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京女孩眼中的文革
© 徐小斌／文
徐小斌
1．停課鬧革命
1966年是整個民族大災難的肇始。
那時我在小學，馬上就要畢業考了，老師找我談話，說是全校準備保送兩名學生，其中有我。我跟家裏說了此事。當時北京的名牌中學除了男四中和師大女附中之外，還有101、清華附中、女一中什麽的，與現在很不一樣的，是北大附中與人大附中根本排不上號兒。二姐就是因為沒有考好才上了第二誌願北大附中，還哭了一場。大姐倒是考上了101，值得提一下的是她的同班同學牛皖平，當時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中共預備黨員。後來卻當了聯動司令（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此事後麵再詳述。
我當時的傾向是師大女附中，可爸爸和姐姐都希望我去101，爸爸還特意帶我去了一趟101的少年湖，遮天蓮葉映日荷花，果然美極！
正在為選學校糾結的時候，風雲突變。
1966年6月1日晚，播音員極其慷慨激昂地朗誦了一張大字報——那高亢的聲音現在還回蕩在我的耳畔。轉瞬間，一切巨變！
小學“停課鬧革命”的通知著實讓我們這些小學生興奮了一陣。我騎著家裏那輛飛鴿牌二八女車，到各大專院校去看大字報，鋪天蓋地的一片白紙黑字，雜有血紅的大×，真讓人驚心動魄。小不點兒的我，還夠不上自行車座、隻能“鑽檔”式騎車，每天都要去一個大學，八大學院都在學院路那條街上，離我住的交大還挺遠，但我受從小就有的強烈好奇心驅使，每天不厭其煩地奔跑於學院路和我家之間。
基本上是暢通無阻。隻有一次在北航，把門兒的大爺把我叫住了問小孩兒你找誰？我靈機一動說我找我姐姐，他問你姐姐哪個係的？我答不出來，這時另外有個長相“凶殘”的人要進門兒，大爺立即把目光轉向他，我一溜煙兒就騎進去了。
一開始大字報都是一個調子：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萬死！——把××揪出來！——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說實在的這些惡毒語言對於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小孩兒來說，根本沒啥感覺。倒是覺得每天都出事兒，非常新鮮，有時半夜裏突然聽見敲鑼打鼓，大家都會興奮地跳出被窩兒，到外麵集合，目的是第一時間聽到傳達毛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清晨學校大院的喇叭還會照常響起，第一支歌照例是“彩燈把藍色的大海照亮”，一位男高音，大家又像瘋了似的起床，開始一天的“革命”。
有一位叫李劫夫的，把老毛所有的語錄都譜成曲，有了“語錄歌”，於是又有了“忠字舞”。學院的家屬委員會都在號召學習忠字舞，我看過一眼，動作笨拙奇怪，簡直慘不忍睹。
真的，那時的人們就像瘋了似的，好像都是“腎上腺素增生”，隻有父親，回家便板著青灰色的臉，沉默無語。
看了幾次鬥人。一次是鬥一位學生幹部，叫馬有昭，女的，梳兩條辮子，我的位置看不見她的臉。隻見她站在凳子上，微低了頭，所有人的矛頭都指向她，有的甚至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那時是運動初期，實際還算文明。我就暗想這女的真夠堅強的，這麽多人罵她，她好像都毫不在乎，難道將來大人們的世界都是這樣的嗎？
第二次，家屬委員會的頭、老革命邵阿姨被批鬥，就遠沒有這樣文明了。邵阿姨站在一個石台上，有很多人在她身上潑墨汁，有個女工突然跳上去，聲淚俱下地說：“邵海蘭！！你也有今天！！……”然後就列舉了她許多“罪行”，這時一個男的把一桶漿糊扣在邵阿姨的頭上，她上身穿著個短袖衣裳，被漿糊都澆透了，胖胖的，在烈日之下一動不動，幾乎沒有表情。潑漿糊的時候我震驚了，悄悄離去。
第三次是全校遊鬥，揪了幾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每人戴一頂紙糊的高帽子，聽說出了情況，一位許教授很倔強，一直痛罵不已，但是半路上褲子掉下來了，眾人哄笑。母親回來講情況，似乎略帶一點興災樂禍的神情，父親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應當提及的是，在我的記憶中，父母幾乎沒有一天不吵架的，文革期間應當略好一點，因為兩人很少見麵，父親常常深夜方歸，母親則被家屬委員會叫去參加學習班，家裏基本是姥姥掌家。
