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江：我不懺悔

來源: chufang 於 2023-04-21 20:53:2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5505 bytes)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登上城樓接見紅衛兵。文化大革命進人狂飆突進的紅衛兵時期，中國頓時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輻射炙熱了中國。到處是“三忠於”、“四無限”的口號。“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讚歌和“拿起筆作刀槍……滾他媽的蛋！”的呼嘯。上海市委為控製形勢，率先在人民廣場支持成立上海紅衛兵。複旦黨委聞風而動籌建紅衛兵大隊部，以持保守態度的黨團員為主幹，當然排除了已在串聯亮相的造反派。我們則針鋒相對籌建造反派紅衛兵，後因觀點有別，分成“紅革會”、“紅三司”、“東方紅公社”三夥。這是學生隊伍自解放以來的第一次公開分裂。

　　保守派紅衛兵比我們更迷茫、更痛苦。他們敏銳地感到中央文革以越來越鮮明的態度冷落他們而支持造反派。像是孝順的兒女得不到母親的理解，他們產生了絕望的情緒。為了表白他們的忠心，一反溫良的常態而宣泄積聚的忿懣與絕望。於是，複旦的保守派在炎熱的8月發起了癲狂的“打鬼運動”，粗暴地揪鬥了一批“牛鬼蛇神”。

　　在球場的乒乓桌上，蘇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會的是我們年級的團支書，一位質樸善良的女同學。她聲嘶力竭地聲討、斥問。突然把一瓶紅墨水噴灑在蘇教授謝了頂的頭上，隨即把他推到在台上，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變震驚了。

　　現在回想起來倒也可以理解，他們滿腔赤誠捍衛黨，結果落得個“保皇派”。“我也造反給你們看看！”這是潛意識。文革中的各派學生像被瘋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險。於是你追我趕，你用紙帽，我用鐵帽；你叫火燒，我喊打倒；你說一個，我說一堆……什麽是非、原則、政策，統統失去了約束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

　　我就在狂潮中“脫穎而出”，且不可收拾。

　　1966年8月24日，校內貼出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最高統帥明確尖銳的表態紿我們注射了興奮劑，複旦園的造反派熱淚橫流，縱聲歡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學從北京返校，她作為上海代表榮登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八·一八”大檢閱。我們把她的上天安門看作造反派的勝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偉大領袖對我們的巨大支持。當晚，大禮堂淚花盈盈，口號震天，震耳欲聾地回蕩著殺氣騰騰的戰歌：“……誰要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把國罵譜成歌唱遍全國是曆史的荒誕，但當時的我們卻感到難以名狀的痛快。）我是大會主席之一。深夜11點多，1400多個激情難抑的紅衛兵應上海戲劇學院少數派的請求，高舉精心裱裝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歌”衝向上海戲劇學院。通宵的大辯論使幾位誓死保衛司令部的藏族班學員昏厥過去，多數派則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了擔架。這就是震驚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師蔣某失口錯呼了口號，更給“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聯的領隊，又是上海戲劇學院大辯論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報》以鮮明的標題報道戲劇學院多數派“堅決捍衛十六條”的消息。雖然沒點名，我們實際上被指控為踐踏“十六條”的暴徒。8月26日晚，複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開4萬人大會，約請了全市各高校代表，聲討“八·二五”事件。××市長出席並講了話，他說這一事件“摻雜著兩類矛盾”。我在會上被多次點名。在這種聲討氣氛中揚名，我很緊張，很惶悚，我做不到坦然。可是，×市長講話和毛主席大字報所形成強烈反差又支撐了我。絕對信賴偉大領袖是無可置疑的，而偉大領袖支持造反又是不容懷疑的。我怕個屁！於是，我們在宿舍樓前貼出對聯“不怕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既然毛主席站在我們一邊，那麽，反對我們的群眾無疑是保皇派，反對我們的領導必定是走資派。在當時，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腦袋的我覺得自己有著顆最紅的腦袋，這正是悲劇的根源。

　　在文化廣場的一次演說中，我慷慨陳詞：“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是少數派！少數怕什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暫時虛偽的多數我們不稀罕！有毛澤東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數發展為明天的多數是曆史的必然！”何其雄壯喲！遺憾的是我們果真成為多數，荒唐的曆史又一次挑唆我們沿著極左的軌道迅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說的結尾，我大聲呐喊：“有毛主席撐腰，我們就是最強者！白色恐怖，我們不怕！反革命帽子，我們不怕！拎著腦袋幹革命，砍頭不過碗大的疤！”何其壯烈喲！遺憾的是我們徒有滿腔赤誠，脖頸上隻頂著被極左控製的靈魂。“拎著腦袋幹革命！誓死保衛毛主席！”在1966年確乎發自由衷。有人以為紅衛兵造反是頸後長著反骨，懷裏包藏禍心，這是曲解。我沒有統計數字，但是絕食、武鬥中高呼“毛主席萬歲”獻出生命的肯定要以萬計數。他們是得不到曆史公證的所謂“烈士”，是獻給上帝的無辜供品。後人可以鄙夷，可以抨擊。但是，請不要懷疑他們沸騰的忠誠。

二

　　1966年9月，我懷揣戰友們拚湊的百餘元錢，瞞著父母赴京串聯。火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邊還躺著位捷足先登的女紅衛兵，外語學院的。挨挨蹭蹭的誰也沒有心動過速的異常。車過泰安氣溫陡降，我們還合蓋一件風雨衣，這幅圖景今天看來挺粉色的。但是當時的我比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還柳下惠。伊斯蘭教徒到麥加朝聖似的虔誠“淨化”了我們。

