆發了危機。據稱，“短短3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此後，民間借貸糾紛便一直上演，乃至現在的網貸、套路貸等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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