和我二姐同齡的一個姐姐雷雷，自以為“根紅苗正”，一夜之間穿上舊軍裝紮上皮帶，把我們院兒這幫小鬼頭組織起來，教我們唱“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最後一句是“要是革命你就站出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這種歌詞讓我們這些平素規規矩矩的好學生真是太張不開嘴啦！然後她帶我們去“抄家”，幸好抄的第一家便大敗而歸：去的是對門趙奶奶家，她先生趙爺爺是交大的一級教授，當然算學術權威，雷雷上去就撕了他家牆上掛的一幅畫，嚷著“你們竟敢掛軍閥的像！打倒軍閥！”萬沒想到，那幅相正是當時灸手可熱的林副主席穿元帥服的標準照。隻見趙奶奶儀態萬方地走出來，慢悠悠地說：“喲，你們這是怎麽了？怎麽撕林副統帥的照片啊？”這一下子可不得了，眾人立即做鳥獸散，雷雷逃得比誰都快——那時撕副帥的照片可是要進監獄的呀！！——這麽著，她的戰鬥隊剛成立一天就解散了。
父親越來越瘦，臉色越來越陰沉，偶爾隻有在去伯父家回來後，神色才略略有緩。我也和鄰居小夥伴玲玲到大字報區看大字報，她爸爸的大字報貼了滿牆，父親卻隻有一張大字報，說的還算客氣“徐某某教授離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隻有一步之遙”——但是並沒有人呼應。因為父親真的是個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心為公、一心為他人的人，我想應當是我的父親，真的不是偏愛——凡是和父親有接觸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記得三年困難時期，父親的大學同學來北京，明明家裏吃飽都困難，父親卻用僅存的白麵為他全家包餃子炸油餅，引起家裏的“埃洛大戰”。父親在十二指腸出血、大夫嚴令休息的時候，還堅持帶學生去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實習。每天不管回家多晚，都會有學生來問問題，父親眼睛裏充滿著血絲，還一直耐心地講解，學生走後還要繼續寫教案，深夜在咳嗽聲中睡去，清早卻又被“彩燈把藍色的大海照亮”所驚醒。投入一天瘋狂的日子。
我很大以後才明白父親真正的內心痛苦。
2．暗流湧動的變化
大專院校的大字報慢慢變味了。
突然有一天，我在院裏看了一張大字報，名為“論斯大林晚年”，有一段這樣寫著：“斯大林晚年，暴虐多疑、濫殺無辜、清除功臣……以莫須有的罪名……”等等，接下來，竟然矛頭直指毛，大字報的空隙裏麵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竟然有絕大多數人是持暗中讚同態度的，當然也有凶惡的駁斥。大字報前人頭攢動，下午那張大字報就被撕掉了。
這裏至少包含兩個信息：一是人們覺悟得其實很早，並非是1966年12月聯動誕生的時候，而是更早；二是並非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樣一看與“偉大領袖”有關並唱反調的文字便大驚失色，以我一個小學生的年紀，看到這等文字，不但不像那些寫此類回憶文章的人統一的說辭：驚恐萬分，反而與我內心深處某些想法不謀而合。我的想法真的很奇怪：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宣傳誰，我會莫名反感；而一要把誰鬥倒鬥臭，我卻會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憐憫。謝天謝地晚生了幾年，不然是絕不會逃出被踏上一萬隻腳的命運的。
自那張大字報之後，我會專門挑選那些不同聲音的大字報。十一月，林院出了大事情，署名“伊林、迪西”的出了一張大字報，指名攻擊“林副統帥”，所有的紅衛兵小報幾乎都登載了這一消息，我趕緊騎車到林院，大字報早已不見，在我的心裏，隱隱把這倆當成英雄。青少年階段是一定會有偶像的——記得二姐的好友阿蓉的偶像便是鼎鼎大名的蒯大富，那時“清華井岡山”已經和“414”成了死對頭——中學生的“革命熱情”與青春欲望更高於大學生，阿蓉老早就搞了一套舊軍裝穿上了，肥大的衣裳也遮不住她極為美麗苗條的身段，臉蛋有點歐化，極大極亮的眼睛，白皮膚，翹鼻子，經常住我家，與老實木訥的二姐成為對比。有一天深夜，阿蓉突然闖了來，喧嘩聲吵醒全家，見她滿身血跡，瘸了一條腿，眾人大驚，她卻如女英雄般從容不迫講述——原來她參加清華武鬥，被槍射中腿，卻因為亂馬軍中，竟是“老蒯”（那時蒯大富崇拜者對他的昵稱）親自把她背將出來，她高度亢奮中竟然忘了疼痛！青春啊青春！她當時隻是貼緊老蒯的頸子享受她的幸福，痛並快樂著！！
直到去醫院聽到大夫宣布，她將終生殘疾，她才第一次哭了出來。