　　我在北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參加了關鋒接見，又經人大附中、清華大學幾名高幹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樓，參加了“九·一五”紅衛兵檢閱。當“東方紅”樂曲驟然響起，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佩紅衛兵袖章在林彪、周總理陪同下向我們步步走近時，我的每根神經都在抖顫，每個細胞都在擴張，眼淚嘩嘩地滾下來，我身後一個女紅衛兵幸福得昏死過去……接見完已是黃昏，我以百米衝刺的高速奔進電報大樓。樓廳裏正播送“凡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氣連寫4份，每份電文都長400多字。我要讓複旦、定海、媽媽和兄嫂及寶山的貧下中農分享我的幸福！若幹年後，在四川甘孜地區，我目睹一長串佛門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滿頭鮮血的情狀，我才理解這種“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進京的另一條所得是高幹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內幕新聞以及各大專院校大字報揭示的真假摻和的材料。對黨的崇敬感，對大人物的崇拜感層層剝落了。我衝騰著幻滅的激憤和由此引發的要廝拚的衝動。與此同時，中央文革越加鮮明地支持紅衛兵造反，強調“造反有理”、“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警告各級領導“不要幹預他們的革命行動”。

　　蠱惑、誘騙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進行，本就缺乏辨別力的我們格外有恃無恐。在小說《霧》中，我把紅衛兵比喻為西班牙鬥牛。“鬥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鬥牛士用大紅布挑逗它，撩撥它，它野性勃發噴著鼻息低著腦殼高翹彎角，衝撞、踢、搏殺。結果是長矛戳入背脊，短劍穿透心髒，在狂熱的歡呼聲中訇然倒下！”這是我的自畫像，也是一代紅衛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滬後我以百倍的狂熱投入狂潮。

　　組織並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會……

　　發起複旦團委門前的靜坐活動……

　　支持、協助徐景賢、朱永嘉在市委後院造反……

　　組織、參與搶“黑材料”活動……

　　發起、組織上海“紅三司”總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劇轉的陀螺。

　　11月，重建“紅三司”總部，我被一致推舉為勤務組負責人，人稱“安司令”，下轄大專院校中專技校等紅衛兵近10萬人。狂飆推我上濤頭，我三分疑慮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時候，當頭頭無需看檔案査閱曆級級報批，關鍵看文革中的膽、識、才。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驚人。呱噠呱噠，不用片紙可以說上三四個鍾點且絕少破句。這也許得益於“四清”運動的鍛煉。

　　那時候，當頭頭也簡單，關鍵在你本身的感召力、凝聚力。這一點也不難。封建宗法觀念體現在紅衛兵組織裏是對頭頭的絕對服從，這是愚盲、迷信的擴展、下移，是喪失獨人格的紅衛兵對強權的不自覺依附。有些紅衛兵以見到安司令為榮，可見他們瞳仁裏的安司令也有一輪光圈。我不再是真實的我了！理當悲哀的我，彼時彼地卻很得意，自以為挺偉大的。我自已弄不清我是誰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話：“什麽樣的民眾產生什麽樣的領袖。”推而論之，要是沒有8億人民的崇拜愛戴，毛澤東同誌的個人迷信也不會那麽嚴重。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從某種意義上說，神化的毛澤東是中國人自己種出來的。紅衛兵本著“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但是無論是思想武器還是行為方式、組織形式都有著封建主義的深刻烙印，這就決定了紅衛兵運動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性質和它必然潰滅的命運。

　　可怕的是崇拜的偶像被當成了萬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時也被當作小偶像被人崇拜。

三

　　1967年1月，上海發“瘧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奪權風暴使它高燒。我也在“一月風暴”中從沸點跌向冰點。

　　1月1日，我指揮近千名“紅三司”戰士浩浩蕩蕩衝進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偌大狗膽？一有元旦社論的指示：“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長的具體指示。“公安機關是地地道道的黑窩子”（江青）；“大多數公、檢、法機關都是死保當地走資派、鎮壓革命群眾的。不把原來的那一套壞東西徹底砸爛，就永遠跟不上毛澤東思想”（謝富治）。三是奪權態勢的推動。《文匯報》被造反派接管後，毛澤東高度讚揚：“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風暴驟起。“工總司”、“紅革會”、“炮司”、同濟“東方紅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團”……以“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氣勢先後接管華東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務局、鐵路局……巍巍機關成風化岩石，沉沉烏紗似秋風落葉。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風暴”。陳丕顯、曹荻秋望風興歎；張春橋、姚文元彈冠相慶！我們“紅三司”豈敢落後又豈肯落後。

　　下午4時許，王洪文帶一批其他組織的頭頭闖進公安局，要求和我們聯合接管。我心裏明白他們無非是想“利益均沾”，但還是佯裝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聯合接管委員會成立，我任主任委員。媽媽聽說後嚇得語無倫次，我卻傲然一笑。

　　文革進行到1月，上海已成三強鼎立之勢：市委機關聯絡站，上海工人造反隊，造反派紅衛兵。“機聯站”的秀才擺出“上海文革小組”的架勢發號施令，人少權大；“工總司”得毛主席肯定，張春橋撐腰，勢力日盛；惟有大學紅衛兵已成強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勢、失寵的可能。中國知識分子在曆次大變革中的使用價值就是當吹鼓手。隨著運動的發展，造反派到了奪權階段，搶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內訌也趨向白熱化。我們紅衛兵比“工總司”多一點虔誠，但在“一月風暴”中同樣沾染了進京後的劉宗敏、牛金星的氣味。“紅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動機之一就是亮旗子，爭頭功，有明顯的山頭主義。

