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曆史事件”探究之十三
原創 思目（jocole）
十三、艱難的土改勝利
讓我們循著時間和曆史的軌跡，來探究一下五蓮（實驗）縣土改的大致過程。
按照《中共華東中央局土改工作團關於五蓮縣結束土改工作的總結》中的相關記載，早在中共中央下達《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之前，華東局就已向實驗（五蓮）縣派出了土改工作團——“我們工作團是分兩部分先後下鄉的，一部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部分是二月下旬。”（注1）
這也就是為何會在“1948年1月整編中，又將過去各種錯誤的責任過多地推在區、村幹部身上，進行簡單的複員精簡”的原因所在。而中共五蓮縣委黨史辦在其後來的記載中，描述成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1948年2月22日下達的指示精神的說法。其實嚴格說來，隻不過是為饒漱石等人的錯誤，加了塊兒“遮羞布”罷了！而後麵派出的那一部分工作團，顯然是因為有了中央指示的“尚方寶劍”。
根據史料記載，這後一部分主要為黨校出來的幹部，大都為來自華中團師一級的幹部。對於這部分人前往實驗（五蓮）縣的經曆，親曆者範征夫有一段較為有趣的回憶，同時亦可與前文華中幹部的寫照相映襯：
“我們從黨校出來的約百多人到華東局駐地附近一個河灘裏集合。我們這批幹部大都是縣團以上幹部，少數是地師級幹部。這天下午，天氣比較冷，有的人頭戴羊皮帽，身穿棉大衣，還帶了警衛員、通訊員和馬匹，黑壓壓地坐了一大片地方。……張鼎丞同誌說：‘你們這副裝束，還帶了警衛員、槍支，是來發動群眾還是嚇唬群眾呀？！’……會後，我們都把隨帶的人員、馬匹交了，我們二人全是自己背上背包走路，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五蓮縣委報到。”（注2）
根據辛瑋回憶，張鼎丞進抵五蓮縣縣委駐地仁裏村後，立即親自主持召開首次縣委擴大會。首先闡明，實驗縣是根據任弼時1948年1月的講話和中央2月指示精神，運用解剖麻雀、總結經驗的工作方法，及時指導麵上的工作，從而達到轉變作風的目的。張鼎丞講完話後，認真聽取了辛瑋和原縣長張魯東有關五蓮工作情況的匯報，然後由新任縣委書記尹阿根，提出具體工作安排意見。最後張鼎丞確定：以仁裏區為基點區，仁裏村為基點村。其它各區都要選擇一個基點，兩至三個副點，配備得力幹部，全麵展開工作。
實際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早在“實驗縣成立之前，當地組織雖就如何開展基層整黨的方針方法問題做過反複醞釀，但由於當時‘左’傾思潮占了上風，未能采納‘通過組織，改造組織’的正確意見，而是采取了‘另起爐灶’的錯誤方法，單純走貧雇農路線，錯誤地認為許多基層幹部都是成分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人，對他們采取了鬥爭打擊甚至‘搬石頭’的做法。”（注3）
可當土改工作團分散下去時，又正值老百姓常說的“青黃不接”之際，群眾的生活十分困難。按說應該通過生產救災考驗幹部，贏得廣大群眾的信任和諒解，然後再進行整黨和土改。但工作團首先進行的既不是救災亦非土改工作，而是發動群眾進行整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曾提出‘雙管齊下’（即對基層幹部采取領導自上而下，群眾自下而上進行教育批判）的方針。華東局工作團按照這一方針，在基層包辦代替、發動群眾批鬥幹部，對他們作了不公正的處理，引起下麵幹部思想動蕩，少數組織陷入癱瘓，給土改整黨工作帶來了嚴重不良影響。”（注4）
張鼎丞（圖片取自網上）
令人遺憾的是，這段話雖然提到五蓮縣的基層幹部被批鬥爭，但對批鬥的麵及程度卻都有意無意地避而不談！