所有男孩女孩的懷春都化成了革命的衝動。當從主樓大字報區第一次看到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並登出血腥照片之後，我的心感到疼痛，覺得心裏有什麽重要的東西正在慢慢毀掉。之後我專門看不同的聲音，從大字報中我感悟到很多的東西，所有人都在鬥爭，所有人都受到傷害，隻有一個人除外。有一天吃飯時我突然問爸爸：“為什麽全國人都很瘦，隻有毛主席一個人那麽胖？”所有人都同時怔了幾秒鍾，大姐突然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反動！”
３．覺醒與混亂
毛八次接見紅衛兵，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向北京，混亂之極，列車幾乎擠爆，美其名曰串聯，匪夷所思的是學生們一切都可以完全免費，第五次接見之後，學校實在住不下，就都分散在學校的家屬院，我家也分了兩批。第一批來自陝西，全身黑色老棉襖，半夜裏我起來上廁所，看見他們一個個敞胸露懷地捉虱子，告訴爸媽，都搖手讓我不要說。第二批是福建來的，當時北京已經是冬天，他們凍得受不了，至今我仍記得他們回家就會捂著耳朵跳的樣子：“凍死了凍死了！耳朵要凍掉了！！”
1966年12月，形勢出現極大的變化。運動初期那些揪人的活躍的“老紅衛兵”，基本都是高幹子弟，他們的老子們一個個都被揪了出來，他們的立場也隨之大變。當然，他們並非由於這一個原因改變初衷，而是——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的學生確實有政治頭腦，他們在直接接觸上層之後，在慢慢地打破迷信——很多人對江青產生了質疑，因為江青的水平實在太Low，說了很多的話，做了很多的事，都令人無法信服，連我這個十三歲的小孩子都在聽她在北大附中的一次講話錄音之後對她產生了嚴重的質疑與鄙視，當時她當著數百學生的麵突然講起家庭矛盾，破口大罵邵華，說是她絕不承認這個兒媳婦，然後竟然嗚嗚咽咽地大哭起來，最後還是康生為她圓場擦屁股，但是她這類事實在太多了，很快讓人覺得，原來第一夫人竟然如此沒水平。這種事是找補不回來的。
很快我在北大附中看到彭小蒙給於華東寫的一封信（大字報形式），信上直接了當地表示：她不信任江青。彭是文革初期的紅人，高二學生，梳兩條辮子，又黑又瘦兼有癲癇，講到最激動處可以口吐白沫當場暈倒。她口才極佳，在中央文革赴北大附中的那一次演講中，就是她創造了“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這個詞，她極具創造性的口才與無予倫比的激情當場征服了江青，是江青直接把她介紹給了毛，在八一八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接見了她，和她有個著名的談話。而在那時，她便開始對江青心懷不滿。
她給她當時的男友於華東的信後來被查獲，裏麵結結實實地表達了對江青的不滿——不能不承認，那時的中學生的政治頭腦令人難以置信。
當時中學的學生領袖的知名度一點不弱於大專院校的五大學生領袖，北大附中有“牛彭宮”（牛皖平、彭小蒙、宮小吉）；清華附中有“王卜駱鄺”（王銘、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鄺梨生兄弟）；男四中有劉輝宣（後化名禮平寫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等、師大女附中有宋彬彬等，後來有了四三、四四派，又有了李冬民等，個個都是響當當的人物。我曾經有很短的時間崇拜駱小海與宮小吉的文筆，認為他們是紅衛兵的“文膽”，但是直到看到一份小報，看到宮小吉穿軍銜製將校呢軍裝那張著名的抱著地球儀狂笑的照片後，立即對他失去了興趣——不管哪個曆史時段的女孩都會是“顏控”。
1966年12月12日，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誕生。地點在北京展覽館。翌日看到紅衛兵小報，說是會上鬧成一片，有人直接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等口號。於是三司與四三派大罵聯動是“反動組織”，從此成為死敵。有趣的是那時的一些對聯：“想當初小將可愛造反有理，看現在血統高貴什麽東西——一落千丈”，這是聯動諷刺江青的；“浪跡江湖憶西糾，故人生死各千秋，散夥已在數日後，二爺忍做三司囚。”這是聯動前身之一西城區糾查隊寫的。還有“誰說公雞下蛋？誰說三司好漢？三司並非好漢，全靠抓人吃飯！”三司回罵：“公雞不會下蛋，三司就是好漢，懷揣寶書四卷，全靠造反吃飯！”西糾又罵：“滿天炮轟滿天愁，三司本是拉物猴，留得西糾豪氣在，三年歸報三司仇！”……好笑的是這類的“詩”都是仿《革命烈士詩抄》的韻律，三司，就是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司令姓蒯，當時最受中央文革、也最受江青寵愛的。