　　傍晚6時許，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趕來，一個個拉長嘴角宣布退出聯合接管。王洪文責令我“兩小時內撤出”。我躁火躥了幾丈高，罵他“變色蟲”。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對你們采取革命行動！”我們就唱：“滾滾滾！滾你媽的蛋！”當時的王洪文隻不過是工人造反派的頭頭，紅衛兵們不太買他的帳。但他兩小時內的突變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轉彎的幕後人物。我估計是張春橋，其他人沒有左右王洪文的能耐。不久，朱永嘉從丁香花園急匆匆趕來，把我拽進廁所，好意地勸我撤退。他說：“春橋表了態：不支持。”又責怪我：“這麽重大的行動怎麽能不向他請示！”我的情緒大跌。張春橋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態等於最終判決。我能不懊喪嗎？張春橋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聞，扶徐景賢疏郭仁傑，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親我者賢、疏我者賊那一套。8點差一刻，公安局門口貼出了大字報：“張春橋同誌指示：對‘紅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對，三不表態。”這是不表態的表態。這對我是迎頭一悶棍，我心裏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潛逃。但我裝得鎮定自若，一邊電令複旦、交大師院、政法學院派人增援，一邊把在局的其他組織頭頭和代表約近50人請進會議室，向他們介紹情況。介紹會變成辯論會，唇槍舌劍的鬥得很激烈。好在我有政法“紅三司”提供的關於公安局領導支持“走資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內部造反派提供的關於黃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摻和的、從政治言論到生活作風的第一手資料。4小時的辯論中我始終占著上風。“工總司”的一位代表當場撕了“工總司”證件，說：“我支持你們！”“財革會”頭頭說：“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首都紅衛兵駐滬聯絡站代表說：“北京紅衛兵願作你們的後盾！”我卻沒有興奮的感覺，我明白，決定勝負的關鍵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裏擠滿了“紅三司”戰士。對組織的忠誠，對頭頭的信賴，使他們無需思考地站到了張春橋的對立麵。隆冬的子夜，北風淒厲，成千的紅衛兵正唱著如泣如訴催人泣下的歌：“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其中一段話是：“一切無產階級的革命派，應當像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那樣，在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下，進一步聯合起來，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的領導權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裏……自己掌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自己掌握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及時明確的仲裁嗬。我當時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尤其是“自己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一句不啻是最明朗的肯定。徹夜不眠的上千紅衛兵狂呼：“我們勝利啦！”“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我也感動得涕淚橫流。上午，“工總司”等27個造反組織主動上門承認“有個認識過程”，表示要發出支持我們的《聯合聲明》以挽回影響。下午，張春橋親自召見，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說：“我的態度嘛，一句話：我支持你們。”事後才明白，當天深夜，他就“紅三司”接管公安局請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領導，答複是“要堅決支持。”我壓下心中的不滿，即令下屬組織馬上把“春橋同誌支持我們”的標語刷滿全上海。

　　坦白說，在公安局問題上，我與張春橋、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則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風暴”的組成部分，是大亂上海的錯誤行動。實質上是為張春橋實施坐鎮上海掀起全國性奪權風暴服務的。不久，張始而反對繼而支持的反複造成了造成派內部的公開對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劃線的偏窄心理和文過飾非的詭詐嘴臉，這是促成我們日後炮打張春橋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趕回複旦，針對“紅革會”在公安局接管問題上站在王洪文一邊，炮製了《向紅革會某些負責人大喝一聲》的大字報，指控他們“製造分裂，排斥異己”，“學市儈爭名奪利”。次日，“紅革會”貼出《是誰製造分裂》的大字報，指控我們是“腦袋開始發修的投機商”。隨即，我們又貼出《分歧從何而來〉的反駁大字報。紅衛兵開始第二次裂變。因為上海三大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都是複旦學生，馬立新、勞元一、周穀聲和我。複旦因此被張春橋稱作“藏龍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窩”，被徐景賢稱作“上海的晴雨表”。複旦園的內戰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這場內戰的禍首之一。

　　紅衛兵運動在1967年1月達到峰巔，也開始了衰敗。

　　在中央文革小組等一夥的眼中，大學紅衛兵完成了“曆史使命”，漸漸失去使用價值，甚至成了某種累贅。於是，在兩報一刊上再看不到《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而是“要鬥私批修”、“要向工人階級學習”的教誨。也就是說，你們到了革自己命的階段。始亂之，終棄之，大學紅衛兵是可悲的；但這種被棄使我們沒有在極左道路上滑得更深更遠，其中一部分開始自省，這又是紅衛兵的大幸。

四

　　1967年1月28日，複旦大學爆發了震驚全國的“炮打張春橋事件”。我作為組織領導者之一，不久被押上批鬥台，我的生活與思想也發生了急轉彎。命運替我劃了條黑色的孤線。

　　1979年，有人稱這一事件是“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先聲”。我覺得，不承認這一事件對“四人幫”的衝擊，以及客觀上有助於群眾對“四人幫”的認識固然有失公允，但是過高的溢美之辭也不符合我們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從沒想過要去充當反“四人幫”的英雄，就像我從不認為自己是紅衛兵暴徒一樣。我之所以炮打張春橋，原因有三：