我們還是通過文獻史料，來窺測當時工作團對基層幹部是如何看待的——“上次縣委布置工作時指出，村幹大體可分為：a.地主、富農、流氓、狗腿子等階級異己分子；b.已經蛻化變質，曆史上老根不正的；c.正在蛻化變質，還可轉移（變）的；d.錯誤相當嚴重，但本質上還是好的；e.基本是好的，有些小錯誤的；f.好的。這些各種不同的幹部，都要根據各種不同的情形分別處理，不能不分輕重，機械一律。”（注5）
這段文字，給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覺！依照通常行文的次序，一般都是從好的、比較好的、中間的，最後才是差的和壞的。更何況這次土改整黨，已是在經曆過二次土改批鬥和整編之後！這顯然是按照華東局的基調定的性！可這裏的疑問是，難道山東八年抗戰及根據地是靠“地主富農”等階級異己分子打出的嗎？！如此不難想象，還未開始整黨就將大部分（山東）基層幹部都看成是壞的，發動群眾狠鬥他們事所必然。
根據《仁裏區半年來工作總結》裏記載，由於“過去大複查時亂打亂殺，……工作團剛下來時，撇開組織‘另起爐灶’，進一步發展了貧雇農路線。（略）縣委整編工作簡單化，方式生硬，未很好教育。全區三十四個複員幹部回家，並在回家時帶著保證書，引起幹部滿腹牢騷。”（注6）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活生生的實例，來了解一下，其時工作團是怎樣精簡複員基層幹部的：根據其時被指定為常山區郝戈莊鄉工作組組長範征夫的回憶：“……，群眾對常山區副區長王山印象很好。他出身貧窮，一貫接近群眾，辦事公道。為什麽要把他精簡回家呢？理由是土改前，他挑過年把貨郎擔，做過小買賣，因此被認為‘成分不好’，會上一宣布，叫他回了家。”（注7）可見那有什麽標準？隻要工作團認為有問題，便可將一個副區長趕回家！
1月16日五蓮（實驗）縣委新派出的土改工作團，遵照縣委對基層幹部過分不純的估計，以及饒漱石提出的“雙管齊下”方針政策，進村後專門尋找能滿足“四大條件”的貧雇農，以便開始采用調整組織、執行紀律、發動群眾的方式進行整黨。雖然工作團最初的“整幹”隻在十餘個村莊，但其壞影響立刻像瘟疫般迅速蔓延到全縣！大部分村幹部都顧慮“上級整，群眾鬥，家庭怨恨，壞蛋反攻”，內心產生的與工作團和上級對抗的情緒——有的待在家裏等著挨整，有的幹脆伸腿不幹了！
此時又恰逢春荒時節，據縣委統計，全縣二十五萬人中缺糧者高達近九萬人——約占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如此一來，大部分老百姓都對土改工作團，產生了不信任和不理解。所以，如果不迅速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困難，放任各村的工作、生產自流，不要說春耕春種，恐怕不少老百姓就要外出逃荒了！
在此情況下，五蓮（實驗）縣、區領導幹部之間產生了分歧，一部分（主要是華東局派下來的幹部）認為，還是要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繼續進行整黨；另一部分（主要是原五蓮縣的幹部）則認為，應當先想方設法搞好生產救災工作，解決不了春荒問題老百姓就要餓肚子！還搞什麽土改？！麵對嚴重分歧，五蓮（實驗）縣委隻好向張鼎丞請示匯報，並提出了各自的意見和建議。
2月27日，華東局在五蓮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春耕生產和救災工作，並決定將其作為其時最重要的中心工作。要求黨、政、軍、民，在“不荒掉一畝地，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下，自上而下層層成立生產救災互濟委員會，緊急動員，全力進行生產救災。濱北專署根據上級部署，迅速調撥一部分糧款，緊急救援五蓮（實驗）縣。縣委又及時提出“親幫親、鄰幫鄰，對門幫對門”的口號，以後又提出“輕災民幫重災民”以及“戶與戶、村與村”和不同鄉區間的互借互助等舉措。