4．《末日的陽光》
外麵越來越亂。姐姐們都在上中學大人管不了，父親隻對我和弟弟說，不要到外麵去了。為了穩住我，爸爸允許我讀家裏的藏書（謝天謝地我家沒被抄），大量的文學經典，托爾斯泰、巴爾紮克、車爾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就是那時候看的，外麵在轟轟烈烈地鬧革命，高音喇叭震天價響，我卻為安娜·卡列尼娜慘烈的死、為牛虻悲壯的死、為高老頭憋屈的死、為英沙羅夫與愛倫娜高貴的愛情淚流滿麵；為拉赫美托夫的灑脫、為葛朗台的吝嗇、為瑪絲洛娃的生命力、為貝姨的怪異、為安德烈公爵與娜塔莎無望的愛情、為列文的糾結與聶赫留朵夫的悔恨，而心生震顫。漸漸地，外麵那個喧囂的世界變得虛無了——那真是一種吊詭的感覺，因為反差過於強烈，青春的心變得無處安放，後來的中篇小說《末日的陽光》就是寫的這樣一個時段的心理幻境。
看了一部電影《清宮秘史》。那時有句話叫做“毒草可以肥田”，為了《清宮秘史》差點出了人命，蜂擁而入的人群把一收票的大學生踩在了腳下。可是看過之後也不免失望——不過是普通的黑白片，對白依然像30年代的片子那樣咿咿呀呀的尖聲，周璿看不出有多麽漂亮，將就著看完了，隻記得光緒皇帝的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上層漸失人心，尤其是中央文革。終於，第一夫人發飆了！發飆的結果便是聯動被抓，十六七、十八九的中學生，現在想起來不過是一幫乳臭未幹的孩子，一夜之間進了監獄。好笑的是受黨教育長大的
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滿腦子都是想當烈士的願望。每天兩個窩頭一份爛菜湯，也絕不會消磨他們的革命意誌。直到1967年2月，毛發了話，他們才被放出來。從此，“老紅衛兵”分化了，一派繼續革命，另一派成了“頹廢派”，他們其實已經看透了政治的醜惡，開始學琴學畫悄悄恢複學業，而若幹年後高考製度恢複之後，首先考取的便是他們。
5．複課鬧革命
小學生於1968年開始“複課鬧革命”，全部就近上學，上名校的願望破滅，我和鄰居小夥伴一起都上了“鐵道學院附中”——此學校當時非常一般，卻在若幹年後成為炙手可熱的名校。在那樣的氛圍下，上學自然也是形同虛設。所有老師在開課時都要拿著語錄本搖晃著祝毛萬壽無疆，尤其英語老師說出“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him”的時候，簡直怪異無比。老師在上麵講，同學在下麵講，在亂成一鍋粥的環境中，我竟然旁若無人地翻看姐姐們過去的數理化方麵的書，覺得十分有趣。有一次數學老師剛講到一元一次方程的時候，我便在下麵自己解二元一次方程，被她發現，以後她屢屢站在我的身後，眼神裏滿是鼓勵，偶爾，她會說出一兩句特別中肯的意見。
在她的暗中鼓勵下我對數理化的興趣日益高漲，把姐姐們買的趣味物理趣味數學都搜了出來，開始做各種小實驗，交大的孩子們被這些小實驗所吸引，都跟著我玩。記得特別清楚的有一次，做一個物理小實驗“紙盒燒水”，到對門兒男孩楊光家做，楊光的姥爺便是前麵提到的一級教授趙爺爺，雖是學的鐵路經濟，可能對數理化也不甚了了，要不，也不至於一聽說“紙盒燒水”便劈頭打了外孫子一個耳光：“混蛋！沒聽說過紙盒能燒開水的！”——其實，錯的還真是這位趙教授，紙盒燒水是個簡單的物理小實驗，可以說明熱理論的一些基本原理，當然平時溫文爾雅的他，突然劈麵給外孫子一記耳光，也一定是內心積鬱太多無從發泄之故。
最極端的一次，是我們上化學課之後學會了爆炸，為了做實驗，我們竟然把一個自製的炸藥瓶懸在教室門口，幸虧老師那天遲到了，不然，真的要出事兒了，炸藥瓶如期爆炸，倒把我們自己嚇了一大跳！
但是回想起來，也許正是由於當年對數理化的興趣，才使我在高考製度改革後能夠考上大學，且是經濟類的大學——後來還有幸在高等數學考試中得了高分。
全國的戰火越燒越烈，到處都在武鬥，又在鬧什麽“祖國山河一片紅”，到了68年底，毛的關於知青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理論下達，老三屆全部上山下鄉，我的兩個姐姐都去了三線工廠，軍代表特意到我家來說，我可以留在北京，可我那時脫離家庭、出去看世界的想法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學校剛剛宣布去兵團的消息，我便獨自跑到派出所去銷了比金子還貴的北京戶口。
1969年9月，我們這些才十六歲的“小六九”一下子被轟到黑龍江兵團、雲南兵團和內蒙兵團，真正的連鍋兒端，隻剩下一點兒刷鍋水兒留在了北京工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