　　一是對張春橋劣性的直覺與敏感。任何東西隔遠了看有一種“朦朧美”，走近看或鑽進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這人至今還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對聶元梓、蒯大富以至張春橋，一接觸就沒有好感。1月中旬，在一次張主持的聯席會議上，他突然提出讓上海戲劇學院的趙某參加會議。趙是“紅三司”發起人之一，後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資等行為經張春橋默許關進了地牢。出來後，他拚湊個“上三司”在上海到處張貼“立即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級馬屁拍得正是時候，昔日階下囚成了今日座上賓。我很反感，覺得張是搞培植親信寵納小人的一套。加上接管公安局時，張的“三不指示”以及12日接見時的文過飾非，我覺得此人不坦蕩、不磊落，沒有左派味。

　　二是懷疑一切的理論驅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前身，張春橋取的怪名）的成立標誌著上海運動的新階段，“走資派”倒了以後，狂勁尚足的紅衛兵尋找著新的宣泄口。愈演愈烈的內戰是其一，把矛頭指向新政權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懷疑一切”成了最時髦的口號。當時，對張春橋的懷疑還沒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竇一開也就該挨炮了。張不是舊委的文教書記嗎？舊市委執行修正主義路線他就一身潔白？他老婆文靜不是有曆史問題嗎？親不親，階級分。他老張屁股沒坐歪嗎？這麽追下去，確實不幹淨的張春橋也就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對文革中極左惡行的本能反叛。我這個人受家庭影響和西方書籍熏陶，人情味很重。這是我在文革中不參加武鬥、不參加抄家的內在原因。我一邊在狂濤中衝浪，一邊在濃霧中迷茫……在理性灰飛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淚、屍體實在是太多太多。跳樓的外文係教師裸露的白腎，上吊的化學係教師暴突的眼睛，蘇步青頭上淋漓的墨水，謝希德胸前沉重的木牌……交織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惡夢。我厭惡暴力，同情弱者，因為我本就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又在弄潮的位置。盡管我自己不參與武鬥、抄家，但這也隻是“君子遠庖廚”的偽善。這是想擺脫又無法擺脫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勞動，住在與我相鄰的房間裏，每天拿長條帚清掃廁所。我曾以中文係學生的身份私下找他交談過兩次，聽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談他的身世和創作。我心裏驅不散對他的敬重。18年後，我寫了頗得好評的散文《“清潔工”巴金》，發在《星火》上，我是誠摯的……另一次，我去參加上海師院“紅三司”女紅衛兵E的追悼大會，她是在外地串聯宣傳最新指示時被流彈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時聲淚俱下的講話，號召大家向她學習。但內卻有個聲音在叫：“不值！不該！”她父母成份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讓他們上台。我一拍桌子責令主持人去請。但她的爸爸擺擺手，她的媽媽搖搖頭，我的心也鉛一般沉……尚未泯滅的良知與“文化革命”潛意識的對立和抗爭在炮打中尋到了噴發的裂隙。

　　這三大因素再加上“毛主席對張春橋有看法，遲遲不發上海公社成立的報道”這類小道消息的鼓動，還有聽說“紅革會”、“炮司”正準備搞張春橋後不甘落後而淪為新保皇派的山頭主義考慮，扭合成我奮而炮打張春橋的動力。“四人幫”垮台後，有人攻擊我們打張是“爭權奪利”，這是無聊！而參加過炮打的一些人又掛出先知先覺的麵孔，這同樣是無聊！起碼，我自以為既非跳蚤亦非龍種。對前者我冷冷一笑，對後者我淡淡一笑。反正我就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臭蟲。

　　1月中旬，我們複旦率先貼出了一批言詞含混但所指明確的大字報、大標語：《懷疑一切的革命精神萬歲》，《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警惕反革命兩麵派》。接著又貼出針對徐景賢等機關聯絡站的大字報，企圖從這裏撕開口子再攻背後的張春橋。複旦傷風，上海感冒，來看大字報的人比南京路上的還多。張春橋一夥慌了。大約是22日下午，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負責人召集上海各群眾團體頭頭開會，一個個點名要大家就複旦大字報表態，我虛晃一槍說：“沒有材料證明張春橋有嚴重問題，我就承認他是革命左派。”而周穀聲、胡守鈞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說“相信群眾嘛，你們緊張個屁！”當天晚上，“機聯站”二把手郭××把我請到家裏吃狗肉，他勸我：“頭腦不要發熱！不要摔了跟頭還不知道怎麽摔的。”又透露：“徐景賢和我想讓你進市寫作班子，春橋、文元也沒意見。不過，你現在還沒畢業又當著頭頭。畢業後再說吧。”我不是傻瓜，這塊誘餌我不會吞。郭××個性耿直，向來直來直去，那天說話卻彎彎繞，我估計他是替張春橋、徐景賢當說客。1月26日，“紅革會”、“紅三司”、“炮司”三軍倒戈，直接把矛頭戳向張春橋：《再問張春橋二十個為什麽》，《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我們不保》……從全市湧來看大字報的人把大字報區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軌電車出現通車史上第一個高峰。下午，張春橋應約到友誼電影院會見600多“紅革會”戰士，遭到長達6小時的圍攻、訓斥。同日，複旦“紅革會”派兵奇襲丁香花園，綁架了徐景賢、郭××，並關押在複旦外文樓。28日夜，張春橋以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軍某師郭政委，動用全副武裝的吉普車2輛，三人摩托18輛衝進複旦園，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並對騷動的複旦紅衛兵實施武力警告。這顯然是火上加油的敗招。內戰未息的三派在高壓下迅即結成了“反張神聖同盟”。原本在觀望猶疑的學生也在槍口下呼出了“保衛複旦園”的口號。深夜召開的全校大會群情激昂，吼聲震天。那一天陰雨霏霏，可我渾身燥熱。“媽的！把槍對準我們紅衛兵等於對準偉大統帥毛主席！”我的幾個朋友勸我不要急於表態，再看看發展動態。我說：“不行！張春橋動槍，我們起碼得動口、動筆！”我急匆匆趕到大禮堂，和兩天前還在打內戰的“紅革會”頭頭緊緊握手。在會上作了《再問張春橋八個為什麽》的鼓動性發言。會開了兩個多小時，調門越來越高，火藥味越來越濃。最後，大會一致決定：1月30日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性炮打張春橋的誓師大會，會後舉行反張示威遊行。口號是：“萬炮齊轟張春橋！”