為了動員基層幹部能主動站出來領導當地老百姓生產救災，五蓮縣委一方麵派人到之前批鬥幹部最狠的村莊進行檢討，另一方麵又於3月20日召開全縣被精簡下放幹部的大會。會上先是由中共中央委員、華東局常委曾山做形勢報告，然後縣委副書記辛瑋代表縣委出來做檢討，向先前被錯誤處理的基層幹部們賠禮道歉，初步使他們放下包袱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於采取的這一係列措施及時得當，滿足了人民群眾渡春荒的最低生活需要，五蓮（實驗）縣整個春荒期間沒有餓死一個老百姓，縣委和工作團重新贏得了當地老百姓和基層幹部的信任，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下一階段的工作，張鼎丞在聽取縣委匯報和親自進行調查研究之後，認為必須擯棄過去提出的“雙管齊下”方針，向華東局提出了“愛護、團結、教育、改造”基層幹部和“通過組織、改造組織”的整黨新方針。在得到饒漱石等華東局領導的同意之後，張鼎丞親自領導並部署這一方針的貫徹執行，在隨後專門召開五蓮（實驗）縣幹部大會上，要求“不算老賬，一切向前看”。
根據時任五蓮（實驗）縣委書記尹阿根（邢子陶）回憶：“本來我們下來後的工作，差不多都是饒漱石親自布置的，會也是在大茅莊開的，但執行中發生問題後，張鼎丞同誌就自己出來，把‘雙管齊下’的整黨工作停下來，對幹部采取團結、教育的方針，將基層幹部正確地引導到生產救災工作上來。對縣委和工作團內部的意見分歧，不算老賬，不糾纏，引導大家向前看，團結一致，貫徹正確方針。”（注8）張鼎丞的這一係列新舉措，徹底扭轉了不利局麵，終於使五蓮（實驗）縣的各項工作，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五蓮（實驗）縣委和工作團在生產救災過程中，通過調查了解了農村黨支部及村幹部們的實際情況，又於3月12日正式提出“通過組織改造組織”的路線方針，改變了原先撇開黨組織及當初依靠貧雇農的“極左”方針。可正當五蓮（實驗）縣委按照新的方針轟轟烈烈開展工作之時，康生等在張鼎丞陪同下突然來到仁裏，檢查五蓮（實驗）縣的土改與整黨工作。康生究竟是應華東局之邀而來，還是一時興起自發而來不得而知，但聽完尹阿根的有關匯報之後就開始批評，而且批評的非常嚴厲！
他認為，五蓮縣的土改還不徹底，對幹部的不純，還要進行堅決鬥爭——這顯然與饒漱石的觀點如出一轍！“在當時土改和整黨都存在‘左’的情況下，我（尹阿根，筆者注）不知道他當時是否研究過中央的指示？我真是擔心，不知如何是好。但張鼎丞同誌在旁卻不作聲，康生坐了兩小時左右就走了。此後張鼎丞同誌完全不提康生來過的事，沒有要我貫徹康生的指示，……”（注9）
由於其時大批的支前民工依然沒有返回，加上之前國民黨軍的燒殺搶掠和抓壯丁，解放區的春耕春種遭遇缺乏人力和畜力的困難。為了保證不誤農時，五蓮（實驗）縣委號召老百姓變工互助，並動員村裏的青壯年婦女和身體較為健壯的老人下地拉犁。同時各級政府處留下必要人員值守外，其餘全部下鄉與老百姓同甘共苦，一起在田間拉犁耕作。華東局機關和工作團的領導幹部們也紛紛下鄉，不但帶著警衛員等同老百姓一起勞作，而且還親自牽馬、扶犁、搖耬播種。
在春耕春種和與老百姓共渡春荒的過程中，華東局機關幹部及工作團的同誌們通過勞動和交流，與基層幹部增進了友誼和相互了解，並對過去土改複查和“三查三整”中“左”的做法，以及由此產生的兩個方麵偏差有了客觀的了解和正確的認知。
為了能徹底解決之前因土改複查造成的問題，張鼎丞在3、4月間，連續三次參加仁裏區召開的幹部、群眾大會，還親自抓典型——找仁裏村被鬥幹部藍保森談心。經過張鼎丞苦口婆心的教育及耐心解釋，終於解開了藍保森的思想疙瘩，重新挑起了鄉長的擔子。在第三次仁裏村大會上，藍保森現身說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位很少出門的八十多歲老漢也來到會場，一定要親耳聽聽張司令的講話。
解決了仁裏村的問題後，五蓮（實驗）縣委趁熱打鐵，於5月26日至31日在仁裏區的婁古莊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部署了夏收夏種、生產救災和糾正整黨中“左”的偏向等當前工作。會議期間張鼎丞親自到會講話，針對過去土改複查及“三查三整”中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提出要給這些人改變成分、恢複名譽並適當予以賠償等。對於那些遭受被錯誤批鬥、搬石頭、交權等打擊的基層幹部，重申華東局“愛護、團結、教育、改造”和“通過組織、改造組織”的新方針政策，要求縣委適當給予慰藉和重新安排工作等舉措。
6月3日，張鼎丞親自參加仁裏區委，在婁古莊召開的區、鄉、村三級幹部大會，再次向到會的400餘名基層幹部，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我對不起大家！我代表華東局向同誌們賠禮道歉！這次教訓太深刻了，今後再也不要鬥自己的人了，再也不要‘翻地瓜秧’了！大家要捐棄前嫌，既要對受委屈的同誌們恢複名譽，又要團結新的積極分子共事，還要對失誤的工作團同誌諒解。”（注10）張鼎丞主動承擔錯誤的舉動，不但感動了工作團的同誌，而且深深打動了那些受委屈的基層幹部們，使五蓮（實驗）縣的各項工作，徹底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通過上述回顧可以看出，張鼎丞領導的五蓮（實驗）縣的土改整黨工作，大致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1月16日華東局派出的土改工作團進駐後，完全依照饒漱石提出的“雙管齊下”的方針開始整黨。遭受挫折後，張鼎丞經過調查研究，果斷停止“雙管齊下”的方針政策。二是根據實際情況暫停整黨，實施新的幹部政策和組織路線，將主要工作投入到生產救災，扭轉了混亂的形勢。三是通過糾正土改複查“左”的錯誤，團結了廣大基層幹部，從而穩定了民心，擺脫了過去的不利局麵。
實事求是地說，五蓮（實驗）縣2月之後的舉措，是對饒大將軍之前做出的“雙管齊下”的方針，做了根本性修正！因此，五蓮（實驗）縣委糾正土改複查“左”的錯誤後，向華東局領導做了專題匯報。7月29日在張鼎丞陪同下，饒漱石來到五蓮（實驗）縣委會，專門談了對五蓮（實驗）縣今後工作的意見：指出“土改、整黨的步驟在五蓮情況，我考慮恐怕要以整黨為中心結合完成土改建政，先以整黨為主聯係土改，後以土改為主聯係完成整黨未完備的事情，進行民主運動。整黨、土改、民主運動三個步驟逐步前進，最後總結土改整黨轉入生產支前。”（注11）
饒漱石在其講話中，顯然是認可了張鼎丞及五蓮（實驗）縣委對“雙管齊下”方針的易弦更張，但對之前土改複查亂打亂殺以及精簡複員等“左”的錯誤，卻“一推六二五”！指出：“今天黨的領導不符合土改政策有兩個方麵：一個是肉體消滅地主，一個是袒護地主。‘左’右傾兩種傾向是由於黨員出身成分不同，產生不同思想。”（注62）仿佛完全忘記了他在土改複查之初所說的那番“殺氣騰騰”話語，並要求“眼睛向前看，不要翻老賬，……<對>過去<的錯誤>要檢討，但不要追究責任，互相埋怨。”（63）
至於亂打亂殺的責任，則輕描淡寫地下了結論：“亂打亂殺的是不了解政策，主觀上還認為是執行上級指示，為了革命。殺錯了是不對的，但是不光殺錯了一個人，一陣風都殺起來，不能怪那一個人，已經殺錯了死而不能複生，給以適當照顧撫恤，保證以後不再殺就行了。”（注64）
根據史料文獻記載，此後山東土改中的“左”傾錯誤才開始得到遏製，但膠東區的殺人風則一直持續到年底！
那麽，華東局主導的土改複查都帶來那些不良後果呢？
其時山東的形勢，可用“按下葫蘆起了瓢”來形容。在各級政府幫助下度過艱難的春荒後，解放區的老百姓最迫切的希望是能盡快接上夏糧，以徹底解決鬧糧荒餓肚子的問題。此時正是國共雙方在山東戰場相持不下的時候，夏糧征收的好壞不但直接關係到農民的吃糧，還影響到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援前線的大問題。可由於上年土改複查、亂打亂殺造成的惡果，再加上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帶來的嚴重破壞，山東各解放區上年不僅“麥子種的很少，而且種的不好”。