　　當時我很樂觀，得意地認為，就憑我們的大示威足以使張春橋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計錯了。29日淩晨，“工總司”、同濟“東方紅公社”等宣傳車開進複旦，大量散發油印的《中央文革特急電報》。電文措詞十分嚴厲，其中第五條雲：“希望複旦的同學們，幫助某些負賁人立即改正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我們將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後果應當由製造這次事件的某些負責人和幕後的操縱者負責。”這是整個文革過程中，中央文革發給紅衛兵的唯一的特急電報。當天，徐景賢、郭××坐車駛出複旦，上海其他保張組織變相占領複旦園。

　　我們對特急電報的真實性心存疑問，總覺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這種方式，這種語氣對待革命小將。我們沒有意識到隨著“文革”進入全麵奪權階段，紅衛兵已是過山後的拐杖。已經失寵的我們純粹是自作多情。30日，我們赴京核實電報真偽並伺機告狀。先到北大找聶元鋅，聶借口離不開會場拒絕見麵。再到清華找蒯大富，蒯司令說電報是經江青、康生批閱後拍發的。他說了句聰明話：“曆史要為現實服務。上海能亂嗎？張春橋能倒嗎？”我茅塞頓開！上海已成奪權樣板，張春橋是“一月風暴”大功臣。現實需要他，他就倒不了！這就叫“一切從革命利益出發”！我夠蠢夠愚夠天真的了！

　　其實，反思我所見過的政治鬥爭，有哪一次沒有輿論一律、味道濃烈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當時，我沒有這份認識，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腦殼也降溫，這是“自我回歸”的開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誰要自我就得準備受批判！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們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標語：“堅決反擊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壞頭頭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絞死勞元一！”“砸爛周穀聲！”“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會上作檢查，我用了三個小時。郭××指示將我的檢査錄音翻印成冊由大家評點，結論是“不是檢查而是辯護詞”。接著在文化廣場召開近8萬人參加的全市性批判會。押上台的是我、勞元一、馬立新、周穀聲，主持人是郭××、徐景賢、王洪文等。然後，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財經學院，再到華東政法學院……好在是“紅三司”占絕對優勢的院校，戰友們對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說得過火處別放在心上，批判嘛。”在複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極少數看風派，極個別對中央文革懷著真誠感情的同學，誰也沒想要和“壞頭頭”劃清界限。在“紅三司”整風會上，大家還叫我作動員報告。郭××氣得罵：“怪事一樁！讓安司令作整風動員報告，整誰的風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個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個人卻很難！這大概是有某種規律的。

　　其實，我自己把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許多我也得到了許多：我糊塗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虧換來個大明白：我沒有腦袋！

　　虔誠的教徒有寧靜的心境。癲狂的白癡沒有痛苦的神經。我虔誠過，我癲狂過。一旦清醒，接踵而來的便是痛苦。這種痛苦由於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標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滅，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憤，被誘奸的恥辱把我壓進思索、尋覓的煉獄……

　　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小劉曾在3月初來看我，他忿忿地說：“你還忙乎些啥啊！老子算看透了！紅衛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們傻不愣兒的造反呀奪權呀，到頭來肥了誰？！中央文革一幫酸秀才唄！北京的老紅衛兵除了蒯大富他們幾個既得利益者還在鬧騰，誰不是透心涼的！”他還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華附中卜大華一夥公開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個高幹子弟竄到憑祥越過國境線到越南參加抗美鬥爭；有一名老紅衛兵絕望得割動脈自殺……他淒苦地笑著說：“完啦！我們毀掉的東西很多，包括我們自己。”這句話激起我強烈的共鳴，在我耳廓裏震響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劉是高幹子弟，這使我很難接受他的許多尖銳的觀點。他甚至毫不隱諱地批評“毛主席晚年糊塗了”，說“母雞司晨天下必亂”等等，這在當時我是絕對接受不了的，我還不敢往更深層去想。也許是我多一點工農子弟樸素的階級感情，也許是我對某些高幹子弟有不可名狀的反感。

　　1966年5月29日，創造“紅衛兵”一詞的是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最早掄銅頭皮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幹子弟，最早殺向全國串聯播火的是高幹子弟……他們耳聰目敏，他們悍勇敢鬥，他們有恃無恐。他們最早感悟到“亡黨亡國”的危險，於是最早噴發“誓死捍衛”的激情。他們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於是高呼“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革命兒接班”，要害是接班。他們認為自己是父輩打下的江山的當然衛兵，於是傲岸地宣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他們不乏虔誠和忠貞，也不乏桀驁和狂悖。當文革進入揭批資反路線階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竄，烏紗紛紛墜地，大院陰風淒雨時，他們震驚地發現自己的父輩一夜之間成了“叛徒”、“特務”、“走資派”，自己由當然的“紅五類”淪為“黑七類”時，他們像錢塘大潮洶湧而興急遽而退。於是，他們最早撕毀紅衛兵大旗，最早發起對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衝擊。待十年浩劫過去，他們中的一部分在磨難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於營修失而複得的樓園，也有相當一部分聲色犬馬利用昔日的權勢、父輩的威望，以十倍的瘋狂向社會討索青春失落的利息——這是一頁某些人不願或不敢過多翻閱的曆史！我認為，他們的功過是非放在中國這塊宗法觀念濃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難作出公正的判斷。遺憾的是這一批紅衛兵的重要群體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特別是在揪“三種人”時，大概因為退潮早而被遺忘。有一位豪門千金，曾是狂暴地揪鬥毆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組織者之一，這一條放在一般老紅衛兵頭上，夠得上“打砸槍”吧？但是，報刊上出現的是對她的絕對正麵的吹捧。我毫無將誰揪出來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諒受騙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須的，這是民主政治的標記！“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體製的殘餘。

　　炮打受挫後，張春橋指示複旦“重新組織隊伍”。受命主持複旦工作的郭仁傑組織了曠日持久的“反逆流鬥爭”。我在六號樓閣樓上單身獨宿，在迷蒙中尋找自己失落的腦袋……

五

　　1967年春天來了，複旦園還在凜冽的寒風中哆嗦。郭仁傑假傳聖旨說毛主席曾明確表態：“中央文革特急電報有殺勁”，還說炮打張春橋“這筆帳一定要算”。（後來揪郭仁傑，張春橋說他沒傳達過；而郭的筆記本上明明白白記著春橋同誌傳達……”）當時，我如墮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錯在哪裏？又不敢懷疑“最高指示”。第一次懷疑毛主席受了騙，可是“洞察一切”的導師會受騙？我糊塗了，心裏空空蕩蕩的。3月底，我和幾個同學悄然離開複旦到南方去遊山玩水。全國大串聯時，我們滿懷政治熱情留校鬧革命，虧了。現在，憋在複旦挨整當然沒有“忘情於山水之間”灑脫與超然。

　　現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該當一個消遙派。在人人皆瘋時，唯獨逍遙派沒瘋——因為他們沒有瘋的資格。逍遙派基本上是被極左路線排斥在紅衛兵之外的所謂“黑五類”、“狗崽子”。於是，他們有條件、有時間走南闖北遊覽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裏啃書本讀外語，寄托被遺棄被歧視的靈魂。浩劫過後，“兩派都應否定”，唯逍遙派不存在否定問題。因此，一查檔案，他們最清最白。提拔幹部，選派出國，他們成了最理想的人選。我同年級同學中有幾位處、局級領導幹部，沒一個“鐵杆保皇派”，也沒一個“響當當的造反派”。別以為我當官不得發牢騷。不是！當初，一腔赤誠誓死保衛黨中央的工農子弟迄今還有相當一批人被沉重的檔案袋壓著。這使我想起，第一批國民黨戰犯大赦是在他們關押十年之後，他們得到了安置或當了什麽委員之類的。寬容得到報答，豁達得到讚賞。紅衛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對他們20歲左右時的過失何以不能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寬容？！曆史的惡作劇叫人啼笑皆非。我們黨有魄力對沈醉先生等實行統戰，我想更該對紅衛兵統一統的。

　　我們一行偷偷溜出校門向南進發。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蘇……但是，南國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難以使我寵辱皆忘，相反刻下了無法抹去的悲愴。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滅。

　　江南沒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廣州白雲山衣衫檻樓的乞丐向我伸出汙黑的手指；平陸動物園門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帶抽打一位用石子丟過猴子的遊人；陽朔的農田上踽行著人拉的木犁；安順飯館內剛揮去嗡嗡叫的蒼蠅又圍上一大群要飯的孩子；川江岸邊古銅色的纖夫拽拉著逆流而上的破帆；廬山腳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圍觀著一具倒斃的屍體……懂事後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貧窮、寒愴、淒苦的圖景，我給震懵了！從小到大，唱的是“社會主義好”；學的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麵桃花開了”，“地球像顆紅瑪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罵娘的衝動。想起聞一多的詩：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哪裏是你？

　　那是恐怖，是惡夢掛著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迫八麵的風，

　　我問，拳頭擂著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著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在我心裏！

　　……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寫於軍閥混戰時的《發現〉竟和60年代的我產生共鳴，我惶悚，我困惑。我發現自己確是個十足的書生，以前的20多年像浮在虛幻的雲中，腳沒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還有更令人心悸的場景。

　　在貴州安順碰到上海建材學校分配去貴陽的同鄉，他說了許多當地的落後、愚味。在黃果樹竹樓裏，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龕裏點火跪拜，他們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實存在的人，而是菩薩；到重慶，恰遇“反到底”和“紅成”械鬥，當天又聽到《紅岩）作者羅廣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漢，數萬人在政府大院外靜坐絕食，已有一名餓斃；……在九江我聽說贛州打派仗，被俘虜的冶院女學生被押送到農村，最“革命”的懲罰是蹂躪其身心……

　　這就是“全國山河一片紅”？這就是“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收獲最大最大最大”？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

　　天真的我當時還害怕看到幕後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暫時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現實是空洞的理論壓不住的，我開始懷疑“安司令”的價值。