根據鄧廣所著的《山東解放區的農村財糧征收（1946—1949年）》一文中記敘，1947年底一位名叫張蓬的幹部在匯報他所視察的渤海區說，“一路上所到之處民生疲敝，小清河北的孬地秋天未耕，一片荒草和高粱稈子，麥田下種的極少，因為戰爭及群眾生產情緒不高，怕種了麥子自己吃不到，完全交公糧。據廣饒縣縣長談，種麥地數隻占往年的30%，減少了70%”。渤海區還算好的，根據相關記載，膠東區上年秋種麥麵積僅及往年的二分之一！山東其它大區的情況，同樣也不樂觀。
毋庸置疑，上年秋種植麵積的減少，必然會大大影響來年的夏收。根據鄧廣所著《山東解放區的農村財糧征收（1946—1949年）》一文提供的數據：1948年渤海區在土地有所增加的情況下，夏糧征收卻較上年減少約6400萬斤——減少幅度達四分之一還多；而膠東區1948年在人口、土地均有所增加的情況下，夏糧征收較上年度減少7000萬斤——約減少了三分之一；而大魯南在人口增長百分之七十、土地增長百分之五十二的情況下，夏糧征收的增長幅度僅為百分之十八！
1948年7月中旬，華東局不得不向中央報告，鑒於山東各地的災情仍然較為嚴重，希望中央同意華東局繼續暫停土改與整黨，仍將生產救災或生產備荒作為下半年的中心任務。時至當年10月，山東各地在張鼎丞等親自指導下，生產救災和秋收工作均取得了顯著成效。11月27日，時任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等滿心歡喜地向中央匯報，“今年華東秋收一般約七八成，為四年來最好年景”。
依照山東省實業廳的統計：“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災區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個別地區達到九成年景。膠東一般地區，1948年秋季收成較1947年增產1/3到1/2，接近1946年的生產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年景，魯中南約六成至七成年景，少數縣份達八成年景，較1947年增產二成至三成不等。”秋收糧食的好轉，加之上半年製定的公糧征收標準不高，相對緩解了農民春夏缺糧的困境，為此後結束土改和整黨打下了堅實基礎。然後真正開始轉入土地改革——劃定階級成分、調劑土地和確定地權。
土改複查的另一個惡果，就是不給地主富農出路造成嚴重的“赤白對立”。一些未被打死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們逃出去後，在國民黨反動派支持下組成還鄉團，跟隨國民黨軍打進解放區後，十分殘忍地報複和殺戮老百姓！以魯南區為例，1946年底全區共有中共黨員42892人，經1947年國民黨軍及還鄉團的反攻倒算及殺戮，黨員僅剩下11135人（包括隨軍轉移的黨員），也就是說，被殺害的黨員高達31757人——占原有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之多！至於解放區被殺害的普通老百姓，那更是不計其數！
1948年4月，得知解放軍要攻打國民黨軍重鎮——濰縣時，中共濰北縣委專門給攻城主力華野第九縱隊寫了一封信。信中曆數了躲進濰縣的地主惡霸還鄉團及國民黨守軍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懇切要求人民解放軍一定要為解放區的人民報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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濰縣戰役是1948年的4月2日發起的。計劃是首先分割濰縣與昌樂等外圍據點的聯係，爾後集中主力攻下濰縣城。負責打援的部隊主要由華野七縱、十三縱和渤海縱隊一部擔任，分別阻擊東（青島）西（濟南、淄博）兩個方向的敵援軍。負責攻城的部隊主要為華野九縱、渤海縱隊和魯中軍區、膠東軍區、十三縱等各一部，以及炮兵部隊共22個團的兵力和800多門火炮。華野九縱、十三縱為膠東子弟兵，其餘攻城部隊均為渤海及魯中的子弟兵，廣大指戰員對敵軍——尤其是還鄉團，可以說是恨之入骨！
其時周邊大量地主惡霸及還鄉團都蝟集在濰縣，這些人對解放區老百姓所犯下的累累惡行，可以說是死有餘辜、罄竹難書！他們自己也明白，即使繳械投降也難有活路，因此在後來的攻城作戰中，這部分人頑抗到底死不投降！筆者曾聽好幾位老同誌回憶說，打濰縣死了“老鼻子”人了——當時雙方殺紅了眼，誰都不肯後退！
濰縣是曆史名城，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時期。明清乃至民國時期，濰縣經相當濟繁榮，曾任職濰縣的鄭板橋更是留有“三更燈火不曾收，玉膾金齏滿市樓；雲外清歌花外笛，濰州原是小蘇州”的詩句。縣城以“雙城”著稱，西城較大呈方形；東城較西城略小呈橢圓形，兩城之間有小河相隔100多米，有五座石橋連通。早年間一直為土城，因抵禦不住洪水的侵襲，明崇禎十二年(1639)縣令邢國璽改砌為加高的石城，但位置、規模及城門的命名上沒有變化。由於改砌後的城牆高大堅厚，據濰縣縣誌記載，曆史上從未被攻破過，故素有“濰縣石城可抵十萬雄兵”的說法。
濰縣地處膠濟路中點，是交通樞紐，東連青島，西接濟南，扼膠東、渤海、魯中三大區之咽喉要道。守敵兵力較強，有整編第四十五師4個團、地方保安部隊6個團，加上門衛隊、還鄉團等等，總計4.6萬餘人，統歸敵九十六軍軍長兼整編第四十五師師長陳金城指揮。守城的正規軍為一個師部（四十五師）、兩個旅部（二一二、二一四旅），下轄四個建製團以及土頑徐振中、張天佐保安部隊六個團，加上周圍各縣惡霸地主和還鄉團等共約二萬五千餘人。濰縣城防工事迭經日、偽、蔣多年的修築和改建，構成了以西城為核心，向外三道防線的半永久性防禦體係。整個防禦體係有點有麵，既可獨立固守，又可互相策應。所以攻取濰縣城，預示將會是一場極其激烈的攻堅作戰。
濰縣東西兩城。（圖片取自網絡）
攻城總指揮聶鳳智根據濰縣東西兩城的敵情和地形等情況，決定先攻西城——敵四十五師師部及二一二旅和保安第八旅（張天佐匪部）指揮機關，以及六個團的守備兵力均在西城，拿下此處就可打爛敵指揮中樞，造成敵城防指揮癱瘓。4月8日，掃清外圍的戰鬥在三個方向陸續打響，戰至18日掃清為縣城外圍戰勝利結束。其中攻打北宮一帶外圍陣地的戰鬥異常慘烈，以致九縱二十六師第七十七團因傷亡較大，戰後不得不暫時撤下去休整，沒有參加之後攻打濰縣西城的戰鬥。
4月23日夜，攻城部隊向西城發起總攻。根據戰前部署，第九縱隊從城北主攻，渤海縱隊和魯中軍區部隊從城南助攻，並對東西兩關實施監視。率先打開突破口的是九縱二十七師，登城並占領了北門的三個突出部。但從西北關進攻的九縱二十五師，卻遭到國民黨軍集中火力的拚命抵抗，未能突破城垣。九縱首長當機立斷，命令第七十九團堅守突破口，並相機向縱深發展。
24日天亮之後，九縱向北城垣發起了新的攻勢，雙方為了爭奪突破口展開了激戰。一批由血債累累的土匪、惡霸、還鄉團骨幹分子組成的保安隊，也氣勢洶洶地直撲過來。戰至13時，九縱二十五師主力七十三團在縱隊炮火支援下，僅用三分鍾就炸開了突破口，又用六分鍾就登上了城頭。接著二十七師後續部隊登城，並與已經打入城內的部隊取得了聯係。從城南進攻的魯中部隊經過激烈戰鬥，也突入城內。
此時的國民黨守軍雖然仍在拚命抵抗，但整個防禦體係已被徹底打亂。陳金城、張天佐等見大勢已去，遂率殘部向東城逃竄。當晚西城被我軍全部占領。4月26日傍晚時分，攻打濰縣東城的戰鬥全麵打響。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濰縣東城被攻破！27日中午時分戰鬥結束。不幸的是，九縱第二十六師七十七團團長王昆在戰鬥中犧牲！王昆是濰縣戰役中犧牲的最高級別指揮員。