　　鬥牛罷鬥，陀螺減速，我在迷霧中求索。

六

　　4月底重返複旦園，我有一種回囚籠的感覺。櫻花開了，白得像雪。草坪綠了，青得像船。同學們都說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隻有苦澀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立新功。”我心裏想：包袱能放，輕裝做不到了，許許多多的問號沉甸甸地壓著我。

　　同學們在禮堂裏用掌聲歡迎我，我上台隻說了5分鍾，其中3分鍾是請大家起立為羅廣斌默哀。至此，我還能說些什麽？

　　冷眼向洋看複旦，複旦一片壓抑的沉寂。坐鎮複旦的郭××指揮棒失靈，“反逆流”阻力重重。為了控製學校運動，他炮製“共產黨員造反聯絡站”，扶持所謂“輕舟派”，提出“歸口鬧革命”；出版《新複旦》，把我們比作閻王，提出“打倒閻王！”造反派紅衛兵不甘沉默，針鋒相對地提出“讓聯絡站見鬼去吧！”“保護革命小將！盡快解放一批頭頭！”於是，“保郭”與“倒郭”成了複旦的主要矛盾。其實“倒郭”是假，反張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張春橋的暗流正在沉默中匯聚、運行。校門口柏油馬路上刷著兩行右灰水寫的大字：“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複旦人情緒的典型反映。接著，有人貼出《複旦園裏新資反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大字報，“倒郭”由地下轉入公開。

　　紅衛兵是可悲的。我們沒有意識到隨著王洪文、徐景賢們的崛起，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處於退潮的頹勢，再抗爭也徒勞。

　　郭××是可悲的。他心懷被張春橋冷落、在市革會被排斥的怨憤卻又秉承張春橋旨意揮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對我大發“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騷。不幸而言中，最後他被張春橋甩出來含憤自殺。他有所醒悟卻為時已晚。

　　張春橋們扶植的紅衛兵隻有一類，即死心塌地護衛他們的陳敢峰之流。陳是同濟大學“東方紅公社”的頭頭，以看風使舵出名。文革初期，陳丕顯同誌養病。他說：“陳是毛主席肯定的紅小鬼，不能動！”聶元梓到上海煽風點了陳的名，陳敢峰馬上表態：“和上海頭號走資派血戰到底！”1月26日，他打電話向我摸底準備炮打，他接管的鐵路局已在北上列車兩側刷上“炮打張春橋”的大標語，中央文革特急電報一到，他最早組織宣傳車到複旦狂呼：“堅決擁護張春橋的正確領導！”“誓死保衛中央文革！”上海人稱他為“陳看風”毫不冤枉他。可怕的不是投機者的存在而是他們被賞識重用。我想，假如陳敢峰不上大學，他隻是個聰明的福建農民；假如他不搞投機，他隻是個一般的技術人員……結果呢，青雲直上，“市革會”常委、“紅代會”主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直至當了林彪死黨乇維國的妹夫，鋃鐺入獄一命嗚呼！曆史上，投機而得善終的為數寥寥：所以，做人還是率真坦誠為上。陳敢峰被重用對他本人是上火爐，對我卻是個教育。我由此看透∫張春橋一夥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鏡子！

　　上海“紅司”仍認我為頭，但我消極怠工，大權旁落到他人的手裏。我很悠然。

　　複旦“紅衛兵師”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傳，但我不管不問神遊物外。我很坦然。

　　新我沒有找到，舊我決不繼續。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轉型期。

　　大學五年級，按慣例7月分配。我隻盼著早點分配，走向社會，對複旦已毫無眷戀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進校門時我那種欣喜的感覺，像逝去的幻景。5年，一場迷夢，一場惡夢。

　　可是，中央決定，大學生暫不分配，繼續留校鬧革命。又是一桶迎頭冷水。繼續一年？兩年？天曉得。

　　我第一次產生對不起媽媽和哥哥的疚愧。我們班70%的同學享受著助學金，而我這個經濟條件偏下的沒提出過一分錢的申請。總覺得黨和政府送我上大學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該伸手。這份覺悟大大高於某些黨員同學們。為了每個月15元5角的夥食和雜用費，媽媽扳酸了指頭，剛剛從師院畢業的哥哥作出了犧牲。原想讀了5年走上工作崗位，讓媽媽臉上多一絲笑意，讓哥哥少一些拮據。而今還得“革命”且是我漸漸厭倦甚至厭惡的“革命”。

　　我隻有一種選擇：混！

　　忘我的狂熱消淡，自我得失的盤算增長，當時還有腆顏，現在想想倒是跨躍前的後縮，未必不是進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成分是H2O，和別的水沒本質區別，但主客觀原因使我1966年躍上濤頭，1967年又跌向浪穀。也許，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紅衛兵的際遭是類似的。狂熱——迷茫——震驚——壓抑——自省——清醒——抗爭……是大多數紅衛兵的共同心跡。

　　複旦沒有平靜過，校內的“反逆流”、“倒郭”鬥爭、“打楊”戰役、“紅複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聯司”之爭，對“市革會”的衝擊……時陰時雨，就是沒有晴天。從押上文化廣場那天起，我再沒寫過一份大字報，偶爾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發一通很應時的講話，但文革初期的熱情銳減。五角場飯店倒不時光顧，沒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暈暈乎乎蹣蹣跚跚回校園，真有點寵辱皆忘。毛選不太讀了，報紙不常翻了，有時敞開鴨嗓唱幾段京劇樣板戲，聲音倒像野狼嚎。

　　1967年11月4日，空四軍組成所謂軍訓團進駐複旦。他們給學校的公開信中稱：“我們軍訓團的全體同誌、一定拜你們為師，恭恭敬敬地向你們學習，做你們的小學生。”我心裏明白，這隻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麵具。紅衛兵挨整的新時期到了。像無汁可榨的甘蔗渣，紅衛兵是進垃圾筒的時候了。他們進校3個月，我這個兼管宣傳的“紅衛兵師”常委一直與他們藏貓貓。作為軍人，他們無愧是長城的磚石，作為人，他們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軍作為林彪的直控部隊，又受製於張春橋，他們進複旦是狼外婆敲門。果然，進校不久，他們秘密成立了“安文江專案組”、“胡守鈞專案組”，為開刀準備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複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張春橋親臨會場，發表了長篇講話。看來，他對挨複旦炮打耿耿於懷或者說心有餘悸，他說：“小資產階級影響，修正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侵蝕到我們革命造反派隊伍裏來，它可能變幻形式，花樣很多的，變成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歡的毒蛇……我們要準備垮台，有了這個準備就不至於垮台。說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準備就不至於分裂。我希望把複旦大學這個頑固堡壘完全、徹底地占領過來！”有神經的人都聽得出話中暗藏的殺機，文筆很精的張春橋居然在賀詞結尾處使用這等冰冷的語辭，這絕非疏忽。

　　但是，我沒有參加這次慶賀大會，盡管作為革委會成員，我理應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說我“鬧情緒”，這也不算冤枉我。在複旦革委會籌備時直至徐景賢出麵平衡班子組成，我始終在常委席，但成立當天突然降為委員。軍代表老魏解釋說：“你應該清楚，你父親有曆史問題！”我直視著他說：“當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誌的父親，春橋同誌的父親都是曆史清白的‘紅五類’！”這句話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魯迅罵過的漢奸早已不是秘密，張父張開益出身地主任過軍閥軍職我是聽市委某同誌私下議論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頭說一句“要正確對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夠正確的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頭因拇指砍傷得破傷風去世，祖母28歲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兒送給一戶村夫當童養媳，自已攜兒子到上海當傭人。我父親16歲當工人，以後當海員，40年代中期因輪船公司裁員，失業回舟山，迫於生計當了年餘稅收員，掛過沒子彈的駁殼槍，在西安事變解決的定海慶祝會上，他和遊行者一起的確喊過“蔣委員長萬歲”……曆史問題？！哈！蒯大富說得妙：“曆史要為現實服務。”張春橋等人在我入閣校革會問題上僅僅是執行“階級路線”嗎？我心裏明白：隻要在張某人統轄的上海，我安某人絕無出頭之日。所以，謀官而不得的情緒本人沒有，由此遭人議論或者憐憫的忿懣情緒倒是有的。新聞係某君勸我：“會還是去開，否則老張會怎麽想？”我說：“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唄。”掩飾自我充當人生大舞台的演員，比如說滿臉嗲笑地上台對張春橋說：“您好！”這需要高超的技藝。我沒有，至今也學不會。為此吃了許多虧，還是學不會。

　　在這一年中，我過得稀裏糊塗，也不想多說。震撼全球的武力鎮壓“上柴聯司”前夜，我接到總部電話，說可以去“前線指揮部”觀戰，我提不起勁來沒有去。第二天淩晨我去“市革會”，隻見大廳裏躺滿傷員，才知道張春橋策動、王洪文等人指揮的這場血戰是何等激烈，何等殘酷。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規模械鬥，組織者竟是“工總司”（實際指揮者是張春橋為首的“市革會”）。對“聯司”，我的觀點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聯派，“紅三司”的多數持反聯態度，支持“東方紅”。但對他們反對“市革會”，隱射張春橋又覺得快意。第三天，張春橋說：“砸‘聯司’當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車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說：‘看起來，上海市民挺高興的嘛。’”意思是說，毛主席支持砸“聯司”，這一筆曆史血債誰又敢算。不過，我懷疑他扯虎皮，因為毛主席一貫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文化革命”演化為血流成河的慘劇顯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難收了。

　　不久，以“紅革會”為首，複旦園掀起第二次炮打張春橋運動。這一次，口號更激烈，但逆轉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隻充當了熱情的觀眾，幕後的鼓吹者，沒有公開跳出來疾叫。是膽怯？是保張？不是。教訓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沒有中央表態也沒用。隻要張有“現實價值”，什麽“曆史問題”、“現實問題”都壓不倒他。我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量，以為打倒“走資派”成立紅色新政權有我們群眾運動的大功勞。其實，我們隻是被少數人作為“運動群眾”的對象而已。如列寧所批評的：知識分子的叫囂聲比他們的力量大千百倍。我們卻把口氣當作力氣，想推翻一切，創造一切。智者的無知！

　　毛主席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人民日報》說：“對於紅衛兵小將也必須作階級分析。”“如果不能正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任憑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自己的頭腦裏泛濫，那就有被階級敵人利用的危險。”毛主席隨即發表“要鬥私批修”的著名號召……溫度越降越低，態度越來越嚴，直到1968年7月大學紅衛兵們被貶斥為“臭老九”，工宣隊捧著仿造的芒果殺氣騰騰地開進了複旦園。紅衛兵運動進入了沒落期！說句刻薄話，紅衛兵真叫禍人開始禍己告終！“狗”打跑了，打狗棍的最好歸宿是灶膛！

　　當然，那時的我全沒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識，隻有澀辣的敏感。敏感積多了變成不滿。不滿積多了變成牢騷。牢騷不敢發作便退穩、逍遙。