濰縣戰役曆時約三十天（包括打援），共殲敵4.6萬餘人（1600餘人起義），其中2.6萬餘人被俘，而傷亡人數竟然高達1.9萬餘人——約占參戰人數的42%！戰況之慘烈，略見一斑。解放軍傷亡約8千人——其中陣亡1364人，受傷6548人。此役，解放軍攻占了濰縣周邊的寒亭、坊子、昌樂、安丘、倉上等6座城鎮以及附近4000餘平方公裏地區，使渤海、膠東與魯中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濟南、青島等地國民黨軍進一步孤立。繳獲火炮181門、槍支1萬7千多支、炮彈3萬8千多發、榴彈約11萬5千發、子彈26萬多發，以及飛機、火車頭、汽車等大量物資。為之後的濟南戰役，備下了較為充足的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
1948年10月，山東軍民終於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勝利！除孤零零的青島之外，山東大地到處都是紅旗飄揚。此後，整個山東解放區，都開始轉向土改與整黨的最後階段。但此時的“饒大將軍”，並沒有放過黎玉等人——反而對他們變本加厲的繼續進行壓製和迫害。1948年12月華東局召開擴大會議，形成了《關於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這個由康生親自起草、經饒漱石反複修改而成的決議，認為黎玉等犯了“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富農路線”、“宣傳個人”等錯誤。並嚴厲指出：
“黎玉同誌錯誤主要的表現是：（一）違反中央決定，拒絕正確領導，以代表山東自居，將自己所領導的地區視為一個獨立國的地方主義。（二）非階級的建黨路線及在組織上領導關係上幹部政策上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三）自滿自足，自以為是，個人領導，獨斷專行，重視個人，散布個人高出於黨的宣傳和影響，表現出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狀態。黎玉同誌這種錯誤的本質乃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反黨的本質。”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決議》中竟然還給黎玉扣上“鐵托主義”的大帽子！
注釋：
注1：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107頁。
注2：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51、252頁。
注3、4：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22頁。
注5：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5、26頁。
注6：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81頁。
注7：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54頁。
注8、9：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31頁。
注10：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237頁。
注11：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60頁。
注12、13：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54頁。
注14：見《華東局五蓮實驗縣資料選輯》，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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